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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賀本紀
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
第三章 經世致用思潮與鴉片戰爭後改革的延誤
目錄回顧中國近代史，一個不能不正視的問題是：鴉片戰爭至洋務運動的興起相距整整20年，為什麽看不到有什麽改革的實際措施？中華民族當時自我更新為什麽如此遲滯？
要解開這個難題，可以並應該從不同的視角和層次去探求。行動與思想難於分離，這裏擬著重從思想史的角度作一些粗略的考察。
翻開這個時期的歷史，有個奇怪的現象理應引起人們深思：在統治層中極少聽到改革的強烈呼聲。
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非常豐富的辯證法思想，被奉為儒家經典的『易經』鼓吹“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易觀，已經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思維方法。每當憂患頻仍之世，變法、整治之聲必起。早在道光帝即位以前，清皇朝的腐敗景象已歷歷在目。
龔自珍以思想家的敏銳，一面鞭笞黑暗，一面大聲疾呼：“一祖之法無不蔽，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但鴉片戰爭尚未結束，他已賫誌而歿。其摯友魏源也曾在鴉片戰爭前後鼓吹改革，尖銳地指出“天下無數百年不蔽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張。
可是，應者寥寥，不成氣候，特別是在皇帝及當權的大臣之中極難找到類似的呼聲。這與道咸兩代為政的指導思想密不可分。
道咸兩代當政者們既不是荒淫的昏君，主觀上也不想投降賣國，更不是食古不化的迂呆。那些迂腐不堪的經學家們雖然可以備受尊敬，但對內外政策的制定談不上有什麽重大影響。從總體上看，這兩代統治者倡導的是經世致用。以道光帝來說，他一再強調的是：“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經之學，不在尋章摘句也，要為其用者。”
這是他的一貫主張，例如道光十五年，他在同一個翰林談話之際便一再告誡：“汝在家總宜讀經世之書。”“汝試思之，詞章何補國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為此耳。”咸豐帝是個短命之君，30歲便“龍馭上賓”了，且忙於鎮壓太平軍，難於有所作為，但他仍然信守其父的主張，也曾諄諄告誡臣下：“多讀有用書。”“文章小技，能與不能無足輕重。實事卻要緊。”
經世致用是儒學內部的一種思潮，它在遵守儒學根本信條的前提下致力於解決當時社會存在的問題。這個思潮不絕如縷，只要儒學被視作統治思想，幾乎就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但它引起人們的關註，通常都是社會腐敗現象特別嚴重的反響。
有清一代，經世致用思潮曾兩度興盛。一是清初顧炎武等人總結前朝覆滅的教訓，為反對明末空疏的學風而倡導。他沈痛地寫道：“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進入19世紀，清朝全盛時期已過，官場的腐敗、社會的雕敝又一次觸動了朝野有為之士的心弦，盛極一時的漢宋之學無力解決這些難題，經世致用思潮再度彌漫。
1826年，魏源受賀長齡之托，仿照明代『皇明經世文編』的體例編就『皇朝經世文編』，此後，補編、續編、三編、四編、五編、新編、統編等同類書接踵問世，反映了這一思潮在19世紀中國長盛不衰的狀況。鴉片戰爭以後，內憂和外患交織，經世致用便成了統治階層應付這個困境的基本思路。
經世致用之學的特征之一是力求從實際出發去解決當前的現實問題。鴉片戰爭打亂了中外關系的基本格局，籌海防夷成了朝野上下關註的焦點，也為經世致用思潮增加了新的內容。
他們的思路是沿著兩個相互關聯的方向發展的。
第一，了解夷情。
一個不知來自何方的“逆夷”居然把天朝大國打得損兵折將、失地賠款，這是清朝立國以來從未出現過的局面。遵循“知己知彼”的古訓，出現了了解和研究夷情的熱潮。
熱衷於了解夷情的不僅有被目為民族英雄的林則徐等人，也包括道光皇帝、奕山、奕經、耆英等向來為中國不少史家所貶斥的人物。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皇帝就曾要正在浙江前線統兵的奕經等人審訊英俘時“細詢該國底裏。
……其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幹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該女王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該國制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發財，抑或另有詭謀？”有些問題令人發噱，但這正是當時人們認識水平的真實反映，也是當朝皇帝急欲了解世界真面貌的表現。
這類事例還有不少。下達上述上諭半個月後，道光帝又詢問臺灣軍政負責人達洪阿、姚瑩等人：“該夷「指戰俘」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幹？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幹？……”提出一系列他急欲了解的夷情。耆英等人在兩廣總督任內還曾專摺上奏美利堅立國大概情形，並將上述基本情況大體說清楚了。他還奉皇帝之命查閱過『萬國地理圖』。
眾所周知，林則徐與道光帝等人在對待侵略者的方針上是有差別的，但他們異中有同，都趨向經世致用，在力求知己知彼、了解夷情這一點上是沒有差別的。
不過，為了解夷情作出最大貢獻的是一批以經世致用著稱的學者，其中好些是幹練的中下級官員。除了魏源在1842年編了『海國圖誌』50卷本以外，徐繼畬在福建布政使和巡撫任內利用主管“夷務”之機虛心請教外國人，編成『瀛環誌略』，於1848年刊行，戰後又苦心研究，寫成『康輶紀行』十六卷，除了西藏地區的情況外，還介紹了不少西藏周圍地區及西洋各國的情事。
廣東著名學者梁廷楠則寫就包括介紹英美狀況的『蘭倫偶說』、『合省國說』在內的『海國四說』一書。此外，汪文泰的『紅毛番英吉利考略』、蔣敦復的『英誌』和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等研究西方和域外各國的著作也相繼在這個時期問世。這些著作介紹了有關各國的地理、歷史和現狀，有的還介紹了他們的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富饒的情況，為正確地認識世界和學習西方鋪下了最初的臺階。
第二，整軍經武。
鴉片戰爭令朝野人士大都認識到西方軍隊在好些方面遠勝於清軍，幾乎沒有什麽人不承認西方的“船堅炮利”，還有少數人進一步認識到西方軍隊在訓練和組織、指揮方面也遠勝於中國。對中國軍事弱點的認識更成了“師夷長技”的直接通道。
在戰爭初期，林則徐已動手購買西方的槍炮。而戰爭還未結束、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策還未面世以前，道光帝和一些督撫、士紳已急於學習和掌握西方對手的軍事技術。在他們看來，中國所以在江浙閩廣等地一再受挫，無非是軍事裝備不如“逆夷”，只要解決了這個問題，情況就會根本改觀。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臺灣軍政負責人在審訊戰俘時就曾“詰以制造藥炮用何物料，該夷能否造辦”。同年七月十六日，道光帝的上諭談到：“前因海疆防禦首重戰船，降旨飭令粵省酌籌制造……著奕山等悉心體訪……究以何項船只最為得力，即購備堅實木料，趕緊制造……其該省洋商內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設法購買夷船者，並著文豐留心訪察，加以激勸。”
過了六天，他又發出指示：“朕聞浙省獲一夷奸，系廣東人，在彼二十余年，以造船為主，……修造船只是否堅實靈巧，能否適用？著奕經、劉韻珂查明，據實具奏。”九月間，兩廣總督和巡撫等明確提出“必須仿照夷船式樣作法，庶堪與該夷對敵”，道光帝立即表示“著照所議辦理”。當經營對外貿易的商人「“洋商”」買到了外國船，或者有些士紳仿照美國船和請外國技師指導制造水雷成功以後，道光帝立即予以支持獎勵。
可見，在孜孜不倦地整軍經武中「僅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就發出有關上諭12個」，他們實際上已經走上向西方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道路。
但是，這一步沒有發展成為類似60年代以後被稱為洋務運動的對工業化的追求，更沒有成為系統改造舊的社會運行機制的起點。
以了解夷情來說，一直處於淺嘗輒止的狀態，研究外國基本上是自發的、零星的，沒有一個政府部門考慮過要系統地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還發生過這麽一件怪事：
在西藏拘留了兩個法國人，從他們的行李中查出“夷字五張，又夷字二十一本，其中是何語言，無人認識”。以後歷時半年多輾轉送至四川、廣東，還是無法解決這個難題，最後還是在廣東找到美國“夷目”幫忙，才弄清那不過是幾封家信和天主教常用的福音書！如此窘相，在戰爭初起之時就已出現，可是就是沒有人著手培養翻譯人才，直到1862年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京師同文館才在北京建立。
再看一下造船制炮的狀況。道光帝和一些督撫、士紳確曾熱衷於學習西方、造船制炮，在廣東已經有人分別“雇覓夷匠”造出了小船和火藥、水雷。可是，由於中國工人沒有受過近代工業技術訓練，也缺乏必要的技術裝備，造出來的船“放入內河，不甚靈便”，皇帝的決心便動搖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他在答復廣東的上諭中就說：“火輪船式，該省所造既不適用，著即毋庸雇覓夷匠制造，亦毋庸購買。”水雷制成後，也因施放技術沒有妥善解決而不了了之。
接著各地督撫紛紛上書，在因地制宜的借口下主張只對舊有船型稍加改進。例如，山東巡撫說：“臣與登州鎮道及水師員弁再四熟商，博采眾議，舊有各船弁兵習用已慣，且與北洋相宜，今造新船，似宜悉循舊制，惟船頭改尖，船尾改寬，通船板片加厚，船體大木加粗，先求堅固，以耐風浪。”不久，道光帝便表態“著照所議辦理”。
在鴉片戰爭結束後，統治者內部開展的關於“善後章程”——即對付新局面方略——的討論中，從軍事方面走向“師夷長技”的通道在草創階段便被堵塞了，直至太平天國的狂飆震撼大江南北、這個政權再度受到威脅時，他們才又一次想起夷人的槍炮還有點用處。
出現這樣的局面決非偶然。
障礙首先來自於知識不足。道光、咸豐兩帝及其大臣們都對西方的狀況缺乏基本的了解，對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嚴重現狀確乏起碼的認識，這種蒙昧狀態不可能成為自覺學習西方的基礎。他們更不了解造船制炮等軍事工業不可能孤立地成長，這些產品體現著一個國家的綜合經濟技術水平，企圖一舉成功、幾年內就達到和超過西方同類產品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狀況下，稍遇挫折便安於“悉如舊制”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其次，障礙還來自於當時缺乏從學識到政策的良好轉化機制。同任何時代任何地域一樣，當時的中國也有一些識見超群或在某些方面有真知灼見的人物，在健全的社會裏，他們的學識應該有上達當路的途徑。道光帝曾以“虛懷納諫”的明君自居，但君主專制制度的本質和末世的腐敗使他無法真正兼聽廣取。
例如，魏源的『海國圖誌』代表當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認識的最高水平，它所提出的“師夷長技”等一系列對策不失為切中時弊的救世良言，可是，道光帝生前雖已有兩種版本問世，他卻都無緣獲睹。咸豐八年「1858年」五月，兵部左侍郎王茂蔭給皇帝上書：“臣所見有『海國圖誌』一書，計五十卷，於海外諸國疆域形勢、風土人情詳悉備載，……於守之法，戰之法，款之法，無不特詳。
……其書版在京，如蒙皇上許有可采，請敕重為刊印，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並令親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知夷「雖」難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盡管當時『海國圖誌』的最新版百卷本已面世六年，上書人還未看到，這仍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如真蒙采納，將有震聾發聵之功。可是，這個建議卻如石沈大海，更不用說將其中的創議變成國家的政策了。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2年」魏源便責問：“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職司典屬國？”“何不別開海夷譯館籌邊謨？”但在60年代以前，根本沒有人理睬這些建議，直到國家遭到更大屈辱以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稱譯署」才於1861年1月成立。
如果再深入一層去考察，我們就會發現，最大的障礙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落後因素。中國古代文化有精華，也有糟粕，如不清醒地加以分析，過時的東西就會成為阻礙前進的重負。
魏源曾經好不容易從歷史記載中找到一句話“吾聞由余之告秦繆矣：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以證明師夷長技古已有之，但因這句話來自『史記』，既非儒家經典，亦非聖人教誨，實不足以使儒門時賢信服。
嶺南一些經世派的儒學大師對此便作出了強烈反應。梁廷楠寫道：“今天下非無講求勝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師夷長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在舉了三個似是而非的所謂西學中源的例子後，他斷言：“但能實事求是，先為不可勝，夷將如我何？
不然而反求勝夷之道於夷也，古今無是理也。”雙方都是經世致用思潮的著名代表，在夷務問題上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而且從先秦儒家的典籍看，梁氏的論斷更符合孔孟的本來意思。
這種來自文化糟粕的障礙不僅表現在理論的論爭，還成了實際工作中排拒正確建議的堤壩。當時，法國和俄國都曾建議中國派人到他們那裏學習修船鑄炮的技術，清政府都堅決拒絕了；一個熟悉天文算法的美國人要求為中國效力，也被拒之門外，理由是這乃“天朝定制”，不必多生事端！這些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機會被輕輕地放棄了。
這種文化中的落後因素集中表現為愚昧的天朝心理，這成了當時與西方國家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直接障礙。當時許多國家要求與中國互派大使，要求進京遞交國書並與中國的國家元首和高級官員會談，這本來是現代外交的常識，卻被堅決拒絕，理由仍然是“中國自有定制，向例所無，不能增加”。
經世致用思潮曾經成為“師夷長技”的中介，但“向例”或傳統觀念又反過來成了它的障礙。這幅互相矛盾的畫面就是19世紀中國的現實圖景，歷史進程的延誤自然難以避免。
道、咸兩朝雖然沒有提倡改革，但一再強調“整頓”，從廣義上看這也是一種改革。在召見一個地方大吏的時候，道光帝曾經闡明他的指導思想：“汝此去，諸事整頓，……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東邊倒塌，即是西邊剝落，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若任聽破壞，必至要動大工。”
咸豐帝即位之初也一再發出上諭“敕沿海整頓水師”，支持“整頓財政”和綜核名實、整飭吏治等等。這些都體現著在經世致用思潮影響下務實求治的努力。
那麽，整頓究竟收到了哪些效果，從中可以引出什麽經驗教訓呢？
先看看軍隊的情況。八旗兵和綠營本是清朝的基本軍事支柱，可是，在道光、咸豐年間，不但八旗兵已喪失戰鬥力，綠營也已成腐木朽株。全國有綠營兵60萬人左右，每年支出2000余萬兩，占全國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至近一半，但兵不足額已成公開的秘密，各級領兵官員普遍吃空額，貪汙軍費。軍紀敗壞也已經達到兵匪不分、無惡不作的地步。
有個在八省歷任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至署理巡撫達30年的官員曾有這樣的見聞：道光十八年他調任太原知府，看到的竟是“太原駐防兵丁剽悍，窩盜為匪，肆無忌憚，居民指滿城為梁山泊，而地方官莫敢誰何！”道光二十二年他在福建任職，發現作為綠營組成部份的“水師與洋盜，是一是二，其父為洋盜，其子為水師，是所恒有。水師兵丁，誤差革退，即去而為洋盜；營中招募水師兵丁，洋盜即來入伍”。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有的禦史還向皇帝報告：“近日各省營伍操演之日，所有馬匹兵勇往往臨時雇覓替代……其軍器或至朽爛不堪，火藥或至不能運送。”
這些公私記載表明，當時朝野上下都知道軍隊已經腐爛，“力除積弊”、“大加整頓”一類的上諭沒有少下，卻均收效甚微，原因在於這支軍隊除了解散重建之外已經毫無出路，可是這樣做要冒很大的風險，在兵匪一家的狀況下，裁撤舊軍隊會立即增加社會動蕩的因素。在鴉片戰爭中，各地都曾募勇禦敵，結果易聚難散，“勇散為盜，在在劫掠”，令許多督撫心存疑慮。
再加上按清代軍制，地方大吏手下都有兵，總督有督標，巡撫有撫標，此外還有漕運總督、河道總督轄下的漕標、河標，軍事官員如提督、總兵則分轄軍標、鎮標，這些都是利藪所在，所以，盡管其中也有明達之士立意改革，這些軍隊的整頓始終成為具文。
除了軍隊以外，其它內政應該怎樣整頓呢？另一著名經世致用派學者陳澧認為：“為今之計，中國貴乎崇廉恥、核名實，刑政嚴明，賞罰公當，則可戰可守，外夷自不敢欺。”這是兩千年來中國歷代以經世致用為己任之士的老調，不幸的是，卻成了道咸年間當政諸公的共識和他們整頓各方工作的指導思想。
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汙、受賄、侵吞公款已成風氣，等而下之的書吏衙役則包賭包娼，敲剝百姓。而各級官員每季度和逢年過節、紅白喜事總要向上司及其幕僚乃至門子奉送各種名目的禮金。
有人曾比較坦率地記下了這方面的支出：他出任陜西督糧道，“通計每年用度，連京城炭敬，總在五萬金上下，而告幫求助者不在其內”。後來他授四川按察使，到任前赴京覲見，從軍機大臣、各部尚書、侍郎、九卿等“概行應酬，共用別敬一萬五千余兩”。考慮到當時全國財政收入不過四五千萬兩，這些不能不說是驚人的巨款。
這個當時尚稱清廉的官員不由浩嘆：“署事如打槍，此指州縣言之，不料監司大員亦復如此。”各省向朝廷有所請求，不送幾千兩“部費”俾有關官員有所分潤，通常都無法通過。政風如斯，靠幾名禦史的監察和上司“核名實”，加上利用派系矛盾，有時也可逮住幾個敗類，解決一些枝節小事，但卻於大局無補。
此外，這個古代老的統治機器中司法制度也極為黑暗，要是說省以上還有專門的司法機構的話，州、縣的行政負責人卻同時就是法官，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這為他們受賄勒索提供了條件。
歷史進程已經到了這麽一個階段，不管如何充分發揮經世致用精神、在原有軌道上費盡力氣去“整頓”，都已經無法解決吏治中的痼疾，出路在於建立現代的行政制度、分權的制約機制和社會化的監督體系。可是，除了1855年歸國的容閎以外，舉國上下沒有什麽人對此有所了解，主客觀都沒有為這樣的變革準備好最低限度的條件。
當時的文武官員是通過三個途徑晉升的：科舉、捐納和保薦，主要是科舉。
捐納即用錢買官。請聽道光皇帝一席話：“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但他旋即表示，因為財政困難，官還是要賣的。
那麽，科甲出身的讀書人會不會好一些呢？作為敲門磚，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和時文八股，而這些無補世用，歷來為有識之士所詬病。武舉更加荒唐，考的是沿襲幾千年的弓馬和所謂韜略。鑒於科舉制弊端百出，從顧炎武到馮桂芬都贊成用推薦的辦法取而代之。
前者認為：“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後者則說：“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裏選之善也。”這是經世致用派的一種重要主張。可是他們沒有註意到，歷來的保舉推薦雖然也發現了一些人才，但總是免不了朋比之弊，等而下之則用金錢去買通關節。正如顧氏自己所說：“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兇，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推舉的辦法更難以避免這個弊端。
有個以“銳意世用”自居、做過十年小京官的人沈痛地寫道：“每見外官有事於銓部者，為吏所持，輒至質衣裝、貨車馬，舉責「債」出國門，甚或蹭蹬終其身。”說的雖是同光之間的經歷，道咸之際情況應該也無二致。改科舉為推舉，能遏止這類腐敗嗎？
其實，在人才選拔上，癥結不在於選拔方法，而在於士子們十年寒窗所反復吟誦的時文和經史均已不適於安邦治國的需要。即使如經世派所倡導的那樣以務實精神去研究刑名、錢糧和郡國利弊，只要沒有新的知識註入，亦無法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改革科舉制的最好辦法是廢除它，但不幸，直到蹉跎了半個世紀之後這才成為現實。
經世派所能提出的最好建議就是魏源主張的“何不大開直言之科籌國計，再開邊材之科練邊事？”或如兩廣總督祁貢建議的那樣把“制器通算”、“熟諳輿圖情形”等有關科學技術知識列為考試內容——這已經是他們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如要再前進一步，就要走上建立以學習西學為主的現代教育制度的道路了。
即便如此，他們的這些建議還是只能被束之高閣，原因非常簡單：不論已否登上仕途，他們畢生學的就是儒家的經典和時文、詩詞，上焉者再以這些為依據研究一些施政的實際情況，為什麽要與自己過不去，把生疏得很的科學技術列為考試內容呢？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把“整頓”叫得多響，又怎能不落空呢？
讓我們再看看財政經濟方面的改革是怎樣被延誤的。
鴉片戰爭以後，上上下下都在叫喊財用不足。困難是怎樣造成的呢？戰爭的損失自然是重要的原因，光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就支付了2100萬圓，除商欠300萬外，其余由政府支付，每圓折合白銀七錢，共計1260萬兩，這筆款分四年支付，頭兩年基本上是動用財政存款，後兩年則主要由粵海關支付，都比較順利交完，再加上軍費支出，負擔更重。
但從當時全面情況看，這尚不是阻礙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第一次鴉片戰爭沒有動搖清廷的財政根基，“道光末年，戶部庫儲尚二千余萬，各省亦輒二三百萬”，以廣東來說，在1854年以前“粵中庫儲極豐……海關庫常存款百萬，運庫、司庫各百余萬，糧道亦數十萬”。
困難首先由於這個政權已經過於腐朽，它已無力革除自身的弊端。檢閱有關文書，人們不難發現經世派人士都對被稱為三大政的河、漕、鹽有許多建言，其中不乏有重大價值的主張，卻遷延多年無法實現。例如，清代承襲元明舊制，每年運送400萬石米至京師，這叫漕運，但因為上下漁利，各種正常不正常的費用加在一起，每石有時竟達18兩，總計達7000多萬兩，而每石在京只值1兩多。
嘉慶中，協辦大學士劉權便建議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解京發餉。鴉片戰爭後，馮桂芬重申舊議，指出：“諺運：價高招遠客。……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這個利國利民的主張仍如石沈大海。1875年，薛福成又一次舊議重提，指出這樣做有七個好處，包括“內外支銷漕項，節省至千萬兩之多”，又能令“民力久紓”，“米商奔赴，百貨流通”，但他仍落得白費精神！直至1900年，清政府才下令改為折收銀子，卻仍保留100萬石漕糧。
迨至辛亥革命後，這個問題才隨著清政權的滅亡而徹底解決。一個不觸及根本的改革，卻費時一個世紀！
再看看河工吧。“兩河歲修五百萬，實用不過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
鹽政的情況也沒有什麽差別，只要清廉的幹員稍加整頓，收入便可急劇增加。例如，郭嵩燾於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十五日接任兩淮鹽運使，至八月初九離任，接任時“庫儲不及四萬”，經過他擒治巨梟私販，大力整頓，除清繳欠餉十多萬外，移交時“尚存庫儲二十余萬金”。以此亦可略窺稍早幾年——即道咸年間——鹽政的腐敗情況。
前人有雲：“鹽政、河工素利藪，以征求無厭日益弊。”乾嘉盛世尚且如此，鴉片戰爭後更是江河日下了。
少數人無法扭轉乾坤，禍根在制度。當時各省積欠各種公帑以千萬計，“積欠之故，在於虧空；虧空之故，在於挪移；挪移之故，在於漫無稽考。以一縣之主，獨操出納權，下車之日，公用後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惟所指揮，莫敢過問。”在各級官長唯我獨尊指揮一切的情況下，腐敗既無可免，也難於糾正。
像馮桂芬這樣的經世致用派已經敏銳地看到這一點，可是在當年，民主監督、分權制約不過是天方夜譚，他們還不認識這是真正的救世良方。
同時，這類行為已經成為多數人認可的社會風氣，即使以經世致用自命的人物也常常不能出汙泥而不染。要改變它就要與多數官吏為敵，為數不多的梗介清廉的經世致用之士又哪裏有這樣的勇氣和力量呢？
最後，又一個根本原因在於絕大部份人跳不出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傳統經濟政策的藩籬。歷史擺在19世紀中國人面前的根本任務是實現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化，這是中國富強的關鍵所在。執政者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這個方向呢？
與自然經濟相適應，中國傳統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是以農為本。鴉片戰爭後，道光皇帝及其大臣們還沒有警覺到這個指導思想必須改變，在討論如何“善後”時，他們滿腦子都是如何造船、鑄炮、練兵，偶爾談及經濟，想到的就是“官荒地畝，如何分飭各府州縣清查，招墾納租，以資津貼”。明達如馮桂芬也認為：“居今日而言裕國，宜何從？曰：仍無逾於農桑之常說，而佐以樹茶開礦而已。”
與此同時，他們有意無意地給各種商品經集活動制造種種障礙。
以開礦來說，當路不但沒有積極提倡，且常借故禁止。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下半年，有人在直隸喜峰口外開銀礦，一道上諭便下來了：“喜峰口密邇京畿，遊民膽敢聚眾私開銀礦，日久恐滋弊端，不可不嚴行查禁……即設法將此項流民全行驅逐，凈絕根株。”礦產資源當然不能亂挖，但整頓有兩種態度，一是弄清情況，權衡利弊，正確引導，另一是不分青紅皂白嚴予打擊、禁絕。不幸的是，執政者采取了後一態度。
對於人民自發的貿易活動他們也采取查禁的方針。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戰爭剛結束，直隸總督就向皇帝報告：“本地商漁船只不準偷越外洋也。查天津、寧河等處商船向例只準赴奉販運糧石……應即咨明江浙各省，如來年開河以後彼處口岸有天津、寧河船只前往貿易者，令該地方官查明，執照不符，即稟清移咨本省，除將該船主重治外，以後即不準該船再行出洋貿易，以杜流弊。”
不久皇帝便批準了這個建議，指示“本地商船不準偷越外洋……按照現議章程一體遵辦”。這裏所說的“偷越外洋”，不過是在中國沿海各省間從事貿易活動，這也要“重治”和“不準”，本來就很弱小的商品貿易便更難於動彈了。
在同外國商人長期交往過程中，廣州出現了一批熟悉對外貿易並與外商有較密切聯系的人才，如果通達時變的話，應該把這批人視做寶貴財富，依靠他們促進貿易的繁榮。可是從皇帝到地方大吏都視他們為異己力量，千方百計予以打擊。
他們被加上“私通外夷”、“奸民”等罪名，有的被“正法”，有的被借故判重刑，列舉的罪名如“向在夷人處專教華言，貪其微利，甘為指使”，或給夷人“寫就書信，設謀畫策，希圖常留收用，以為進身之步”，現在看來都很含糊，是否構成犯罪大有可疑之處。
在對外貿易方面，清政府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被迫打開大門的，一有機會就立即露出令人難以理解的封閉態度。道光二十八年七月，有一俄國商船駛到上海，載來狐皮、面粉要求出售，只因俄國“向在北地陸路通商”，硬是不準在上海貿易。
皇帝還下令地方官應“告以中國向有貿易一定章程，礙難另創新例……飭令回帆”。他們仍然固守傳統的“定例”，力圖阻礙中國與日益發展的世界市場的聯系，這些都是與商品市場不斷擴大、發展的歷史潮流背道而馳的。
在當政者看來，上述政策與講求經世致用之學是完全一致的。把外商拒之門外，懲治一切不在固有的社會經濟運行軌道中安分守己而要顯示逐利主動性的臣民，在他們心目中都是維護國家長治久安、避免滋生事端的必要條件，這就是從當前實際出發的通經致用。至於這些行為必然阻滯中國向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轉化，令中國的富強化為泡影，這都已經超出經世致用派固有的思維框架了。
只有個別受到歐風美雨浸潤的經世派人士的眼光超出了這個局限。
魏源就是這一類出類拔萃的人物，鴉片戰爭剛結束，他便公開建議應該支持和保護中國商人發展對外貿易，把整治水師與保護商務結合起來。他說新式水師建立後，“倘內地出洋之商願稟請各艘護貨者聽”，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地主張把保護商人出洋列為國家武裝力量的正式任務。同時，出於對官僚的貪婪腐朽的深切了解和西方所以富強的初步知識，他主張發展經濟以民營和民用為主，依靠“本地之富民”，而嚴格限制官府和官吏的幹擾。
他說“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若官修戰艦火器局，則止需立於粵東”，並應規定官吏“不許承辦船工”，還要破除陳腐的華夷觀念，引進西方的人才和科學技術。不幸，這些富強大計都成了只堪後人憑吊的書生空談。歷史就在這裏被延誤。
鴉片戰爭後的20余年，中國人沒少付“學費”。歷史被延誤的原因很多，而不能不正視的重要原因是中國文化所面臨的困境。以這個時期應變的根本指導思想——儒學及經世致用思潮來說，它就處在深刻的內在矛盾之中。
首先是它的內容與歷史需要的矛盾。儒家的經世致用之學是個涵蓋面很寬的概念，在古代中國尚未建立精確的學科分類的情況下，它包括治理“天下郡國利病”的多種學科：行政、司法、財政、稅務、貿易乃至交通、水利、農工等等，在這諸多方面都形成了許多被視為無可懷疑的觀點和對策。
可是，當時的歷史任務是實現中國社會的轉型，而由此所需的知識恰恰是一切古方正藥所沒有的。這是儒家文化自我封閉和清代閉關鎖國政策的惡果。歷史停滯不前不能簡單歸咎為壞人當道，歷史的困境與文化的困境息息相關。
其次，從思維方法的角度去考察，這個思潮本身也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經世致用之士通常都自覺地以求實來反對空疏和迂執，致力於研究實際事務，有的且以實事求是相標榜，但這個思潮無非是儒家內部的一股潮流，其基本前提是通經，通經的本質是宗經，其極端是以經典詞句為是非標準，而與求實精神背道而馳，有些經典上的思想且已轉化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傳統意識或先驗觀念。
在這20年間，不少仁人誌士不乏愛國熱情，卻因跳不出傳統的窠臼而無所作為。改革的緩慢，整頓的蹈空，從文化角度看正是這種思維方法內在矛盾的悲劇。
19世紀救國大業的前進必須伴隨著中國文化的新生，為此需要外來文化中優秀成份的滋潤，但它本身首先包含著促進自己新生的因素，經世致用思潮的求實精神就是推陳出新的重要催化劑。從魏源起，19世紀中國所有先進思想家，都是以此為中介去尋找新的救國救民真理、吸取國外先進文化的。中國文化蘊含著許多珍寶，實事求是就是其中一份珍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