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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西方据优勢地位時的世界，1763-1914年
（一）优勢的基礎
從1763至1914年的一個半世紀，作為歐洲獲得對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霸權的時期，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据有顯著地位。
1763年時，歐洲僅在非洲和亞洲有一些沿海据點，還遠遠不是世界的主人。
然而，到1914時，歐洲諸強國已并吞整個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對亞洲的控制；這种控制或者是直接的。
如在印度和東南亞，或者是間接的，如在中國帝國和奧斯曼帝國。
歐洲之所以能進行這种前所未有的擴張，是因為三大革命——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給了歐洲以不可阻擋的推動力和力量。
這些革命有兩個特點可以在這里特別提一下。
一個特點是，它們在1763年以前就在扎實地進行著。
英國內戰即政治革命的一個主要階段發生于17世紀40年代。
科學革命主要發生在從哥白尼發表《天体運行論》（1543年）至牛頓發表《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1687年）之間的一個半世紀里。
同樣，工業革命的根源可在歷和17世紀中找到；那時，西北歐國家“充滿著如系統的机械發明、公司組織以及對金融財團和貿易公司的股票的投机之類真正的資本主義現象”。
但是，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響都是直到19世紀才被充分地感覺到。
這就是在本篇而不是在本書前面部分中考察它們的主要原因。
關于這些革命，須特別提到的另一特點是，它們并不是平行或獨立地進行的。
它們互相依賴，連續地一者對另一者起作用。
牛頓對支配天体運動的若干定律的發現和達爾文關于生物進化的理論，對政治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
同樣，近代民族主義若無印刷和電報之類的技術新發明，是完全難以想象的。
反之亦然，政治影響了科學，給科學進步以強有力的促進的法國革命就是其中一例。
政治還影響了經濟，這一點英國制造商約翰·威爾金森講得很清楚；他直截了當地說，“制造業和商業總是在教會和國王干預最少的地方最繁榮。”
在分析了歐洲三大革命的性質和發展以后，我們將在本卷第三編以下章節中探索它們對世界各地區的影響。
我們將看到，它們是如何使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的歐化、非洲的分割以及對亞洲的支配成為可能。
第十章 科學革命
所謂科學革命……胜過自基督教興起以來的一切事物，使文藝复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均降為僅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個事件，僅僅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內部的替換。
…科學革命作為現代世界和現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聳現，以致我們對歐洲歷史時期的通常的划分已成為一种時代錯誤，成為一种阻礙物。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
不到400年的時間，即大約6個平均生命期，把哥白尼的成果与愛因斯坦的成果分隔開來。
不過，在這短暫的一段時間內，科學已從少數熱心之士的秘密副業發展為也許可恰當稱為現代文明的支配力量的東西。
今天，科學的主要特點在于其不斷加快的發展速度。
1899年，英國著名博物學家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出版了一部著作，題名為《奇妙的世紀》。
他指的是他所處的19世紀；在他看來，19世紀經歷的科學進步較人類先前所有世紀經歷的還要多。
然而今天，我們又能夸口說，2O世紀上半世紀中所做的科學工作比以往全部歷史中所做的還要多。
回顧起來，似乎科學革命甚至比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具有更大的意義。
農業革命使文明成為可能，但是，一旦前進了這一大步，農業就沒再作出進一步的貢獻。
科學則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法而不斷地穩步發展。
科學本身包含了無限進步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記住過去數世紀的科學成就和它現今日益加快的發展速度，那么，我們對科學的惊人的可能性和意義即使不了解，也可以正确估价。
此外，科學是人類全体的；由于科學以客觀的研究法為基礎，關于科學的种种提議已為人們所普遍贊同。
科學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個產物。
實際上，正是科學及与它有關的技術，使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成為可能。
因此，從前的從屬民族如今正力求通過弄清楚西方對人類作出偉大而獨特的貢獻的秘密來矯正不平衡狀態。
這就是為什么科學革命對研究世界歷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本章將探索這一重大的科學革命從它在近代初期的早期階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發展過程。
一、科學革命的根源
科學的根源可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古典時代的希腊和中世紀的穆斯林世界。
不過，科學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
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學才成為一般社會的組成部分。
或者換句話說，只是在西方，哲學家-科學家与匠人才實現聯合，互相促進。
因此，正是這种科學与社會的聯合、科學家与匠人的聯合，大大促成科學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榮。
所有人類社會中的匠人都發展了狩獵、捕魚、務農以及加工木頭、石塊、金屬、禾本科植物、纖維、塊根植物和獸皮等方面的某些技術。
他們通過觀察和試驗，逐步改進自己的技術，有時使技術達到很高的水平，如愛斯基摩人就是這樣。
不過，所有近代以前的社會所取得的進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顯的限制。
原因在于，匠人僅僅對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感興趣，并不為根本的化學原理或机械原理操心。
他們對因果現象之間的關系不探究。
總之，明确說來，匠人關心的是技術上的實際知識，而不是科學上的潛在原因。
這一點的意義可用詹姆斯·布賴恩特·科南特給科學下的定義予以表明；科南特將科學定義為“通過實驗和觀察發展起來并引起進一步的實驗和觀察的一系列互相聯系的概念系統。”
按照科南特的定義，“概念系統”构成科學的基礎。
顯而易見，匠人缺乏“概念系統”。
相反，這樣的系統歷來是哲學家（在近代以前的時代，知識分子通常稱為哲學家）所關心的。
然而，眾所周知，這些哲學家對于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既不了解，也無能力處理。
他們認為自己是超脫世事的，把時間用于思索永恒的真理或試圖使一個支离破碎的世界成為人的頭腦所能理解的東西。
無容置疑，哲學家和匠人在某些時代里确曾一道工作，使复雜的歷法、導航設備和古代的日常儀式得以產生。
然而，實情仍舊是，直到近代以前，發展的趨勢始終是朝著分离——朝著思想家与勞動者相分离的方向進行。
西方的偉大成就是使這兩者聯合起來。
知道實際知識与了解潛在原因的結合，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推進了科學的發展，使科學成為今日的支配力量。
為什么這一划時代的發展會出現在西方呢？一個原因在于文藝复興的人文主義學術成就。
學者和藝術家強烈反對中世紀的整個生活方式，努力創造盡可能与古典時代的生活力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
他們不再希望通過穆斯林和經院哲學家的變形眼鏡來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資料，親自掘起雕像、閱讀原文。
他們可以接近的不僅有柏拉圖和亞里土多德，還有歐几里德和阿基米德；這些學者曾促進了物理學和數學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從各門生物科學中得到的鼓舞。
醫生們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倫的全部著作，博物學家們則研究了亞里士多德、迪奧斯科里斯和泰奧弗拉斯托斯的著作。
但是，應該強調，文藝复興還有反科學的另一面，巫術和對魔鬼的研究的复興就是一個例證（見第二章第二節）。
若無西歐的縮小匠人与學者之間的鴻溝的有利的社會環境，人類學識上的這些成果獨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學革命。
匠人在文藝复興期間并不象在古典時代和中世紀時代那樣受鄙視。
人們尊重紡紗、織布、制陶術、玻璃制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采礦和冶金術方面的實用工藝。
在文藝复興時期的歐洲，所有這些行業都由自由民而不是象在古典時代那樣由奴隸經管。
這些自由民在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上并不象中世紀的匠人那樣与統治集團相距很遠。
文藝复興期間工匠的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學者之間自文明開始以來一向非常脆弱的聯系能得到加強。
他們各自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工匠擁有古代的舊技術，并在舊技術上添加了中世紀期間發展起來的新發明。
同樣，學者提供了關于被重新發現的古代、關于中世紀的科學的种种事實、推測及傳統做法。
這兩條途徑的融合是很緩慢的，但最終，它們引起一個爆發性的聯合。
与工匠和學者的這种聯合密切聯系的是勞動和各學者或科學家的思想的相應的聯合。
在古代，存在著一种反對創造性的學習与体力勞動相結合的強烈偏見。
這种偏見大概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勞動与奴隸制度相聯系；它甚至在奴隸制度几乎消失以后，仍存留于中世紀歐洲。
“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在“自由”藝術和“奴隸”藝術之間、在僅僅靠頭腦完成的工作和改變了物質形態的工作之間划界線。
例如，詩人、邏輯學家和數學家屬于第一類別，雕刻家、釉工和鐵器工人則屬于第二類別。
這种兩分法的有害影響在醫學領域表現得非常明顯。
內科醫生的工作沒有改變物質形態，所以被認為是“自由的”，而外科醫生的工作按照同一標准則被看作是“奴隸的”。
因此，實驗受到輕視，活体解剖被認為是非法的、令人厭惡的。
威廉·哈維（1578-1657年）之所以能作出關于心髒和血液的運動的偉大發現，是因為他堅決不理睬對体力勞動的這种藐視。
數十年間，他一直進行各种艱苦的實驗。
他切開從大動物到小昆虫的种种生物的動脈和靜脈，謹慎、耐心地觀察和記錄血液的流動和心髒的運動。
他還利用新的放大鏡來觀察螞蜂、大黃蜂和蒼蠅。
這一步驟在今天似乎是切合實際、明擺著的，但在哈維的時代，肯定是既不合理，也不顯而易見的。
据當時杰出的神學家理查德·胡克所說，理性而非實驗，才是“人類獲得關于合理和不合理的事物的知識”的手段。
胡克的這句話是我們難以理解的；這表明科學革命對我們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是如何根本且無孔不入。
但是，對哈維來說，工作于17世紀初葉、堅持實驗的方法，是一個需要勇气和獻身的、令人難于忍受的智力上的嚴峻考驗。
地理大發現和海外地區的開辟也促進了科學的發展。
新的植物、新的動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人們和新的人類社會相繼被發現，所有這些都向傳統的思想和設想提出了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偉大的科學倡導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著作中，有許多地方是借用遠航探險作比喻。
培根表示自己渴望成為新的知識世界中的哥倫布。
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兩岸的懸岩（舊知識的象征），駛入大西洋，以尋找新的、更有用的知識。
事實上，他曾明确地說過，“通過在我們時代已開始習以為常的遠距离的航海和旅行，人們已揭露和發現了自然界中許多可使哲學得到新的光亮的事物。”
歐洲的科學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同時發生的經濟革命。
近代初期，西歐的商業和工業有了迅速發展。
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隨著遠東、東印度群島、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新的海外市場的出現而大幅度增長。
工業也取得了顯著收益，尤其是在英國；英國采煤和煉鐵業的發展為后來的工業革命打下了基礎。
這些經濟上的進步導致技術上的進步；后者轉而又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和受到科學的促進。
遠洋貿易引起對造船和航海業的巨大需求。
為了制造羅盤、地圖和儀器，出現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數學上受過訓練的工匠。
航海學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相繼開辦，天文學由于其明顯的實用价值而得到認真的研究。
同樣，采礦工業的需求引起動力傳送和抽机方面的進步。
這證明是重新開始關心机械原理和液壓原理的起點。
同樣，冶金業是化學取得顯著進步的主要原因。
日漸擴大的采礦作業使新礦石甚至新金屬如鉍、鋅和鈷顯露出來。
分离和處理這些新礦石和新金屬的技術必須用類推法找到，并以痛苦的經驗予以矯正。
但是，這樣做時，化學的一般原理開始形成，其中包括氧化和還原、蒸餾和混合的原理。
這些成就給了科學家即哲學家以自信和信心，使他們堅信自己是一個新時代的先驅。
早在1530年，法國國王的醫生瓊·費尼爾就寫道：
但是，倘使我們的長者及其前輩如他們的先人一樣只是沿著同樣的道路前進，將會怎樣呢？…不，正相反，在哲學家看來，轉移到新的道路和体系上，不讓貶低者的聲音、古代文化的影響和掌權者的成熟嚇住那些要宣布自己觀點的人，是很有益的。
那樣，每個時代就會產生其自己的大量的新的創造者和新的藝術。
在長達12個世紀的神魂顛倒以后，我們這一時代看到藝術和科學光榮地重新興起。
現在，藝術和科學的輝煌比得上古代，或者說超過了古代。
當今時代在任何方面都無需鄙視自己，無需思暮古人的知識。
……如今，我們對代正在做古人夢想不到的事。
…由于我們的航海者的杰出才能，大洋已被越過，一些新的島嶼已被求現。
印度遙遠的隱密地方已展現出來了。
我們的祖先所不知道的西方的大陸，即所謂的美洲，在很大程度上已開始為人們所了解。
在所有這一切中，在有關天文學方面，帕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舊哲學家曾取得進步，托勒密曾進而作出更大量的貢獻。
然而，他們中間若有誰今日返回人間，就會發現，地理學改變了過去的認識。
我們時代的航海者給了我們一個新的世界。
一個世紀后，這种自信已增長到憑直覺興奮地期待取得人類的未來成就的程度。
1661年，約瑟夫·格蘭德著文先提到“那些杰出的英雄人物”——笛卡爾、伽利略、哈維及其他人，然后開始頗有先見之明地贊美他們正在創造的新世界：
要是那些英雄人物如他們愉快地開始工作時那樣繼續工作下去，他們會用奇跡填滿這個世界。
因此，我并不怀疑后代將發現眼下僅僅是傳說的許多東西在實際現實中得到了證實。
也許若干時代以后，前往南部未探明的地帶的航行，甚至可能是飛往月球的航空，并不比前往美洲的航海更不可思議。
對于跟在我們后面的人們來說，買一對翅膀飛入最遙遠的地區，也許同現在買一雙長統靴去騎馬旅行一樣平凡。
通過合意的運輸工具与東印度群島那樣遙遠的地方進行協商，對后世來說，就象用書面通信交換意見對我們來說那樣平常。
將現在比較荒蕪的世界改變為天堂，從新近的農學來看，或許是可期待的。
1662年，英國有理二世頒發特許狀，成立“促進自然知識的倫敦皇家學會”。
皇家學會的成員們已意識到在技師与科學家之間進行合作的好處，鼓勵并協調全國各專業的成果，以搜集可能促進科學知識的各种資料。
“所有地區都忙于并熱心于這項工作：我們發現每天交給[學會]的許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僅出自博學的、專門的哲學家之手，而且來源于技工的工場、商人的航海、農民的耕地以及紳士的种种運動、養魚塘、獵園和花園。
……”
最初，科學從礦山和工場得到的東西比礦山和工場從科學得到的東西多得多。
在這早期階段，科學并不是經濟生活的組成部分，對科學的利用是少量、偶而的。
甚至在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初葉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也是如此。
但是，到19世紀末，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
科學不再處于附屬的、咨詢的地位：它已開始改造舊工業，甚至創造完全新的工業。
二、17世紀的新宇宙
近代科學最主要的進步發生在与地理學和航海術有密切聯系的天文學領域，是可理解的。
由于15世紀的意大利在經濟和文化上是歐洲最先進的國家，意大利是這一進步的發生地，也是可理解的。
因而，我們發現，以拉丁化名字哥白尼聞名于世的偉大的米科技·科泊尼克（1473一1543年）离開自己的祖國波蘭前往博洛尼亞上大學。
經過6年的學習之后，他回到波蘭，在教會開始了一种積极的生涯。
但是，他還繼續分析研究他在意大利時便已從事的天文學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因為當時對設計一种更精确的歷法人們普遍感興趣。
他采納某些古代哲學家認為太陽而非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觀念，然后論證這种觀念為天体運動提供了一种比傳統的托勒密体系更簡單的解釋。
最遠的是恒星大球，包羅一切，本身是不動的。
它是其他天体的位置和運動必須的參考背景。
有人認為，它也有某种運動；但是，我們將從地球運動出發對這种視變化作另外的解釋。
在行星中土星的位置最遠，30年轉一周；其次是木星，12年轉一周；然后是火星，兩年轉一周。
第四是一年轉一周的地球和同它在一起的月亮。
金星居第五，9個月轉一周；第六為水星，8O天轉一周。
中央就是太陽。
在這華美的殿堂里，為了能同時照亮一切，我們還能把這個發光体放到更好的位置上嗎？太陽被稱為宇宙之燈，宇宙之心，宇宙的主宰。
于是，太陽好象是坐在王位上統率著圍繞它轉的行星家族。
……因此，我們發現，這种順序顯出宇宙具有令人贊歎的對稱性和軌道的運動与大小的和諧，而這是其他方法辦不到的。
1530年，哥白尼印發了其著作的簡短提要；1543年即他去世那年，《天体運行論》全書出版。
雖然哥白尼是有名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但他的假說最初卻受到蔑視。
當地陳述地球每日繞著地軸轉動、每年圍繞太陽運轉時，他是在發表左道邪說，因為按照基督教《圣經》，約書亞已使太陽靜立在天空中不動。
此外，他的假說与常識不一致。
如果地球在旋轉，它的運動不就會產生強大的風嗎？向上拋的物体不就會落后于旋轉中的地球的表面嗎？哥白尼的新天文學使新物理學成為必需。
這一需要由富有的佛羅倫薩人伽利略（1564－1642年）予以滿足。
伽利略的方法是嚴格地以經驗為根据的。
他以實驗上的、可證實的事實反對亞里土多德和經院哲學家的傳統多言。
他起初是個物理學家，關心的是找到地面上運動的規律，以解決軍事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問題。
他還進一步做了力學方面的實驗；在實驗中，他發明了測定微小的時間間隔的更精确的方法，找到了估算空气阻力、摩擦力和存在于自然界的其他阻力的手段，并設想出用抽象的數學術語表達的純粹或絕對的運動、力量和速度。
當時，伽利略在天文學方面的成果影響更大，只是并非同樣地根本和具有獨創性。
他利用了在荷蘭作為制造眼鏡的副產品而剛被發明的望遠鏡。
据傳說，約1600年前后，荷蘭船上的一個孩子最先通過兩個鏡片觀看窗外，發現外面的事物似乎被放大了。
無論如何，已成為哥白尼的忠實信徒的伽利略熱情地利用這新儀器察看天空中的實際情形。
即使在這些有著惊人的科學發現的日子里，人們也能意識到伽利略的戲劇性的言行，因為他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并正确評价了他所觀察到的東西的意義：
將引起最大的惊訝之處、實際上也是特別促使我提請所有天文學家和哲學家予以注意之處，在于這一點，即我已發現了四顆行星，它們是在我之前的任何一位天文學家所未曾了解和觀察到的。
…… 借助于望遠鏡，任何人都可多少觀察到這一點；它如此清楚地出現在感官前，以致古往今來煩扰哲學家們的所有爭辯立刻為我們眼睛看到的無可辯駁的證据所破除，從而，使我們擺脫了有關這一科目的羅嗦的爭論，因為銀河系只不過是一團成串地聚集在一起的數不清的星体。
如果有誰把望遠鏡直接對准銀河系的任何部分，眼前就會出現一大群星体；其中許多星体還算大，而且极其明亮，但是，小星体的數目完全無法确定。
伽利略對木星有若干衛星、衛星象月亮圍繞地球那樣繞著木星轉這一發現印象尤其深。
所有這一切證据都使他确信哥白尼理論的正确性。
它表明天体也許具有和地球一樣的實質，是一團團在空間轉動的物質。
地球和天空之間的傳統區分開始引起怀疑。
這對哲學和神學是一次粉碎性的、令人吃惊的打擊。
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罪，并被迫假裝認錯。
但是，他的發現對富有思想的人們的影響是不可抵擋的。
詩人們一再把他比作哥倫布和其他發現者。
屈服吧，韋斯魯奇，讓哥倫市也屈服吧。
誠然，他們各自都掌握了通過未知的大海的航路。
……
但是，只有你，伽利略，給了人類以一連串的星体，
天上的新的星座。
約翰·多恩表述了新天文學的這种使人不安、扰亂人心的影響，他寫道，“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調了。”
不過，這一時期中，知識界有兩位領袖并沒因這种表面上的混亂而心煩意亂。
他們是思想謹嚴的笛卡爾（1596－1650年）和弗朗西斯·培根；他們指出了科學的潛力，并在上流社會中把科學提高到可与文學相比的地位。
他們實質上是預言家和宣傳員——他們已看到了這門新學科的前景，把教導世人作為自己的職責。
笛卡爾和培根看問題的方式完全不同。
笛卡爾是偉大的數學家，是解析几何的發明者。
在某种意義上，可以說，他把從希腊人那里得到的几何學与從穆斯林那里學來的代數學統一起來。
從此以后，有可能用代數方法解釋几何學，發展起种种新的數學。
笛卡爾深深地被數學方法的前景吸引住了，以致把數學方法作為其整個哲學的基礎。
他堅決認為，唯一正确的認識方法是依靠數學上的推理和抽象。
在他看來，實驗僅僅是演繹推理的輔助手段。
他相信，通過清晰的思考，能發現理性上可認識的任何事物。
到這一世紀末，笛卡爾的弟子已大量增加，不計其數。
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各大學都信奉笛卡爾哲學，侯爵、科學業余愛好者、柯爾貝爾和國王是笛卡爾哲學的信徒。
法國將動詞‘使成為笛卡爾主義者’變位，歐洲熱烈地仿效。”
這种普及的意義在于，理性的探究和判斷被擴展到各領域。
所有的傳統和權威都必須接受理性的檢查。
相反，培根使用歸納法；歸納法是從事實開始的，然后進行到普遍性的原理。
為了獲知根本的原因，培根說，我們必須研究關于各种現象的博物學，搜集有關各种現象的一切觀察資料，將它們列成表，注意哪些現象是以彼此不同的方式相聯系的，然后，僅僅通過机械的排除方法，發現某已知現象的原因。
作為對中世紀經院方法的一种補救，培根的成果在思想史上具有最大的价值。
不過，應該注意到，科學的發現很少甚至從未用純粹的培根方法作出過。
任何問題都存在著极多的現象，若不借助于靠科學的想象力設想出來的假設，就無法予以成功的研究。
搜集事實是為了證明或駁斥從假設中演繹出來的推論，因而，有待檢查的事實的數目是易駕馭的。
培根在強調科學的功利主義的价值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
科學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標只在于這一點，即人類生活因新的發現和力量而丰富。
…城市創立者、法律制定者、人民的神父、暴君的根除者和某階級中的英雄人物所造成的有益影響僅僅擴展到一些范圍狹小的空間，僅僅持續短暫的時期，而發明者的成果雖是一种不太壯觀和炫耀的東西，卻是到處都被感覺到且永遠存留下去。
為了從科學取得最大的好處，培根极力主張創辦促進科學研究的學會。
早在1560年，那不勒斯就已建立自然分泌學院。
1603年，羅馬成立林琴科學院21661年，佛羅倫薩成立科學分析學院。
与此同時，在英國，一個以往以“哲學院”或“無形學院”的名義偶爾舉行會晤的科學團体于1662年被改組成皇家學會。
在法國，一個相應的科學院于1666年由路易十四創立；在其他國家，一些相似的學會也相繼成立。
這些机构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尤其是從它們大多很快就發行定期刊物以取代個人之間通信這种較陳舊的方法以后。
科學早期階段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頓（1642-1727年），他誕生于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
由于出身于英國的世代農家，牛頓克服种种困難才讀完劍橋大學；他就讀劍橋時，擅長數學。
在漫長、忙碌的一生中，他擔任過劍橋數學教授、造幣厂厂長和皇家學會會長。
牛頓的貢獻表明他是科學上最偉大的人物，可与歐几里得和愛因斯坦媲美。
在數學上，牛頓創立了微積分學，制定了二項式定理，發展了關于方程式的大部分理論，引進了字母標志。
在數學物理學方面，他推導出可借以預測月亮在諸星体中的未來方位的數表——這對航海來說，是最有价值的一個成就。
他創立了流体動力學，其中包括波動傳播理論，他還對流体靜力學作了許多改進。
在光學上，他在了解光束、光的折射及色彩現象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正是在物理學領域，牛頓進行了最有意義的研究。
在這方面，他以伽利略的研究為基礎，將后者的成果發展到輝煌的頂點。
伽利略主要關心的是地球的運動，牛頓則發現了有關宇宙本身的定律。
伽利略發現，運動中的物体若無一定的外力使它轉向，便作勻速直線運動；這一發現要求人們必須能解釋：為什么行星不以直線飛离，而趨于落向太陽，結果形成其橢圓形的運行軌道；為什么月亮同樣地趨于落向地球。
牛頓的一個朋友敘述了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是如何在觀察果園里的苹果從果樹上掉下來時，受到解決這一難題的暗示的：
午飯后，天气暖和，我們走進果園，在一些苹果樹的樹蔭下喝茶，只有他和我兩人。
在閒談中，他告訴我，以前，他就是在這同樣的情況下，想到万有引力的概念。
那是由一只苹果的下落引起的；苹果落下時，他正坐在一旁沉思。
他心里想，苹果怎么總是筆直地落到地上呢？苹果怎么不落向旁邊或往上升，而始終不變地落向地中心呢？無疑，原因在于地球吸引著苹果。
物質必定具有一种吸引力：吸引力的极點必定在地球中心，而不在地球的任何一邊。
因此，苹果垂直地下落，即落向地中心。
如果物質如此吸引物質，吸引力必定与物質的分量成正比。
所以，不但地球吸引著苹果，而且苹果也吸引著地球。
真沒想到會存在著一种象我們這里所稱的引力那樣的力量，它將自己擴展到宇宙中。
牛頓將這一思想發展成方有引力定律；他在其名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87年）——按照其拉丁語的書名，通常稱為《原理》——一書中，用大量數据論證了這一定律。
根据這一定律，“宇宙中物質的每個粒子都對其他每個粒子有引力；引力与兩個粒子之間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們質量的乘積成正比。”
以上是撕開天空的面紗的一個轟動一時的、革命性的解釋。
牛頓已發現了一個數學上能證實的根本的宇宙定律；這定律可适用于整個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小的物体。
實際上，自然界好象是一個巨大的机械裝置，按照通過觀察、實驗、測量和計算可予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則進行運轉。
人類的各門知識似乎可縮減為有理性的人所能發現的少數簡單的、始終如一的定律。
因而，牛頓的物理學的分析方法現今開始不僅被應用于物質世界，而且被應用于思想和知識的整個領域及人類社會。
正如伏爾泰所說的，“整個自然界、所有行星竟會服以永恒的法則，而有一种身高5呎的小動物竟能不顧這些法則、完全按照自己的怪想隨心所欲地行動，這是非常奇异的。”
尋找決定人類事務的這些永恒法則，是法國革命之前的所謂啟蒙運動的實質。
三、18世紀初期的平靜
18世紀初葉，人們主要關心的是制定构成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政治理論和經濟理論，沒有作出任何可与17世紀時相媲美的科學發現僅是，由于應用以實驗為基礎進行研究的新方法，科學的某些領域獲得了顯著成果。
例如，在進行了研究靜電的實驗之后，1746年，萊頓大學的兩名教授發明了儲存和急速釋放電能用的所謂的萊頓瓶。
本杰明·富蘭克林意識到在萊頓瓶發電產生的火花与天空中的閃電之間有相似之處，就用風箏試驗加以證明。
富蘭克林以其典型的實踐方式于1753年研制出預防雷擊的避雷針；雷擊在美洲特別多，曾使人們付出很高代价。
他還進一步發展起最早的、全面的電學理論，這理論至今仍被運用于實際的電路學中。
18世紀初葉，人們對自然界即當時所稱的博物學也有著极大的興趣。
自然界几乎被視作神，視作能永遠加以研究、能永遠給予合乎道德的真實指導的极其重要的東西。
博物學熱的明顯證据見于博物學陳列品，這些陳列品是所有花費得起時間和金錢的人收集來的。
他們勤奮地搜集礦物、昆虫、化石及其他物品，并將它們編目。
一些海外國家也以其奇特的標本促進了人們在這一方面的興趣。
有些人的收藏品達到巨大的規模，如富裕的漢斯·斯隆爵士（1660—1753年）的收藏品就是一例，它們构成不列顛博物館的核心。
這种搜集和編目使人們能對系統的植物學和動物學作更為根本的闡述。
這些領域的一個先驅者是約翰·雷（1627—1705年），他是《植物史》、《昆虫史》以及關于動物、鳥類、爬行動物和魚類的一些《概要》的著者。
例如，關于植物，雷為了按照它們真正的、自然的親緣關系將它們分類，利用了它們的一切特征——果實、花、葉子，等等。
雷在其全部工作中排斥魔術、巫術和對各种現象的所有迷信的解釋，緊抓住通過觀察揭示出來的自然原因。
在《從創世的工作中看上帝的智慧》一書中，雷拋棄了從奧古斯丁到路德這一時期中不斷重現的一种觀點；這种觀點認為，自然界雖然對宗教沒有敵意，但与宗教是不相干的，自然界的美麗是一种誘惑，對自然界的研究是浪費時間。
雷寫道，“沒有一种工作比細心觀察自然界的美妙作品、尊重上帝無限的智慧和仁慈更有价值、更令人愉快。”
在系統的植物學方面，繼雷之后的是瑞典教授林奈（卡爾·馮·林奈，1707—1778年），他制訂了將植物分類的最早的、令人滿意的方法，他還將動物划分成哺乳動物、烏、魚和昆虫几大綱。
在林宗以后，開始有可能系統地研究植物和動物，發展起比較种种构造和功能的方法。
若無這种初步的澄清工作，生物學的進一步發展原是不可能的。
博物學方面的另一杰出人物是法國貴族布丰（1707-1788年）。
1739年，他擔任皇家花園即現在的植物園的管理人，他把它改變成一個巨大的研究院，法國許多著名科學家曾在那里受到鼓舞和培養。
他還寫成36卷的巨著《自然史》，他試圖把有關各門自然科學的所有可得到的知識都編到這部巨著中去。
布丰拒絕接受認為地球有大約5，000年的歷史的古老觀點，認為地球最初是一團熔化的物質，漸漸冷卻下來，結出一層地殼，上面最后出現了各种動植物。
他估計這過程約花了10万年左右；雖然這一估計數比現代科學确定的30至50億年要低得多，但至少市丰已開始走上正确的軌道。
這位法國博物學家不能不注意到人類与低級動物在動物學方面的惊人的相似之處。
他曾大膽提出這樣一种見解：如果不是因為基督教《圣經》上已作了明确聲明，人們也許會有興趣去尋找馬和驢、猴子和人類的共同起源。
不過，這一見解他后來又收回了。
大約這時，地理學方面也正在取得巨大進展。
地球開始得到系統的勘察和研究。
1672年，法國政府派遣讓·里奇到法屬圭亞那“作于航海有用的天文觀測”。
1698年，英國海軍部委派威廉·丹皮爾去“新荷蘭”即澳大利亞探險。
丹皮爾不僅對自然地理和動植物作了精确的觀察記錄，而且還增加了原有的水文學、气象學和地磁學方面的知識。
探險的興趣穩步增長；經皇家學會的提議，詹姆斯·庫克于1768年奉命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島觀察金星凌日的情況。
庫克的以后几次旨在找到一個南极大陸的航海沒有達到目的，但是，這几次航海不僅提供了有關澳大利亞海岸、新西蘭海岸和太平洋海岸的新知識，而且還給予了其他具有科學价值的情報。
也許要特別提到的是，庫克船長在其首次航海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手下人死于疾病，主要是坏血病。
到他進行以后几次航海時，醫學知識已進步，因此，海員的飲食中增加了柑桔屬水果，結束了令人畏懼的坏血病。
四、化學革命
1770-1850年
在18世紀的最后25年中開始進行的工業革命對英國和歐洲的經濟、最終對世界的經濟，已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工業革命還影響了科學革命，并轉而受到科學革命的影響。
不過，應該強調的是，在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這种影響几乎只是朝著一個方向——從工業到科學的方向進行。
紡織工業的許多發明是由未受教育的技工作出的；由于有利的經濟環境，他們找到了發揮自己的天賦才能的机會。
在這些早期的年代里，科學以從屬的身份為工業服務。
例如，當布匹的增大了的生產超過天然的植物染料的有效供應時，科學便被要求提供人造代用品。
同樣，當從家庭釀酒到大規模釀酒的轉變導致災難性的失敗時，科學又被要求去找出原因和解決辦法。
對科學的這一類要求大大地有助于科學的發展。
以下這一事實可證明工業和科學間的親密關系：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初葉的大部分科學進步不是象在17世紀那樣來自牛津、劍橋和倫敦，而是來自利茲、格拉斯哥、愛丁堡、曼徹斯特、尤其是伯明翰。
蒸汽机的情況是一個重要的例外。
1769年，詹姆斯·瓦特采用了一個始終保持低溫的單獨冷凝器，以后不久，又用曲軸將蒸汽机的往复運動變為旋轉運動，這樣，他利用技術獨創性和科學知識的結合，將蒸汽机的效率提高到一個适當的水平。
如果不是可得到蒸汽机的相對無限的動力，工業革命完全有可能在僅僅增加紡織品生產的速度后便漸漸消失，就象發生在中國那樣；在中國，早几個世紀時曾取得類似的技術進步。
19世紀前半世紀中取得進步最多的一門科學是化學，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化學与組織工業有密切聯系，紡織工業在那數十年間經歷了非常迅速的發展。
化學可追溯到人類文明的最早階段，追溯到出現烹調技藝和金屬加工技術、出現藥草的采集和藥物的提取時。
從一開始起，人們就因尋找把戲金屬變為黃金的手段、尋找可以發現治愈人類一切病痛的長生不老藥的方法而轉移了化學的目標。
雖然這些試圖注定要失敗，但它們仍然揭示了許多化學物質和化學反應。
這些東西后來被傳到西歐人那里，主要是從中國和穆斯林世界傳去的。
那時以前，希腊人已提出一种理論体系，該体系認為有四种基本元素——土、火、气、水，它們以循環的方式依次轉化18世紀期間，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燃燒問題上——物質燃燒時會發生些什么呢？由于物質消失在煙和火焰中、留下了灰燼，人們斷定，無論如何，在燃燒過程中有某种東西釋放出來。
這种東西長期被稱為硫，并被賦予燃素即火的要素的名稱。
在對气体的研究揭示出空气是一种較向來所想象的要复雜得多的物質以前，這觀念一直支配著化學思想。
科學家們被吸引到气体問題上，是由于礦井和沼澤中存在著能用气泡加以收集并能燃燒的易燃空气。
早在1755年，愛丁堡的約瑟夫·布萊克就通過加熱石灰石而成功地分离出二氧化碳。
然后，1781年，亨利·卡文迪什證明水是由兩份氫和一份氧組成。
接著，約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年）又取得重要進展；他分离出氧，并證明正是氧元素在燃燒和呼吸中被消耗。
他還進一步證明，在日光下，綠色植物從它們吸收的二氧化碳中分解出氧。
從而，他解決了由產氧的植物与產二氧化碳的動物的平衡引起的碳循環的問題。
從气体研究工作中引出完備結論的是杰出的化學家安托万·洛朗·拉瓦錫（1743-1794年），他在法國革命期間犧牲于斷頭台。
拉瓦錫的典型的氧化實驗非常簡單。
他將汞放在一個裝有空气的密封罐子里加熱，發現他得到了氧化汞，并發現空气的量減少了五分之一，亦即失去了空气中氧的成分。
然后，拉瓦錫加熱氧化汞，再一次獲得汞加氧。
他极仔細地稱其所有物質的重量，發現每道步驟后失去或獲得的重量等于燃燒過程中增加或減去的氧的重量。
因而，他能摒棄傳統的燃索說，用其著名的平衡原理來取代。
我們可以規定這樣一個無可否認的原理：在技術和自然界的全部活動中，沒有什么東西被創造出來；在實驗以前和實驗以后，存在著同樣分量的物質；种种元素的質量和分量正好依然如故；除了這些元素的結合方面的變化和改變以外，沒產生什么東西。
這樣，拉瓦錫使化學先前的所有混亂現象變為一條元素結合定律。
他在自己于1789年出版的教科書《化學大綱》中，提供了至今仍被使用的全新的術語。
拉瓦錫將化學安置在堅固的科學基礎上，因此，他的后繼者知道了他們正在做什么、正在朝哪里進發。
在拉瓦錫的后繼者當中，杰出人物要數約翰·道爾頓（1766-1844年）和瑞典化學家喬恩斯.雅各布.貝采利烏斯（1779-1848年）。
道爾頓正式提出了有關物質的原子論（氧原子与氫原子結合而形成水);貝采利烏斯通過把電流應用于化合物、將它們電解（金屬移向陰极，非金屬移向陽极），分离出許多新元素。
貝采利烏斯還將近代符號系統引入化學，從而极大地促進了化學工作。
他利用諸元素的拉丁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或前兩個字母作為元素的符號。
19世紀的另一重要進步是出現了有机化學。
原來，化學家們認為有机化合物——由生物產生的碳氫化合物——是由一种“生命力”以某种方式控制的。
但是，隨著化學家們發現有机化合物能用合成法合成，這一看法被拋棄了。
1828年，弗里德里希·維勒取得了第一個成功，合成了見于尿中的有机物質尿素。
他沒有借助于腎，是通過普通的化學方法從無机化合物中獲得尿素。
他的朋友賈斯特斯·馮·李比希（1803-1873年）做了非常寶貴的工作，他證明植物從土壤中攝取的養料是由氮、磷酸鹽和鹽組成的。
因而，他能制備出他曾用來使一塊荒地肥沃并成為多產的園圃的化合物，為大規模的肥料工業的發展掃清了道路。
對工業的另一重要貢獻由英國化學家威廉·亨利·珀金（1838－1907年）作出。
1856年，他在尋找奎宁的代用品時，偶然發現了第一种人造苯胺染料——品紅。
他的發現在英國受到忽視；在英國，化學仍僅僅是少數人的業余消遣，化學行業以“注重實際”而自豪。
然而，德國工業界較關心科學的厂長們看出，珀金的發現能為气体工業一向作為廢品的煤焦油提供一條寶貴的出路。
由于他們資助這項研究，許多合成染料給制造出來，提供了巨大的利潤。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已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化學工業，實際壟斷了合成染料的生產。
對工業來說，同樣重要的是法國杰出的化學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的工作。
他在里爾大學工作期間，當地酒厂老板曾紛紛向他請求幫助，因為他們在從甜菜中提取乙醇時遇到了麻煩——果漿往往莫名其妙地變坏了。
巴斯德沒有找到化學上的解釋，就用顯微鏡檢查麥芽漿，發現上面滿是奇怪的、伸長的生長物，而未受損害的麥芽漿上則是圓的小球。
通過實驗室證明，他指出了如何才能控制這些有害的生長物、阻止它們妨礙發酵。
由于這一經歷，他做了進一步的實驗，使他能駁斥傳統的生物自然發生說，提出現在公認的生源論——生物只能通過生物的繁殖產生——來取代。
為了證實生源論，他指出，通過排除空气中看不見的微生物，能夠使肉体物質和植物性物質不腐敗。
這一點后來成為大規模的罐頭食品制造工業的基礎。
1865年，巴斯德接受了一個更艱巨的任務。
法國蒸蒸日上的絲綢工業由于蚕的一种神秘的疾病而正遭到毀滅的威脅。
當巴斯德開始調查研究時，他并不知道蚕是什么東西，也不知道一條丑陋的毛虫以后會變成一只美麗的蛾。
但是，經過一段時期的深入細致的探究，他發現疾病是由生活、成長在蚕体內的一种微生物引起的。
他很快找到了治療辦法，絲綢工業得救了。
巴斯德接著為家畜的炭疽病、特別惊人的是為人的狂犬病制備血清。
此外，由于他的疾病病菌說的普及，人們采取了衛生預防措施，使有可能控制由來已久的災禍——傷寒、白喉、霍亂、鼠疫和瘧疾。
這些醫學上的進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在歐洲，然后是在全世界，導致人口迅速增長。
五、生物學革命
1850—1914年
正如牛頓因發現支配宇宙中的物体的定律而統治17世紀的科學那樣，查爾斯·達爾文（1809—1882年）因發現支配人類本身進化的規律而統治19世紀的科學。
然而，進化的思想對達爾文來說，決不是新的：在他以前，這思想已被提出并應用于科學的各領域。
讓·德·拉馬克（1744－1829年）較早時候就已向一种傳統的觀念挑戰；這种觀念認為，一度被創造出來、此后一直存在下去的物种具有不可改變的穩定性。
拉馬克想象有一种從蠕虫到人類的全面進化，并試圖用獲得性理論來解釋這一進化過程。
馬由于需要迅跑而獲得敏捷的腿，長頸鹿由于需要吃高處的樹枝而獲得長脖子。
任何這類身体上的變化通過遺傳過程被傳下去，成為下一代的起點。
拉馬克以后，還有查爾斯·賴統地出版了有名的《地質學原理，三卷（1830—1833年），普及了有關地球表面的形成的“均變論”或漸變論。
以往，人們一向認為地球表面是由過去的災變如火山、地震和洪水等造成的。
存在于高山地區的海貝被簡便地認為是挪亞時的洪水留下的。
相反，賴爾認為，現在的地球表面是億万年間諸如冰蝕、風和水的侵蝕、冰凍和融化之類的地質力量活動的產物。
當時，進化的思想不但在自然科學中，而且在社會科學中也是突出的。
從19世紀40年代起，卡爾·馬克思就寫道，所有社會制度都處于不斷的變化過程中。
自人類有史以來，一种社會已讓位于另一种社會——原始的部落制讓位于古代的奴隸制、奴隸制讓位封建農奴制、農奴制讓位于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所以，他滿怀信心地預言，資本主義制度將讓位于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
那時，有影響得多的是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年）提出的包括一切的進化學說。
他將其學說應用于所有的事物，包括物質的、生物學的、文化的和社會的。
斯賓塞在1857年發表的《進步：其規律及原因》一書中寫道，“無論是在社會的發展中還是在政治、制造業、商業、語言、文學、科學及藝術的發展中，這种由簡單經過連續的變异而進入复雜的同樣的進化始終保持著。”
這就是達爾文創立其划時代的理論時的環境。
達爾文出生于一個在他以前已有兩代人顯露科學才能机他起又有兩代人顯露科學才能）的家庭。
他上劍橋大學時，將時間更多地不是用在學習上，而是花費在收集和研究動物及昆虫方面。
有位教授認識到他的潛力，推荐他到政府的即將開始環球科學考察的“比格爾號”船上當不拿薪水的博物學家。
這次遠航從1830年持續到1836年；遠航期間，達爾文對在個別物种身上觀察到的許多變异印象极深。
例如，在与世隔絕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上，他發現了一些顯然是起源于在大陸的祖先但不知怎么地已漸漸變得不同的物种。
這一點粉碎了古老的物种不變論，但是，變异是怎么發生以及為什么會發生的問題仍未得到解答。
考察回來的兩年后，他認托馬斯·馬爾薩斯寫的一本書中得到了啟示；馬爾薩斯在那本書中提出了一种理論：如果不消除過剩的人口，人口要比食物增長得快。
1838年10月，我為了消遣而偶然讀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我由于長期不斷觀察動植物的習慣，對這种到處都在進行看的生存斗爭，思想上早就容易接受，現在讀了這本書立刻使我想起，在這些情況下，有利的變异常常容易保存，而不利的變异就常常容易消滅。
它的結果就會形成新的物种。
這樣我終于得到一個能夠說明進化作用的學說了。
達爾文以其通常的謹慎和不辭勞苦的細心發展這一學說。
1839年，他開始擬草稿；3年后，它仍僅僅是一份用鉛筆寫成的35頁的提綱。
到1844年，他已將它擴展成230頁的論文。
那年，他給一位朋友寫信說：
……我己閱讀了大量的農藝和園藝方面的書，從未停止過搜集事實。
終于來了一點光明，我几乎确信（和我開始對的看法完全相反）物种并不是（這就象供認一件謀殺罪似的）永遠不變的。
上帝不讓我相信拉馬克的一個“進步的趨向”、“源于動物的緩慢的意欲的适應”之類的廢話。
但是，我得出的結論并非全然不同于他的結論，只是更換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他的。
我想我已發現（這里是推測！）物种微妙地适應各种結局的簡單方式。
然而，達爾文仍不能使自己發表其研究結果。
他繼續進一步按集證据，直到1858年收到另一位博物學家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土（1823—1913年）的一封惊人的信時。
華萊士曾居住巴西和荷屬東印度群島多年，在那些地方吸收了极大量的動物學知識。
1858年2月，當他在摩鹿加群島的特爾納特島上患瘧疾臥床休息時，他想到了他也讀過的馬爾薩斯的著作，突然，最适者生存是實現進化的途徑這一念頭在他腦子里掠過。
華萊士的脾性和達爾文完全不同，他立即將自己的思想訴諸文字。
當天夜里，盡管仍受著發燒的折磨，他還是起草了自己的新學說。
以后兩晚，他將它寫成文章，然后寄給了達爾文；他与達爾文是經常通信的。
1858年6月，達爾文收到了這份手稿；他因讀到的是一份他已寫成的東西的概要，惊呆了。
“我從未見過比這更惊人的巧合”，他給查爾斯·賴爾去信說，“即使華萊士已得到我在1842年寫下的手稿，他也不可能寫出比這更好的簡短提要！甚至他的話現在可放在我每章的上端。”
達爾文對于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事不再猶豫了。
1858年7月1日，他在倫敦向學會宣讀他自己的論文和華萊土的論文，所謂達爾文的進化假說給提出來了。
達爾文在他于1859年出版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借助于自然選擇即生存斗爭中的适者生存》中更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思想。
達爾文的主要論點——他的進化學說——是，處于現在各种不同形式中的動植物种類不是作為單獨的、特殊的創造行為的結果而固定不變的，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不同的、變化中的自然結果。
達爾文認為，變异借以發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選擇”。
他將這一過程闡釋如下：
因為所產生的每一物种的個体比可能生存的多的多，遂各生物間便經常不斷地發生生存斗爭，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發生縱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變异，它在复雜的而且時常變化的生活條件下，將會獲得較好的生存机會，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選擇了。
由于強有力的遺傳原理，任何被選擇的變种，將會繁殖它的新的和變异了的類型。
也許很難把自然界中所有的變种都設想力似乎是象“自然選擇”所提供的那樣一個不規則的、緩慢的變化過程的產物。
不過，統計學上的計算結果表明，即使一次突變僅僅導致百分之一的較好的生存机會，它也會使一個物种經歷100世代以后有為數一半的個体發生了突變。
換句話說，即使101個發生過突變的個体活下來后有100個失去了突變，突變仍會在生物學上所說的短時間內傳遍該物种。
一种具有淺顏色和深顏色的小蛾子為“自然選擇”是如何起作用提供了一個具体例子。
人們已注意到，在淺色的樺樹林里，淺色种類的蛾通常是深色种類的蛾的6倍；相反，在深色的松樹林，深色种類的蛾通常為淺色种類的蛾的16倍。
從這兩种樹林中鳥類的身上遺留下來的蛾翅膀的顏色上，也可找到“自然選擇”如何起作用的證据。
達爾文的學說雖然在后來的研究基礎上得到了詳細修改，但其要點實際上已為現在所有的科學家所接受。
1958年7月1日，在慶祝達爾文發表其論文一百周年的大會上，英國杰出的科學家加文·德比爾爵士稱贊道：“進化的事實如今已普遍地為所有有資格發表意見的人所承認，進化的作用過程大体上已闡明。
自然選擇的理論已建立在非常堅固的基礎上，因此，現代的工作只不過是進一步證實這一理論，盡管隨著知識的增加而需對它作新的表述。”
然而，達爾文的學說在他生前遠沒有被普遍接受。
确實，它由于當時几位杰出的科學家的研究和著作而得到加強。
地質學家查爾斯·賴爾在他于1863年發表的《人類的古代》一書中接受了達爾文主義。
兩位最主要的植物學家——英國基尤植物園的主任約瑟夫·胡克爵士和哈佛大學教授阿薩·格雷也成為達爾文主義者。
在達爾文主義的最熱烈的擁護者當中，還有兩位著名的生物學家——德國人恩斯特·海克爾和英國人托馬斯·赫胥黎，后者稱自己為“達爾文的斗犬”。
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教士中間，卻存在著激烈的反對。
這是可理解的，因為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學体系廢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樣，達爾文主義似乎廢黜了人類在地球歷史上的中心地位。
當達爾文于1871年發表另一部著作《人類的由來》時，教士們自然得出如此結論。
達爾文在這部著作中安排了人類与整個動物生活有關的證据，斷定“如果有誰不愿意象野蠻人那樣把自然界的各种現象看作是支离破碎的，那他就不再能相信人類是一個單獨的創造行為的成果”。
也就是說，達爾文否認了神的創造材為。
由于他說人類起源于猴子，損害了人類的尊嚴、道德和宗教，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譴責。
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嚴宣告：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間作選擇，他將站在天使這一邊。
盡管達爾文主義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團的敵視，它還是對西方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
根本原因在于它對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爭的強調极妙地与時代傾向相适應。
例如，政治上，這是俾斯麥以血和鐵統一德國的時期。
他在各國的民族主義贊美者認為達爾文主義給了他們支持和正當理由。
他們認為在政治活動中和在自然界一樣，最強有力者是得胜者，好戰的品質決定誰將在國際“生存斗爭”中獲胜。
經濟生活中，這是自由經營和粗魯的個人主義的時期。
舒适的、心滿意足的上、中層階級激烈反對國家為促進較大的社會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預。
他們論證說，他們應得到幸福和成功，因為他們已證明自己較無能的窮人更“适合”，而且，大公司對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斗爭”的一部分。
19世紀后期也是殖民地擴張的黃金時期，達爾文主義被用來為帝國主義辯護。
有人爭辯說，殖民地是強國的繁榮和生存所必需的；還有人爭辯說，按照世間的成就判斷，諸土著民族軟弱、低劣，需要优越的、較強大的歐洲人的保護和指導。
這种將達爾文的學說應用到社會舞台的做法，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本人從沒想到他的研究結果會以這一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說有這种打算了。
然而，事實仍然是，它們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在于，它們似乎為當時由于其他緣故而開始支配歐洲的唯物主義即現實政策提供了科學的支持。
簡言之，達爾文主義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以下這句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應該有所獲，
能有所獲者應該保持住。
另一位英國作家希萊爾·貝洛克在提到歐洲人在非洲的地位時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不管發生什么事，我們已得到
馬克沁机槍，而他們卻沒有。
六、結論
隨著19世紀的過去，科學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個日益重要的部分。
在19世紀初，科學仍處于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邊緣。
但是，到它為久已建立的工業作出基本貢獻的19世紀末，它正在創造全新的工業，正在不但深深地影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深深地影響他們的思想方式。
此外，由科學革命造成的這种變化還以無數方式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整個世界。
科學使歐洲在技術上對世界的霸權成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一霸權的性質和作用。
科學還為19世紀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勢提供了基礎。
歐洲的藝術、宗教或哲學沒有給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響，因為非西方民族已在這些領域作出了類似的貢獻。
但是，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就不存在如此的平等。
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密，并為了人類的物質進步而對它們進行了利用。
這是一個不可否認、有說服力的事實。
非西方人不再輕視歐洲人，不再將歐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擁有某种优勢的不文明的野蠻人。
他們勉強地承認了歐洲科學革命的意義。
因此，從前的殖民地民族在今天的主要目標是親自經歷這場他們因偶然的歷史環境而錯過的獨特的革命。
甚至在1914年以前，遙遠的烏茲別克的一位土著民族主義領袖已勸告他的人民要求助于科學，將科學作為恢复他們自由的唯一手段。
科學是一個政府欣欣向榮的原因。
科學是一個民族進步的起因。
科學是那种非常強有力的手段；科學的存在使野蠻的美洲人上升到他們現在所据的很高的地位、擁有力量，科學的缺乏使波斯人淪于他們現在所處的低下地位、蒙受恥辱。
科學是使英國人成為印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島部分地區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國人當上韃靼人、吉爾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統治者的手段。
最后，正是由于科學，土耳其遼闊的領土給移交到外國人手中，法國的三色旗在非斯的伊斯蘭教徒頭上招展。
……
如果你們學習當代科學，你們將能夠制造電報机，舖設鐵路，在20天內把几十万名士兵從地球的一端運送到另一端，……將能夠領會《古蘭經》的秘密含義，為捍衛伊斯蘭教制造步槍和大炮，把祖國從外國人手中解放出來……將能夠使我們民族擺脫异教徒的枷鎖，使伊斯蘭教恢复其早先的崇高地位。
杰出的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將科學革命的世界意義總結如下：
古代世界在其遺產被分散以前正在銀象科學革命那樣的事物發展的任何征兆似乎是不存在的；拜占庭帝國不顧其古典傳統的連續性、老是抓住古代思想并以巨大的變化中的力量予以改造的任何征兆似乎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們必須將科學革命意作是西方的一個創造性的產物——它取決于僅存在于西歐的一系列复雜的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或許還取決于大陸這一半的生活和歷史中的某种能動性。
因此，當時不僅在其他因素中有一新因素被引入歷史，而且它是僅能生長的，并在其活動中發揮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從一開始起它就自覺地擔任了一個指揮的角色，可以說，它開始控創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紀的基督教滲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角落后開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樣。
因此，當我們談及在最近几個世代中被傳入象日本那樣的東方國家的西方文明時，我們不是指希腊——羅馬哲學和人文主義者的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紀后半世紀開始改變西方面貌的科學、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