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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蘇聯和美國的參戰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胜負。
在這場大戰中，傳統的歐洲体系的崩潰已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
通常所稱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歐洲”現已死去，而且無复活希望。
哈喬·霍爾本，1951年
西方世界如今是人類命運的主宰者。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万确的是，對西方實際統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對世界的征服。
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地區不得不模仿西方。
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標已為人們所接受，并被用來同西方的控制作斗爭。
F，L．K．胡斯，1953年
在某种意義上說，20世紀歷史的進程意味著西方的衰落。
倫敦、巴黎和柏林不再左右世界的新聞。
它們也不再控制世界上的帝國。
它們的陸軍、海軍和聯盟体系已不再統治全球。
例如，1860年，西歐的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72%；到1931年時，這一百分數下降到42%；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下降到30%到1960年時下降到25%。
不言而喻，歐洲19世紀的全球霸權已經結束，而且永遠地結束了：歐洲已不可能恢复它的殖民帝國，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以前的軍事和政治优勢。
另一方面，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歐洲看來根可能會從首要地位下降到從屬地位，但后來發生的情況并非如此。
相反，盡管歐洲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勢力相對地衰落了，但它的文化卻正以前所未有之勢橫掃整個世界。
歐洲除了在進入一個衰落的時期外，還在進入一個成功的時期：它的思想、技術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迅速地傳遍全球。
從根本上說，這意味著歐洲三大革命——工業、科學和政治革命——的傳播，這些革命早些時候曾賦予它向全世界擴張并征服巨大的殖民帝國的力量、動力和知識（見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但是，歐洲划時代的成功卻產生了适得其反的結果：因為諸殖民帝國正是以它們的存在促進了三大革命的傳播。
諸從屬民族深受這些革命的影響，他們的反應是有選擇地采納這些革命中的某些特別吸引人的東西，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入侵的西方。
工業革命在19世紀從英國傳播到了歐洲和美國。
在20世紀前半個世紀中又傳到了日本和英國自治領。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种傳播迅速加快。
當各個新國家贏得獨立時，它的首要任務便是促進經濟的發展。
在全世界，各國正在制定和執行各种經濟計划，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最典型的是加納的七年計划（1963-1970年），這一計划旨在每年增加國民收入5.5%，七年中共增加42%。
加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在說明這一計划的基本原理和目標時所說的話清楚地反映了歐洲經濟革命所產生的影響：
七年發展計划為加納整個國家未來的進步与發展提供了藍圖。
這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計划，它建立在利用科學技術來徹底改革我們的工農業這一基礎上。
我們的目的是在加納建立一個強大、進步的社會在這里，貧窮和文盲不再存在，疾病得到控制；在這里，來們的教育机构為加納所有的孩子提供發展他們的潛力的最好机會。
恩克魯瑪的繼承者們宣稱，他們的目標一如既往，但他們的新政策也許更能确保這些目標的實現。
科學也從歐洲迅速地傳播開來，而且實際上已成為所有民族都渴望獲得的一門知識。
科學的客觀方法論已使科學為非西方民族所接受，雖然這些民族可能對歐洲的藝術、宗教或哲學并不感興趣。
人們之所以熱切地追求科學，還因為它是技術進步和經濟全面發展的基礎。
因此，歐洲已失去了它對科學的壟斷；60年代中期，美國和蘇聯所做的科研工作比西歐任何國家都多。
到1970年時，美國在科學方面已獲得81個諾貝爾獎，而它最主要的對手英國和德國分別只獲得7個和6個。
科學革命也開始波及非西方國家，不過，在非西方國家，由于科學和工業之間的相互關系，障礙一直很大。
雖然純科學的研究确可以不依賴工業，但科學發明的推廣需要有相當大的工業基礎。
即使一位科學家掌握了分裂原子的理論并發展了分裂原子的技術方法，但只有擁有大量的財務資源和工業資源的社會才能從事原子能的生產。
因此，只有在先進的工業國家里才有可能從事先進的科研工作。
亞非許多新國家陷入了這一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實際上，較窮和最不發達的新國家甚至連最小的科學進步都不可能取得。
不過，另有一些新國家已擁有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資源，并充分利用了這些資源。
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大國的情況尤其如此，到1964年，它們已在科學方面分別獲得1個和2個諾貝爾獎。
印度一開始就擁有最強大的科研基地，因為英國人先前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技術學院，而且更重要的是，工業巨頭賈姆希德吉·塔塔于1905年創辦了印度科學院。
它的活動范圍在印度獨立后得到了擴大，因此，印度的科學已開始在各個領域作出重大貢獻。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政府同大多數共產党政權一樣，將國民收入的极大一部分用于科學研究。
對科學的進步來說，同正式的計划和學院一樣重要的是科學知識和技術在非西方地區人民大眾中的逐漸傳播。
在馬來亞，邊遠落后地區的巫醫治病時除使用傳統的咒語外，還開始依靠現代醫學。
在接受了政府机构關于抗瘧藥、維生素藥丸、消毒劑和衛生基本知識的指導后，他們戴著表明他們享有作為“醫生助理”的新地位的畢業證章回到了自己的村庄。
現在，他們正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新知識和急救藥箱，盡管他們在治病時仍同時使用古老的咒語而使科學蒙上神秘的色彩。
同樣，在中國，科學技術知識傳播協會到1964年時已有會員30万名，他們是教授、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個協會還出版了几份發行量很大的科普雜志。
英國一位科學家在1965年訪問中國時報道說：
過去，農民們把庄稼得病看作是天禍，對得病的庄稼不采取任何措施。
現在，在我所訪問的公社里，每個生產隊都對社員進行了訓練，讓他們認識最普通的虫害和各种類型的作物病害，并讓他們懂得在發現病虫害時該采取什么補救措施。
在中國各地，人民正在受到這樣一种教育：人類不僅能掌握自然規律，而且往往還能利用這种知識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這种為大眾所普遍接受的認識的意義還可以證明這种認識是中國共產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歐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卷全球。
這种政治覺醒的最明顯的表現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國滅亡中顯示出來的民族主義的迅速發展（見第二十七章）。
但是，民族主義決不是從西方吹來的唯一的一股風。
其他各种主義也正在包圍全球，其中包括立憲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軍事獨裁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立憲主義曾因民主主義熱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時。
不過，議會政体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中向軍事獨裁統治或馬克思主義的一党統治屈服了。
應該指出，這种趨勢在歐洲也是大有先例的。
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歐和東歐各國到1939年時已處于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獨裁統治下。
當時，出現了与納賽爾、蘇加諾和吳奈溫將軍酷似的人物——斯托亞迪諾維奇、邁塔克薩斯和畢蘇斯基元帥。
后三人同前三人一樣，之所以能強行建立各自的獨裁統治，也是因為議會制度腐敗無能并缺乏必要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盡管存在著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特征：民眾正在逐漸覺醒并活躍起來，不管他們是否正在正式參加自己的政府。
這就是政治革命的實質——上帝注定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种古老的觀念已不复存在。
更概括地說，它意味著用現代主義的合作、知識和主動精神取代傳統主義的隔絕、無知和默認。
這一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國記者的下面這段報道中得到了生動、明确的說明，這段報道描述了一位對自己國家的政府顯然沒有什么發言權的埃及工人。
在一個能俯視埃及南部尼羅河流域中即將建成的阿斯旺高壩工地的高地上，這位記者要一位衣衫襤褸的工人擺好伸出胳膊、指著工地的姿勢讓他照一張相。
照完相后，記者掏出一枚硬幣作為賞金。
賞金——一种小費——長期以來一直是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紀的埃及人是通過獲得一袋硬幣來開始一天的生活的。
但是，阿斯旺的這位工人看到記者給他賞金時急忙轉過身去，記者同他熱情握手、向他再三致謝后，他的情緒才又好轉。
這位向導解釋說，默罕穆德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因為他擺了這樣的姿勢而給他小費，那是對他的一种侮辱。
……許多埃及人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民族尊嚴民一种他們正在為國家做事、為國家盡力的感覺。
民族主義不是民眾的覺醒和活躍所采取的唯一形式，這一點從下面這段話中能看出來，這段話描述了1964年6月使尼日利亞癱瘓的總罷工中的一件事情：
“你們有默西迪絲牌汽車開嗎？”一位工會領袖大聲問道。
“沒有！”人群怒吼道。
“你們有大房子住嗎？”
“沒有！”
“誰去跳舞？誰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誰悄悄地接受錢財，又造房子，又買汽車？”
一片沉默。
“那么，我們怎么辦？”這位領導人大聲叫道。
“罷工！”
“大聲點！”
“罷工！”人群又怒吼道。
我們可以斷定，歐洲的成功是歐洲衰落的潛在原因。
一者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另一者。
如果歐洲失去了它作為世界統治力量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便是歐洲三大革命在全世界的傳播。
而且，這种傳播的勢頭正在不斷增長，因為它首次影響了人民大眾。
20世紀以前，只有一個微不足道的有閒階級加入了西方化的進程。
只有這少數人因懂得歐洲語言、了解歐洲文學并到歐洲各國旅行過而理解“西方”的念義。
相反，在戰后的年代里，越來越多的民眾積极地、自覺地卷入了西方化的進程。
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工厂為他們提供了就業机會，公路使他們不再与世隔絕。
但同樣重要的是小報、收音机和電影等新的傳播工具，它們使書籍和旅行這類舊的傳播媒介黯然失色。
由于西方化越來越依靠的不是牛津的大學和巴黎的沙龍，而是對鄉村廣場上不識字但卻反應迅速的群眾大聲播送消息的喇叭，西方化已獲得了巨大的推動力。
為了動員民眾支持革命綱領，新的政權和新的領導人已開始有意識地充分利用這類傳播工具。
納賽爾總統說，“的确，我們的人民大多數還是文盲。
但政治上的文盲人數加比20年前少得多。
……收音机改變了一切。
……今天，人們在最偏遠的鄉村也能得知各地所發生的一切，并作出自己的判斷。
領導人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統治國家。
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里。”
納賽爾所說的“新世界”正在全球形成。
這一點可從。
紐約時報，的下面這些標題中看出來——這些標題還可以無限地增加，因為世界各地的報紙上每天都有大量標題出現：
電視的影響在日本擴大。
整個文化受到了2000万台電視机的影響（1967年8月17日）。
西貢姑娘的服裝樣式正在改變。
少女們用超短裙代替了襖代（1969年3月31日）。
巴庫的生活符合蘇聯的模式。
阿塞拜疆的首府顯示出標准化的影響——舊秩序正在消失（1960年10月16日）。
學生要刷牙。
埃及為學校免費提供牙刷和牙膏（1960年4月22日）。
民間音樂在肯尼亞衰頹。
正式的研究表明藝術園西方的方式而失去原有的价值（1959年11月8日）。
牧童上了開羅的電視，孩子們非常喜歡看。
但父母們卻為節目的效果而煩惱（1962年11月25日）。
中國的民間藝術遵守党的路線。
文化成為藝術家破舊創新的武器（1960年9月25日）。
巴布亞人离開石器時代。
荷屬新几內亞的高地入采用了鋼鐵工具，停止了戰斗（1960年7月1日）。
外蒙古試圖赶上20世紀的發展。
教師在領導改變游牧民的運動（1959年8月3日）。
如果回想起僅一個世紀以前，所有的穆斯林實際上都非常瞧不起异教徒的基督教世界，确信那個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他們注意，那么，這些標題的意義會變得很明顯。
同樣，1793年，中國皇帝斷然拒絕考慮同英國發展更密切的關系，因為“那里沒有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從不重視那些古怪的或者精巧的東西。
……”今天的情況正好相反，世界各地所有的人不僅渴望得到這類“古怪的或者精巧的東西”，而且，如上述標題所表明的那樣，還渴望得到現在通常稱之為“文明”的其他東西。
這表明了歐洲的成功即現在通常稱之為現代化進程的廣度和深度。
現代化這种說法比‘歐化”或“西化”的說法更可取，因為改革的推動力盡管歸根結底起源于歐洲，但今天，除來自歐洲外，還來自美國、蘇聯甚至中國。
不論采用何种說法，其根本的一點是，世界各地的社會如今正在或多或少地受到這种不可阻擋地向前發展的改革的影響。
于是，自然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正在政治領域中發展的區域性自治是否會因上述標題所表明的全球同質化過程而無效。
有些人堅持認為，由于各种极其不同的本土文明的殘余影響，同質化永遠不會是完全的、包羅万象的。
有人提出，盡管工業化在迅速擴大，但今天日本工厂的社會組織完全不同于蘇聯或美國工厂的社會組織。
同樣，農業現代化正在迅速發展，但是，就組織形式而言，美國的家庭農場、以色列的合作農場和蘇聯的國營農場彼此間截然不同。
還有人提到了“蘇聯一党統治的持久性、法國多党政治的不穩定狀態和眾望所歸的政治團給的交香以及英國議會制政体的适應性很強的生存。”
在這方面，布拉格東方研究院的著名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的評論是很中肯的，他說：“亞洲所有的新文學与當今世界文學的聯系比与‘過去’它們自己文學的聯系更密切”。
對于其他領域的發展，我們可以确立同樣的基本論點。
現代美國和蘇聯的農民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耕作他們的土地，但是，他們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比起各自疆域內的祖先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共同之處。
在政治方面，各國的体制結构迥然相异，但如上所述，它們的民眾都在覺醒和活躍起來，不管他們實際上是否正在參加自己的政府。
同樣，工業化的擴大導致了工厂組織的不同形式，但同時，生活的某些基本方面卻受到了相同的影響，其中包括接受勞動紀律，使生活与時鐘相适應，拋棄傳統的服裝和在大城市集中區生活，等等。
可以斷定，同質化的确正在發生，雖然它帶有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多樣化的區域性變化。
今天，歐洲三大革命向全球的傳播雖然是在不同方商的支持下進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創造一种盡管在細節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將是一致的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