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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賀本紀
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
第六章 洪秀全、洪仁玕與晚清思想研究的誤區
目錄近日與友人閑聊，圍繞太平天國與中國近代思潮研究，無拘無束，議論評點，雖是信口說來，倒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且有些問題問的得尖銳，答得爽快，與時賢所見略有不同，似亦可為寂寞文苑增添幾分鬧意。耐不住友人的慫恿，記下要點，公諸於眾，如能博得新老朋友開心地或寬容地一笑，在下就要拱手說一聲“謝謝”了。
友：老兄研究近現代思想史多年，為什麽不見你寫文章贊揚太平天國，是不是對這個革命有點不同的看法？
袁：正因為我是研究近現代思想史的，便不想給太平天國唱贊歌了。太平天國那麽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當然應該好好研究。我念大學一年級時便讀遍了當時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羅爾綱先生的著作，相當入迷。從那時開始我一直關註著這一領域研究工作的進展。
有些著作的水平確實很高，真是人才輩出，可是，思想史的研究應該著眼於有沒有給一個國家或地區思想文化的發展增添什麽新的內容，應該緊緊盯住時代風雲造就的思想家們的活動軌跡，揭示其中蘊含的時代、社會和歷史的信息。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太平天國自然是文化學或社會思潮研究的不可忽視的課題，但從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能提供的東西是非常有限的。
在我看來，在這塊瘠土上耕耘的人已經過於擁擠，而就自己說來，唱贊歌於心不忍，評頭品足又不合時宜，所以就三緘其口了。
友：難道洪秀全不是革命的思想家，建立了一套革命的思想體系嗎？
袁：洪秀全無疑是革命的領袖，且是唯一的與太平天國運動相始終的領袖。不過，無論就政治或軍事上說他都平庸無奇。太平天國前期實際的政治、軍事領袖是東王楊秀清，造反開始不久在永安封王時便規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永安封五王詔』，『洪秀全集』第18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
在『天朝天畝制度』規定的操作體制中，身為軍師的楊秀清實際上處在總管一切的位置上，而且有“代天父傳言”的特權，對洪秀全有所不滿也可設法治一治，後期也有他人代為策劃。至於說到思想家，只要花點時間翻翻他的詩文詔書，答案便不難找到。
你可能聽說過，洪秀全曾經幾次到廣州參加科舉考試都沒有考上。看來這些考官是公正的。莫看他做過塾師，花縣一直是經濟文化很不發達的地區，直至20世紀70年代那裏還相當落後，一百多年前的閉塞和缺少文化的狀況更不難想象。他的詩文的特點是語言貧乏，錯別字很多。整部『洪秀全集』包羅了現在收集到的他的全部詩文，翻一遍就會知道文字通順的沒有幾篇。
洪秀全是客家人，他的所謂詩實在沒有什麽詩味。各個客家地區總有一些編山歌的能手，洪秀全的作品在這一類的歌謠中恐怕也屬下乘之作。你知道我是客家人，小時候聽過不少山歌，從語言表達的角度說，這位天王的大作實在不敢恭維。你看過他的『諭西洋番鎮齊認爺爹天堂通詔』及其他一些對外文書沒有？
要是說用客家話編些歌謠告示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平軍將士們還可以理解的話，對外國人也用方言寫些似通非通的東西又有什麽道理呢？只有一個解釋：他的文化素養不高，文字表達能力相當差勁，難怪要年年落第了。
友：你老兄恐怕中毒太深了。文章值幾分錢？文字不通順就不能成為思想家嗎？
袁：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劉項原來不讀書”，歷史上開國君主、大吏、名將不乏文化素養不高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人，但思想家是以創造性的智慧為全人類或一個地區的人群推進理論認識的傑出人物，很難想象文化素質低下之輩能在這一方面有所作為。
鬥大的字不識幾個的工農有時也出語驚人，但這僅是吉光片羽，要成為系統的思想或理論談何容易？應該肯定，工農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們不能因此抹煞社會的分工。而且洪秀全本人也不是工農，而是低層的小知識分子。
我不認為洪秀全是什麽思想家，更主要的根據在於他的思想貧乏。一部『洪秀全集』說了些什麽呢？
第一，他上過天，見過天父、天兄，被封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54頁。」
他的這個天堂夢不過是重演篝火狐鳴的陳涉故智。相應地，他從西方請來一個“皇上帝”用以反對中國固有的各種偶像。搬來這個“上帝”有沒有什麽進步意義呢？不久前，馮友蘭先生提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但所要學習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這就與近代維新的總方向和中國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馳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第64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北京。」
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在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作用是復雜的，但洪秀全對基督教的了解極為膚淺，一個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村青年，偶然得到一本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國人編寫的宗教小冊子『勸世良言』，後來又在英國傳教士羅孝全那裏先後停留了約三個月，要他對基督教有深刻的了解是不切實際的。『太平天日』是他離開羅孝全以後所寫的主要神學著作之一，文中說到洪秀全上天，“天使扶真主坐轎”，“到天門，兩旁無數嬌娥美女迎接，主目不斜視”，上帝則“身穿黑龍袍”，“常教主坐裝衣袍要齊整，頭要軒昂，身要挺直，兩手要覆在膝，兩腳要八字排開”。「『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50頁。」
一個農村青年想像力的極限不過如此。這與其說是師事洋人的心得，毋寧說是從傳統戲曲或鄉下草頭班那裏學來的。他宣揚的是中國式的基督教，已經混雜了中國農村世俗文化中很多迷信佐料了。
第二，宗法專制思想。中國古代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宗法關系，為專制統治體系服務，這在洪秀全那裏保留得非常完整。他以太陽自居，是“日頭(客家話，意即“太陽”)王”。他寫的『天父詩』說得很明白：“只有媳錯無爺錯，只有嬸錯無哥錯，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而且規定“硬頸不聽教”、“起眼看丈夫”、“講話極大聲”、“有喙不應聲”、“面情不歡喜”、“眼左望右望”都“該打”。「『天父詩』，『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04、39頁。」
在他看來，如果違反三綱，即便死了也要聲討。可見，以忠孝為基礎的封建倫理在他那裏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了。他的所謂“革命行動”之一，就是把受到群眾尊重的一對追求婚姻自由的戀人的塑像搗毀，斥之為“該誅該滅兩妖魔”，“到處男歌和女歌”！「『斥六烏』，『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4頁。」
支撐他這些中世紀宗法觀念的是天命論思想：“總之貧富天排定”「『原道救世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9頁」，“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已得成人”「『天父詩』，『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37頁」。在他的文集中這些話比比皆是，而從殷商起統治者就已把這些話掛在嘴邊了。
因此，從總體上看洪秀全雖然生活在19世紀中葉，思想上卻難於找到現代意義的先進之處。他的有些話孤立起來看似乎包含著民主平等，但在其思想中的位置或微不足道，或這種詮釋本來就與原意不符。例如，他說“天人一氣理無二，何得君王私自專”，其本意是論證“開辟真神為上帝”「『原道救世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6頁」。
上帝是天上人間的絕對權威，而不是否定君主的民主思想。又如他說天上男女都是兄弟姐妹，這不是平等思想嗎？這是他早期寫的宗教文書『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中的話，確實重復了基督教的原始平等思想，並與中國古代烏托邦式的大同思想結合起來了。但起義開始後，這些思想已被等級森嚴的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所取代，平等幼芽已被扼殺。他還說過“天地之中人為貴”，這是不是現代意義的人的覺醒呢？不是。其原意在於反對中國已有的其他崇拜偶像的宗教。“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物也。人貴於物、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貴而貴於物乎？”「『原道覺世訓』，『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9頁」，
這是宗派之爭而不是冀圖幫助人們從神的威懾下解放出來。何況宣揚君臣父子的儒家經典『孝經』早就明言“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聖治道第九」，洪秀全的話淵源於此，與人的解放風馬牛不相及。曾被人們津津樂道的鞭撻孔丘、刪改儒家經典的行為也是教派之爭，而不是民主與專制思想的角逐。
友：給你這樣一說，洪秀全與曾國藩不是成了一丘之貉嗎？
袁：別急，下面我就要說到他們的差別。但就堅持中世紀宗法思想這一點上，洪、曾確實是一致的。曾國藩大叫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曾國藩：『討粵匪檄』，『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32頁，嶽麓書社1986年，長沙」，
從宣傳手法上是成功的，但極盡誇張之能事，並不符合實際。造反總要有激動人心的思想或口號才能調動千軍萬馬，太平軍縱橫大江南北15年，除了依靠上帝的權威證明自己是“真主”、“天主”以及依賴宗法專制紀綱約束隊伍之外，還有幾條包含新的歷史特點的東西起了重要作用。
『洪秀全集』的第三個重要內容是利用民族矛盾，以反滿相號召。他說滿族統治者“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為煙土，收花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爭其兄弟之產耶？”「『洪秀全集』第23頁」
以楊秀清、蕭朝貴名義發表的檄文說得更加明白：“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概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有人乎？”「楊秀清、蕭朝貴：『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近代之部)第67、65頁，中華書局。」
洪秀全及其夥伴還沒有現代民族觀念，有些話說得不那麽恰當，甚至保留了陳腐的夷夏觀念。但是，當時整個統治機構已經相當腐敗，反對滿族統治者的實質是掃蕩阻礙社會發展的腐敗勢力。
第四，號召人們為眼前及未來的幸福造反。在起義的頭一年，洪秀全便一再號召“眼前不貪生怕死，後來上天堂，便長生不死”「『諭眾兵將遵天令詔』，『洪秀全集』第179頁」，
並給“同打江山功勛等臣”許願“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答應讓造反者“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疆”「『諭兵將立誌頂天真忠報國到底詔』，同上第181頁」。
千百年來，當人民群眾無法在現有秩序下維持正常生活的時候，他們被迫鋌而走險，眼前和未來的一線希望都會鼓舞他們奮不顧身，因此，威風、享福等古老願望仍然是洪秀全組織和維系太平軍的重要思想。太平軍所到之處，地主被迫減租，有的農民甚至抗交田租。農民得到實惠，對革命事業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一個平均主義專制王國的藍圖。1853年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不光談土地問題，而且總結了太平軍幾年來在長江中下遊兩岸馳騁的經驗，制定了太平天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從經濟上說，這是以平均和滅私產為特征的。
平均指的是普通老百姓計口授田，有田同耕(這條因戰事頻仍難於實行，有的地方公開代之以照舊交租納稅)，但當官的就不平均了，甚至公開規定老婆多少也以官位大小而定，從一妻至十一妻不等。消滅私產則部分實現了，建立了“聖庫”制度，“物物歸上主”，盡管它是不徹底和難於堅持到底的。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它規定整個社會都要按政教合一和軍事化的原則組織起來，規定25家為一基礎社會組織，設兩司馬管理他們的勞動、教育和婚育等一切活動。從基層至中央有軍政統一、政教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的嚴密的軍事化組織體系，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雖然後來部分名目有變化，但這個軍事化的社會制度已部分付諸實施。
『李秀成自述』中談到：“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為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不得並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二)第79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此“嚴嚴整整”地“開立軍伍”，無疑是一個已經軍事化的社會組織。其他身歷者的記錄也與李秀成所述一致。值得註意的是它不是戰時的權宜之計，而是被視為天國藍圖的實現。加上這些來自窮鄉僻壤的下層人士和農民從建立政權之初起就竭力模仿中國歷代帝王朝廷的體制和生活樣式，這個天國政權不但封建化程度很高，而且其對社會生活控制之嚴密，自中國中央集權專制政體建立以來罕有其匹。
第六，與各國平等相處的思想。洪秀全自視為負有統治整個世界使命的“天王”，與歷代帝王一樣，他也在做著“胡越貢朝，蠻夷率服，任多版圖，總歸隸屬”「『禦制千字詔』，『洪秀全集』第35頁」的帝王夢，在好些詩文中天朝大國的思想表露無遺。
不過，他的思想也包含著平等對待洋兄弟的因素。因此，他一再發出詔書申明“中西永遵和約章”、“萬國一體，天下一家”「『禦制千字詔』，『洪秀全集』第221、210頁」。太平天國在處理對外關系中既沒有卑躬屈膝，也不盲目排外，這是外來宗教在這支隊伍中產生的確有根據的正面影響。
上述六方面的內容，除第二點外，都是太平天國領導者們的思想有別於清代統治者的地方。
友：洪秀全的思想真的只有這幾方面的內容嗎？
袁：評說歷史人物只能根據事實。一部『洪秀全集』只有十多萬字，與其聽別人說得天花亂墜，不如自己翻閱一遍。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內容應該說到的，洪秀全曾經有過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現代國家的願望，這是他有別於歷來農民起義領袖的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堂弟洪仁玕1859年到了天京，受其委托總理朝政，提出一個新的建國綱領『資政新篇』。這是當時條件下挽救太平天國垂危的事業和挽救中國的最先進的綱領。
洪秀全在上面寫了31條批語，除四條有所保留外，其余均寫上“是”或“此策是也”以示支持。如果太平天國或清政府真的按照這個綱領去辦事，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也許早就實現了。
友：在炮火連天中談什麽造輪船、火車、開礦山，無非是不切實際的書生之見，怎能挽救太平天國？
袁：請想一想，洪仁玕是1859年到天京的，不到20天就受命總理朝政，很難設想他在考慮施政綱領之時能完全不顧面臨的緊迫問題。經過三年前的內部自相殘殺和分裂，太平天國元氣大傷，洪秀全的昏憒也已暴露無遺。如何解決當時出現的問題，團結內部，鼓舞鬥誌，是推進革命、爭取戰爭勝利的重要一環。
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是經過深思熟慮、兼顧目前和長遠的施政綱領。學術界諸方家首先註意到它的先進的長遠之計，這是非常自然的，加上有些話說得比較委婉，也容易被忽視。但細加玩味，我認為也不能忽視它的現實性。挽救太平天國首要的是軍事，盡管前賢已揭示過洪仁玕在戰略決策上有過貢獻，但軍事非其所長，他的貢獻是在其他方面。
我想，這個綱領至少有四個方面是直接針對著當時存在的問題的。
首先是如何團結內部的問題。當時天京事變的嚴重惡果仍歷歷在目，洪仁玕語重心長地提出：“倘中邦人不自愛惜，自暴自棄，則鷸蚌相持，轉為漁人之利，那時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國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資政新編』，『太平天國』(二)第532頁。」
這裏說的鷸蚌相爭當然不是指與清軍的對峙，那是滅妖而不是團結的問題。而整個綱領實際是以談團結問題起，以談團結問題終。看看它的結尾吧：“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師克在和，不和則人心不一，不一則渙，何蓄銳之有？故廉藺相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關者此也。”「『資政新編』，『太平天國』(二)第540-541頁。」
團結問題被擺到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那麽，當今這個緊迫問題解決之道何在？他的頭一條建議是“宜潛消其黨，勿露其形，或如唐太宗之責尉遲恭以漢高故事，或如漢文之責吳不會而賜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資政新編』，『太平天國』(二)第524頁」，
也就是說要如唐太宗批評尉遲恭那樣開誠布公地對待有毛病的臣下，或如漢文帝那樣寬容地對待懷抱野心的宗室：吳王劉濞托病不參加朝會，反而賜以幾杖。要用種種手段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與此同時，他不無所指地大講要部下聽令：“在主將有以服之耳”，為此，要如孔明那樣“器使群材，賞罰嚴明”，部將“雖有些須失錯，不宜妄生議論”「『資政新編』，『太平天國』(二)第540-541頁」，等等。
請註意，他的意見歸納起來無非是：團結能否搞好，關鍵在於領導。這實在是對洪秀全適時的諷喻。
其次，這個綱領要求對經濟政策作根本性的調整，核心是要否定『天朝田畝制度』冀圖在落後的自然經濟上消滅私產和貧富差別的空想，把發展經濟的立足點轉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資本主義上來。他建議全面地學習西方，不但建設現代化的工業、交通和開采各種工業原料和燃料，而且要辦銀行和保險等業，相應地還要辦報紙，興郵亭，實行保護人身權利的司法制度，推動社會制度走向現代化的軌道。
人們也許會說，在激烈的戰爭環境下這些都是紙上談兵，不會有什麽現實意義。但只要考察一下當時的實際情況，就會弄清楚正確的答案是什麽。
任何政權的鞏固歸根到底都取決於經濟狀況。當時太平天國面臨的緊迫問題之一是經濟受到嚴重破壞，這不能完全歸咎於戰爭，更重要的是實行錯誤的經濟政策招致的惡果。例如，在天京等城市人民都被編入軍事化的各“館”、“行”中，生活資料由“聖庫”供給。
特別是有技藝的手工匠人，即使不被征調參加修建王府等官家建設，也完全在官家控制下勞動。這是他們冀圖消滅私產的天國空想指導下的必然政策，其性質卻是幾千年的官營手工業的延續。商業亦歸公營，“本利皆歸天王”「『金陵被難記』摘引『待百姓條例』，『太平天國』(四)第750頁」。
在19世紀中葉實行這樣的制度，勞動者的積極性很低，浪費大，亦缺乏不斷促進技術更新和擴大再生產的內在動力，其直接惡果是不少人不願享受這樣的天國生活，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逃亡，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更無從談起。顯然，這樣的政策如不改弦易轍，後果不堪設想。有些太平軍占領區在悄悄自行調整。
以農村來說，『天朝田畝制度』頒行於1853年12月，由於“兵士日眾”，需糧甚多，第二年便不得不“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東王奏請準良民照舊交糧納稅本章』，『太平天國文書匯編』第16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但全面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卻沒有明確的轉變。
『資政新編』的歷史作用在於它拋棄了那些不切實際的空想，勇敢地承認了能人的創造性勞動和富者經營的事業的價值和正當性。通過實行專利制度，“準富者請人雇工”「『資政新編』，『太平天國』(二)第536頁」，獎勵私人興辦各種工商企業、開礦、辦銀行、辦“學館”和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從而把舊式的農民戰爭與切合中國當時需要的歷史進步事業直接聯結起來。
由於多種原因，這些措施大部分沒有實現，但不能說糾正指導思想的錯誤沒有一點實際效果。進入60年代，太平天國統治地區街市繁榮，“商店充塞著商品，處處都顯出興旺景象”「哈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第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的記錄屢現中外考察者的筆下。顯然，不拋棄起義軍初期的空想，這些景象不可能出現。
再次，這個綱領針對洪秀全冀圖做“萬方來朝”的真聖主的迷夢，正確地闡述了與各國平等相處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政策。它肯定西方的富強“由法善也”，批評中國閉關鎖國“以致全體閉塞，血脈不通，病其深矣”，因此在對外關系中既不能“拘拘不與人交接”，要大膽地開放，“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禮法”。
在具體政策上，除了不應再講“萬方來朝”、“夷狄”等輕侮字眼外，還建議要容許外國人通商和向人民傳授技藝。特別值得玩味的是這麽一段話：“與番人並雄之法。如開店二間，我無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價平賣，彼價掛賣。是我受益而彼受虧，我可永盛，彼當即衰，彼將何以久居乎？”「『資政新編』，『太平天國』(二)第528，538頁。」
它的意思是要與“番人”並雄就要發展經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在經濟競爭中取得優勢。這些建議既針對現在，又規劃將來，已遠遠超出魏源的認識而為後來商戰思想的濫觴。
最後，這個綱領還提出了改進太平天國政治生活的建議。一是要洪秀全勇於聽取不同意見，決策必須慎重：“懇自今而後可斷則斷，不宜斷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議定再獻，不致自負其咎，皆所以重尊嚴之聖體也。或更立一無情面之諫議在側，以輔聖聰不逮。”「『資政新編』，『太平天國』(二)第539頁。」
太平天國雖有軍師總理朝政的傳統，但作為專制君主，洪秀全保留著不容爭議的最後決定權。天京事變的是非盡管仍有爭議，但作為最後決策者的洪秀全肯定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洪仁玕這個建議的內涵洪秀全是不難領會的。
要是說這個建議仍未超出封建帝王虛心納諫的傳統，為解決“上下梗塞，君民不通”而設計的方案則充分顯示了洪仁玕在現代意識薰陶下的廣闊視角。這個方案的內容包括興建以火車為骨幹的全國交通網絡、由民辦的書信館、新聞館與官設的各省新聞官、意見箱及郵亭相結合的全國信息網絡。這裏包含著由人民監督各級官吏的思想，其主要渠道是發揮報紙作為信息傳播媒介和輿論監督工具的作用。
當時，中國境內兩個敵對的政權都面臨著君民上下阻隔的嚴重局面。這本來是一切專制政權的痼疾，而瀕臨覆滅的政權的腐敗又加劇著這個頑癥。
在19世紀中葉的中國，有了社會管理系統比較先進的西方為參照系，這個狀況的不合理就更顯得突出了。馮桂芬不是大聲疾呼：“君民不隔不如夷”嗎？洪仁玕不但提出這個問題比馮桂芬早幾年，且已不囿於古方正藥，而開始從資本主義世界去尋求對癥良藥。再加上這個綱領中包含的“罪人不孥”、“善待輕犯”等現代法制思想的幼芽，規定社會基層的“鄉官”的任務只限於“理一鄉民情曲直、吉兇等事”「『資政新編』，『太平天國』(二)第535頁」，
拋棄了政教合一、軍政合一的模式，這不是蘊含著社會生活現代化的契機嗎？
太平天國與清政府之間的生死存亡當然要靠戰場上的博鬥，但是，戰爭不是簡單的角力，政治和經濟政策在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往今來，未有軍心民心渙散而能最終戰勝敵對勢力的。對垂危的太平天國說來，『資政新編』就是冀圖力挽狂瀾的一次重要嘗試。可惜，1861年2月後洪仁玕的權力一再削弱，很多事情已無能為力了。即使在他握有較大權力的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內也沒有切實推行。一個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挽救太平天國的方案被擱置了。
友：這是個人未能充分施展救國抱負的不幸，更是歷史的不幸。
袁：確實如此。當時，真正比較了解現代西方的中國人就數洪仁玕和容閎了。洪仁玕在香港生活了四年多，在那裏接觸了資本主義文明。容閎則是在美國系統地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後，於1855年太平天國革命高潮中回到祖國的，他曾寄希望於太平軍，1860年11月他訪問天京，與洪仁玕討論了推進太平天國事業的方案。
容閎提出了七條建議：“一，依正當之軍事制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軍官；三，建設海軍學校；四，建設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才為各部行政顧問；五，創立銀行制度及厘訂度量衡標準；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聖經列為主課；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這個以現代思想為主導整頓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制度的建議與『資政新編』是互補的。
當時容閎便感到“幹王居外久，見聞稍廣，故較各王略悉外情，即較洪秀全之識見亦略高一籌，凡歐洲各大強國所以富強之故亦能知其秘鑰所在，故對於所提議之七事極知其關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蓋一薛居州，無能為役”。「容閎：『西學東漸記』第56-57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新譯本第六點是：“為民眾建立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並以聖經為教科書之一。”)
他倆的建議無疑是當時中國學習西方的最先進的方案，已經遠遠超出魏源至60年代初的所有其他中國人的認識和各種方案，這是凝聚著報國熱忱和新的時代精神的救國良方。同中國近代不少歷史人物一樣，洪仁玕也有好些陳腐不堪的言論，但瑕不掩瑜，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能寫出『資政新編』那樣充滿時代氣息的著作是了不起的。
友：也可以救大清？
袁：當然可以。1861年4月，曾國藩的重要幕僚趙烈文看到『資政新編』的刻印本後在日記中寫道：“其中所言，頗有見識，……法法類，皆是效法西人所為，其欽折外洋，殆為心悅誠服，而於夷情最諳練；……然其長處頗能變通用之，亦未可抹殺。……觀此一書，則賊中不為無人。誌雲：知已知彼，百戰百勝。有誌之士，尚無忽諸。”「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咸豐十一年三月廿二日)，學生書局1964年，臺北。」
這是來自敵方統帥部的評論，欽敬之情溢於言表，其意思歸納起來無非是一句話：『資政新編』是結合實際學習西方的佳作。
趙烈文所以承認太平軍中有出類拔萃之士，在於他敏銳地看到如果自己的對手按照這條路向前走，必將戰勝自己效忠的那個腐朽朝廷。清政府所染痼疾不但性質相同，而且有些方面更為嚴重。
『資政新編』提出的正確處理中外關系、發展經濟、解決軍民阻隔、促進社會進步等一系列建議大體都適用於清政府統治地區，而且後來的洋務運動按其思想高度說還沒有達到它的水平。例如，那些官僚們哪裏有依靠“富民”促進社會進步的思想？又怎麽會贊成和支持私人辦“新聞館”作為傳播信息、監督官吏、戰勝腐敗的重要工具呢？而這些差距正埋下了洋務運動失敗的根由。
如果清政府按照洪仁玕和容閎建議的精神去辦事，大清恐怕就得救了。
友：史學界通常認為『資政新編』的重大缺陷在於它沒有觸及土地問題，這個不足由『天朝田畝制度』解決了，這兩個綱領是互補的。你認為怎樣？
袁：兩個綱領的指導思想是對立的，哪裏談得上什麽互補？從學術界流行的觀點看，我倒感到這裏顯示出中國近代思潮研究出現了某些誤區。史學研究一要還歷史本來面目，二要以史為鑒，兩者都必然受到史學家主觀世界狀況的影響。
我認為有些流行觀念已經成了人們正確評價中國近代思潮的障礙：
一是盲目歌頌空想式的公有制和平均主義。
在一些學者看來，『天朝田畝制度』設計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天朝田畝制度』，『洪秀全集』第168頁」就是應該歌頌的“新天，新地，新世界”，於是，從洪秀全的天國到康有為的“大同”世界乃至孫中山的某些空想社會主義的觀點和諸如此類的思想都受到人們很高的贊譽。
可是，概括中國大部分史家的意見，鴉片戰爭以後的80年間中國最緊迫的歷史任務，是在捍衛國家獨立的前提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完成社會生活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歷史任務。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或者說富與強，都取決於這個歷史任務的完成情況。
在這個歷史時期裏，順應歷史潮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應該有通觀歷史全局的眼光，為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與確立民主政體大聲疾呼和不屈不撓地奮鬥。但是，這個時期的中國卻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有些有重大影響呼喚歷史風雲的人物卻對發展資本主義和實現社會生活的民主、自由有過多的疑慮，他們不但不敢直截了當地為資本主義嗚鑼開道，反而企圖用他們所發明的種種空想去限制和取代資本主義和民主、自由的社會生活。
應該怎樣看待這個歷史現象？是應該贊揚這些歷史人物勇於抗拒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一面，抑或應該批評他們在歷史大潮面前的怯懦？我想，揭露他們的軟弱和怯懦恐怕更符合歷史真實。
毛澤東在1945年說過這麽一段話：“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
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61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
這些話十分耐人尋味。他說的是20世紀40年代的情況，讓時光倒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除了反對資本主義文明的頑固派以外，從洪秀全至康有為、孫中山他們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空想和諸如此類的現象，難道不是更顯示了他們所代表的社會勢力的軟弱嗎？
這種特定歷史階段的狀況之所以應該受到批評而不是贊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不利於生產的發展。現代經濟是商品經濟，它受市場法則支配，以贏利為整個經濟活動的杠桿。但洪秀全追求的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曖矣”「『天朝田畝制度』，『洪秀全集』第168頁」，
以此為經濟活動的指導思想，其結果只能是除了“上主”以外誰也不關心經濟的發展，生產的擴大和效益的提高失去了內在的動力。言不及利，人人不受私，道德自然無比高尚，生產的停滯和破壞卻是無法避免的。在本文所討論的歷史時期，公有制的建立還沒有成為成熟的歷史要求，為什麽要盲目地歌頌呢？何況即使在建立了公有制以後，平均主義也只能令人們吃盡苦頭。這類惡果我們還沒嘗夠嗎？
另一個誤區是不加分析地歌頌群眾的盲目造反行動。
人民群眾應該在歷史上有自己的位置，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並不等於從概念出發對群眾特別是勞動群眾在歷史舞臺上的作為一概予以肯定，甚至不惜溢美、拼命拔高，仿佛非此不足以顯示革命思想的純正和堅定。
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首先必須澄清一個基本事實，即在古代，無論中外都沒有什麽農民的思想體系。道理非常簡單，任何思想體系即完整的理論的創立都必須具有當時歷史條件下較高的知識素養，而在古代社會農民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再加上統治階級的思想已經成為社會風尚，農民領袖要沖決思想羅網極為困難，要形成自己的獨特理論談何容易。因此，歷次的農民起義曾經提出過反映自己利益的基本口號，如“均田免賦”等等，但沒有創立系統的理論。
洪秀全活動的年代，社會的基本結構未變，特別是在農村，延續幾千年的基本狀況未變。他是處於社會下層文化素養不高的知識分子，與農民聯系密切，但創建系統理論的主客觀條件均不具備。上面已介紹過他的詩文的基本內容，你看像不像一個“革命農民的思想體系”？這裏討論的是一個客觀事實問題，無論出自多麽善良崇高的願望，恐怕也無法改變客觀存在。
歷史是鐵面無私的法官，它判定各色風雲人物是非功過的準則應該是一樣的，來自哪一社會階層不能成為褒貶的根據。重要的是必須認真審視人們的言行是促進還是妨礙了社會、國家和人類的發展，是有助於還是有礙於人的解放和文明進步。曲意回護與深文周納同樣是對實事求是原則的褻瀆。正因如此，我說了一些洪秀全的不是，老弟不會見怪吧？
按後果說來，清軍和太平軍在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交戰十多年，給經濟造成的破壞和人民的苦難非常嚴重。1863年，左宗棠行軍途中親眼見到“此間向湖州一路，山徑崎嶇，人民死亡殆盡，運糧極難，寇不能來，我亦不能往也，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左宗棠：『致李鴻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左宗棠未刊書牘』第85頁，嶽麓書社1989年長沙」。據現有資料看，當時的破壞不是單方面造成的。
戰後的情況怎樣呢？請看1875年的事實：“江浙財賦之邦，經亂已十余年，而土田之開墾無多，或七八成，或僅及五六成。皖南積屍填塞山谷，至今未盡收掩，田卒汙萊而不能辟，人民離散而不能歸。”「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光緒元年三月)，『郭嵩燾奏稿』第340頁，嶽麓書社1938年」
不是說人是最可寶貴的嗎？有位傑出的中國人口史專家經過認真研究後得出結論：“太平天國和撚軍等部的起義和清朝的鎮壓發生在中國人口已經達到空前的4.3億的時候，最劇烈的戰爭和破壞恰恰是在中國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進行的”，“1851年至1865年這14年間總人口減少了1.12億，下降了26.05%。”「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251、25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州。」互相廝殺，中國人死了1/4強，真是兵兇戰危，觸目驚心！
不能把任何造反或群眾的盲目破壞行動都等同於促進和解放生產力的革命。不少鴻篇巨著似乎沒有劃清兩者的界線，流風所及，一些年輕人總是念念不忘“造反有理”。要申明一點，晚清民變蜂起是多種原因造成的，我並無全盤否定之意，但史家理應全面分析其前因後果，讓後來者充分汲取經驗教訓，千萬不要給人留下一個錯覺，以為任何破壞都是革命。
在今天，創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發展和解放生產力已經成了關系中華民族盛衰的大事，研究近代中國的史家們難道不應在自己的學術領域中敲幾記邊鼓嗎？
友：你的話有點道理，但不中聽。
袁：這倒也是。不過真正有識之士一定了解學術進步離不開自由討論。我這無知淺說，也許能引起史家們一番思考和議論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