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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這一時期對世界歷史的意義
首先，我想向你們再次強調由于東方諸民族新近被喚起的雄心和愿望而展現出來的充滿困難和可能的危險的巨大前景。
這一沖突的最終結果將會怎樣……這是無法預言的。
然而，這一點卻是确鑿無疑的——接触西方思想和西方觀念已對東方各民族產生了富有生气的影響。
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已极其明顯地表現出西方的影響。
羅納德謝勳爵，1909年
1763年至1914年這一時期是歐洲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全球主人的時期，在世界歷史上居有突出地位。
歐洲的霸權不僅在政治領域——以大殖民地帝國的形式——表現得很明顯，而且在經濟和文化領域也表現得很明顯。
但是，1914年前的十年中，還發生過對歐洲优勢的嚴重挑戰，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挑戰是日本打敗俄國。
當時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地下騷動也值得注意。
我們將首先考察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优勢，然后考察對這种优勢的早期挑戰。
一、歐洲的政治优勢
1500年至1763年間，歐洲由于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亞及南北美洲人煙比較稀少的地區，已從默默無聞的地位中崛起。
但對亞洲和非洲來說，歐洲的影響在倡世紀末時仍然很小。
在非洲，僅在沿海地區有一些奴隸貿易站，在大陸南端有一個小小的布爾人居留地。
同樣，在印度，歐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數几個貿易站，實際上還沒有開始影響遼闊的內地。
在東亞，盡管西方人要求進一步的交往，但還是被嚴格限制在廣東和九州。
如果18世紀后期歐洲同非洲的關系以及同亞洲的關系由于某种奇跡而突然中斷的話，那么，三個世紀的相互影響就會沒有什么成績可言。
几乎只有几座破坏了的貿易站和教堂才會讓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來的入侵者。
日常生活就會象過去几千年那樣以傳統的方式繼續下去。
到1914年時，這种形勢已起了根本的變化。
歐洲的影響已在廣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強；世界大片大片的地區——美國、拉丁美洲、西伯利亞和英國自治領——都已歐化。
歐洲人向所有這些地區遷移，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
的确，到1914年時，美國和拉丁美洲已贏得政治上的獨立，英國自治領也已實現自治。
然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些地區已成為被歐化的地因它們在种族結构、經濟關系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与歐洲有著密切的關系。
大片大片的地區，包括除利比里亞和埃塞俄比亞之外的整個非洲大陸和亞洲大部分地區在內，全都變成了歐洲列強的殖民地。
在面積達16819000平方哩的亞洲地區，至少有9443000平方哩的土地處在歐洲統治之下。
其中6496000平方哩的土地由俄國統治，1998000平方哩的土地歸英國統治，587000平方哩的土地被荷蘭統治，24800O平方哩的土地由法國統治，11400O平方哩的土地歸美國統治，193000平方哩的小塊領土被德國統治。
与這些遼闊的殖民地領土形成鮮明對照，日本，這個1914年亞洲唯一真正獨立的國家，僅有161O00平方哩的土地。
除這些殖民地和歐化了的地區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則由那些名義上獨立，實際上半殖民地化的國家組成。
這些國家除了包括象伊朗、阿富汗和尼泊爾之類的較小國家外，還包括中國和奧斯曼帝國這樣的大國。
所有這些國家都由歐洲的經濟和軍事勢力控制；它們之所以能保持名義上的政治獨立，僅僅是因為歐洲列強對其瓜分事宜不能達成一致意見。
這樣，到1914年時，歐洲已稱霸全球。
這是一個漫長過程的非凡頂峰，這一漫長過程從500年前葡萄牙船長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進時就開始了。
現在，隨著權力的史無前例的集中，歐亞大陸的一個半島已成了世界的中心。
二、歐洲的經濟优勢
1914年時的歐洲霸權不僅在廣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一點能從歐洲所實行的經濟控制中覺察出來。
歐洲已變成世界的銀行家，為建造橫穿大陸的鐵路、開鑿溝通海洋的運河、開發礦山、建立种植園提供所需的資金。
到1914年時，英國在海外的投資已達40億英鎊，占其全部國民財富的四分之一；法國的投資達450億法郎，相當于其國民財富的六分之一；德國的投資達220至250億馬克，為其全部財富的十五分之一。
歐洲不僅成了世界的銀行家，而且已成為世界的工業工場。
1870年，歐洲的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64．7%，而唯一的對手美國僅占23.3%。
到1913年時，雖然美國已向前發展，達到了35.8%，但這一年歐洲工厂的產量仍占世界總產量的47.7％。
歐洲資本和技術大量輸出的結果是全球經濟空前統一：到1914年時，除了在全球陸地上架設了巨大的電報和電話線路网外，還在諸大海的海底舖設了516000多公里的電纜。
到1914年時，已有總吨位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裝載貨物往返于世界各地。
几條運河的開鑿便利了世界貿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蘇伊士運河（1869年）和巴拿馬運河（1914年）；前者將西歐到印度的航程縮短了4000哩，后者將紐約到舊金山的距离減少了近80O0哩。
几條橫穿大陸的鐵路的建成打開了諸大陸經濟開發的大門，美國和加拿大分別于1869年和1885年敷設了第一條鐵路；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于19O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達和好望角到開羅的鐵路也于1914年基本舖設完工。
諸大陸這一經濟上的一体化導致了全球生產率的惊人增長。
1860年至1913年間，世界工業總產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間，世界貿易額增加了12倍。
正如所預料的那樣，歐洲在這一經濟騰飛中得益最多。
雖然得不到有關全球狀況的統計數字，但据一位經濟學家估計，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區的生活水平是歐洲宗主國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更准确地說，我們知道，英國在19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其生活費用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這同一時期內，工資卻略略增長了5%，從而使生活水平提高了35％以上。
西歐其他國家在這些年間也取得了類似的進步。
三、歐洲的文化优勢
傳統的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變，急速地影響了殖民地地區農民群眾的日常生活。
貨幣在較早的時期里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以一种輔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時，農戶進行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的需要。
可能已有人在當地市場上出售少數農產品，但并不是為了賺錢。
相反，其目的只是弄點錢納稅，或者買一些必需品如鹽、小件鐵器等。
由于人們常常通過簡單的物物交換來進行交易和履行納稅義務，所以，根本沒有貨幣轉手。
但是，隨著歐洲人及其鐵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現，以及他們對糧食和工業原料貪得無厭的要求，一种新的市場經濟被引進。
不久，農民們發現自己正在為國際市場，而不是為自己和鄰居而生產這本身又意味著他們不僅日益受這時已在這种新經濟中富裕起來的商人和放債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變化莫測的經濟波動的支配。
封閉的、靜止的自然經濟向充滿活力的貨幣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變，對生產能力來說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響無疑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不快的。
19世紀中葉克羅地亞一位農民的以下這番具有諷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万農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鳴：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奇跡的時代，
賢哲告訴我大車行駛不需馬拉，
富麗堂皇的船只無帆無風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樣快，
神奇的醫生能截肢而病人卻不叫喚也不痛，
新聞通過環繞地球的電線能在一瞬間傳遍世界，
鐮刀自動收割，紡車自行轉動，鐵犁自動開溝，
而我們仍象過去一樣渴望得到面包。
歐洲的入侵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
不過，這時智力上起變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數上層階級，而不是農民群眾；正是上流社會的极少數人，懂得西方語言，閱讀西方報紙和書籍，熟悉歐洲的歷史和現行政治。
對接触這种外來文化的最初反應常常是熱情地、不加鑒別地贊美西方的一切，但隨之而來的反應通常是敵視西方，并企圖至少保持和扶植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成分。
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寫于1925年的以下這段回憶，清楚地表達了這种對西方文化充滿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們的前人是英國教育最初的結果，是极端的親英派。
他們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點，而是給它的新穎和奇妙所迷住。
個人公民權的授与、私人裁判權對傳統權力的取代、關稅的提高，所有這些在一個東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況下突然而有力地到來；這個東方民族不知道遠古習俗和古老傳統的訓令，同樣也不知道要履行的義務。
……英國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蘭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國的都值得怀疑。
……到時候反作用力就會突然出現，由于崇拜西方的一切，我們現在正處于混亂之中；這种混亂可能將我們召回到我們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風俗中去，這种文明、生活方式和風俗是不為已經流逝的時代的影響和現代生活的力量所約束的。
四、白人的責任
由于19世紀末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居于优勢地位，歐洲人自然會這樣認為：他們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這又反映出他們作為一個种族的优越性。
他們深信，上帝創造了不同的人。
它將白人造得更聰明，所以白人能指揮勞動，能指導寬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發展。
因而有了“白人的責任”這一概念——用理想主義的忠于職守的罩在來遮蓋當時的帝國主義的一种說教。
19世紀末（1899年），拉迪亞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詩中恰如其分地寫道：
承擔起白人的責任——
將你們培育的最好的東西傳播開來——
讓你們的子孫离家遠去
去滿足你們的俘虜的需要。
……
歐洲主子在所有大陸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認為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結果。
在印度，他們被恭敬地稱為“大人”（sahib），在中東被稱為“先生”（effe ndj），在非洲被稱為“老爺”（bwana），在拉丁美洲則被稱為“恩主”（Patron）。
在這些情況下，歐洲人開始用近視的眼光、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自我中心的觀點去觀察世界，也就不足為奇了。
阿諾德·湯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紀末時的世界觀：“据他們看，歷史對他們來說已經結束。
在外交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15年隨著滑鐵盧戰役的結束而告終；在國內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32年隨著《改革法案》的產生而完結；在帝國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59年隨著印度兵變的被鎮壓而終止。
他們有一切理由為歷史的這种結束所賜予他們的永久幸福而慶賀。
……英國中產階級19世紀末的這种幻覺似乎純屬神經錯亂，然而，西方其它國家的中產階級也同樣具有這种幻覺。”
這种幻覺的确并不只限于不列顛群島。
在大西洋彼岸，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1904年致國會的一份咨文中告誡拉丁美洲說：“……長期錯誤的行為，即一种導致文明社會的關系全面松懈的軟弱無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最終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國家來予以干涉。”
同樣，1904年，美國一位傳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親亨利·W·盧斯也從中國報道說：那里的條件對他們的活動很有利，“我們可以一起為上帝、為中國、為耶魯大學工作。”
最令人吃惊的還是塞西爾·羅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戰心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夢想征服其他星球。
他說：“這個世界几乎已分配完畢，它所剩下的地區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
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們永遠無法到達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吞并這些星球。
看到它們這樣清楚而又那么遙遠，真使我感到悲傷。”
五、對歐洲优勢的最初挑戰
歐洲的全球霸權在1914年時似乎是牢固的、永恒的，但只要人們較清醒地回顧一下，便可輕易發覺，殖民地世界中潛伏著的复仇者正在慢慢覺醒，正在對西方統治權發起最早的攻擊。
在整個歷史上，每逢較弱的社會受到較強的、好戰的社會威脅時，就會產生兩种相反的反應：一种是割斷同入侵勢力的一切聯系，撤回到与世隔絕的境地中，在傳統的信念和習慣中尋求安慰；另一种卻是力圖采納外國社會的許多特別吸引人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人們以平等的地位對付外國社會、從而有效地抵抗外國社會所必需的。
第一种反應表現為退卻和逃避；第二种反應則体現為調整和适應。
前者的口號是“返回美好的從前”；后者的口號是“向西方學習，以与西方作戰”。
19世紀期間，對西方入侵的這兩种反應的例子很多，逃避現實這种反應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變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
我們知道，印度兵變是心怀不滿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動下發動起來的；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國人的損害，希望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中去。
同樣，義和團運動是秘密排外社團在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的暗中慫恿下發動的一次起義；這些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對傳統儒家學說的造詣很深，十分保守（詳見第十五章第三節和第十六章第五節）。
印度兵變和義和團運動都是悲慘的流血事件，但兩者都未能給歐洲霸權以有力的挑戰，因為它們實質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圖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惡的歐洲人，以恢复以往的美好歲月。
這顯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敗的；這种方法既不能赶走西方列強，也不能阻止它們的入侵。
西方的軍事力量和西方經濟事業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當諸土著民族開始采納西方的思想和技術，以便運用這些東西來反對西方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亞洲第一個成功地實行這种通過适應來進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
如前所述，由于种种情況的偶然結合，日本人能夠接受西方的經濟技術和軍事技術，并進而能夠使自己擺脫西方象強加給中國人一樣強加給他們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日本人還進一步仿效他們的歐洲良師，著手實行一項海外擴張計划：1894-1895年他們打敗了衰弱的中國帝國，1904—1905年又戰胜了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詳見第十六章第七節和第八節）。
亞洲一個小王國對歐洲一個強大國家的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這一事件給整個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
与日俄戰爭的結果同樣很有影響的是俄國大革命，這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戰爭激起的（見第十三章第四節）。
沙皇獨裁政府即將垮台的消息同來自滿洲戰場的報道一樣，使各地被壓迫民族激動不已。
一位當時正在波斯的英國人感覺到了各殖民地國家中一股已被喚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潛流。
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說道：
我以為東方必將發生一場變革。
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對整個東方產生了非常明顯的影響，即使在這里，在波斯也不是沒有影響。
……此外，俄國革命也在這里產生了极為惊人的影響。
俄國的事件已引起人們极大的關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開始支配人民。
他們厭惡統治者，并以俄國為例，開始認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較好的政体。
……看來東方正從睡夢中覺醒。
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著名的排外運動，這是一种“中國人的中國”的思想趨勢。
在波斯，由于鄰近俄國，這种覺醒看來象是采取了民主改革運動的形式。
在埃及和北非，覺醒突出地表現為狂熱行為的明顯增加以及泛伊斯蘭教運動的擴大。
這些動亂症狀的同時出現太惊人了，不能完全歸因于巧合。
誰知道呢？或許東方确實正從其長久的睡眠中覺醒，我們即將親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正起來反對無所不為的西方的剝削。
這一分析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
在以后几年中，亞洲各地，從西部的奧斯曼帝國到東部的中國帝國，爆發了一系列革命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戰爭和俄國革命的鼓舞，盡管當地的環境和歷史傳統自然是更為基本、更為決定性的因素。
這些革命的結果既是向歐洲列強的挑戰，又是向通常可用來掩飾外國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戰。
1905年12月在波斯爆發的革命，就是當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起義的极好例子。
我們知道，這次革命主要是一場反對西方的經濟控制、反對本國卡扎爾王朝無能的、不負責任的領導的運動。
我們還知道，波斯革命實質上是由俄國促成的，因為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僅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樣，而且暫時阻止了沙皇對波斯改革者的鎮壓。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結束了阿卜杜爾·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獨裁統治。
這次革命明顯受到了俄國和波斯早些時候的大動亂的影響。
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英國外交官當時向他的政府報告說：
俄國是土耳其人的傳統敵人。
日本對俄國的胜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經纖維都感到刺痛。
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個有著光輝歷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傷害，因為他們看到；“應受蔑視的”波斯人正在試圖得到一种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适時卻由于蘇丹的專制統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強對[奧斯曼帝國]歐洲諸省的卑劣的、日益增強的監護的威脅。
甚至奧斯曼帝國的非洲諸省也受到了俄國革命和波斯革命的影響。
例如，開羅的一家報紙時常介紹俄國和波斯的發展情況，并极力主張讀者要么去實現“俄國革命的崇高理想”。
要么在波斯所取得的成就面前“無地自容”。
由于大批穆斯林韃靼難民為躲開沙皇專制政權的俄羅斯化措施而象流水般地涌入奧斯曼帝國，俄國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得到增強。
許多人在1905年俄國革命之前就已來到這里，更多的人則是由于革命失敗之后的反動統治而流亡到這里。
難民們隨身帶來了革命的文學作品、報紙和小冊子，這些東西在土耳其廣泛流傳。
我們知道，青年土耳其党領導人于1908年7月展開起義的旗幟，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与先前促使波斯改革者行動起來的那些原因非常相似。
他們希望廢除年邁的專制君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權力，因為哈米德對變革的堅決反對正危害著帝國的生存。
同樣重要的是，人們擔心英國和俄國將象瓜分波斯一樣把奧斯曼帝國划分為它們的勢力范圍。
与波斯的革命者大不相同，土耳其的革命者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歐洲列強在君士坦丁堡不能象在德黑蘭那樣自由地、專橫地行動。
在波斯，一旦英國和俄國聯合行動，革命事業就注定要失敗。
但是，其他許多列強也對奧斯曼帝國感興趣，并且能夠堅持自己的權利。
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能推翻蘇丹，成為帝國的主人。
然而，由于諸從屬民族的勢不兩立的民族主義，由于同意大利、巴爾干半島諸國及協約國的一系列戰爭，他們為使帝國西方化、為使帝國复興而作的种种努力卻遭到了挫敗。
有效的西方化必須等到土耳其共和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崛起之時再實現。
在亞洲另一端的中國也經歷了反對西方干涉和本國軟弱領導者的革命。
既然是這樣，俄國敗在日本手下的慘狀就特別令人興奮，因為這場戰爭主要是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此外，中國有大批學生在日本留學：1905年有8000人，19O7年達17860人。
因而毫不奇怪，孫中山后來這樣宣稱：“我們認為日本對俄國的胜利是東方對西方的胜利。
我們認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們自己的胜利。”
繼這場戰爭之后的俄國革命也在中國產生了极大的反響。
中國一位改革者曾在他寫的一篇文章中把俄國的事件看作是滿清王朝可能要發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兆。
他指出，沙皇俄國——“世界上唯一的專制國家”——已無法避免革命。
他斷言，既然羅曼諾夫王朝所處的地位比清朝所處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后者只有立即進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滿族人沒有注意到這一警告，結果正如所預言的那樣，發生了一場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國的革命（見第十六章第五節）。
沒有人能預見到在1911年的起義之后會出現几十年的混亂和苦難。
但這里所要指明的一點是，中國革命的目標同早些時候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目標一樣，是要采納西方的技術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則較少地受到這些年動亂的影響，這不僅是因為它遠离動亂的中心，而且也因為英國的直接統治帶來了抑制動亂的影響。
然而，即使是溫和派領袖達達巴依·瑙羅吉，也于1906年向印度國民大會党提出了下列尖銳的問題：
正當日本已經覺醒、東亞的中國和西亞的波斯正在覺醒、俄國正在為擺脫專制統治而斗爭的時候，英帝國的印度自由公民——最早創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還能繼續處在專制政治的枷鎖之下嗎？
我們可以下結論說，盡管1914年時歐洲的全球霸權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永久的，但實際上，它卻正在許多地方和許多方面受到挑戰。
這种挑戰有時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中亞，一些最早的民族主義者正開始要求擺脫英、俄統治而獨立。
這种挑戰有時又是間接的，矛頭是對准衰弱的奧斯曼王朝、卡扎爾王朝和滿清王朝，因為它們未能擊退西方的入侵。
在1914年以前的這一時期中，歐洲列強能夠鎮壓反抗，其手段或者是直接訴諸武力，或者是支持伊朗國王反對伊朗議會、支持保守的袁世凱反對激進的孫中山。
然而，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個開端——是民族主義運動的起源；這些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將以破竹之勢前進。
歷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馬克思的預期与世界歷史的發展
卡爾·馬克思認為，各工業化國家將先于其各自的殖民地爆發革命。
他指出，西方資本家正不斷將其剩余資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里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
与他那個時代的所有社會生義者一樣，馬克思認為這些投資將持續下去，并且這些殖民地將成為象其西歐母國那樣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
馬克思在其名著《資本論》（1867年）中寫道：“工業化發達國家結果卻向那些不發達國家展示了其未來的景象。”
馬克思也曾預期，隨著各殖民地走向工業化和繁榮昌盛，原先西方的制造業中心將會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業。
這反過來最終會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階級起來反抗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因此，馬克思得出結論：革命將首先在西方爆發。
實際上，在一封致他的摯友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馬克思就曾擔心一旦歐洲實現社會主義，由于強盛的殖民地仍然維持著資本主義，因而會攻擊并“扼殺”新生的西方社會主義社會。
今天，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看到實際發生的情況与馬克思所擔心的完全相反。
革命的爆發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現在的第三世界。
這樣，歷史把馬克思的結論整個顛倒了過來。
世界歷史的這种發展原因是什么呢？
一個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階級贏得了投票選舉權和組織工會權，他們運用這些權力來增加其工資，并組建福利國家，從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業時可以得到救助。
因此，西方的工人階級相對來說比較滿足，他們變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
第二個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并沒有實現工業化。
西方的制造商并不希望出現來自海外的競爭，因而他們積极阻撓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業体系。
結果，殖民地依然一直是西方工厂原材料的生產者和制成品的進口者。
這种格局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后原材料的國際价格不斷下跌。
而制成品的國際价格則穩步上升。
從1880年到1938年，第三世界國家以一定數量原材料所能獲取的制成品數量下降了40%。
這种經濟學家稱之為“貿易關系”的入超趨勢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國家嚴重經濟困難的一個主要原因。
還有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這些困難（見第二十九章第七節）最終結果就是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即發達的第一世界与不發達的第三世界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這兩個世界之間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長：1800年為3：1，1914年為7：1，到1975年達到12：1。
這些數据解釋了世界歷史的發展之所以呈現出与馬克思所預期的截然相反的情況的原因。
在馬克思之前的時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發生在西方——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
但在20世紀，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發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國，1949年——中國，1959年——古巴。
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屬非洲，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韋。
世界歷史的發展并不是資本主義的第三世界扼殺歐洲的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第三世界向歐洲輸出革命。
例如：一些葡萄牙軍事指揮官被派往葡屬非洲地區去鎮壓那里的叛亂集團，結果他們最終被与之交戰的非洲游擊隊的革命思想爭取了過去。
這些歐洲軍官們把他們的政治觀點輸入到其祖國，這樣，非洲殖民戰爭這些歲月最終導致了軍人運動推翻葡萄牙的獨裁統治。
如果馬克思听到海軍上將安東尼奧·羅薩·孔延奧（Antonio Rosa Continho）向。
群葡萄牙商業人士的演講，他定會感到惊奇，他說：“軍人運動本身可以看成是象在非洲那樣的解放運動，它不僅僅是要求正式的獨立，而是要解放全体人民。”
未來世界歷史的進程將取決于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差距是繼續擴大還是逐漸縮小。
而至今這种差距一直在擴大，如果這种狀況持續下去，第三世界仍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1966年，時任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了這個觀點。
他指出，1958年世界上各個地區爆發了58次起義；其中只有一次是發生在人均收入超過750美元的國家。
麥克納馬拉這樣總結道：“無疑，暴力和經濟落后之間存在著無可辯駁的聯系。
而這种暴力的趨勢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