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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賀本紀
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
第四章 經世致用思潮與魏源的改革開放思想
目錄摒棄華夷之辨 倡導各國友好平等相處。
友：有一個問題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末清初尚且出現了黃宗羲那樣的思想家，寫出『明夷待訪錄』批判中世紀的君主專制，展示了新世紀的曙光，為什麽鴉片戰爭中受到那麽大的挫折，中國卻沒有出現傑出的思想家為中華民族總結過去籌劃未來？
袁：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在歷史大轉折的重要關頭，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通常總有英雄豪傑應運而生，但受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的制約，他們所能達到的高度和他們各自的命運「被社會認同的程度」卻各有不同。鴉片戰爭前後，中國也出現過一些才華橫溢的思想家，龔自珍、魏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如果說龔自珍主要致力於批判舊世界，因過早逝世而在探索未來方面建樹不足的話，魏源則是你所說的那類承前啟後的思想家。當鴉片戰爭的硝煙未散之時，魏源便在1842年底編成了『海國圖誌』。
這部書輯錄了當時所能找到的介紹各國歷史和現狀的中文材料，並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清帝國面臨的種種問題的對策。貫串全書的是他自己的論著，包括全書的敘、後敘、各部份的敘和按語，以及總結全書的『籌海篇』及其他論文。這些論著構成了近代中國第一個改革開放的最高成就。
友：老兄可能有點兒頭腦發熱、誇大其詞吧？『海國圖誌』雖然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局限性也很大。這本書開宗明義就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這些說法縱橫家的氣味很重，以春秋戰國時代的智慧去應對19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的新格局，著眼點是“攻夷”、“制夷”，手段是縱橫捭闔，而中國當時最急需的是學習西方，實現現代化。另外，他講的“師夷長技”也只停留在物質層面、主要是軍事裝備的層面上。
袁：魏源的主張涉及清帝國內政、外交各個方面，我們的討論可以先從他的對外關系思想談起。
老弟說，魏源因襲了縱橫家的智慧，這我也有同感，但不要忘記，發生認識論和群體心理學的研究都表明，人類總是以原有的認識和認知方式為基礎去接受新的知識和思維方式的。魏源以群雄爭霸的形勢去比附19世紀列強的角逐，冀圖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未可厚非。重要的是要聯系當時的歷史背景，看他給這些古老的命題註入了什麽新的內涵。
中國當時正飽受列強的侵略，包括鴉片的毒害，中國人當時呼喊“制夷”、“攻夷”洵屬義正詞嚴。但魏源的高明之處，卻是同時倡導破華夷之辨、立各國平等相處的新觀念。
華夷之辨是傳統文化留給中華民族的歷史重負。18世紀，歐美的先進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巨大變革推動下正突飛猛進，清帝國則處於所謂康乾盛世，乾隆爺正是在“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無所不有”和“立中外之大防”等愚昧的天朝大國思想和華夷觀念的支配下拒絕與西方平等交往，從而喪失了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的良機。
而且直至19世紀末，社會各階層都有為數不少的成員以此為自欺欺人和抗拒外來新事物的主要借口。這是中華民族步履蹣跚的直接原因，也是這個古老民族仍在沈睡的重要標誌。可是，這個觀念已流傳數千年，根深蒂固，又是歷代統治者極力維護的，向它挑戰必須有巨大的勇氣和銳利的眼光。在19世紀的中國，最早站出來批判這個陳腐觀念的就是魏源。
華夷之辨的核心是把華夏民族及其居住地看成是文化的唯一載體，而其它地區和民族都是未開化的蠻夷。從1842年的『海國圖誌』五十卷本至1852年編成的一百卷本，都明確地否定了這個錯誤觀點。
首先，魏源敏銳地感到，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世界已經大變：“天地之氣其至明而一變乎！滄海之運隨地圓體其自西而東乎！”西風東進的結果是：“紅夷東駛之舶，遇岸爭岸，遇洲據洲，立城埠，設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盡為西洋之都會。”這是他研究世界歷史和現狀而引起的世界觀念的變化。
十年後，華夏中心的觀念進一步動搖，他驚嘆：“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這裏包含著兩層極其重要的意思：一是氣運的中心在西北，地處東南的中國自然不再是中心；二是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難以分割的整體。這是對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世界市場日益擴大的後果的深刻感受，在當時的中國是出類拔萃的。
其次，魏源已認識到一些西方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比清帝國先進，中國面臨的是改變現狀以趕上西方的緊迫境地。西方的堅船利炮為中國所不及，這是從道光皇帝開始的許多朝野人士所不能不承認的，由這點出發，好些人都能程度不同地接受“師夷長技”的主張，可是，他們還有一個足以自我陶醉的精神支柱：華夏的紀綱制度遠勝於那些蠻夷。
魏源卻在猛烈抨擊清帝國腐敗的同時，把美國奉為前所未有的典範，謳歌美國在爭取自己的獨立中既武且智、富而不淩小國之誼，特別贊賞其紀綱制度“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代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狥同……可不謂周乎？”
在百卷本中他更斷言：“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皆曠代所未聞。”今天看來這自然不盡符合實際，但是不能忽視的是，這是中國人對西方現代民主的第一曲贊歌，而且這個贊頌是對這個新興國家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全面肯定，而不僅是對某個英雄人物睿智的仰慕，其不準確之處也不是有意的溢美，而是先進思想家追求新的世界的心聲——這是新舊社會制度交替之際常見的現象。以對西方制度的肯定為基礎，加上科學技術上向西方學習，他期望古老的中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
在他那裏，華夷之辨的古老信條已經被學習西方、改變可悲的落後狀態的清醒認識所取代。
到『海國圖誌』百卷本編定的時候，由於對西方了解的加深，魏源終於對華夷之辨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夫蠻狄羌夷之名，專指殘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而言之，……非謂本國而外凡有教化之國皆謂之夷狄也。”“誠知夫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稱之曰夷狄乎？”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這些論斷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意識產生的起點，也是對外關系改革的基礎。
友：“師夷長技”的歷史作用不是更大一些嗎？
袁：“師夷長技”可以同不同的指導思想結合。以居高臨下、“禮失求諸野”的態度去采納西方的某些科學技術成就，也對中國社會的發展不無裨益，但還不足以成為建立現代國際關系的基礎。相反，拋棄陳腐的華夷觀念才會有正確的對外方針。
根據他對華夷觀念比較合理的理解，魏源相應地提出了新的對外關系的指導思想：“聖人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懷柔遠人、賓禮外國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風俗、廣覽地球是智士之曠識。彼株守一隅，自畫封疆，而不知墻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適如井蛙蝸國之識見，自小而已。”這是與作繭自縛的華夷觀念大相徑庭的主張，如果被采納，將十分有利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友：老兄恐怕有點糊塗，當時西方列強正虎視眈眈，恨不得一口把中國吞掉，此時此刻談什麽“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不是為虎作倀嗎？
袁：我們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像清朝皇帝那樣仍然以天朝上國自居、鄙視外國人、拒絕接受外來文化，能挽救國家免於衰亡嗎？而在西方列強正在擴張之際，講“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看似不切實際，但卻能夠沖破妄自尊大的思想桎梏，為吸取西方先進文化敞開大門；同時，這也有利於幫助清帝國的統治者脫離以朝貢關系處理對外關系的覆轍，逐步學會建立現代外交，這無疑比堅持華夷觀念更有利於維護國家獨立。
就其字面的本義來說，魏源這些“一家”、“兄弟”思想不但在19世紀中葉，而且直至今天乃至可以預見的未來，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可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它又是切合當時的需要、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因為它所反對的是愚昧的清帝國統治者的天朝上國、萬邦來朝的思想。只要冷靜地想一想，嚴華夷之辨的觀念給19世紀的中國造成了多大的損害，甚至20世紀中國仍以義和團運動這個奇災大劫開篇，就不難理解魏源對華夷觀念的批判的巨大歷史意義了。
還要指出，有人在研究近代中國史時喜歡把與各國和平友好相處的主張同愛國對立起來，你扯什麽“為虎作倀”不過是拾人牙慧罷了，其實這是對當時最先進的思想家毫無道理的指責。不知道你有沒有好好想過，是魏源、郭嵩燾、譚嗣同不愧為中國魂，還是以嚴華夷之辨為安身立命根本的倭仁、剛毅之流才是愛國楷模？
如果你再註意到在晚清光是為了同外國互派外交使節就付出了多大代價，把魏源關於中外關系的新認識界定為中國近代意識產生的起點，恐怕就不能說是胡吹亂斷了。
與上述認識相適應，魏源還第一次提出了設立研究外國的專門機構的主張：“欲制外夷者，必自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自先立譯館翻夷書始。”這是冀圖將林則徐開其端的了解世界的事業制度化。為此，他一再揭露清廷的無知。
他在列舉英國認真研究中國的事實後感慨萬千地說：如果康熙以來“有人焉，日翻夷書，刺夷事，籌夷情。如外夷之偵我虛實，其不轉罪以多事，甚坐以通番者幾希！”中外反差如此強烈，對文化專制的抗議也就不吐不快了。從現有史料看，這也是近代中國要求文化學術研究和交流自由的第一聲吶喊。
與此同時，魏源還主張對包括宗教在內的西方文化持寬容態度。鴉片戰爭前，與外國人交往最多的廣東居然發生過禁止『英漢詞典』出版的咄咄怪事。對西方的宗教，朝野上下更視若瘟疫，因信仰和風俗習慣不同而發生的磨擦和沖突的事例屢見不鮮，這種封閉心態十分不利於各國人民在經濟、文化等領域友好交往。
魏源堅決主張改變這種狀況，鴉片戰爭剛結束他便寫下這麽一段話：“自道術分裂，儒分八，墨分三，釋道亦各分數支，同中立異，鬥爭堅固，於一教中自相胡越，況欲並包殊族，泯其畛域，會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數。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皇清能並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黃教而誦六經。鄂羅斯兼並西北，英吉利蠶食東南，而不能使白帽、黃帽之方盡奉天主。故曰：因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
他以古今中外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證明，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是一個宗教或學術流派內部，要實現認識或信仰、風俗的完全同一是不可能的，而同中有異，甚至激烈爭辯，反而是必然和正常的現象。在不同民族之間更應該尊重別人的信仰和風俗，這是武力征服也無法改變的。
魏源在一百五十年前提出如此深刻的見解表明什麽呢？一是他比較徹底地拋棄了自我封閉的華夷觀念，而把傳統文化中尊重別人和博采眾長的思想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如果魏源寬容地對待不同宗教和文化的思想能夠為廣大民眾所認同，義和團那樣的民族悲劇和災難以及類似事件也許都可以避免。這又反過來證明了魏源思想的先進性。
友：盡管魏源在對外關系上有比較高明的見解，但在“師夷長技”和國家內部事務的改革上，他的認識處於比較低的水平，這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袁：一般來說，認識總是由低向高發展的。而且在當時，魏源的認識雖有欠缺甚至是重大的不足，但有好些重要主張卻深刻過人。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他把“制夷”或“師夷長技”的每一重大措施都同內政或社會固有運行機制的改革結合了起來。
還是看看事實吧。
鴉片戰爭後，魏源一再鼓吹“以內修為外攘”，通過內部改革達到反侵略的目標，這是他觀察和處理內外關系的一個基本觀點。他沒有停留在痛罵“逆夷”的水平上，而是把內部的腐敗視為失敗的根本原因。他痛心地說：“今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誌於四夷而憂不逞誌於四境。”
國家如何走出貧弱的困境？朝廷內外正討論得十分熱鬧，奏章、上諭來來往往，目不暇接，但像魏源那樣把原因歸結為人才與內政的卻不多見。
無論在戰前還是戰後，由鴉片輸入而引起的經濟和社會矛盾是清廷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怎樣認識和處理這個問題？魏源的看法是：“語君勿咎阿芙蓉，有形無形癮則同。邊臣之癮曰養癰，樞臣之癮曰中庸。儒臣鸚鵡巧學舌，庫臣陽虎能竊弓。中朝但斷大官癮，阿芙蓉煙可立盡。”他依然把人們的註意力引向內部的整頓。
這些觀點是他多年觀察和參與國家政治和經濟事務的經驗總結。因此，他提倡“師夷長技”，不是簡單地在物質層面上轉圈子，而是每一步都貫穿著改革、開放的精神。
首先，他主張引進外國的人才和技術，以類似今天特區的形式制造船舶和器械。
他認為，當時廣東仿造西洋軍艦和武器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在於沒有聘請外國技術人員，因此，他建議“請於廣東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二處置造船廠一，火器局一，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並延西洋柁師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欽天監夷官之例，而選閩粵巧匠精兵以習之”，甚至主張“沙角、大角既有船廠、火器局，許其建洋樓、置炮臺如澳門之例，英夷不得以香港驕他夷，生觖望，而我得收虎門之外障，與澳門鼎峙，英夷不敢倔強，廣東從此高枕”。
這是他倡導的“以夷制夷”思想的具體運用，有些想法自然過於樂觀，也不很適合「如讓外夷置炮臺」，但彌足珍貴之處卻在於，他以十分開放的態度去考慮引進外國人才和技術的問題。19世紀的中國不可能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發展近代工業，所以，這是個適時的主意，但清廷見諸行動卻是二十年後的事了。
其次，在師夷長技中，他主張嚴格限制官員參與經濟活動，實行以民用、民營為主的方針。中國官辦手工業有悠久的歷史，魏源對清代官營事業的腐朽和官員們在經濟活動中貪贓枉法的行為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主張嚴格限制官營軍事工業的發展。
以西方經驗為根據，他提出“蓋船廠，非徒造戰艦也，戰艦已就，則閩廣商艘之泛南洋者必爭相效尤，寧波、上海之販遼東販粵洋者亦必群就購造……戰艦有盡，而出鬻之船無盡”「也就是要把造船工業的發展和內外貿易的發展結合起來」，而火器局也是“凡有益民用者皆可造，是造炮有數，而出鬻之器械無數”。
與此同時，他強調“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船械者，或自用或出售聽之。若官修戰艦火器局，則止需立於粵東”，並建議規定官員“不許承辦船工”，即實行限制官營、放手讓民間經濟自行發展的方針。要是知道洋務運動中所辦企業陷入困境難於自拔的根本原因正是與這樣的指導思想背道而馳，那麽魏源的思想的深湛就不能不令人心折了。
再次，他主張從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中去求得本國經濟的發展。在研究了西方經濟發展的情況之後，魏源得出一個結論：“東不足者西有余，以其所有易所無，氣運貿遷，烏見失諸此者不可償諸彼乎？夫惟有度外之人，則能通自古未通之絕域，致自古未致之貨弊「幣」。”
這是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從世界貿易中求發展的思想。與此相適應，他主張“戰艦必歲護海運之米驗收……倘內地出洋之商願稟請各艘護貨者聽”，把保護經濟特別是保護對外貿易的發展規定為國家武裝的任務，這對一個多年實行海禁的國家來說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最後，他主張多方進行改革，以保證富國強兵的成功。
資金和人才通常是困擾現代化過程的重大難題，魏源的設想就是從改革與發展中去尋求解決這些難題的出路。他清醒地看到，大量的金錢通過不法途徑中飽了私囊，指出“海關浮費數倍正稅，皆積年洋商「壟斷對外貿易的商人——袁註」與官吏所肥蠹，起家不貲，其費皆出自鴉片，豈不當派數百萬之軍餉？”這就是冀圖從反貪汙中增加財政收入。
更值得註意的是，他建議從調整官府與民眾的關系中去求得富國強兵的依靠。一方面，他提出要支持和依靠富民。他認為應該像西方那樣取消禁令，荒山野嶺“許民屯墾，沿海之銀礦山許民開采，境內自然之利用之不窮”，同時“以本地之富民，養本地之勁民，衛本地之身家，但使用得其宜，尚可撙節贏余為造船械、修垣壘、懸購賞之費”。另一方面，他要求改變對遊民的態度。
他說：“今日沿海所患安在乎？必曰：回匪也，鹽匪也，撚匪、紅胡匪、曳刀匪也。官吏切齒為亂民，有事則目為漢奸。其中有一二人能號召數百、二三千人者，非有烏獲之力、猗頓之財，而信義意氣能豪一方，其人皆偏裨將才，其所屬皆精兵，而自文法之吏視之，則且謂亂民之首也。”這兩項都是非常大膽且切中時弊的建議，前者與他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主張息息相關，而後者主張化“亂民”為柱石，不但顯示出他巨大的勇氣，而且揭示了解決社會安定最大威脅的癥結所在。
兩者是互相關聯的，經濟的發展，對“亂民”的認識和政策的改變，都將為安撫流民奠定良好的基礎。如果真正采納和認真貫徹這些建議，太平天國和撚軍起義這類長達十多年波及半壁江山的戰亂也許就可以避免，從而為改革和發展提供安定的社會環境。
在人才的選拔上魏源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議，主要是局部改革科舉制度，從最迫切的水師人才入手，考選能造船制器和駕駛輪船等方面的人才。同時，他極其尖銳地斥責科舉和捐官的荒唐，呼籲改變這種局面：“漕鹽河兵四大計，漏卮孰塞源孰盛？開捐開科兩無益，何不大開直言之科籌國計，再開邊材之科練兵事？市骨招駿人才出，縱不拔十得五終得一。”
社會改革的成敗，很重要的一點取決於有沒有找到正確的起動點。盡管魏源的方案並不完整，但必須肯定，在同時的“籌海”方案中，相對地說它是最完備和高明的。例如，他對科舉的腐朽非常了解，並曾反復抨擊，但不敢建議予以廢止，可是，他建議從經濟領域入手，在學習外國的過程中妥善地調整官民關系，調整不同社會集團的關系等等，卻已觸及了社會運行機制的根本。
如果按照他的主張去行動，中國的產業革命和社會現代化的過程完全可能由此啟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魏源是當之無愧的近代中國提倡改革開放的先驅。
友：聽你這麽一說，我倒有兩個新問題要請教：一是魏源在思想史上的成就是不是來源於西方的沖擊？二是為什麽恰恰是魏源有此重要成就？
袁：這其實是一個問題，即魏源思想的根源在哪裏？西方流行一種觀點，把中國現代化的行動和思想準備都看成是西方沖擊的產物。在我看來，西方的沖擊自然是不能抹煞的重要因素，但同樣不能忽視已經潛存於中國社會的內在因素，也就是說必須重視兩者的結合。
為什麽魏源能走在時代思潮的前列？首要一點在於他是嘉慶年間經世致用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通過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深刻研究，加上淵博的知識，他對中國社會的弊端有了非同尋常的了解，並且成長為有重要建樹的思想家。以此為基礎，當他系統收集和閱讀了介紹西方歷史和現狀的大量中文出版物後，新的醫治中國痼疾的良方在他眼前展現，救國的激情便迸發為耀眼的思想火花。
他倡導的師夷長技是洋務思潮的開端。從這個意義上說，經世致用加對西方現狀的了解就是洋務思潮的基礎。魏源的改革開放方案可以說是他的經世致用思想的必然產物。
毫無疑義，魏源的改革開放思想有好些已經遠遠超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範圍，但這個超越仍然在傳統文化中有根基。他有一部名著叫『默觚』，寫成於鴉片戰爭前，其中就包含著不少引人註目的觀點，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未受西學浸潤前的思想面貌，也能找到他在鴉片戰爭後向新的思想高峰飛躍的端倪。
同歷代倡導改革的思想家一樣，魏源也提倡兩點人們熟知的思想，一是今勝昔的發展觀，二是去弊求利、不斷改革的思想。不過，魏源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務出己意，恥蹈襲前人”，因此，他在鴉片戰爭前提出的一些觀點往往令人拍案驚奇。這些觀點不但體現著魏源思想發展的脈絡，也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在國門洞開前依靠自身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高度。
第一，魏源提出了一個中國文化中極為罕見的利的哲學。
中國文化的主流對逐利一貫持貶抑的態度。嘉慶、道光年間，清帝國在財政上窘相漸露，國困民窮已成為無法否定的現實，許多人在思考這個問題。魏源在自己的探索中出人意外地發表了關於利的一系列評論。
首先，魏源把利詮釋為儒學的核心觀念之一。他說：“聖人利、命、仁之教，不諄諄於『詩』、『書』、『禮』，而獨諄諄於『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書乎？‘濟川’、‘攸往’、‘建侯’、‘行師’、‘取女’、‘見大人’，曷為不言其當行不當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詔？
……世疑天人之不合一久矣，惟舉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決之於利不利，而後天與人合。”不管他這個論斷是否真有道理，值得註意的是他把利與仁及命「天道」並列，且成了天人相合的關鍵，這在儒學理論發展史上是一個新的動向。
其次，魏源還為以謀利為恥的名教限定了適用的範圍，為庶民的逐利確定了根據。他說：“聖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於士大夫則開之於名而寒之於利，於百姓則開之於利而坊之於淫。”他認為包括官僚在內的士大夫要受名教的約束，不必言利，更不能見利棄義，而百姓則應該拒絕名教的束縛，以利為自己的行動導向。在儒學思想史上，這不啻為石破天驚的言論。
再次，魏源主張革除政府管理經濟中的弊端，以經濟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成為除弊興利的基本手段。
在他看來，官僚、官商對經濟活動的不合理的壟斷和侵擾是層出不窮的弊端的根源。以鹽務來說，實行官商壟斷的所謂“綱鹽”制度，結果是產品大量積壓，國家稅收無著，而私梟則大量販運私鹽，官府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緝私亦無濟於事
而實行商人只要依法納稅便可自由經營的“票鹽”政策，則鹽價降，稅收和商人獲利都大增，私鹽不緝而止：“夫票鹽售價不及綱鹽之半，……綱利盡分於中飽蠹弊之人，壩工、捆夫去其二，湖梟、岸私去其二，場、岸官費去其二，廝夥、浮冒去其二，計利之人商者，什不能一。票鹽特盡革中飽蠹弊之利以歸於納課請運之商，故價減其半而利尚權其嬴也。”
將江南所征糧食經由內河即所謂漕運至京，情況也十分相似：“屯艘行數千裏之運河，過淺過閘有費，督運催攢有費，淮安通壩驗米有費，丁不得不轉索之官，官不得不取嬴於民，合計公私所費幾數兩而致一石。”而魏源協助江蘇巡撫試行改為雇商船由海上直運天津後，費用降至每石不足一兩，官府和民間的負擔都可大大減輕。
可是，這些利國利民的改革竟無法堅持下去，這不能不引起魏源深思，他從中得出一個結論：“鹽為利藪，官為鹽蠹”、“弊之難去，其難在仰食於弊之人乎？”而只有依靠商人才能令貨暢其流、物價下降、國家財政收入增加，這也成了他難以磨滅的印象。漕、鹽、河三大政是有清一代朝野經世致用之士關註的重大問題「鴉片戰爭後加上一個“夷務”」，魏源有關利的一系列新觀念正是其經世活動的經驗總結。
第二，魏源提出了依靠富民和崇奢的新觀念。
魏源熱望國家富強，為此他特地對王道作了新的詮釋。王道是儒家政治的理想境界，但儒學末流空談仁義，使之與富強脫節。魏源指斥這種片面觀點道：“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跡也。……王道至纖至細，井牧、徭役、兵賦，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間。
使其口心性、躬禮義、動言萬物一體……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舉平日胞與民物之空談，至此無一事可效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無用之王道哉？”這不但是對空談心性和民胞物與的宋明理學的批判，也是站在新時代的門檻邊對孟子以來的王霸義利之爭作出的新總結。
最引人註目的是魏源提出的關於富民和財富的新觀念。應該怎樣看待富民？魏源說；“使人不暇顧廉恥，則國必衰；使人不敢顧家業，則國必亡。……「周官」保富之法，誠以富民一方之元氣，公家有大征發、大徒役皆倚賴焉，大兵燹、大饑饉皆仰給焉。……故土無富民則國貧，土無中戶則國危，至下戶流亡而國非其國矣。”
這裏把富民看作國家的中堅。資本主義制度取代中世紀，必然以富代貴作為上層社會的主要標記和國家政權的基礎，魏源的上述言論可說是社會轉型期即將到來的預言，同資本主義發展中對中產階級作用的肯定不無相通之處。與此息息相關的是，他指責當時的官民對立，肯定“無田富民”的優勝：“有田而富者，歲輸租稅、供徭役，事事受制於官，一遇饑荒，束手待盡。非若無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轉販四方，無賦斂徭役，無官吏挾制，即有與民爭利之桑、孔，能分其利不能破其家也。”
可以看出，魏源的思想中蘊含著經濟自由主義的因素，他對主張強行幹預經濟生活的歷史人物從桑弘羊到王安石都持否定態度，正是這種思想的流露。這也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經濟思想有相通之處。
崇儉禁奢一直被視為中國的傳統美德，但在魏源看來這也是應該改變的觀念：“儉，美德也；禁奢崇儉，美政也。然可以勵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訓貧不可以規富。……車馬之驅馳，衣裳之曳婁，酒食鼓瑟之愉樂，皆巨室貧民所以通工易事、澤及三族。……儉生愛，愛生吝，吝生貪，貪生刻。
三晉之素封，不如吳越之下戶……儉則儉矣，彼貧民安所仰給乎？”把這看作富民冀圖主宰世界的聲音似乎並不過份，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誕生之前同樣出現過這樣的先聲。
第三，發揮傳統文化中人格獨立性的思想，要求確立合理的君民關系。
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理想人格的論述是龐雜的，歷來人們都根據自己的認識和需要去選擇和發揮。魏源選擇的是什麽呢？他著重發揮了其中關於人格獨立性的思想。魏源說：“日光，聖也；月，賢也；……豈知光之本體得於天，人人可以為日、可以為月乎？胡為小之而星、燎、燈、燭也？”乍一看來，這不過是重復人人可以為聖賢的舊說，但細加考察，他已在這個命題中註入了新的因素。他寫道：“
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中人可易為上智，凡夫可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兩者結合起來看，他所說的人人可以為日月已經不僅是固有道德本性的自覺，還包含著通過理性的執著追求實現個人事業成功的思想。同時在他看來，在奮鬥過程中，不是傳統文化一向視為美德的順從而是不媚世的“逆”才是最可寶貴的品德和成功之路。
他說：“真人逆精以反氣，聖人逆情以復性，帝王逆氣運以撥亂反治。逆則生，順則夭矣；逆則聖，順則狂矣。……大哉『易』之為逆數乎！五行不順生，相克乃相成乎！”龔自珍是其摯友，魏源對他的定評就是一個“逆”字。他說：“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愈大。”在他看來，這也就是龔氏能“自成宇宙”的奧秘所在。這個不同流俗的“自成宇宙”也就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細繹其內涵，與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際的個性解放思潮不是有相通之處嗎？
以上述思想為基礎，魏源對君民關系也有新的理解。他認為不可能有天生的聖人：“絕世之資，必不如專門之夙習也；獨得之見，必不如眾議之參同也。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合四十九人之智，智於堯、禹。”因此在他看來要做一個合格的皇帝是極為困難的，從主觀條件看：“守專城之材不可以相，長千夫之勇不可以將，一將一相之任不可以君四海。”
而在客觀環境上，皇帝又處在賢不肖各色人等的包圍和期望之中，要求自身必須無懈可擊：“高明之瞰者千計，中澤之嗷者億計，敵國肘腋之環伺者萬計，無一瑕玷而可匿也，無一體用而可缺也。”再加上在專制政體下上下阻隔，“下達上難”，所謂天子聖明談何容易！
那麽出路在哪裏呢？他的答案是皇帝要處理好同眾人的關系：“天子者，眾人所積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則強，人散則弱，人靜則昌，人訟則荒，人背則亡。故天子自視為眾人中之一人，斯視天下為天下之天下。”這是古老的民本思想的應用，雖是有益的諍言，但離現代民主思想卻有較大的距離。不過，在看到這個根本缺陷的同時，也要看到其中包含著他後來熱情謳歌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礎。
第四，在思維方法上，他主張從實際出發，並對各種異見、偏詣持寬容態度。
歷代經世致用之士都倡導實事求是，魏源也不例外，他說：“以匡居之虛理驗諸實事，其效者十不三四。……古今異宜，南北異俗，自非設身處地，烏能隨盂水為方圓也？”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特別強調不能不顧實際情況稱引比附經典：“讀黃、農之書用以殺人，謂之庸醫，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得不謂之庸儒乎？靡獨無益於一時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聖人之道。”
是從經典或所謂聖人之道出發，還是從實際出發，這一直是近代中國反復爭辯的重大問題，其中的重要一點是古今關系。魏源強調歷史是不停變化和向前發展的，與其說三代是不可企及的黃金時代，毋寧說後世遠勝三代：“文帝廢肉刑，三代酷而後世仁也。……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貴以襲貴，賤以襲賤，與封建並起於古代，皆不公之大者。”
因此，在古今關系上“執古以繩今，是為誣公；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誣今不可以為治，誣古不可以語學。”要是註意到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幾十年，書本與現實、古與今的關系仍是激烈爭辯的重要問題，魏源的這些論斷有益於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更新就不言自明了。
早在1826年，魏源在研究清代經世文獻時便認識到：“有利必有害，論相反者或適相成；見智亦見仁，道同歸者無妨殊轍。”所以，“文無難易惟其是，詎容喜素而非丹？聖有謨訓擇於狂，未可因人而廢論。”提倡要有容納各種主張的寬宏大度。此後，他把這些思想進一步發展為比較系統的觀點。
他認為對人不能求全責備，個性鮮明的人遠勝於那些模棱兩可的偽君子。他說：“如必欲責其德性者以問學之不周，責問學者以德性之不篤，是火日外曜者而欲其內涵，金水內涵者必兼其外曜乎？”在否定這些不切實際的所謂德業雙修的要求後，他進而提出要重視個性鮮明而有所成就的人才：“若夫學者循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即偏至一詣焉，或狷而隘，或狂而不恭，能祛利欲而未能化其氣質，已超鄉願倍矣。
……胡廣中庸，非聖之時也。”在這裏，他偏愛狂狷而鄙視鄉願、中庸的意願溢於言表，曲折地表達了專制制度下冀圖掙脫奴性桎梏而發展個性的要求。
更值得重視的是，以這些認識為基礎他提出了容納異見的主張。他說：“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鬥戰，物而不化，豈知大人殊途同歸。……孔、老異學而相敬，夷、惠異德而同聖，箕、比異跡而同仁，四科並出於尼山，九流同宗乎古帝。”
進一步的解釋就是：“一介一和惠與夷，一去一奴微與箕。……一亮一瑾蜀與吳，一攻一守墨與輸。相反相成狷與狂，……故君子之用世也，道不必盡同，智士之同朝也，轍不必相合。”從早年的道同殊轍，發展到要容納異學和道不必盡同之士，他的認識顯然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鴉片戰爭前便辛辣嘲諷力圖維護文化專制的入主出奴的方隅之士，公開提倡對異道和異學的寬容，這無疑給當時的經世致用思潮添加了新光彩。
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伴隨著思想、學術、文化自由取代中世紀經學專橫統治的過程。魏源的寬容思想只要往前再跨進一步，就會進入支持思想、文化、學術自由發展的領域，這是他的經世致用思想與現代文明的又一結合點。鴉片戰爭後為什麽他如此堅決地駁斥把西方國家和西方人看作蠻夷的偏見呢？
一是經世派的實事求是態度令他在閱讀介紹西方歷史和現狀的著作後糾正了這一傳統偏見
二是他具有的對異學和異道的寬容態度。他在鴉片戰爭後一再說：“廣谷大川自風氣，北不暨北海，南不盡南海。廣谷大川風氣異宜，天不能不生一人以教治之。”這裏把華夏文化如實地看作一個地區文化現象，承認其它類型的文化是與它平等並存的，這同他戰前的思想一脈相承。
請註意，我無意把經世致用說成是現代思潮，它的局限性我在其它地方已經說過，不再贅言。我在上面所說的概括起來無非兩點：一是魏源給經世致用思潮添了不少新東西，不愧為這個思潮發展的新高峰；二是在看到這個思潮與現代思潮有重大差別的同時，應該知道兩者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都可以找到結合點，在一定條件下存在著前者向後者轉化的可能性。
固然，不是所有經世派都能以正確心態去對待西方文化的，他們中不少人一直堅持華夷之辨，不願向西方學習。可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走上另一個極端，把中國傳統文化說成是同現代文化水火不相容的。在19世紀的中國，既沒有產生自己的盧梭、孟德斯鳩，也沒有出現亞當.斯密、李嘉圖。
魏源的上述觀點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同時他也沒有完全擺脫錯誤觀念的羈絆，例如天朝大國思想的殘余時有流露，甚至削足適履地硬說釋典所說四大洲是正確的，現代地理所說五大洲不足信。但盡管如此，他的理論探索還不愧為中國前現代文化的重要成就，我們在看到其不足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它所包含的切近世界文化進步潮流的智慧閃光。
友：可是，魏源的思想頂多是一道閃電，很快就在夜空中消逝了，這又說明什麽呢？
袁：一部有價值的書就是一盞智慧之燈，總有人不斷從中攝取光明。19世紀下半葉幾乎所有比較先進的中國人都受過『海國圖誌』的影響，日本的有識之士也曾分沾其益。這些歷史事實知道的人不少，我不想在這裏嘮叨了。
魏源的不見用於當時倒值得人們深思。他的同時代人就曾為此深感不平：“氣壯群推魏無忌，心孤誰識賈長沙？……太息繞朝終不用，為君一讀一長嗟！”這是廣東著名愛國詩人張維屏讀『海國圖誌』後的感慨。魏源的最高官階是知州，1853年還以“貽誤文報”被革職。晚年他虔修佛教凈土宗，並在杭州僧舍中辭世。一個經世大才就這樣隕落了，這說明什麽呢？
當時整個中國的社會文化氛圍仍然被儒家的保守觀念所支配，他們把傳誦了幾千年的幾本儒家經典看作人類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把知識淺陋、固守莫名其妙的觀念看作愛國信念堅貞和道德高尚的標誌。
當多數社會中堅都處在這種狀態之際，與時俱進的傑出的經世之士的言行當然被視作驚世駭俗的怪論，甚至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魏源的遭遇正是這個狀況的縮影，而這又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和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沒有商品經濟的廣泛發展和先進文化的自由傳播，這種狀況是難以改變的。
與此同時，個人性格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魏源在學術和思想理論上碩果累累，與他個人的一些優秀品德和獨特經歷息息相關。
例如，他滿腔熱情地關心祖國的命運，為此而孜孜不倦地研究歷史和現狀，還勤奮地收集資料，廣收博取尋訪文獻，虛心向包括水手、商人、外國人等了解國外情況的人請教。他銳意創新，不拘一格，廣取各家之長。在傳統文化中他不為儒家所囿，甚至斷言：“兼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斯治國之庖丁乎！”對待外來文化，他也以博大的胸懷去容納、消化，加上他有經商致富和參與改革的成功經驗，這些都是保證他成功的個人因素。
可是，恃才傲物也是他的一大弱點。他的一位摯友說：“默深學問淵博，才氣縱橫，其性情兀傲，幾若目中無人。……其詩文發揚縱肆，字句紙上皆軒昂，洵一代之奇才也。魏默深、龔自庵皆奇才，然使之得位持權，其剛愎自用亦宋王安石也。”他的仕途坎坷與此不無關系，其命運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