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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
一旦個人和民族使關于充分發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進入他們的頭腦，就沒有什么比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
G．W．F．黑格爾
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不僅建立在歐洲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基礎上，也建立在歐洲政治革命的基礎上；政治革命的實質是結束了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由神注定的這种觀念。
人們不再認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認為人民在政府之下。
政治革命有史以來首次在一個比城邦更大的規模上顯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眾已覺醒并行動起來，不僅參与了政治，而且把這樣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權利。
在本章中，我們將考察歐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紀歐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現形式和世界性的影響。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經濟革命一樣，分几個階段發展起來，我們曾提到，經濟革命開始于英國，然后擴展到歐洲大陸和美國，后來再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
政治革命也相同，17世紀的英國革命標志其開始，隨后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標志其更進一步的發展。
然后，它在19世紀時影響了整個歐洲。
在20世紀時則影響了整個世界。
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其擴展情況的相同并非偶然。
實際上，這兩种革命是密切聯系的。
經濟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治革命，因為它產生了有著新的利益、有著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新的階級。
如果我們簡要地追溯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過程，這將變得很清楚。
中世紀初期，在西歐可發現三個界線分明的社會集團：組成軍事貴族階層的貴族、构成教會和知識界顯貴集團的教士和從事勞動以供養以上兩個上層階級的農民。
隨著商業的發展，中世紀社會等級的這种狀況由于一個新的成分即城市資產階級的出現而開始改變。
隨著這一階級的財富增長、人數增多，它對各封建階層的特權、對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的許多限制，日益不滿起來。
因此，資產階級与民族君主政体結成了相互有利的聯盟。
國王們從資產階級那里獲得財政支援，從而能夠維護自己對各封建階層的權威；回過來，資產階級則從整個王國建立起法律和秩序這一點中得益。
這种聯盟一直持續到它使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感到厭煩時為止，因為此時，中產階級為了擺脫王室對商業的种种限制、擺脫日漸增加的納稅負擔、擺脫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約束，轉而反對起國王。
中產階級的這些目標是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的重要因素。
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著自由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提供了合理解釋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成功。
在這意義上，自由主義也許可稱為是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打算借以為自己獲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綱領。
有自由主義信條的中產階級轉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的挑戰。
隨著18世紀后期工業革命的到來，住在擁擠的城市中的工人開始日益具有階級覺悟。
他們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利益与其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們的境遇只有通過自己方面的聯合行動才能得到改善。
因而工人們，或者更确切地說，領導工人的知識分子，發展起一种新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
它直接向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挑戰，不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還要求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
我們將看到，社會主義在19世紀后期，成為歐洲事務中的一种主要力量；在20世紀，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賦予歐洲政治革命以動力的不僅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力信條，而且還有民族主義——一种影響到各階級、使廣大人民群眾活躍起來的思想意識。
傳統上，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區或教會。
近代初期，效忠的對象擴大到新的民族君主。
但是，從英國革命開始，特別是在法國革命期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從于新的民族事業。
民族教會的興起、民族王朝的興起、民族軍隊的興起、民族教育制度的興起，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把從前公爵的臣民、封建農奴和城市市民改變成包括一切的民族。
19世紀期間，新的民族思想意識從其發源地西歐傳播到歐洲大陸各地，而如今，到了20世紀，它又成為促使全世界從前的從屬殖民地民族覺醒的推動力量。
這三個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歐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
它們共同激勵歐洲各民族的愈來愈廣泛的階層行動起來，賦予這些階層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与之比較的推動力和內聚力。
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學革命和經濟革命一樣，极大地促成了歐洲的世界霸權。
當歐洲人開始向海外擴張時，他們遇到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會。
民眾的冷淡——他們缺乏對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關之感——說明了為什么歐洲人能不太費力地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建立并維持他們的統治。
印度也許是那些保持著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体、宗教聚集体以及相沖突的地方性忠誠的社會易遭受歐洲擴張主義侵害的一個最主要的例子。
在長達一個半以上的世紀里，這塊擁有千百万人口、擁有燦爛的文明和古老的歷史傳統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陸被為數較少的英國官員和高級職員不太費力地統治者。
當1857年爆發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時，不僅英國軍隊，而且還有印度人也前去鎮壓。
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惊訝地報道了這一事實。
“我對正在我周圍和我面前流過的戰爭潮流中的這一巨大支流越來越感到惊异。
所有這些男人、婦女和孩子都高興地涌向勒克瑙，去幫助歐洲人制服他們的兄弟。”
但是，歐洲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必然意味著歐洲政治思想的傳播。
正如整個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机車、富爾頓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槍的影響一樣，它也感受到《獨立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共產党宣言》的影響。
那些已成為我們當代標志的世界性的動亂就是這些易使人興奮的文件的直接結果。
二、英國革命
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是17世紀的英國革命。
英國這場大變動的根源可以在國會和斯圖亞特王朝之間的沖突中找到；這場沖突后來演變成一場公開的內戰，內戰中，國會獲胜。
這种結果并不是史無前例的。
其他代議制机构也曾壓下君主的銳气，如波蘭的情況就是如此。
但是，這兩种情況之間有個很大的差別：得胜的英國國會實質上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而波蘭的代議制机构則代表封建貴族。
因而，英國國會胜利的結果是建立起代議制立憲政体——這是英國對歐洲、對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貢獻。
相形之下，波蘭的由貴族控制的議會的胜利是導致后來以國家的完全滅亡而告終的封建混亂局面。
斯圖亞特王朝之前的都鐸王朝普遍受人歡迎，尤其是受中產階級和紳士們的歡迎。
它使敵對的貴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
它通過建立國教英國圣公會來切斷基督教會与羅馬的聯系，并在這過程中，分配了原屬于天主教机构的廣大土地和其他財產。
它還建立海軍和實行獲得民眾贊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圖亞特王朝第一代國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繼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費掉這种信譽。
他們企圖把英國圣公會的教義和儀式強加于所有的人，從而引起不信奉國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敵視。
他們還企圖進行無國會的統治，但遇到了困難，因為國會控制了國家的資財。
他們試圖通過出售進出口貿易、國內貿易和許多制造行業中的專利權來繞過這一障礙。
這帶來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資產階級的反抗；資產階級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經營其行業的繼承權”。
當蘇格蘭人舉行起義反對查理將英國圣公會教義強加于他們的企圖時，危机降臨了。
為了獲得鎮壓起義的資金，查理被迫召開國會。
而這一于1640年召開的長期國會不理查理對金錢的需求，反而提出許多影響深遠的要求，其中包括處決國王的首席顧問和徹底改組英國圣公會。
查理拒絕服從；1642年，在保皇的“騎士党”和清教徒的“圓顱党”之間爆發了戰斗。
英國几乎有半個世紀沒有平靜下來，直到1688年的所謂光榮革命時為止。
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動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國革命。
革命的詳情除了在它們有助于說明革命借以促成自由主義信條、民族主義信條和社會主義信條的方式及其程度的范圍內，對我們沒有關系。
因此，這里只要注意到英國革命經歷過五個階段就夠了。
從1642至1645年的第一階段為內戰階段，在這階段中，保是党人被奧利弗·克倫威爾組織的著名的新模范軍擊潰。
在1645至1649年的第二階段間，一种后來在1792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也得到重复——不過，帶有某些變化——的形勢發展起來。
在得胜的情教徒當中，出現了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分裂。
溫和派由克倫威爾領導，戰胜了約翰·利爾伯恩領導的激進派。
當查理于1649年被處死時，克倫威爾當上了稱為共和政体的英格蘭共和國的首腦。
從1649至1660年的第三階段間，克倫威爾和他的清教徒追隨者极其有效、虔誠地統治著英國。
這是各种宗教權利受到抑制、宗教問題得到解決的時期。
克倫威爾死于1658年，繼他之后擔任共和政体的護國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
后者是個庸碌無能的人，而且，國民已對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簡朴的生活感到厭倦。
因此，斯圖亞特王朝得到复辟；結果，從1660至1688年的第四階段稱為王政复辟時期。
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沒有取消、也不能夠取消共和國的种种改革。
但是，他們确試圖恢复個人統治。
這一點，加之他們追隨法國王室、鼓勵天主教，使他們愈來愈不得人心。
最后，詹姆斯二世隨著1688年的光榮革命的到來而被推翻；光榮革命標志著英國革命的第五個、也是最后一個階段。
新的統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奧蘭治的威廉。
1689年，威廉接受了闡明國會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的權利法案。
這一法案規定：國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經國會同意，不得提高稅收或保持軍隊；若沒有法律手續，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
這些規定并不意味著英國已成為一個民主國。
直到19世紀后期确立起普選制時，才實現這一目標。
但是，1689年的這一法案确一勞永逸地确立了國會的最高權力，并在這情況下，結束了几乎早半個世紀就已開始的美國革命。
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英國革命的主要意義在于确定并貫徹了自由主義的原則。
這是可預料到的，因為英國革命實質上是中產階級的事。
支持國會的商人和小貴族考慮著兩個主要目標——宗教信仰自由和個人及財產的安全。
但是，在清教徒方面，關于這些事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
許多相沖突的觀點得到闡述和熱烈的辯論。
例如，就宗教來說，一股名符其實的非正統見解的急流噴涌而出，許多新教派相繼出現，其中包括公理會教派、浸禮會教派和貴格會教派。
當時，長老會教徒正在力求將他們的教派建立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對所有公民實行其教規。
這些宗教分歧顯然必須得到調解，否則國會的胜利就會受到破坏、國家本身也許會垮掉。
正是在這些情況下，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的自由主義教義被制訂和确立。
不僅基于權宜之計，也基于原則，人們開始普遍同意，試圖強迫人們接受某种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無效的。
誠然，英國圣公會仍然是官方的、受國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員在擔任政府職務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
但是，總的講，當時已确立這一原則：良心的自由應授予所有既不威脅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儀式的基督教徒。
關于人權和財產權利的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問題甚至比宗教問題更明顯地在清教徒中間划分出右翼和左翼兩派。
分裂是隨著新模范軍的普通士兵開始感到他們的利益正受到官員和國會的忽視而逐漸發生的。
這些士兵經過四年成功的作戰之后，獲得了新思想和新觀點。
他們已在戰斗中擊敗了較优者，作為胜利者，跨進了英國某些最堂皇的大廈。
這導致他們對大人物們的權威表示怀疑，并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
正如一位權威所說的，“簡單地說，繪普通人一個机會，讓他們嘗嘗權力的可能性并說出自己的見解，是英國內戰的偉大成就之一，只是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确實說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見時，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還要求有一個民主共和國和消除經濟上的苦難。
這方面表達得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給予一個主要由城市下中層階級和農村佃戶發起的群眾運動的一個輕蔑名宇。
平均派的首領是約翰·李爾本即“生而自由的約翰”，他的艱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隨者所受到的磨煉和他們的抱負。
17世紀30年代，內戰爆發前，他因散發未經許可的印刷品而被國王的星法院關押；由長期國會釋放后，他應征入伍，在布倫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國罪而受審，險些地在國王手下被絞死；后來，他被交換遣返；他作戰勇敢；他在戰斗中受傷；他因不接受与蘇格蘭人聯合后被強加的[長老會的]嚴肅盟約，退出國會軍隊；接著，他因未經許可的印刷業而坐牢（內戰期間，他与整整一系列秘密的印刷机有關）；因為誹謗下議院議長、誹謗曼徹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經常進出倫敦塔監獄；他試圖改革倫敦商業中心區的政府，試圖打破冒險商公司對羊毛貿易的壟斷；他在新模范軍中組織反對國會的活動；然后，他成為平均派運動的代言人；他經常起來反對克倫威爾，他相信克倫威爾背叛了他們曾為之浴血奮戰的自由的事業；他曾兩次在民眾響亮的歡呼聲中被宣判無罪；他也遭到過流放，回來后，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監禁，1655年，离去世僅一、二年時，他成為一名貴格派教徒。
平均派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滿提供了領導，制訂了成文的綱領；在綱領中，系統地提出了模范軍普通士兵們的种种要求。
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約》給制訂出來；這份公約于1649年呈遞國會，現被說成是“歐洲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
它明白地宣布了自由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首先，個人從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權利即國家和教會所不能剝奪的天賦權利；其次，是人民主權的原則，即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是由人民授予的。
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軍隊的代言人要求實行許多具体的改革，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認為是一個民主立憲國家的基礎。
它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憲法、男公民普選制、兩年一屆的國會、財產和公民權利的更大范圍的傳播以及死刑、債務監禁、長子繼承權和一切封建占有權的終止。
國會從未被迫按《人民公約》行事。
克倫威爾有足夠的力量監禁李爾本和鎮壓軍隊中的不滿集團。
這并不意味著平均派對他們同時代的人沒有影響。
下議院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過的法規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則：“就人間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權力的起源，”下議院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擁有這國家中最高的權力”。
如果國會如此樂于接受人民主權的原則，那么，使國會与平均派對立的爭端又是什么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詞的定義中找到。
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認為，應該參加對下議院議員的選舉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國中有著“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財產所有人，而平均派則堅持認為，“任何出生在英國的男子都應當……對議員「國會成員〕的選舉有發言權。”
因而，爭端在立憲議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間。
贊成民主政体的人們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贊成，是因為他們打算利用自己的選票引起社會改革，而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因害怕這類改革，則堅決反對平均派。
事實上，17世紀在英國進行著兩种革命。
第一种是小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小貴族和資產階級感興趣的是贏得在社會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
第二种是下中層階級和佃農的社會革命；下中層階級和佃農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給窮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財產所有人階層的眼光。
17世紀英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了，就象后來18世紀法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一樣。
在前后兩种情形下，領導者都缺乏獲取胜利所必需的人數优勢、組織和成熟度。
他們的時机到19世紀后期才來臨；那時，工業革命已培養出极其大量的、有階級覺悟的城市無產階級。
城市無產階級又發展起与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截然不同且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自己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
三、啟蒙運動
17世紀英國發生大變動以后，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階段是在1789年法國革命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出現的所謂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一詞源自以下事實：這一運動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
他們將過去基本上看做是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認為只是到了他們時代，人類才終于從黑暗進入陽光。
因而，啟蒙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有了“進步”這种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觀念。
由于啟蒙運動，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人類的狀況會穩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況都將比前一代好些。
這种不斷的進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簡單而又令人信服：通過利用人類的理性力量。
這种對理性的信任是啟蒙運動的另一基本特點。
實際上，兩個關鍵的概念就是進步和理性。
而這些概念的倡導者是通稱為哲人的一批表達力很強的人。
不可將這些哲人誤作正式的哲學家，他們不是任何特定領域的學識淵博或系統的思想家。
他們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報刊撰稿人。
他們更接近的是H．G．威爾斯和G.B．蕭伯納，而不是G．E．穆爾和A．N．怀特海。
這些哲人同威爾斯和蕭伯納一樣，通常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他們寫劇本、小說、隨筆和歷史作品，以普及他們的思想、說明變革的必要性。
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響很大，相信存在著不僅象牛頓所證實的那樣控制物質世界、也控制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
按照這一設想，他們開始將理性應用于所有領域，以便發現种种有效的自然規則。
他們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傳統——受到理性的檢驗。
雖然這對任何時期的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嚴峻考驗，但是，對于已過了全盛時期、許多關節嘎嘎作響的法國舊制度，是尤其嚴峻的考驗。
因而，這些哲人使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舊制度受到毀滅性的批判的猛擊。
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則，打算通過這些原則實現大規模的社會改革。
其中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們在經濟、宗教和政治三個領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議。
他們在經濟領域中的主要口號是自由放任——讓人民做他們愿意做的事，讓自然界自然地發展。
這种對政府干涉的反對，是對于通常稱為重商主義這种對經濟生活的全面、嚴格的控制的一种反應。
在國家建立的早期階段，重商主義被認為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
但是，到18世紀，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
受到專利權、國內稅或過多的關稅和雜稅妨礙的商人們熱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號。
我們已提到過，英國商人們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攻擊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所出售的專利權。
但是，重商主義在法國甚至更具有限制性，所以，哲人們自然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重商主義。
他們尋找构成經濟行為的基礎的自然法則，提出了自由放任主義的一般原則——國家對自然經濟力量的自由發揮作用不得干涉。
自由放任主義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書中作了出色的系統闡述。
他論證說，就個人的經濟活動而論，自我利益乃個人活動的動机；國家的福利只不過是在一個國家中起作用的個人利益的總和；每個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用斯密自己的話來說：
每個人，只要他不違反正義法則，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奮和資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階層的人的勤奮和資本相競爭。
君主就完全給免除了一种職責；在試圖履行這种職責個君主總是遭受無數的欺騙，因此若要履行這种職責，人類的智慧或知識永遠不可能是足夠的———這种職責就是監督私人的勤奮，并將它引導到最适合社會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號是“Ecrasez i'infame！”——砸爛可恥的東西，即消滅宗教的狂熱和不容异說。
這种對不容异說的強烈反對有著兩方面的原因。
一個原因是人們确信不容异說妨礙了科學討論和得出真理。
另一原因是不容异說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
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杰出擁護者伏爾泰說，“如果在英國僅允許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會變得專橫；如果只有兩种宗教，人民就會互相割斷對方的喉嚨；但是，當有大量的宗教時，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處。”
更准确地說，哲人們拒絕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決定人類的命運這种傳統的信仰。
相反，他們尋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斷相一致的自然宗教。
結果產生了种种根本違背宗教正統觀念的東西。
有些人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
另外一些人成為不可知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
多數人是自然神論者，樂于贊同上帝存在并創造了世界的主張，但堅決認為，上帝創世后，允許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則起作用而不加以干涉。
因而，自然神論者能同時做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
他們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義，同時，又能拒絕接受某些帶有超自然特色的東西如圣靈感孕、耶穌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經》中的神的啟示。
這里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所有這些新的信條——無神論、不可知論和自然神論——反映了理性主義者對“天啟”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
自基督教在歐洲獲胜以來，基督教傳統首次出現了明确的破裂。
同樣，在政治方面，哲人們也有一個關鍵性的用語——“社會契約”。
關于統治的契約論并不是一种新理論：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發表的《政府論》一書中已系統地提出了這一理論。
洛克在這部論著中說，如果統治者對其臣民管理不當，“他們就會因這种失職行為而喪失早先人民為著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們的權力，權力就會被移交給人民，人民有權利恢复自己原先的自由。
……”換句話說，洛克將統治看作是統治者与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种政治契約。
但是，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种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
在他看來，契約就是人民之中的一個協議。
盧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說，所有公民在建立一個政府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個人意志熔合成一個共同意志，同意接受這共同意志的裁決作為最終的裁決。
盧梭關于共同意志的觀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种种解釋。
20世紀的獨裁者們就是利用這一學說為自己的极權主義政權辯護。
然而，從歐洲政治革命的觀點看，重要的一點在于盧梭強調了人民的主權。
他把統治權看作只是一种“代辦權”，從而證明把人民的合法權力歸還給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這种革命是正當的。
“行政權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辦事員；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們掌權和把他們拉下台；對受托人來說，不存在契約的問題，只有服從。”
以上簡短的評述表明了啟蒙運動對歐洲政治革命的意義。
“砸爛可恥的東西”、“自由放任”和“社會契約”這些口號破坏了傳統的制度和習俗。
此外，它們不僅對法國的現狀，而且對整個歐洲甚至海外地區的現狀，也是一個挑戰。
實際上，哲人們并不把自己看做法國人或歐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類的成員。
值得注意的是，伏爾泰普批評了博緒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書，其理由在于，這部著作主要論述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歷史，忽視了异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歷史。
這一批評頗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們有意識地試圖從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
他們試圖發現与牛頓的物質世界的定律相當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則。
雖然哲人們并未發現支配整個人類的、永遠不變的法則，但他們的著作确影響了世界許多地區的好思考的人們。
他們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說服歐洲的許多君主至少接受他們的某些學說。
這些君主仍然堅持他們以天賦之權進行統治的理論，但是他們已改變了關于其統治目的的思想。
政府權力仍然是君主們的天賦特權，但這時已用于為人民謀利。
因此，這些統治者被稱為仁慈的專制君主。
這些仁慈的專制君主中最聞名的是普魯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國的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
葉卡捷琳娜也許是最有說話才能的。
常常說出啟蒙運動的富有代表性的口號，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應當平等，”“君主應為其人民服務”“一個國家若划分成少數大地產，是危險的”等等。
但是，葉卡捷琳娜和其同時代的君主們并不僅僅談論改革。
葉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國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為促進普魯土的農業做了大量工作；而開明的專制君主中最真誠、最認真的約瑟夫二世在其統治期間由于試圖將其帝國改造得与新的原則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盡。
不過，盡管這些統治者擁有极大的權力，取得的成就卻很有限。
他們的繼承者常常破坏他們的成果，而教士和貴族則毫不退讓地反對威脅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啟蒙運動的學說不僅鼓舞了少數君主，也鼓舞了他們的一些臣民。
例如，在俄國，貴族亞歷山大·拉季謝夫于1790年發表了一部題名為《從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施行記》的著作。
拉季謝夫是哲人們的一個忠實信徒，他在其著作中尖銳地譴責了自己國家的基本制度——官僚政治、專制主義的君主政体和農奴制。
同樣，在哈普斯堡帝國，也可找到哲人們的許多忠實信徒。
其中有個叫杰爾杰·貝塞恩耶的貴族被普遍地稱為匈牙利的伏爾泰。
18世紀末，一個叫尤莉婭·恰凱的女伯爵擁有一個有5，160卷書的藏書室，其中有3，600多卷是法文書，包括了伏爾泰和盧梭的全部初版的著作。
甚至在穆斯林的奧斯曼帝國，蘇丹謝里姆三世也是啟蒙運動的學說的熱情支持者，他似乎是從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國商人和外交官那里吸收到這些學說的。
雖然他盡力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非常猛烈，他在統治18年后于1807年被殺害。
蘇丹的臣民，尤其是与西歐有某些交往的巴爾干半島的基督教徒，也受到了啟蒙運動的影響。
這方面較杰出的是塞爾維亞的一名到處走動的修道士，名叫奧布拉多維奇，他曾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廣泛地旅行。
旅行期間，他成為啟蒙運動的一名直言不諱的信徒；這一點，從其著作的以下這段話中能覺察出來：
我有兩個主要目的：首先，說明寺院對社會是無用的；其次，說明充分地學習的巨大必要性，充分地學習是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使人們擺脫迷信，能引導人們真正地崇敬上帝、擁有理性的虔誠和有知識的优點，從而使一個富有理性的人真正地走上現世的和永恒的幸福之路。
……我將毫不注意任何人屬于什么宗教和信仰，那也不是在當前的文明時代里所需考慮的事。
在南北美洲，啟蒙運動也有著直接的、非常重大的影響。
在拉丁美洲，新的學說由于官員、商人和移民川流不息地到來而得到傳播。
有位歷史學家在分析了哲人們的著作在拉丁美洲的大學和私人圖書館中的廣泛傳播之后，下結論說，“啟蒙運動顯然影響了……約1808年前后達到成熟的整整一代人，導致了爭取獨立的斗爭。
至于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我們將在下面論述美國革命的一節中詳細考察。
這里只要提一下托馬斯·潘恩、本杰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杰斐遜正象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那樣完全是哲人就夠了。
畢竟，正是杰斐遜宣布每個人都有兩個祖國：“他自己的國家和法國。”
啟蒙運動的种种學說的影響并沒有隨著18世紀甚至19世紀的結束而消失。
伏爾泰和潘恩的著作至今仍有影響，仍鼓舞著生活在普遍的狀況和制度限早先哲人們与之斗爭的狀況和制度相似的國家里伯人民。
例如，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的教授K．M．哈立德于1950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從這里開始》的書，提出了一個要使穆斯林世界恢复活力的綱領。
哈立德在書中大量地引用了伏爾泰、盧梭和活息的話，并引用盧梭的話來闡明他寫這本書的動机。
他在序言中寫道；“就撰寫這本書的動机的崇高而言，我完全是問心無愧的。”
也許盧梭的話最能表達我的這种感情：“正是我們對上帝的信仰和對人類的信心，激勵我們決心把愚蠢的、奴性的動物變成為有知識的、有人性的人。”
四、美國革命
我們不應夸大仁慈的專制君主貫徹啟蒙運動的种种學說所取得的實效。
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啟蒙運動才大大地影響了歐洲的人民群眾。
但1789年以前，在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已爆發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提供了將新學說付諸行動的一個實驗性的示范。
我們早先已提到，十三個殖民地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政治上難駕御，它們的民選議會者是与從倫敦派來的總督和其他官員不和。
我們還提到，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決定性地打敗了法國，并通過1763年的巴黎和約獲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要密西西比河的法國殖民地。
英國人和美國人對他們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
但是，這一胜利在解決了舊問題的同時又引起了新問題。
一個新問題是，由于法國進攻的危險已消除，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精神正在不斷增強。
另一新問題是，英國政府在獲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決定加緊對帝國組織的控制。
這种加緊在早期階段也許是可行的，但這時，在長期的“有益的忽視”之后，在消除法國的威脅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們能夠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權利這樣做。
因而，美國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這兩种相沖突的要求；馬薩諸塞的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在他于1765年11月23日寄給在倫敦的上司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美利堅的所有政治上的弊端皆起因于沒有确定大不列顛和美利堅殖民地之間的關系。
因此，在不列顛和美利堅存在著關于這种關系的种种意見，它們互不一致、互相矛盾。
在不列顛，美利堅諸政府給看作是被授權制訂地方法、只是在議會高興的時候才得以存在的社團，議會……隨時有權力解散它們。
在美利堅，他們自稱……是完備的國家，除了有同一個國王外，其他方面均不依靠大不列顛；他們從容不迫地完善了立法机關，一點也不受大不列顛的立法机關的支配。
……在一個如此巨大的矛盾中，誰將作出決定呢？
對這一決定性的問題作出回答的是軍隊。
在美利堅殖民者當中，并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贊成求助于暴力。
事實上，他們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
保守主義者僅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地存在于母國与殖民地之間的那种松散的關系。
但是，激進主義者要求帝國關系中發生使殖民地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務的變化，他們還要求殖民地內部出現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權力的轉移。
關于后面一點，保守主義者激烈反對。
他們不想引進民主政体；相反，他們希望象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一樣，保持上層階級的領導。
最后，由于不列顛無能的官員屢犯大措，激進主義者得以獨行其是。
導致革命的步驟是眾所周知的，無需詳細敘述。
首先是1763年時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移民。
這原是作為在能夠制訂出有條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項臨時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以為自己將為了英國少數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遠排除在外。
然后，是施行一系列財政措施，公布了“糖稅法”、“駐兵法”、“印花稅法”和“湯森稅法”；其目的是為了將英國繁重的稅收負擔的一部分轉嫁到美利堅殖民者肩上。
這些征稅在英國人看來，尤其是考慮到近來擊敗法國人的戰爭所帶來的花費以及將來保護美利堅邊疆所必需的預計的花費，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殖民地居民由于都受到這些征稅的影響，一致加以反對。
他們召開了一次洲際大會，組織對英貨的抵制，直到這些財政措施被取消為止。
然而，英國政府又施行了另外一系列欠考慮的措施，引起了一場導致革命的新風暴。
一連串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東印度公司對茶葉的壟斷、波士頓茶党案、作為對在波士頓港口的破坏行為的懲罰的強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們所熟悉的。
當時，1774年，英國國會還通過了魁北克法案，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規定了一個政府体制，并划定了魁北克的邊界，邊界內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領土，即現在的威斯康星州、密執安州、伊利諾斯州、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
在捍衛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說的東西很多，但是，美利堅殖民者譴責它是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擋他們向西擴張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
1774年9月，第一屆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組織了對英貨的又一次抵制。
第二年，當英國軍隊從波士頓前往康科德搜奪那里的秘密軍需庫時，戰斗開始了。
正是在這次戰斗中，有人在列克星敦草坪打響了“聲聞全世界的槍聲”。
結果是英國軍隊發現自己被圍困在波士頓。
第二月即1775年6月，第二屆大陸會議召開，它需要負責一場正式的戰爭，開始招募一支美利堅軍隊。
大會對于与母國實行最后的決裂，仍很勉強。
但是，隨著戰斗的蔓延，要求獨立的情緒增漲。
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動性的小冊子《常識》。
潘恩只是兩年前剛從英國來到美洲，他痛恨英國社會的不公正。
現在，他在小冊子中熱情地激勵殖民地居民拋棄“舊世界”的暴政：
假定一塊大陸永遠要由一個島嶼來支配，那是件荒謬的事。
大自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使衛星大于其主要的行星；由于英國和美洲就彼此間的關系而言，顛倒了大自然的通常秩序，所以它們屬于不同的体系，是很明顯的。
英國屬于歐洲；美洲屬于它本身。
啊！熱愛人類的人們！敢于不僅反對暴政、也反對暴君的人們，站出來吧！舊世界的每一處都有著重重壓迫。
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驅赶。
亞洲和非洲很久以來一直驅逐自由，歐洲把自由看作是個陌生人，英國對自由發出了离開的警告。
啊！接受這一逃亡者吧，為人類准備一個避難所！
讓我們每一個人向鄰人伸出熱情的友誼之手……讓輝格党和扎利党的名字滅絕；讓我們不是听別人，而是听誠實的公民的話；他們是坦率的、堅定的朋友，是人類權利和美洲自由的、獨立的國家的勇敢的擁護者。
《常識》在殖民地各地得到傳閱，它大大地有助于大會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獨立宣言》的決定。
一旦軍事行動開始充分進行，決定性的因素證明是法國對革命者的援助。
戰爭的前兩年間，法國并沒有正式卷入，不過，它把軍火源源輸送到殖民。
1777年決定性的薩拉托加戰役中，美利堅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來源于法國。
第二年，法國与起義者訂立同盟，向英國宣戰。
荷蘭和西班牙加入法國一方，而歐洲其他大部分強國則組成武裝中立聯盟，以保護它們的貿易不受英國海軍的攻擊。
法國海軍和一支擁有6000人的法國遠征軍的援助，大大地有助于喬治·華盛頓所率的軍隊的胜利，大大地促成了英國最后于1781年在約克敦的投降。
1783年在巴黎簽訂的和約，正式承認了美利堅共和國的獨立，其邊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
但是，加拿大仍屬于英國，并接受了仍忠于英國的60000名美利堅托利党党人，他們在人數上与原先在圣勞倫斯河流域的法國居民相等。
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美國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新的、不同類型的國家。
《獨立宣言》已宣布：“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于是，美國人民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之后，通過了旨在使這一宣言不僅在紙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實現的种种法律。
首先，這些法律廢除了東半球的限嗣繼承地產權和長嗣繼承制。
被指定繼承人的土地不能在該家庭以外出售，而長嗣繼承制則要求土地須移交給長子。
施行這些制度的目的是使大地產在其因襲的所有人的管理下保持完整無損。
但是，《獨立宣言》發表10年后，除兩個州外，每個州都廢棄了限嗣繼承地產權，宣言發表15年后，每個州還廢棄了長嗣繼承制。
換句話說，新的美利堅共和國是建立在由農民本人經營的小地產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由少數人控制的大地產的基礎上。
托利党党人如弗吉尼亞的費爾法克斯家族擁有600万英畝的土地；對托利党党人所擁有的大地產的奪取和分配也促進了上述的過程。
這些地產被奪取后，被小塊小塊地出售，從而明顯地改變了新共和國的土地所有制。
美國革命也導致公民權大大地擴大，不過，男公民選舉權直到50年后才确立。
革命還促進了反對奴隸制度的運動。
一個接一個州政府通過了禁止輸入奴隸的法律——羅得島和康涅狄格于1774年通過，特拉華于1776年通過，弗吉尼亞于1778年通過，馬里蘭于1783年通過，到1784年，規定逐步地、完全地廢除奴隸制度的法律己在賓夕法尼亞、馬薩諸塞、康涅狄格和羅得島得到通過。
甚至在弗吉尼亞的蓄奴中心，1782年時也通過了使解放奴隸較為容易的法律，8年之內，該州有1万多名奴隸獲得自由。
較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革命的另一成果。
先前，十三個殖民地中有九個殖民地已設立州教會。
這意味著居住在馬里蘭的公理會教友必須幫助支持該州的主教派教會；居住在馬薩諸塞的主教派教會成員必須幫助支持當地的公理會教會；即使那些根本沒加入教會的人，也看到他們所納稅款的一部分被用于支持一個州教會。
但是，革命開始之后，馬上就有五個州的已确立的教會被廢除，從而，開始了已成為當代美國之特點的宗教信仰自由。
立憲制度也因革命而得到加強。
十三個州都接受了以《獨立宣言》的原則為基礎的憲法。
這些憲法給財產所有人以專門特權，并不是完全民主的。
但是，它們通過政府權能的分立而對統治權加以限制，并附上《人權法案》；該法案規定了公民的天賦權利和以往沒有一個政府會公正地去做的一些事情。
1787年的《西北法令》确保西部諸地將分享美國革命的來之不易的好處：它規定新的州應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區，它們在所有法律方面与舊的州相同，但不能實行奴隸制度。
西部諸地將無須經受原先各州的殖民地附屬的制度或競爭擴張的制度。
相反，當它們能取得州的地位時，它們將因有彈性的聯邦制的原則而享有原先十三個州在戰爭和革命中贏得的權利和自由。
這些變化并不象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所帶來的變化那樣廣泛和深刻。
這些較后的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促成了較美國革命多得多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
然而，美國革命在當時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美洲的建立，在歐洲被廣泛地解釋為：它意味著啟蒙運動的思想是切實可行的——一個民族有可能建立一個國家，有可能制定一种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上的切實可行的政体。
美國各州所通過的憲法尤其給當時的歐洲人以深刻印象。
他們向列舉人類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宗教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的《人權法案》歡呼。
我們將看到，〈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育》的發表形成了法國大革命的高潮，這并非偶然的。
起草該宣言的委員會承認，“這一崇高的思想”產生于美洲。
“在北美洲确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們已進行了合作；北美洲向我們表明了我們應將對于自身的保護建立在什么原則的基礎上。
…”當挪威人和比利時人分別于1814和1830年起草各自的憲法時，美國又充當了一個樣板。
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已成為自由和机會的一個象征。
它作為沒有以往數千年的負擔和積淀的一塊新的土地而受人羡慕。
例如，德國的音樂家和詩人舒伯特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异說和專制政治的受害者們敞開著”。
同樣，杰斐遜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馬澤伊寫道，絕大多數意大利人是美國的贊賞者——他們“大聲地稱它為人類的事業，盡管他們生活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
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亨利·格拉頓因美國革命者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告訴自己的同胞們，“在你們确定當奴隸的可行性以前，請始終朝美國看。”
隨后，他在對英國的一次警告中說：“當美國派遣其大使……前往歐洲并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獨立和政權時，你會想象自己將說服愛爾蘭滿足于一個為它制定法律的英國國會嗎？”
當時的美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已意識到美國革命的意義，他宣稱：
一場偉大的革命已經發生——這一革命的發生不是由于任何現存國家中的力量的變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個新地區出現了一個新的种類的新國家。
它已在所有的力量關系、力量均勢和力量趨勢方面引起一個巨大變化，就象一個新行星的出現會在太陽系中引起一個巨大變化一樣。
即使今天，在巨大的變化已改變美國社會、新的更激進的革命運動已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區時，美國革命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仍可感覺到。
五、法國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國革命在世界歷史舞台上較美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顯得突出得多。
它比那些較早的大變動引起更多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并影響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區。
法國革命不僅標志著資產階級的胜利，而且標志著以往一向蟄伏著的民眾的充分覺醒。
雖然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已引人注意，但對各階層的人們有號召力的民族主義也已出現。
這些人以往長期地呆在舞台兩側，這時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后一直留在那里。
換句話說，正是在法國，世界首次強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覺到至今仍在我們腳下隆隆響的地震。
為什么這一巨大的變化會發生在法國呢？基本原因存在于以下事實中：啟蒙運動的故鄉——法國，直到拿破侖登台后才由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統治。
因而，法國是一個极其無能且不公正，以致統治机构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頓狀態的國家。
正是這种停頓狀態，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滿的資產階級有机會成功地奪得政權。
這一模式從成為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的財政危机中能清楚地覺察出來。
1789年，法國政府的債務几乎達40億里費爾；其价值大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40億美元。
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決不是空前的，也不与當時其他國家的國家債務不一致。
例如，它僅相當于大不列顛的國家債務的一半，若按人頭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后者的五分之一。
然而，法國由于它的兩個特權階級——教士和貴族基本上是免稅的，不能承受這一債務負擔。
法國的舊政權就其組織而言是貴族政權。
所有法國人在法律上屬于某一“等級”即社會階層，這种成員資格決定了他們的法定權利和特權。
第一等級由教士組成，教士在2，450万的總人口中總共有10万左右。
第二等級由貴族組成，總數約達4O万。
第三等級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O多万農民、約40O万城市商人和工匠。
因而，前兩個等級僅占總人口的2%。
但是，他們擁有約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護人的大部分好處。
盡管他們取得這些不相稱的利益，卻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稅；實際上，他們認為納稅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稅收負擔落在第三等級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肩上。
后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僅擁有30％的土地。
而且，農民須向教會交納農產品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种封建稅，向國家交納田賦、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各种稅。
由于1720至1789年間總的物价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產品的价格遠遠落后，這一稅收負擔特別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滿，因為他們的工資在上述數十年間僅上升了22%。
相形之下，資產階級并沒在納稅方面感到困窮，因為他們比工匠和農民更能保護自己。
而且，大部分商人從物价上漲、從1713至1789年間法國貿易增長5倍中獲利。
然而，資產階級對舊政權极不滿意。
他們憤恨自己受到貴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机构、教會和軍隊中的高級職位之外。
簡言之，資產階級想要獲得与他們日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
貴族革命當大變動開始時，法國舊政權的性質就是如上所述。
法國革命同古往今來的其他革命一樣，先是溫和地開始，逐漸地變得愈來愈激進。
實際上，它不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于1789年，而是作為貴族革命開始于1787年。
然后，它通過資產階級階段和群眾性階段而向左轉，直到發生一個使拿破侖執掌政權的反應為止。
貴族開始革命，是因為他們希望恢复自己在16和17世紀期間丟失給王室的政治權力。
國王的州長已取代了貴族總督，國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國各級統治權。
君主們的權力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從16j4年起，他們已不必費心召開三級會議即國家議會。
因此，當路易十大發現自己由于支持美國革命時所承擔的大量支出而處于經濟困難中時，貴族試圖利用這一机會來恢复權力，這是可理解的。
1787年，當路易試圖不顧占有者的社會地位、向所有地產征收一种統一稅時，貴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權力問題作出決定。
特權階層譴責這种新的稅為非法的，宣稱唯有集會于三級會議的全体國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變革。
由于金錢的匾乏非常嚴重，國王最終讓步，允諾在1789年春天召開三級會議。
貴族以為他們能控制這一會議，從而重新獲得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
但是，他們的估計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三級會議的召開所導致的不是貴族的胜利，而是一個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這一浪潮將掃除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确立的制度和統治階級。
資產階級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爾賽召開的三級會議并不代表法國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個等級。
從一開始起，第三等級就證明是最有生气、最決定性的。
第三等級占有人數上的优勢，有代表60O名，而其他兩個等級的代表各為300名。
實際上，第三等級的代表超過了另外兩個等級代表的總和，因為不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貴族（如曾為美國的革命事業奮斗過的拉法夷特侯爵），都与第三等級站在一起。
中產階級的代表還在擁有思想方面占优勢。
他們知道自己要改變法國的舊制度，并從哲人們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應如何實現這种變革的一般思想。
他們還擁有政府极度需要的現金，并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有力武器去爭取他們所期望得到的各种權益。
平民們通過迫使國王路易把三級會議改變成國民議會而贏得他們的第一個胜利。
這是一個极其重要的改變，因為只要決議是在等級的基礎上作出，第三等級就永遠處于三居一的少數地位。
而一旦三個等級的代表聯合組成國民議會，平民（包括他們在另外兩個陣營中的盟友）就會處于多數。
國王路易是個相當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這一關鍵性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然后，定要保持傳統的等級。
但當平民大膽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為國民議會時，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個等級合并為一。
國王的讓步并不表示他內心的轉變。
他繼續重視所謂的“王后党”——瑪麗婭·安東內特的反動顧問們的勸告。
可表明國王的真正意圖的是，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內克的職務，因為這位大臣被認為是最贊成改革的。
同時，忠實的王軍的几個團被秘密地調至凡爾賽。
國王正准備用武力解散議會的謠言傳播開來了。
而且，似乎沒有什么能阻止國王這樣做。
國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決心。
但是，在這緊要關頭，國民議會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義而得救。
民眾作了決定性的干預，發動了第三階段即群眾性階段的革命。
民眾革命 這時拯救法國革命的民眾并非街頭賤民。
實際上，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組成。
他們傳播消息、組織示威游行，而他們的不識字的雇工和職員則追隨他們的領導。
革命是在內克被免職以后爆發的。
下層民眾涌上街頭，要求較廉价的面包，并抬著身披喪服的內克的半身雕塑像游行。
7月14日，他們攻破并拆毀了巴黎的一座用作監獄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獄。
這一事件本身并沒有什么實際作用，因為巴士底獄這時已很少被使用。
它里面關著7名入獄者，其中，兩人是精神病患者，四人為弄虛作假者，第七個是個變態的年青人，由其家庭托交監護和支付其費用。
不過，巴士底獄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壓迫的象征，此時這一象征被摧毀了。
為什么“巴土底日”在法國如同“獨立紀念日”在美國那樣，現在仍得到慶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獄的陷落標志著民眾登上了歷史舞台。
他們的干預挽救了資產階級，從此以后，后者不得不在關鍵時刻依靠街頭下層民眾提供“一次革命”。
這樣的時刻在后來的歲月里有過許多次，如資產階級為爭得權力而進行反對國王、反對特權階層、最后反對整個歐洲的舊秩序的斗爭時就是如此。
民眾革命不僅發生在巴黎，也發生在農村。
農民在其長期存在的苦難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獄的激動人心的消息的激勵下。
拿起了武器。
在農村的許多地方，他們拆除篱笆，奪取土地，燒毀庄園主的住宅。
面臨這种革命形勢，國民議會中的貴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現實，和平民一起投票贊成廢除封建制度。
在1789個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過了廢除一切封建稅、免稅特權、教會征收什一稅的權利以及貴族擔任公職的專有權的法規。
在國民議會所規定的其他許多重要的措施中，較突出的是沒收教會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過《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這份宣言闡明了關于自由、財產和安全的基本原則—一“就人們的權利而論，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終如此……國家實質上是所有主權的來源……法律是公眾的意志的表達……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損害別人的事情的權力中……”最后一個條款表明，資產階級并沒有失去對革命方向的控制：“財產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顯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規定的損失賠償是公正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應當被剝奪這种權利。”
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
用一位法國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它相當于舊制度的死亡證書。
宣言被印成許許多多的傳單。
小冊子、書籍并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使“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口號傳播到整個歐洲，最后傳播到整個世界。
國王路易決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徹底改革和宣言的革命原則。
他告訴一位大主教；“我決不答應讓我的教士或貴族遭受掠奪。
我不會批准使他們受到掠奪的法令。”
巴黎下層民眾再一次戰胜了王室的反對。
國王的敵視、巴黎糧食供應的短缺，激起了民眾的斗爭。
10月初，以婦女為主体的饑餓民眾襲擊了巴黎的面包舖子，然后向凡爾賽的王宮進軍。
在這些民眾的壓力下，路易同意將宮廷還到巴黎。
民眾興高采烈地往回行進，自夸他們帶來了“面包師傅、面包師傅的妻子和孩子”。
王室成員住進了土伊勒里宮（巴黎的一座宮殿），在那里，他們成為實際上的囚犯，而國民議會則設在附近的一所騎兵學校里。
10月的這些充滿騷動的日子确保了對8月法令的批准。
由于王室和國民議會受到民眾行動的左右，這些日子巴黎民眾的影響大增。
戰爭和恐怖雖然巴黎的國王實際上沒有力量，但許多教士和貴族決心恢复他們所失去的地位和特權。
其中有些人逃亡國外，在國外努力設法使外國列強卷入反對法國革命政權的糾紛中去。
他們成功了，不過應該注意到，國民議會中的激進派即吉倫特派也贊成戰爭，因為后者相信一個共和國可以由此在法國得到建立，革命學說可以由此傳播到整個歐洲。
隨著奧地利和普魯土站在反對法國的方面，戰爭于1792年4月爆發。
最初，裝備很差的法國人被擊潰，但是，無數的志愿者在全國性的愛國主義浪潮中成群結隊地涌到法國旗幟下。
同時，巴黎民眾加入反對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奧地利籍王后瑪麗姬·安東內特的行動中。
在民眾的壓力下，國民議會于8月10日暫時停止了國王的職權，號召人們參加國民公會的選舉。
經男子普遍選舉產生的國民公會于1792年9月21日召開，在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即保衛祖國、反對奧地利-普魯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革命干勁和民眾支持相結合，證明是不可抵抗的，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被赶出了邊境。
1793年，英國、荷蘭和西班牙加入了反對法國的聯盟。
革命者的反應是進行著名的全民總動員。
有位演說家慷慨激昂地演講道：“讓每個人都為正在進行中的全國性的軍事努力盡一份責任。
青年們將戰斗，已婚的人將鍛造武器……提供給養，婦女們將為士兵制作衣服……去醫院當護士照料傷員，孩子們將用舊亞麻布制作作繃帶用的軟麻布……老人們將被送到公共廣場上去激勵青年戰士的勇气、宣傳對國王們的仇恨和共和國的統一。”
人民起來保衛祖國。
14支軍隊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將領們的指揮下，奔赴戰場。
在“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口號的鼓舞下，法國平民軍隊以破竹之勢前進。
到1795年，敵人的聯盟已被粉碎。
其時，國民公會愈來愈向左轉，在一定程度上，這不僅是因為它經男子普選產生，還因為對戰爭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熱情。
到1793年6月，吉倫特派已由更激進的雅各賓派取代。
這時，居支配地位的統治机關是救國委員會。
這一委員會以革命熱情和熱烈的愛國精神任命和罷免將軍、鼓舞群眾參加英勇的行動、實施對外政策、對無數的問題立法，并通過一個無情的恐怖時期來鎮壓反抗。
許許多多的人因叛國罪或者僅僅因愛國精神不夠而受到指控，并被送上了斷頭台即當時所稱的“國家剃刀”。
但是，恐怖統治失去了控制，革命開始“吞滅它自己的子女”。
在不斷的權力斗爭中，一個接一個革命領袖繼路易和安東內特之后被送上了斷頭台。
對資產階級來說，同樣扰亂人心的是革命的社會激進主義不斷增長。
無套褲漢（字義上指缺乏上流社會的短褲的人們）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個更平均主義的國家。
他們相當于英國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們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實行政府對物价和工資的控制和實現一种社會安全制度。
這類措施完全超出法國資產階級的計划。
因此，法國資產階級同英國資產階級一樣，努力阻擋革命向左的方向發展。
在英國，結果是平均派被擊敗、克倫威爾進行統治。
在法國，無套褲漢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個5人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侖·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侖 拿破侖作為在意大利取得輝煌成就的將軍而贏得聲望，他利用自己的聲望推翻了督政府。
他先是作為1799至1804年的第一執政，后又作為1804至1814年的皇帝，統治了法國。
對我們的論題來說，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法國的15年統治有兩個特點：國內改革和軍事戰役。
前者鞏固了革命成果；后者在鄰國激起了二個民族主義反應并最后導致他垮台。
就國內政策而論，拿破侖可比得上開明的專制君主。
他感興趣的是技術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
雖然他對國家實行獨裁統治，但有效地統治了國家。
他把法律編集成典，使行政机關置于中央集權制下，組織國民教育体系，建立法蘭西銀行，并就法國的教會和國家間的關系与教皇達成協議。
拿破侖這些實在的成就使他受到普遍的歡迎。
渴望复辟舊制度或認為拿破侖背叛了革命的政敵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數人因他結束騷亂和建立起一個可信任的、強有力的政府而向他歡呼。
拿破侖因不斷地進行戰爭而浪費了這种友好親善。
作為一個軍事天才，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到1810年，他達到成功的頂峰，他已使法國的疆界越過萊茵河伸展到呂貝克、越過阿爾卑斯山脈伸展到羅馬。
歐洲的其余地區由法國的附屬衛星國或盟國組成．只有英國仍保持獨立并怀有极大的敵意。
拿破侖在其所有征服地區貫徹法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則。
他廢除封建制度和農奴制，承認所有公民的平等，實施其著名的法典。
這些改革意味著進步，或至少意味著維新。
雖然各地极為不安的既得利益集團反對這些變革，但變革也在許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
資產階級和許多知識分子不僅在他們所居住的一些地區，而且在法國外面贊成這些變革。
法國的統治是進步的，但事實仍然是，它乃一种外來統治，在必要的地方，是憑武力強加的。
1792年12月15日，國民公會通過了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法蘭西國家宣布，凡是因拒絕或拋棄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維護、恢复或寬待君主和特權階級的人，它都將把他們作為敵人來對待。”
這是專橫的，但是拿破侖對臣民甚至更專橫、更苛求。
他的非法國臣民終于漸漸對征購、賦稅、征兵、戰爭和關于戰爭的謠言感到厭煩。
法國的統治通常意味著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但是，人們對行政管理的法國式性質的印象比對行政管理的質量的印象更深刻的時候來臨了。
換句話說，這些人已成為民族主義者，而且他們的民族主義已發展為反抗拿破侖統治的運動。
這不僅解釋了意大利的動亂、西班牙的武裝抵抗和德國的日益增強的民族團結，而且也解釋了一位意大利愛國者發自內心的話；他在1814年寫道：“我這樣說是痛苦的，因為沒有人比我更意識到我們應向拿破侖表示感激，沒有人比我更懂得濕潤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國人鮮血的价值，但足，我必須說這樣一句真實的話：看到法國人离開是一种巨大的、說不出的歡樂。”
對拿破侖來說，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國時所遇到的俄國各階層人士的激烈抵抗。
這种抵抗正象冰天雪地一樣，造成拿破侖大軍的災難性的毀滅。
從俄國冰凍的平原上開始，拿破侖的事業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在厄爾巴島上結束了。
因而，法國革俞的思想意識對其創始人發生了反作用。
拿破侖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而覺醒并充滿熱情，然后又在其導師背叛自己的原則時轉而反對其導師。
維也納的解決方案 維也納會議在1815年召開，重新炮制了拿破侖垮台之后的歐洲地圖；指導這一會議的原則有三個——正統主義、遏制和補償。
根据正統主義的原則，法國、西班牙、荷蘭和意大利諸國的君主均恢复王位。
根据遏制的原則，与法國接壤的國家都要盡可能地強大起來。
荷蘭得到比利時，奧地利得到倫巴第和威尼托，普魯士除了得到薩克森的部分地區外，還得到沿萊茵河的一些地區。
得胜的同盟國以各种領土補償自己——挪威划歸瑞典，馬耳他、錫蘭和好望角划歸英國，芬蘭、比薩拉比亞和波蘭的大都分地區划歸俄國，達爾馬提亞和加利西亞（以及倫巴第和威尼托）划歸奧地利。
在預想到以后的事件時，應注意到德國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國是個由39個州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聯邦；意大利是個包括9個州的“地理名詞”，這9個州因為奧地利在倫巴第和威尼托所居的統帥地位而由奧地利統治。
六、民族主義
我們所已研究的三個偉大的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對世界歷史的意義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領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個不識字的希腊游擊隊首領對這一問題作了最好的回答。
他宣稱：“依我看，法國革命和拿破侖的所作所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真相。
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況很少，人民曾認為國王是地球上的神，認為國王有理由說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
通過現在這一變化，統治人民更困難了。”
這位游擊隊首領以這种朴實的語言不僅概括了法國革命的實質，也概括了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實質。
我們已看到李爾本、潘恩和羅伯斯比爾，還有平均派、后備民兵和無套褲漢，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
了解世界真相意味著一場深遠的政治革命。
它標志著有史以來積极的、有組織的群眾首次開始投身于政治。
這一革命在興盛于19世紀的許多主義中表現出來。
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們將考察其中的三個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從那時起已對歐洲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最大的影響。
民族主義是近代歐洲歷史上的一种現象。
它并沒以可辨認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紀。
中世紀時，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屬于天主教會，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語；羅馬帝國的普濟主義存在于天主教會，存在于拉丁語，存在于神圣羅馬帝國中，雖然神圣羅馬帝國是個搖搖欲墜的國家。
因而，在那些世紀里，民眾應忠于國家這一點是無人知曉的。
相反，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區如勃員第或康沃爾的居民，只是最后——知果實在要說的話——才是法蘭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個發展逐漸更改了忠誠的這一尺度。
一個發展是各种方言的興起和這些方言在文學表達方面的運用。
另一發展是若干國家教會脫离了天主教會。
、最后一個發展是西歐的一些王朝建立并鞏固了几個性質相同的、獨立的大國——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麥。
這些發展為民族主義的興起打下了基礎，不過應該注意到，18世紀末葉以前，人們一直把國家与君主本人混為一談。
例如，路德認為“主教們和諸侯們”构成了德國，而路易十四則聲明法蘭西國家“完全屬于國王本人”。
民族主義直到18世紀西歐資產階級開始分享或獲得全部權力時，才呈現其近代的形式。
西歐資產階級是以國家的名義分享或獲得全部權力的，因此，國家不再是國王、國王的領土和國王的臣民。
更确切地說，國家這時由公民（僅指19世紀末葉以前有財產的公民）組成，“這些公民居住于一個共同的地區，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擁有一個發言權，并意識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實的）遺產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義的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時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進。
革命的領袖們為了從歐洲舊政權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動員國民軍隊——由樂于并渴望為祖國而戰的、有政治覺悟的公民組成的軍隊。
法國革命還以其他几种方式促進了民族主義的發展。
它要求所有法國公民都說法語即“中央的或國家的語言”，來代替許多地區方言。
它建立了公立小學网，來教授法語和灌輸對國家的熱愛。
法國革命也促進了報紙、小冊子和期刊的出版；這些讀物寫得粗淺、通俗，因而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法國革命還創立了象國旗、國歌和國家節日那樣的民族主義儀式和象征。
所有這些發展使民族主義能壓倒人們對宗教和地區所承擔的傳統義務。
這种對國家的新的忠誠的性質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賓派士兵給他母親所寫的以下這封信中：
當祖國召喚我們去保衛她時，我們應該沖到她跟前，就象我會沖向一頓美餐一樣。
我們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屬于我們。
所有一切都屬于國家、屬于祖國。
我确實知道，你和我們村的其他一些居民并不持有這些看法。
你和他們都沒察覺到遭蹂躪的祖國的呼喚。
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給培養出來的，我在靈魂深處始終是一個共和主義者，雖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個君主的統治下；就我而論，熱愛祖國、熱愛自由、熱愛共和國的原則不僅銘記心頭，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統治天地万物的上帝樂意讓我保持這些必不可少的東西，它們將繼續留在我心頭。
我們前面已提到，對國家的這种息息相關之感從法國傳到了鄰國。
它是通過民族主義思想意識的自然擴散而傳到鄰國的，而且，也是作為對法國侵略和統治的一种反應。
民族主義因工業革命而得到進一步促進，因為工業革命憑借其新的大眾交流工具，使對公民進行有效的、無所不包的教導成為可能。
因而，民族主義成為19世紀歐洲歷史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以后又成為ZO世紀世界歷史中的一個主要因素。
但是，隨著19世紀的逝去，民族主義的性質起了變化。
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寬容的信條，這种信條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義運動相競爭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這一概念的基礎上。
但是，在19世紀后半世紀，它變得愈來愈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其原因在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在于俾斯麥用馬基雅維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稱的“鐵血”戰爭成功地統一了德國。
民族主義在1815年以后立即強烈地表現出來，因為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領士解決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數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統治。
德國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挪威人以及哈普斯堡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許多民族的情況就是如此。
其必然結果是，1815年以后，在歐洲各地爆發了一系列民族反抗運動。
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進行了起義，從土耳其人統治下贏得了獨立。
同樣，比利時人于183O年也進行了反抗，擺脫了荷蘭的統治。
意大利人在經歷了干1820年、1830年和1848年舉行的三次無效的起義之后，在1859至1871年間建立了一個獨立的、統一的國家。
德國人在普魯土的領導下，于1866年擊敗奧地利，于1870至1871年擊敗法國，然后，建立了他們的德意志帝國。
到1871年，民族主義的原則已在西歐獲胜。
但是，在中歐和東歐，哈普斯堡帝國、沙皇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仍是“各民族的牢獄”。
不過，這些牢獄中的居住者正變得愈來愈難以控制，因為民族主義運動已在他們四周圍取得成功。
這三個帝國的統治者已認識到民族主義將給他們的多民族國家帶來的后果，因而試圖通過各种限制性措施、通過故意在一些從屬民族中間挑撥离間，來遏制民族主義。
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無限期地奏效。
這些帝國組織的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爾干臣民打開的。
到1878年，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和黑山人已贏得獨立，1908年，保加利亞人也贏得了獨立。
更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普斯堡王室的弗蘭茨·斐迪南大公被塞爾維亞的愛國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殺。
這一重大事件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其結果是中歐和東歐的所有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土耳其帝國——均遭到毀滅。
結束這場大戰的一些和平條約（將在第二十章第七節中探討）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因此，出現了几個新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它們体現了以往的一些從屬民族這時已能獨立存在。
不管怎么樣，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民族主義已在整個歐洲獲胜。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之后，民族主義的思想開始使歐洲海外殖民地諸從屬民族的億万人民覺醒并行動起來。
這一覺醒的詳細情況將在以后章節中考察。
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這點就夠了：20世紀以前，殖民地諸民族一直保持著西歐人在18世紀以前所具有的宗教和地區方面的忠誠。
只是20世紀時，他們才開始具有民族意識，這一方面是對西方統治的一种反應，另一方面是由于歐洲民族主義思想意識的傳播。
再一方面是因為特別易受這种思想意識影響的土著中產階級的興起。
無論如何，民族主義連續地出現在中東、南亞、遠東和非洲。
這种傳播中的思想意識具有不可抵擋的力量，它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20年中，有50多個國家贏得獨立。
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斷言的，“20世紀是有史以來整個人類接受同一政治觀念即民族主義觀念的第一個時期。”
七、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歐洲第二個影響世界的偉大的主義，其主要特點是把個人從階級、社團或政府的約束中解放出來。
它的興起与資產階級的崛起有密切關系．不過，在中歐和東歐，由于那里的資產階級很軟弱，自由主義為一些開明的貴族所采納。
還有，自由主義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歐發展起來，就其信條和支持者來說，它實質上仍是一种中產階級的運動。
自由主義的學說在英國革命期間首次被明确地提出來并得到貫徹。
當時，這些學說的主要內容是反對王室任意干涉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
更准确地說，這包括議會對統治權的控制、獨立政党的存在以及對反對党的必要性及其權利的承認。
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權受到財產條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的絕大多數的中下層階級和勞動者無投票權。
因而，17世紀英國的自由主義增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
例如，克倫威爾不顧平均派的“一張選票是一個評价”的口號，力求使代表席位与繳納的賦稅成比例。
自由主義隨著美國革命而得到進一步的解釋和應用；美國革命期間，在限制奴隸制度、擴展宗教信仰自由、擴大公民權和确立立憲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
1791年所采用的聯邦憲法是以分權原則為基礎，也就是讓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互相牽制和平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
《人權法案》保證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
因此，美國憲法同英國的解決辦法一樣，通過限制公民權、通過規定對議長和參議員的間接選舉和對不同時期的政府各部門的選舉，仔細地保護有產階級的利益。
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個激進的民眾運動在任何一個時候都無法獲得對整個政府的控制、都不會引起危險的變革。
在自由主義信條方面，甚至比美國革命更進步的是法國革命。
它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是18世紀自由主義的典記陳述，因為它以響亮的詞語宣布了個人自由權。
但是，法國自由主義主要也是一种資產階級運動。
宣言同法國革命者所采納的所有憲法一樣，強調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拿破侖的已得到證明是最持久、最有影響的著名法典，明确禁止組織工會和進行罷工。
這類現定的哲學基礎由一個法國立法者概述如下：
我們應該由最好的人來統治；這些人受過很高的教育，十分關心法律的維持。
如今，极少例外，這樣的人只有在財產所有人當中才能找到，因為財產所有人熱愛他們的國家，熱愛保護其財產的法律，熱愛使其財產得以保存的社會安宁。
……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出現的自由主義采取了立憲議會政体的制度形式，關心平等的公民權利，不過，并不關心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
即使在這一有限的意義上。
自由主義在維也納會議之后的歲月里仍是采取守勢。
這是一個反對革命年代的過激行動、在貴族和教士的援助下恢复君主制、企圖倒退到1789年以前去的時期。
多數情況下，君主們不受憲法制約，專制地進行統治。
而在憲法的确起作用的地方，公民權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以致中產階級大多沒有投票權，更不必說勞動者了。
因而，1815年以后的時期不僅是民族主義騷動的時期，也是自由主義騷動的時期。
凡是由外族進行統治的地方，其革命運動就性質而言是民族主義的，如希腊反對土耳其、波蘭反對俄國、比利時反對荷蘭、匈牙利反對奧地利的情況就是如此。
凡是在政府是本土的但不代表人民的地方，革命運動就性質而言是自由主義的。
一個例子見于法國，在那里，复辟的彼旁王朝于1830年被推翻并由自封的“資產除級國王”路易·菲利普取代。
另一例子是1832年英國的《改革法案》，該法案多少擴大了選舉權，不過十分有限，僅使選舉者人數從大約50万人增加到約81．3万人左右。
隨著19世紀的逝去，自由主義同其他歷史運動一樣，性質上起了明顯的變化。
在群眾通過接受愈來愈多的教育和參加工會組織而變得更加自信的同時，自由主義不可能繼續主要關心資產階級的利益。
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義轉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義。
投票箱前的平等補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
到19世紀末葉，成年男子選舉權已在西歐大部分國家起作用。
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也逐步得到修改。
以往，政府對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干涉一向被看作是對自然法則的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無效的。
不過，就勞動者而論，這一理論上的主張与基本事實并不相符。
公民自由權和選舉權不能使勞動者免受由失業、疾病、傷殘和老年引起的貧困和不安全。
因而，他們利用選舉權和工會組織迫切要求實行社會改革。
在這种壓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義發展起來，它承認國家對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負的責任。
囚此，西歐各國由德國帶頭，紛紛采納了种种社會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養老金，最低工資法，疾病、事故和失業保險，以及有關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的法規。
民主的自由主義的這些改革是已成為我們當今時代的標志的福利國家的前奏。
盡管對一個變化中的世界作了這种調整，自由主義從19世紀末葉起還是連連失利。
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它未能贏得新興的工人階級的支持。
一般說來，工人們已轉向各种社會主義，或者是轉向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者是轉向基督教的社會主義。
因而，一個接一個國家的自由主義者被擠在右翼的保守主義者和左翼的社會主義者之間。
不僅歐洲是這樣，而且連從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
在殖民地，絕大多數有政治覺悟的人或者為民族主義所吸引——這是對外來統治的一种反應，或者為社會主義所吸引——這是對貧窮、落后以及缺乏地方資本和本土中產階級這一現狀的一种反應。
八、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在多數方面是18世紀和19世紀初葉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因為社會主義提倡有利于整個社會利益的社會管理或生產資料所有制。
自由主義強調個人和個人權利，社會主義則強調社會和社會的集体福利。
自由主義聲稱社會是自然法則的產物，否認通過立法人為地增進人類幸福的可能性，而社會主義則認為人類通過理性的思考和行動能決定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關系。
此外，社會主義堅持認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因此，如果特別地建立一個社會，其目的在于促進集体福利而不是促進個人利益、促進合作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型式而不是促進競爭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型式，那么，當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
簡言之，社會主義強調的是社會和有計划的社會變革，而不是個人和自由放任主義。
改革社會的种种計划決不是我們當今時代所特有的。
從文明興起以來，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直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由于這种情況，各時代的預言者和改革者提倡促進社會正義和社會平等的种种計划。
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要求實現一种貴族式的共產主義、一种共產主義哲學家的專政。
在中世紀時期，英國農民領袖約翰·保爾告訴其追隨者說：“我的善良的人們，——直到所有的商品為人們所共同擁有時，直到既沒有農奴也沒有紳士、我們人人平等時，英國的事情才能辦好，在任何時候都會辦好。”
在近代初期，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描繪了一种理想的國家，其公民不是因其財富或祖先，而是因他們對國家的貢獻才受到尊敬。
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騷動和激情自然激勵人們提出更多的促進公共福利的方案。
我們已知道，在17世紀的英國，李爾本和其平均派的成員不僅爭取政治改革，而且．爭取社會改革。
法國革命中和李爾本酷似的人是“格拉古”巴貝夫，他于1795年組織了“平等會”。
巴貝夫把法國革命看作“僅僅是遠為重大、遠為神圣的另一次革命的先驅，而這另一次革命將是最后一次革命。”
為了實現這最后的革命，巴貝夫宣布必須采取以下嚴厲措施：“將國家現有的全部財富置于共和國手中……使所有的公民工作……實現產品和享受的平均分配。
……”
巴貝夫提倡廢除私有財產，這在當時的法國沒有可能被接受。
連城市工人都不准備采取如此激進的手段，而构成人口的大多數的農民則激烈反對一种將剝奪他們新近獲得的、十分珍愛的土地的綱領。
因而，督政府毫不困難地逮捕、處死了巴貝夫，并驅散了他的追隨者。
因此，在法國同在英國一樣，占优勢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建立在私有財產的神圣性的基礎上的自由主義。
這种情況并不意味著社會抗議和社會騷動隨著克倫威爾和拿破侖的胜利而終止。
事實上，新的朝气蓬勃的一派社會改革者——空想社會主義者——于19世紀初葉出現。
原因在于，法國革命雖然已喚起民眾的期望，但未能使民眾全都滿意。
仍然存在著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實際上，工業革命的到來帶來了貧民窟和重新出現的失業狀態，似乎使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沖突更劇烈了。
空想社會主義者對這些狀況作出了反應，試圖把人類從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就象他們的前輩早先把人類從約束人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一樣。
杰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兩個法國人圣西門（1760－1825年）和傅立葉（1772一1837年）与英國企業家羅伯特·歐文（1771－1858年）。
這些人由于他們所提出的各种理論和方案，至今仍未為人們所忘記。
圣西門极力主張國家應把資本借給將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起作用的合作社。
傅立葉提倡把社會改組為各有16O0人和5000英畝土地的小的合作團体即“法郎吉”。
歐文通過把其工厂所在的新拉納克改變為一個模范村、通過在印第安納建立一個短暫的共產主義的“新和諧”村而贏得廣泛的注意。
所有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點。
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所設計的模范社會的原則和明确的活動方式上。
但是，這些模范社會將如何取代現存社會的問題，他們從未認真地考慮過。
他們對于從富裕的或有權勢的資助人那里得到幫助這一點抱有模糊的期望。
例如，圣西門曾試圖謀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
傅立葉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間里，等候人們對他在報上的請求支持的呼吁作出響應，白白等候了12年。
也就是說，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不是革命者。
他們雖然有社會變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過無產者的起義來實現社會變革。
他們肯定沒有從革命或階級斗爭的觀點來進行思考。
實際上，他們几乎沒考慮過自己精心制作的藍圖如何才能付諸實踐。
正是由于這一原因，他們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
現代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個方面都根本不同于空想社會主義者。
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而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唯心主義者。
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時間研究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和确切作用，而空想社會主義者則制定模范社會的种种藍圖。
馬克思根据自己的歷史研究堅信階級斗爭是社會變革的唯一手段，而空想社會主義者則期待富裕的捐助人的支持。
馬克思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德國猶太人，24歲時就當上一家激進報紙的編輯。
他在一些國家受到警察的不斷迫害之后，終于在倫敦定居下來；在倫敦，他在不列顛博物館里工作了30年，為其划時代的著作《資本論》（1867年）收集資料。
這部著作對后來歷史的影響絲毫不亞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達爾文的《物种起源》。
馬克思著作中的三個基本學說是唯物史觀即經濟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价值觀念。
1848年，馬克思与其終身的朋友和捐助人恩格斯合著了《共產党宣言》；他在這部早期著作的序言中將唯物史觀概述如下：“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与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构，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确立的基礎……。”
例如，古典世界的奴隸經濟說明了古典世界的政治狀況——自由民的民主政治和奴隸所受到的束縛。
它也說明了古典世界的文化成就——由于奴隸的勞動，少數人能夠閒居，能夠致力于文化。
階級斗爭學說也在《共產党宣言》中得到了最好的概述。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座迫者，……進行不斷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
關于各階級具有相沖突的利益的思想就馬克思說來并不是新的。
但是，馬克思的新的、非常重要的見解是：正是通過階級斗爭，人類從一种社會結构轉到另一种社會結构。
例如，馬克思主義者說，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出現了中產階級；他們的利益与封建領主的利益相對立，因此，他們領導了最后推翻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
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构成了馬克思對過去歷史的解釋的基礎。
就未來而論，馬克思确信資本主義將讓位于社會主義，他的确信是基于他的第三個主要學說——剩余价值理論。
根据這一理論，商品的价值取決于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
例如，一片樹林是沒有价值的，然而，如果將樹木砍倒、運送到工厂、鋸成木材、制成家具，那么，這最后的產品就由于其中所耗費的勞動而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家具出售的价格高于該家具基于勞動的价值，出為价格中還包括了資本家所需要的利潤。
這意味著提供勞動的工人以工資的形式收到的報酬實際上低于向消費者所索取的价錢。
馬克思論證說，這是資本主義的唯一致命的弱點，因為工人作為一個階級不能以自己的工資購買他們所生產的東西。
最終，這將導致生產過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消費不足；這种消費不足起因于不充足的工資所造成的不充足的購買力。
因而，結果是工厂倒閉、失業、購買力進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蕭條。
此外，馬克思認為，這种蕭條將變得日益頻繁、日益嚴重，直到最后失業的無產階級在絕望中被迫起來革命為止。
這樣，資本主義將由社會主義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義已由資本主義取代一樣。
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是抗蕭條的，因為隨著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雇主、利潤，從而也不再存在購買力的不足。
自19世紀中葉馬克思寫下自己的著作以來，事態的發展并未遵循他所預示的明确的模式。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窮人沒有變得更窮，相反，工人們變得愈來愈富裕，因而也就愈來愈滿足于現狀。
盡管如此，馬克思的學說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如今已成為決定歷史進程的最重大的力量之一。
其原因可在馬克思學說的性質和吸引力中找到。
首先，這些學說給各地的工人以一种自信的感覺，使他們确信未來是屬于他們的。
因為剩余价值理論不是已證明資本主義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嗎？馬克思主義還使工人們行動起來、富有戰斗精神，因為階級斗爭理論已證實：要贏得社會主義的美好社會，不是靠慈善的捐助人的幫助，而是靠工人本身的努力。
最后，馬克思主義通過強調國際的階級聯系而不是強調對國家的忠誠，給全世界工人以四海一家和團結的意識。
《共產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馬克思不僅是理論家和作家，而且是鼓動家和組織者。
他在1864年建立國際工人協會即通常所稱的第一國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這一團体接受了馬克思關于無產者為了以社會主義方式改革社會而奪取政權的綱領。
它以自己的宣傳工作和參加各种罷工的行動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為其成員除了有社會主義者以外，還包括缺乏紀律性、經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1889年，社會党國際即第二國際在巴黎成立。
這是一個松散的組織，當時，已出現于各國的許多社會党都加入了該組織。
第二國際迅速發展，到1914年，它由27個國家的社會党組成，總共擁有1，200万工人成員。
不過，注意到以下這點是很重要的：就其學說和行動而言，第二國際比第一國際溫和得多。
它基本上是一個修正主義組織，而不是一個革命組織。
側重點有了這一改變的原因在于，組成第二國際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所謂的修正主義。
有許多因素可解釋側重點的這一改變。
一個因素是，在西歐各國，選舉權逐漸擴大，這意咪著工人能利用選票而不處利用子彈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另一因素是，1850年以后，歐洲的生活水平穩步上升，這往往使工人們久樂于接受現狀。
德國修正主義領袖伯恩施坦表達了這种新觀點，他宣稱，社會主義者應該“為更好的未來少工作一些，為更好的現在多工作一些”。
換句話說，這一新策略就是通過漸進主義的改革手段來獲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過革命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而奮斗。
第二國際的口號不是階級斗爭和革命，而是“鼓動！教育！組織！”
并非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愿意跟著這种修正主義走。
他們當中有些人仍忠實于他們听認為的是馬克思的學說的東西，所以，大部分社會党皆分裂成“正統”派和“修正主義”派。
不過，修正主義者更适合時代的趨向，通常控制著他們各自的政党。
确實，他們能組織起強大的工會運動，能在選舉競爭中贏得數百万張選票。
事實上，到1914年，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社會党已在各自的國民議會中比其他任何政党擁有更多的席位。
而且，力量大小不等的社會党簡直已存在于整個世界——存在于中歐、俄國、巴爾干半島各國、奧斯曼帝國、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中國和日本。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于1914年開始時，第二國際為它的修正主義付出了代价：其大多數成員證明他們首先是民族主義者，其次才是社會主義者。
他們響應了各自國家政府的主張，結果是數百万工人戰死在壕溝兩側。
因而，第二國際被扯碎，雖然戰后它又复興，但再也沒有獲得其從前的力量和聲望。
然而，社會主義并沒有隨著第二國際的四分五裂而漸趨消失。
實際上，俄國社會主義者即通常所說的布爾什維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功地奪取政權，建立起有史以來第一個無產階級政府。
此外，布爾什維克組織了第三國際印共產國際，向第二國際即社會党國際挑戰。
我們以后將考察俄國共產主義政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和活動。
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這點就夠了；如今，許許多多人生活在自稱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還有無數的人生活在共產党的國家里；共產党國家的龐大的宣傳机构天天宣告馬克思的預言很快就會實現——資本主義的壽命不會很長了。
因此，很顯然，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今天已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就其推動力和普遍的吸引力而言，可与民族主義相匹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