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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賀本紀
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
第八章 西方在華人士與洋務思潮
目錄在洋務運動期間，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他們中有的掌握了稅收大權，如總稅務司一職及各海關的主要負責人長期以來都由洋員擔任；有的則擔任軍事顧問、教官，幫助中國組建近代海陸軍，英國軍官瑯威理甚至受任為北洋水師的副提督(副司令)；而當時被稱為洋務的各重要建設項目如造船、機器制造、鐵路、電報等也幾乎都離不開西方的工程技術人員。
他們中為數更多的人則活躍在文化教育領域，其中多數是傳教士，但又分別充任各類學堂的教習，或長期從事翻譯出版等活動。簡單地說，洋務運動與在華西人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海內外學人對此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仍有許多重大問題有待進一步弄清。問題之一是如何從總體上恰當地評價他們的活動？這是個不太容易回答的難題。這些外國人流品不一，地位各異，而每一個人的活動又是多方面的，其思想在不同時期往往有變。不過，這並不等於沒有軌跡可尋。
本文擬對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些探索，也許對全面回答這個問題有所助益。
翻檢歷史資料人們不難發現一個歷史事實，在整個洋務運動期間，西方在華人士在重要的歷史關頭曾一再向中國政府提出許多重要的建議或忠告。
第一次系統地提出改革中國內政外交的建議的是擔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的『新議論略』。兩個文件於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遞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奉上諭交各地督撫詳慎籌劃，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湖廣總督官文斥之為“包藏禍心”，江西巡撫劉坤一則認為“斷不可從其所請”，
兩廣總督瑞麟和廣東巡撫蔣益澧則說“自強之道，不待外求”，“毋庸變其法”，閩浙總督左宗棠則認為只學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來福槍還比不上廣東的鮝槍，包括電報在內“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觀而不適用”。這些人在清代大吏中不是以頑固著稱的人物，他們尚且如此反感，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
甚至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有些史家仍認為英國人的建議負面價值是主要的，他們不過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條約，舉辦有利於列強擴大侵略的事業”。「『中國近代史詞典』第730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
那麽，兩位英國人究竟說了一些什麽呢？
第一，由於虛文粉飾和腐敗成風，中國已陷入非常危險之境地。首先是官場十分腐敗，外省臣工“盡職者少，營私者多”，京官則“名望公正者苦於管轄甚多，分內職分反無講求之暇；部員任吏胥操權，以費之有無定準駁，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駁飭”。財政困難的原因在於“官之下取於民者多，而上輸於國者少。”「赫德：『局外旁觀論』，『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18頁。」
軍隊則“平時拉弓舉石，只講架式，股肱怠惰，止得養鳥消遣”。「赫德：『局外旁觀論』，『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頁。」教育制度早已過時，士人所學非所用，“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能答。”「同上第15頁。」
腐敗帶來惡果，“種種非是，以致萬國之內，最馴順之百姓竟致處處不服變亂。”「同上。」如不急圖改變，潛伏著亡國和被瓜分的危險：“蓋中華果致終衰亡時，……一國幹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威妥瑪：『新議論略』，同上書，第27頁。」
第二，中國處理對外事務不當。30年來在處理對外關系中以天朝禮義之邦自居，不能與外國及外國人平等相處，導致許多糾紛，數次失和。“居官者初視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赫德：『局外旁觀論』，同上書，第15－16頁。」
第三，中國必須改革。為此，必須以競爭前進的進化論代替循環復古的怪論。“中華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轉環，考其興衰始終，皆同一律……尤有人雲：堯舜之時為最。……蓋查進化之約，英法俄美各國，以其五百年前與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況較前甚強；以目今與五百年前相比，則目今較五百年前愈強。又念自古以來，四海之內，無論何國，不欲較比鄰邦盡心勇進齊驅，未聞不為鄰邦所並。”「威妥瑪：『新議論略』，同上書，第34頁。」
同時，要看到改革與否關系中國的生死存亡：“止有國政轉移，無難為萬國之首。若不轉移，數年之內，必為萬國之役。”「赫德：『局外旁觀論』同上書第22頁。」而且應該由中國主動改，否則就有礙於中國的主權：“設或代為之時，用外國之人，使中國之財，將中國置之不問，猶得謂之自主乎？”「威妥瑪：『新議論略』，同上書第35頁。」
第四，中國維護國家獨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學習西方，借法自強，並與外國和睦相處。用他們的話說是：“中國自主之要，一在借法興利除弊，以期內地復平。若論其二，立宜設法更求外國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國大臣往外駐紮，亦宜設法使其免疑見輕。”「同上第31頁」和睦相處之道，除盡早派出使節外，關鍵是應“照約辦理”。「赫德：『局外旁觀論』，同上書第18頁。」
此外，他們對如何學習西方及各種應興應革事宜也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
時間已經過了120多年，回首話當年，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意見呢？
公正地說，這些意見大部分是切中時弊的箴言。當時的軍隊和政府機構已經腐敗不堪，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要走出困境、維護國家獨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學習西方、變法改革。今天看來，這些都已洞若觀火。
可是，史學界對他們的建議的看法實際有很大的分歧。這主要出於對三個問題的不同認識：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這些洋人看來主要是由於中國妄自尊大、不願打開大門並與外國人平等相處，而我們的多數史家則強調這是西方侵略的後果。其實，這兩個原因是並存互補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侵略與反侵略的歷程，又是由宗法專制的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艱難歷程。
這些洋人連鴉片戰爭的侵略性和非正義性都不敢正視，一味譴責中國的不足，這當然與歷史實際不符。不過，假如我們走上另外一個極端，不承認清代統治集團中世紀式的愚昧在對外關系上的表現，同樣也與歷史實際不符。這些洋人對中外關系的分析是片面的，可是，如果不求全責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仍不失為有益的忠告。
二是懷疑“照約辦理”、力求與西方列強和睦相處是否正確。這只要了解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劣勢，面臨的任務是爭取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實現由貧弱愚昧到富強與文明的轉化，就不難理解在對外關系中實行遵守條約、以和為主的方針首先是對中國有利的。「參閱本書：『從林則徐到郭嵩燾』。」
三是懷疑他們的動機。的確，他們是英國人，且是或曾經是英國的外交官，他們有所策劃能不首先為自己國家的利益著想嗎？所以，對他們的建議持懷疑和警惕的態度是合乎情理的。不過，另一方面的情況也是不能不考慮的：
一是不能以人廢言。人的行為動機是復雜的，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言行主要應根據具體的社會環境去檢查和分析其效果或可能產生的效果，不必過多在他們的主觀世界上糾纏，否則就很難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斷；
二是不能忽視當時西方國家與中國社會進步有不少利益重合點。在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要擴展世界市場，東方各國如果在政治、軍事等方面過於腐朽，社會動蕩不安，雙方的貿易就會落空。而在經濟上，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必要的適應世界市場發展的基礎設施——如交通、通訊和原料、能源生產等設施，雙方的貿易也不能持續地發展。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還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沖突的生產項目，通常商品經濟越發達，國家間相互的貿易量越大。
其實，他們當時便不諱言這些建議同樣有利於西方：“一則中取前項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則內地從此容易治平，外國民人來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國亦可無慮。其最為欣悅者在此。”但總的說來，“外國雖受其益，中國受益尤多。”「威妥瑪：『新議論略』，同上書第31、30頁。」
這些話是符合實際的。例如，消除他們指摘的腐敗現象，中國不是受益尤多嗎？又如，他們建議的建設鐵道、電報、五金、煤炭各廠，制造輪車電機、工織器具、改革金融和郵政等等，又有哪一樣只利於西方而不利於中國呢？因此，把他們的建議僅看作“有利於列強擴大侵略的事業”，無疑失之偏頗。
我們還不能不正視一個嚴峻的歷史事實：直至19世紀，中國文化還沒有提供從宗法專制的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必要的理論。中國是在缺乏應有準備的狀況下被外力推到世界政治和經濟舞臺上的，大門被沖開後一再發生的進退失據的現象，既是對新事物的無知，又是舊的羈絆未除。
新的理論指導成了歷史的緊迫要求。可是，清政府及其管理洋務、籌劃新政的機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19世紀60年代根本沒有提出足以成為行動綱領的方案。當時，提出了改造中國的比較切實方案的僅有馮桂芬、郭嵩燾等人，而郭氏的建議遞交後又被湮沒在總理衙門的檔案中，唯一得以傳播的是馮氏的『校邠廬抗議』，它的“鑒諸國”和“一於和”恰恰又與赫德、威妥瑪的建議如出一轍。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人的這兩篇議論不啻是太平天國失敗後的當頭棒喝，是洋務運動興起之初的重要建言。如果從中國近代思潮的角度看，不妨說，這也是洋務思潮初起之際的重要文獻。
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建立起現代意義的大眾傳播煤介，赫德、威妥瑪的建議下發中央和地方大臣討論，對這些大臣固是一次有力的震動，而這些建議和奏議的傳抄，又令憂國之士更為關註洋務。當時就曾有人假借曾國藩的名義草就『致威妥瑪書』反對他們的建議「這封信曾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據王慶成先生惠贈的『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瑪書』[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藏]和王先生的考釋[未刊])，郭嵩燾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建議更是對他們建議的直接回應。「『郭嵩燾日記』(二)第608－609頁。」
光緒元年，『萬國公報』又重新發表了這兩篇建議，其影響更大了。因此，說『局外旁觀論』、『新議論略』對洋務思潮的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似非過譽。李鴻章曾用八個字概括洋務運動的基本內容：“外須和戎，內須變法”「李鴻章：『復王壬秋山長』[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頁」，也與他們建議與各國和睦相處、破成例和舊法、學習西方一脈相承。
在戊戌維新思潮形成之際，梁啟超有一段名言曾傳誦四方：“大勢所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頁，中華書局。」在此以前三十年，赫德和威妥瑪的建議中不是可以聽到類似的聲音嗎？
而就一些具體內容看，洋務運動的實際活動一直沒有超出他們建議涉及的範圍，有些反對者後來成了積極的推行者。甚至洋務運動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爭辯主要也是圍繞建議涉及的具體項目——要不要舉辦鐵路、輪車等等——進行的。有識之士提出的更高層次的問題，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問題，在洋務運動期間一直沒有成為激烈爭辯的論題。後者或是被目為異端邪說“以言賈禍”，被頑固派利用權勢予以壓制，或是被當作海外奇談而不予理睬。
赫德他們的建議顯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沒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見，只建議辦一些專門學館，卻不敢觸及廢除科舉、逐步建立現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場的腐敗，卻沒有像容閎向太平天國那樣提議建立現代國家機關。這是由於見識所限還是策略方面的考慮，已經很難揣測。有一條卻可以肯定，他們不過是西方現代文明培育出來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會變革過程的思想家。因此，稍後就有一些中西人士提出了一些遠勝他們的見解。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必否定他們的意見是適時的忠告，相對地說較易為人們所理解，更有助於洋務思潮的形成。
應該說明的是，本文的任務不是評論他們在中國的全部活動的功過是非，特別是作為外交官處理兩國關系的交涉，內容和背景都非常復雜，遠遠超出本文涉及的範圍。這裏所論的僅限於同治年間的一次建議，且限於就事論事，不以人廢言。
『局外旁觀論』開宗明義說：“矮人之於長人肩上所見，必遠於長人。”「『萬國公報』三六卷第119頁。」他們所以能提出那麽多切中肯綮的意見，秘密就在於他們立在資本主義世界這個巨人身上，體現了兩種文明的時代差別。當代中國的史家通常毫不猶豫地贊揚晚清時期的改革呼聲，為什麽出自外國人的同類聲音就非嚴加挑剔不可呢？“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過是宗法專制制度下的狹隘心理，早已不足為訓。
要是說西方外交官的活動由於其身份的特殊性而難於準確把握的話，那麽，西方在華傳教士的活動則相對說來單純一些。
同任何人類群體一樣，西方在華傳教士也難免良莠不齊。他們分屬不同的國家和教會組織，分布的地區也很廣。以天主教來說，到1870年，歐洲各國派來250名神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則達到886名。新教在華傳教士1874年為436人，1889年為1300余人，1905年為3445人，竟分屬63個單獨的差會。「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第596、59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北京。」全國除個別省區外都有他們的蹤跡。
這些數以千計的洋人給後人留下的記錄是什麽呢？
他們的純宗教性的活動，如放在當時具體歷史條件下去鑒別可以說是非善非惡。任何宗教都具有迷信性質，這些洋教與中國民間流行的釋、道、祖先乃至泛神崇拜相比洵屬難分軒輊。但他們中有些人幹了一些無可爭議的善行，例如救災和施醫舍藥。
西方近代醫學，包括人體解剖這些基礎學科的傳入中國，是與西方傳教士密不可分的。與此同時，他們中的有些人則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劣跡，例如欺壓民眾、縱容教徒為非作歹、敲詐官府等等。當西方侵略者大軍壓境之際，他們中有些人甚至提供情報，參與策劃，不一而足，直接成了侵略軍的一員。
不過，從思想史的視角去觀察，西方傳教士對19世紀中國的最大貢獻，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這主要是後來集結在廣學會(1887年成立)中的部分基督教傳教士的業績。
19世紀下半葉，中外交往頻仍，可是，中國是被外力沖破閉關自守狀態的，對外部世界所知基少，且連懂得外語的人也如鳳毛麟角，朝野上下由於無知而進退失據的現象十分嚴重。在這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有些文化素養較高的西方傳教士為溝通中西文化特別是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化做了大量工作。直到進入20世紀，由於掌握西方語文和文化科學的中國新型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他們的“橋梁”和“窗口”作用才逐漸消失。
西方傳教士的頭一份功勞是在中國建立了一批以學習西學為主的學堂，這是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這些學堂雖然免不了灌輸宗教，但學的主要是近代科學文化，也很重視培育運用外國語言的能力。從社會經濟文化進步和民族素質提高的角度去衡量，這些學堂無疑遠勝於中國傳統的學塾。
1875年前後，這類學校達800所，學生人數約2萬人，至1899年學校增至2000所，學生約4萬人，並開始舉辦大學教育。這些學生為當時的各項經濟和文化活動——“洋務”——的開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有些後來還成了某些方面卓有成就的傑出人物，容閎、馬建忠、伍廷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在中國官方舉辦的一些專門學堂如同文館、廣方言館等當中，他們也成了難以取代的重要教學骨幹。
他們的最大功勛是在中國創立了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基礎。“第一次報由嘉慶二十年創始，至咸豐十一年計46年之久，共有八處報館，皆教會報也。”至1890年共有“76種報中，十之六系教會報。”「『中國各報館始末』[轉錄『直報』]，『萬國公報』三十二卷第11頁。」
這些報刊中有不少是文化價值不高甚至沒有什麽價值的宗教宣傳品，但也出現了像『格致匯編』一類以介紹科學知識為主的刊物。更多的是宗教宣傳和科學文化知識乃至政論兼而有之，其典型就是『萬國公報』，如果從其前身『教會新報』(1868年創刊)起計，至1907年停刊，先後歷時40年。而歷史最悠久的日報『申報』也是英國人於1872年在上海創辦的。
影響深遠的介紹西學的事業，也與西方在華人士篳路藍縷密不可分。據1878年的不完全統計，他們“爰註各種書籍如天文、地理、格致、性理、醫學、算術等書共51種，……譯成行市。”「慕維廉：『論中華今有之事』，『萬國公報』五一四卷第197頁。」而據光緒二十五年(1899)出版的徐惟則『東西學書錄』所載，19世紀共出介紹西學之書571種，其中西人譯著(大部分是與華人合作的)462種，即占81%。
這些報刊和書籍除部分宗教宣傳品外，總的說來是大有益於中國科學文化發展的。這是這些西方在華人士積極進行啟蒙活動的成果。可以說，90年代以前，在一些開始認識到必須引進西學的官僚支持下，這些西方在華人士是向中國介紹西學的主力。他們不但是當時的官方翻譯機構同文館和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的支柱，還主動做了大量口譯和介紹西學的工作。
例如，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博士歷盡千辛萬苦在中國辦學、辦報，其指導思想是什麽呢？他主辦的『萬國公報』於光緒七年(1881)初一連幾期登出廣告，命題征文。五個題目是：
“一、富國要策 總言振興中國。一如何能富，二如何能強，三如何能智，四如何能善。
一、風水辟謬……
一、中西相交之益。中外通商考，究西學則效西法，交友西人。
一、崇事偶像之害……。
一、耶穌聖教中國所不可缺。”「『萬國公報』六三三卷第292頁」
這五個要點實際上可以概括這批西方人士在中國的文化活動的基本指導思想。他們是傳教士，當然要宣講耶穌，但他們活動的重點是針對中國富強和治國的需要介紹西方的學術文化。對實行宗法專制制度的晚清來說，這是一種啟蒙性質的活動。
進入90年代以後，雖然中國人鼓吹向西方學習的著作逐漸增多，但在甲午戰爭以前，集結在廣學會周圍的西方在華人士仍不失為介紹西學的主力。他們甚至擬定了龐大的啟蒙計劃，打算“請中西名人數位，在各省再設廣學分會。凡中國各省官紳及候補人等每省約以2000人上下為準，將以下所列各條之益，分門別類令各官紳等講習，俟其得有端倪，再令其轉教所屬之人。
……如是十數年後，內不懼民多不能養，外亦不畏各大國之強，勢均力敵，內外兩患自消。”「李提摩太：『分設廣學會章程』，『萬國公報』三十九卷第9頁。」
這個計劃實際上是重申八年前李提摩太在山西所提的建議，當時他便認為“當事人員拘守成規，必不令西學通行於中國為重義也”，因此要“首教官員，次教富紳，三教儒士，四教平民”，培養一批懂西學的儒士後，“將西國有益於國計民生諸書譯為華文，並設中西書院，以華文教西學”，且“宜設報館”以普及新知，實現富強。「李提摩太：『富晉新規』，『萬國公報』十一卷第3－4頁。」
事情自然不會這麽簡單，這兩個計劃均是美麗的幻夢而沒有成為現實。但有兩點卻是不能抹殺的：
一是這個計劃所包含的內容。李提摩太開列了76條應向官紳灌輸的內容，除6條是宗教宣傳外，其他均是切合中國需要的政治、經濟、法律、工業、交通和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知識。例如：鐵路、公信局、輪船出洋、開礦、農學、醫學、電學、化學、報館、公書庫、商賈股份、新銀行、官項按年報銷清賬示眾周知、萬事清賬、錢糧一律、厘捐一律、學校、知五洲律法、知五洲史學等等之益，無王法、謗人、耽延之害，等等。
在他們看來，知才能行，所以應該加倍努力，“俾讀書明理之士子無一不知新法，……各國得益之始，無不如此。蓋有先路之導，必有步後塵之人。於是綱舉目張，萬事皆可辦理。”「『光緒十八年廣學會第五次紀略』，『萬國公報』四十九卷第19頁。」也就是說，他們是把啟蒙看作一切國家臻於現代文明的關鍵所在。在當時的中國，有這種自覺的人為數不多，其見解的深邃是值得贊許的。
二是力圖知行統一。對官紳講習新法旨在勸導其力行，而他們自己也非徒托空言。建立廣學分會的計劃雖然沒有實現，啟蒙活動卻沒有中輟，提出計劃的那一年(1892)他們便派發了11685部介紹西學的書籍，每月印數近4000的『萬國公報』等刊物不計在內。翌年，“適逢恩科鄉試，敝會因采取『開礦富國說』、『國貴通商說』、『辨明技藝工作說』、『傳道會說』，共四首，印成小本書，分托十省會友人，於闈場之外各貽6000冊，共合六萬冊。
此外又有兩單張，一為『養民有法說』，一為『大國次第記』，亦於闈外遍貽試士。”「『廣學會第六年紀略』，『萬國公報』六十卷第7頁。」除『傳道會說』這樣的宗教宣傳品外，其余五種都是有益的書籍。他們的出版和贈送書刊的活動一直沒有中止。據現有史料看，這是甲午戰爭前唯一有組織並略具規模的近代啟蒙活動。
歷史已經證明，任何國家要擺脫中世紀的自然經濟、手工勞動和專制統治的束縛，向以商品經濟、使用機器和民主政制為基礎的現代社會轉化，思想啟蒙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否則，就不可能造就和團結一大批誌士為推陳出新而努力奮鬥。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熱衷於“大誓群臣”，為此一再擬疏上奏，卻沒有想到要從京都至各省分批召集官紳，講習新法，以理服人，減少阻力。
這表明盡管戊戌前後變革維新思想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非甲午戰前的狀況所可比擬，但那時包括西方在華人士在內的啟蒙仍有其不能否定的歷史性貢獻和值得珍視的特點。只要具體地考察一下他們究竟傳播了什麽，他們的歷史功勛就會昭然若揭。
這些西方人士是作為異質文化的代表來到中國的。任何文化體系都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在19世紀的中國，中西文化交流中如何處理這兩大不同類型的異質文化便成為頗為復雜的問題。
外國傳教士對待中西文化有趨於兩極的記錄。為了減少傳教的阻力，從利瑪竇開始就有認同儒學的傾向，實際是牽強附會地把對上帝的崇拜及有關的一些觀念說成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另一方面也有些人以文明和優等民族的代表自居，鄙視中國文化，其余緒流風直接延續至19世紀下半葉。德國教士花之安曾直言不諱：“傳福音於中國，必摭采中國聖賢之籍以引喻而申說，曲證而旁通。”「花之安：『性海淵源』自序，『萬國公報』五十三卷第2頁。」
而艾約瑟則多次著文力倡中學西源說，如說：“巴比倫古昔格致家多言五行，或如佛家言地水火風，而或言四行，或言五行，流傳於諸地，遂為中國五行之學之本。”「艾約瑟：『說說卦傳』，『萬國公報』三十一卷第9頁。」
但是，在19世紀下半葉，從總的傾向看，不少西方傳教士對中西文化持比較客觀和全面的態度。總的說來，他們在文化問題上力求避免刺激中國當局，在他們辦的『萬國公報』上多次登出變器不變道的言論：“獨是所變者治法而已，至三綱五常忠孝友悌禮義廉恥為天下古今所由之達道，則仍萬世不變者也。”「金琥：『富國要策·如何能富』，同上六四五卷第399頁。」
雖然他們總的傾向是強調學習西方，主動變革，不能泥古不化，但這些言論也表露了他們謹慎地與當道認同、冀圖說服他們變法的心情。
從上述態度出發，他們對如何認識和處理中西文化關系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見解和忠告。
從明季輸入西學開始，中西文化的差別便成了中西人士的熱門話題。鴉片戰爭以後，清帝國的窘相畢露，這個話題又以中西貧弱與富強差別懸殊為背景註入了新的內容。這些傳教士也發表了許多意見。
首先，他們把虛妄與真實看作中西學術內容的主要差別。他們說：“中之格致雖亦察物，而大抵格之於書。西之格致雖亦讀書，而大抵格之於物。中虛而西實，中無憑而西有據。”「韋廉臣：『泰西格致諸名家有益於國序』，『萬國公報』第十四卷第8頁。」
這裏實際是將西方近代科學比對宋明理學。嚴格說來，兩者有不可比之處，但從這兩個不同類型文化的總趨勢看，確實一者著力研究客觀世界，一則沈溺於故紙堆，甚至空談心性。從這個角度看，這樣的區別又是準確和深刻的。
其次，他們還註意到了兩者在思維方法上的差別。他們批評中國文化不同於西方的兩大不足：一是“中國之學問增人之記性則有余，開人之心思則不足”，二是“惟知學古訓”，“重古而薄今”。「狄考文：『振興學校論』，『萬國公報』六五三卷，第23、28、29頁。」從今天對中西文化差別研究所達到的水平看，這些見解不過是常識，但在100多年前，當多數中國士子對此仍茫然無知之際，這卻是適時的探索和忠告。
他們的思慮深刻之處在於把這些差別的性質規定為時代性。他們指出：“我西國百年以前亦如中國人，但讀古人書而不肯用心探索物理。”「『格物窮理論』，同上六九三卷第388頁。」基於這樣的認識，早在70年代，在猛烈抨擊中國習慣於率由舊章的同時，他們反復宣揚伴隨著西方由中世紀向近代社會蛻變過程中的思維方法的變革。
他們指出，中國士人“向遵古訓……西國夙昔士人亦然……逮夫明季，有英士名曰培根……其意更易古昔之遺傳，盡人探求天地萬物，兼綜條貫，精察物理，豈可茫然莫辨，徒從古昔遺言哉？……而於二三百年之間，凡有誌修明者莫不奉為圭臬。”「慕維廉：『〈格致新法〉小序』，同上五四卷第58頁。」於是，中西不同類型的文化差異被還原為古今不同時代之差。
這裏提出的是聚訟百年的大問題。毫無疑問，時代差異並不是19世紀以降中西文化差異的全部內容。任何時候都不能抹煞文化的民族特點，這是由不同的人類共同體所處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經歷的歧異等多種因素所造成的。不過，這並不等於說人類文化的發展毫無共同規律可言，例如，不同民族的中世紀文化都以愚昧的盲目服從和維護等級關系為特征，而現代文明則離不開平等、個性自由、民主和法治。
由於19世紀至20世紀初葉中國文化具有濃烈的中世紀式的宗法專制性質，它與現代西方文化確實具有強烈的時代差異性，這是這一時期中西文化最重要的差別所在。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啟蒙思想家和新文化運動領袖們賴以沖擊早已過時的思想桎梏的主要武器正是這種文化時代性的理論，而在中國首倡此論的是西方傳教士。
與此密不可分的是，他們預期中西文化發展的趨勢是“一道同風”，這是上述理論的直接延伸。他們說，當時已是“聯五洲並二極”之時，一切“要質諸天下之公是公非為準繩”「臺北鷺江氏：『說僻』，同上四十九卷第9頁」，“自來國分中西，人分中西，惟學問之道可通天下……是無論何法，合用則用之而已，胡問其由何方而出，自何國而來哉？”「狄考文：『振興學校論』，同上。」
作為傳教士，他們自然期望廣其教於中國，這是所謂“一道”的重要內容。但是，除去這個為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不易接受的神學囈語，其“一道同風”的主要內容是期望科學和治國之道的統一，所以，他們一再宣揚：“以中國治國之法治歐洲，歐洲能必其不弱乎？以歐洲治國之法治中國，中國未有不興者也。”「林樂知：『強國利民略論』，同上三九一卷第583頁。」
在當時，這是有利於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走向富強的合理主張，盡管由於守舊勢力過於強大，“歐洲治國之法”根本無法付諸實踐。
那麽，這是不是等於無視中華民族的特點而鼓吹“全盤西化”呢？為了得出準確的答案，必須考察他們是主張如何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
其一，他們認為學習西方應該是有所選擇的。用他們的話來說是：“效西法，善於變通者，亦豈事事盡效夫西人，如日本人之冠西冠，衣西衣，竟驅中國而西之乎？”「金琥：『富國要策·如何能善』，『萬國公報』六四八卷第424頁。」
後來，李提摩太在他所編的『醒華博議』中再一次肯定：“今中國欲辦一切事件，當細考泰西所有利弊。有利，則當仿而興之，有弊，則當舍而不學。查東方有日本國，事事摹仿泰西，其一切弊竇亦有與泰西相若者，中國當留意謹防焉。”「『萬國公報』一二卷第1頁。」
長期擔當美國傳教士林樂知的助手、合作編譯『萬國公報』等書刊的中國人蔡爾康更明確地提出學習西方的方針應該是：“擷其菁華，而棄其糟粕。”「蔡爾康：『以士保國續說』，『中東戰紀本末』卷七，第21頁。」
這個概括也表達了許多西方在華人士的共同認識。百年來，這個方針一直為許多愛國誌士所首肯，甚至直到今天仍一再被人們視為“偉大貢獻”而謳歌，盡管齊聲喝彩的時賢未必知道這是19世紀的有識之士早已確認的指針。
其二，他們也提醒中國人不要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只看西方的弱點甚至排外。早在1876年，他們就尖銳地批評只承認西方槍炮好、自誇西方“文理遠遜中國”之輩不過是“未識西國字，未讀西國書，而乃強不知以為知”。「林樂知：『強國利民略論』第三，『萬國公報』三九三卷第611頁。」
後來又一再指出，中國的官員和士紳們“真能明於西事者十無其一”。他們承認西方有欺壓中國之處，“西官亦間有責取不當賠之款項者”「李提摩太：『富晉新規』[光緒十年七月]，同上十一卷，第2、3頁」，
西方也有黑暗和醜惡的一面。但他們尖銳地提出國家和人民互相交往時應該如何看待對方弱點的問題：“有甘居下流之士，則專究心於其惡俗而津津樂道之。彼西人之初通貿易於粵東者，輒曰華人無他長，惟知食鼠及賭錢耳。試問華人，服乎不服？即問達於事理之西人，信乎不信？泰西諸國亦何嘗無陋劣之俗，淫亂之事，若遺其至善而舉其至不善，亦何嘗不可以成書，而君子不為者，惡居下流也。以紀其至善之政為可疑，則將以紀其至不善者為可信乎？”「林樂知：『遊說』，同上六十九卷第3頁。」
當時，在整體水平上西方文化遠高於中國，而不少中國人閉目塞聰，不願正視本國落後而造成的危險處境已經成為阻礙中國振興的流行病。在此情況下，這些尖銳的批評應該說是適時的忠告。
洋務運動是圍繞著富強這個軸心轉動的，朝野上下都在議論如何才能富強。西方在華人士也圍繞著這個中心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見，他們甚至感慨萬千地說曾為此“焦唇敝舌”！他們究竟說了些什麽？這些意見究竟是帝國主義者的特洛伊木馬，還是有益於中國獨立和發展的箴言？這是值得我們認真考究的問題。
第一，要富強就必須全面、認真地學西方。
洋務運動追求的富強主要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參照系的，當時，世界上只有這些國家才稱得上富強，而中國的貧弱也正是在與這些國家的沖突和對比中一覽無遺的。因此，西人在同文館等新式學堂中開設“富國策”一類課程，在報刊中發表文章都把學習西方看作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通道。“處今日之時勢而以為西學可不事者，非迂談即狂言耳。”「『習西學不宜專事西文說』[選錄『申報』]，『萬國公報』六六五卷第128頁。」
這是當時在華西人和許多中國人的共同認識，差別僅在於學什麽和如何學。
值得註意的是，洋務運動開始不久，在華西人已敏銳地察覺到當局所辦洋務走偏了方向。1875年，他們便指出：“即如欲自強其國者，徒養多兵，廣購兵船槍炮，自謂可以示威，而實與驢服獅皮，終為群獸覷破而喪其身者無異也。”「林樂知：『中西關系略論·總結前論』，『萬國公報』三六八卷第245頁。」當時，只有郭嵩燾、王韜等少數中國人察覺到同一問題。
對什麽是西方富強的根本，這些西人有不同的理解，但總的說來他們都主張從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學習西方，而作為傳教士，自然包括宗教。
他們的基本思路是：富是強的基礎；要求富必須學習西方，致力於開礦、修路、辦工廠和發展貿易，為此就要有人才；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譯書興學刻不容緩；而要使上述要求成為現實，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改革政治，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解決君民阻隔、官民互不信任和部分官員守舊不變、不願借法自強的問題。
根據這些指導思想，孤立求強的洋務方針遭到他們反復抨擊便是意料中的事了。狄考文說：清政府“獨取新學問可以強兵……殊不知各國創造軍器之法皆恃文人之變化，層出不窮，日顯精妙。如中國徒法西人之舊式，而不求興學校，獨出新奇，吾恐強兵之願終難償也。夫學問固有益於武備，然而學問之大福見於太平之世者十居八九。”「狄考文：『振興學校論·錯誤』，同上六五四卷第30頁。」
在上一世紀七八十年代至90年代初屢見不鮮的這類批評，表明在甲午戰爭前他們已一再為洋務運動敲警鐘了。
辛亥革命後，嚴復回憶上一世紀80年代“曾與總稅務司赫德談言，赫告予曰：‘海軍之於人國，譬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幹支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後花見焉；由花而實，樹之年壽亦以彌長。今之貴國海軍，其不滿於吾子之意者眾矣。然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於海軍，未見其益也。’”「嚴復『〈海軍大事記〉弁言』，『嚴復集』第二冊第352－353頁，中華書局，1986年，北京。」
這是來自西人的又一次切中肯綮的箴言。可惜，熱衷洋務的官僚們對諸如此類的意見都充耳不聞。
第二，反對官辦路線，倡導發展私人資本主義。
洋務運動有兩條奉為天經地義的指導思想：一是以購買軍備和辦生產軍事裝備的工廠為主，精力和資金大部分消耗在這些項目上；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進行，事事以官辦為主。歷史已經證明，這兩點正是導致洋務運動失敗的致命弱點。
在華西人除了對以軍事為主的方針不以為然外，也一再勸喻當道：官辦的弊端層出不窮，應該改弦易轍，走以商辦為主的大道。
首先，他們把發展貿易、培育市場機制看作是發展經濟的關鍵所在。林樂知在1876年寫道：“種植佳矣，制造精矣；而賣者不易銷，買者不易得，非懋遷未得其法乎？是以種植制造之前，當以懋遷之法為首務也。……本國各省通商，天下各國通商，有利無害……欲知某國之強與不強，民之利與不利，先觀其國中懋遷之法為何如也。”「林樂知：『強國利民論』第五次，『萬國公報』四一八卷第234頁。」
把貿易擺到首位，不但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是前所未見的，而且為同一年代所僅見，薛福成作出“握四民之綱者，商也”的論斷已是光緒十六年(1891)的事，後此十有五年。「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第82頁，嶽麓書社1985，長沙。」
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蛻變的關鍵，從經濟上說，正在於伴隨著市場機制的發展而將一切生產推向商品經濟的軌道。不少洋務官僚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無知的表現之一，就在於他們只了解現代西方的生產技術——“奇技淫巧”——遠勝於中國傳統的官辦手工業，而不了解兩者在經營機制上是背道而馳的。
其次，他們反復鼓吹應該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他們一再以歐美各國為例，說明應該依靠民力去發展經濟。他們不無所指地說：“國家與民同樂，即與民同利，獨享其樂，獨專其利，美國家不為也。即如造輪船，開鐵路，民力所能為者，聽其好自為之，朝廷不禁也。倘使民間資本不敷，發國帑助之可耳。”「『利民之政』，『萬國公報』三四二卷第580頁。」
由於指導思想不當，洋務運動開始後不久便遇到官辦軍事工業的資金難以為繼的難題。出路何在，眾說紛紜。針對這個情況，在華西人便對比中西，說明困難的產生就在於清政府走的是與西方不同的發展經濟的錯誤道路。英國傳教士慕維廉寫道：“中外殊風，凡舉大事、興大利，中憑乎官而事多難舉，外則憑乎民焉，各人有各地，若開礦鐵路等事，地屬何人之界，即事屬何人所辦，惟上輸國課而仍藏富於民也。”
因此，要解決資金困難，出路仍然在要依靠本國商賈：“中華如有事而需用，何必貸諸外邦耶？富商大賈中國非鮮……即如上海亦有華商口輪船等均有股份，惟隱匿其名而不顯露恐有礙難口耳。”問題是要解除他們的顧慮，使之相信經營工商圖利“毫無窒礙……則心可安而力可助矣。”「慕維廉：『公報弁言』，同上五卷第687頁。」這是他們在19世紀70年代提出的與洋務運動推行的路線有別的另一種主張。
鑒於此事關系重大，他們還對執政者的一些錯誤措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至論民間開新之工，如開礦、鐵路、火車、制造等事，須稟告官長，準而後行，若私自為之，動加責罰，故百姓不敢自擅。夫如是抑民自主之意，即阻擋諸事之興，豈能富強哉？”「慕維廉：『論中華今有之事』，『萬國公報』五一五卷第198頁。」
事情已經提到關系富強即現代化與國家獨立成敗的高度去認識。必須指出，這裏所說的“準而後行”，絕非各國至今通行的依法進行工商登記，而是官員隨意阻難他們所不喜歡的新事物。如果考慮到像郭嵩燾這樣的二品大臣回到家鄉後，10年內三次申請開辦輪船運輸，第三次還直接得到權傾一時的李鴻章的支持，而終歸化為泡影，就會理解他們的批評絕非無的放矢。
可是，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到了甲午戰爭前後，他們更加尖銳地指出：“如鐵路，如商輪，如制造，如礦務，皆小民分所得為之事，朝廷惟訂立例章，以資約束，填給信券，以便稽查……且居今日而談時局，凡所謂鐵路商輪制造礦務大公司者，幾遍地球矣……但使公司無越分之舉，公家即無顧問之煩。
若年中大吏之挑剔是非，過往委員之需索贓穢，則概乎未有聞也。又若購定商船，獨開大局，派定總辦，視等專門，亦概乎未有見也。”「林樂知：『英國鐵路考』，『萬國公報』六十六卷第4頁。」這裏所說的官吏貪贓枉法以及不恰當地壟斷和幹預企業正是清政府習以為常的日常行為，意見也從以正面勸導為主轉向權利的抗爭，不幸，結果依然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受到損害的不是外國或外國人，而是中國對獨立和現代化即富強的追求。
1881年，長期與西方傳教士合作的沈毓桂沈痛地寫道：“近來中國制造各物亦既有年，而卒無可以勝於西人之處，此其故何哉？蓋由官辦而非商辦故也。”「古吳誌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同上六四九卷第435頁。」這實際是西方在華人士及其合作者的共同認識，而後來者要推翻這個結論顯然十分困難。
第三，介紹現代經濟知識，提倡計算和提高經濟效益。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任何社會經濟制度的建立和運行都離不開相應的理論指導。19世紀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把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當作富強的典範，但對這個制度所知極為有限，在戊戌變法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前，他們沒有也不可能介紹資本主義西方的經濟理論。
填補這個空白的正是西方在華人士。對分工、資本、工價、地租、利潤、利息、經濟周期等等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而流行的經濟範疇，他們都根據西方通常的觀點作了常識性的介紹。他們的介紹以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理論為中心。
英國傳教士艾約瑟寫道：“英人亞當·斯米所著有『富國探原』書，英國斯時興盛多由於研求其生財之學術致之也。緣其書能使人洞曉貿易應無過禁、工作應無定限之一應利益，書出至今足(百)載，獨惜人之不欽佩其良法，違忤其智謀而行，若等差謬者何其多也。”「艾約瑟：『富國養民策』，同上四十三卷第10頁。」
很明顯，他們也力圖以經濟自由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根本指導思想。正如海內外許多學人所指出，甲午戰爭以前，從客觀條件看，中國確實存在著向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轉化的機會。他們推崇的經濟自由理論有助於沖刷阻礙中國前進的對社會生活的全面的專制式的控制及自然經濟觀念。
在經濟生活的實際操作方面，他們也介紹了一系列實際知識。例如，銀行和公司的有關章程，貨幣的統一和發行，建立有預算、決算制度的現代財政，與資本主義相適應的財務和會計制度，等等。他們甚至還介紹了勞資糾紛的發生和解決以及合作經濟等方面的知識，為預防社會矛盾的激化作準備。
他們最為關註的是投資的經濟效益。當80年代初有些籌辦中的企業順利實現了招股計劃時，他們就提醒必須十分註意防弊興利：“如其任事非人，弊日叢而利日絀，或更見弊而不見利，附股者灰心索意，將來別有興作，欲如今日之章程甫出而股份掛齊，不可得也。”「『礦務以用人為最要論』[選錄『申報』]，『萬國公報』七二九卷第164頁。」
他們還一再提醒籌辦企業必須做好市場調查，計算未來的產銷狀況，同時盡可能使企業接近原料產地。1878年，左宗棠力主興辦的蘭州機器織呢局還在籌辦之中，他們就坦率地說此舉“無益而有損”，原因一是官辦有很多弊端，德法等國“織布之局亦由民自為之”，二是“夫開局甘肅也，只為一省之用，所用幾何？……茍開局以後，其貨若欲裝運他省，未免路程寥遠，裝費浩繁……或曰局必衰，本必虧，或曰本資出於國家稅餉，設竟虧本，彌補不易，定非重擔壓肩者乎？”「『中國擬開織呢局』，同上五五卷第58頁。」
也就是從市場容量、經營成本和官僚資本與生俱來的體制弊端等方面預告了這類企業的失敗。可是，左宗棠不聽善言，一意孤行，1880年這個企業勉強開工，一半以上的機器便處於閑置狀態，加上水源和原料無法保證，日後更每況愈下，1883年夏就不能不停工了，139萬銀元就這樣付諸東流！
第四，力主自力更生，同時積極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
作為西方人，他們是主張中國打開大門的。林樂知曾語重心長地說：“當此之時非惟海上不能造萬裏長城，即旱地亦今非昔比，可任華人造萬裏長城以自固也。”「林樂知：『中西關系略論』總結前論，同上三六八卷第245頁。」
除了發展對外貿易外，他們還鼓吹按照國際慣例，利用外國資金。以鐵路為例，“泰西各國開造鐵路以便商賈，非必本國自行開造，多有別國設立公司出本開路。出本之國得路之利以償資本，而有路之國以通貿易以得捐稅，彼此均獲利益也。”「『開墨西哥國鐵路生利』，同上三一四卷第192頁。」
應該指出，這是同治十三年(1874)間提出的建議，劃分勢力範圍、瓜分中國還未成為列強的對華政策，沒有足夠的根據可以把這類建議視為侵略者的陰謀。
當時也有一些人認為洋鬼子勸中國修鐵路不懷好意。對此，在華西人曾意味深長地說了這麽一段話：“泰西各國均有車路，惟中國獨無。……特有無知者或謂洋人勸作此路，以其中有意私(私意)存焉。噫嘻，是何言歟！試思泰西各國皆因有車路而受益，豈中國之制車路而獨有害耶？……擇善而從，古有明訓，安可一國徒執己見，甘讓他國各有其利而不思善善從長乎？”「『大美國事·論火輪車近證』，同上三七卷第93頁。」
百年回首，令人感慨的只能是：為什麽當時的統治者那麽愚蠢，不認真聽取這類充滿善意的勸告？
70年代，日本借故侵擾臺灣後不久，開發和保衛臺灣已成為人們關註的課題。在華西人甚至提出了類似設立經濟特區的建議：“臺灣一島孤懸海外，隱然別一天地，其地幅員遼闊，物產繁豐，惟商舶貨船往來尚少，近有欲擬請當道準免出入稅餉，以旺貿易而廣招徠，將見商賈雲集，且可大興種植，辟地聚民，則不出三年而臺地必當改觀。”「『閩省船政並擬仿照各國專尚藝術說』，同上五四卷第48頁。」
這不同於當時的租界，對於苦無資金的中國說來，應該說是可以考慮的開發邊疆的一個方案。
不能忽視的是，在提倡開放和利用外資的同時，他們力主中國應該自力更生。
他們首先強調，一個國家“強弱之故皆由自致者也”。「北京一知子：『論中國觀今之勢』，同上六一七卷第145頁。」
“竊思中國若勢力日衰，良由官方未能盡飭。”「慕維廉『關愛中華第三書』，『萬國公報』四九七卷第645頁。」這些意見不但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也表達了這些西方人士希望中國官方振奮精神“借法自強”的善意。
與此同時，他們反復呼籲應該以同西人爭利的觀念積極發展各種工礦和交通企業及海內外貿易。例如：中國應該采煤煉鐵，“必取鐵於英，是以利畀外人也。今我自開鐵礦，則可以省各處廠局無窮使費……亦可以售於西人以奪其利矣。”
又如，中國各處有金、銀、銅礦，“中國誠能亟為開掘，以足國課，而廣鑄金、銀、銅三品之錢，以便民用，俾易於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國之銀圓歟？”再說，“西人貿易於中國者，不過以疋頭為大宗，若我自織，則物賤而工省，且無需乎輪船之轉運，其價必貶西人，又何能獨專其利歟？”
此外，應“令民間自立公司，購買輪船，以往來內河，轉輸貨物，裝載人客……其大者亦可上溯乎長江而遠至於外洋，裝載各物以貿易於歐洲各國，久而行之，其利甚溥。”「『中國為利藪論』，同上五九卷第114頁。」
這是1878年在華西人發出的呼聲，在此以前，有些洋務派官僚和先進知識分子已經表達過類似的意見。這些呼聲的價值不在於它提出的時間是否在先，而在於當這些要求遠未成為現實之際，他們旗幟鮮明地表達了有一批不同於侵略者的西方人期望中國富強的夙願。
在筆者看來，以上四點就是這些西方在華人士提出的中國富強之路的要點。嚴格地說，他們之中沒有一個稱得上是經濟學家，但作為異質文化薰陶下長大的知識分子，他們對19世紀中國理應走向的那個新制度有較多的了解，對比中西，難以自抑地有所建白。與洋務官僚推行的路線相比，他們的意見顯然高出一籌，而與中國早期民主主義者的觀點互相呼應。
這些建議自然不是完善無缺的，不足之處在於對投資少、獲利快的輕工業和紡織工業仍然強調不夠。他們批評洋務官僚們眼睛只盯著軍事裝備，但他們自己也過於強調鐵路、煤、鐵一類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的項目。19世紀的中國百廢待興，但只有選擇最有利於資金積累的輕工和紡織行業為發展的重點，掃除阻礙它們自由發展的障礙，才能真正走上富強之路。
不能忘記，19世紀下半葉，除鴉片以外，棉布和棉紗一直是外國輸入中國的最大宗商品，比重約占30%左右。1871－1873年，鴉片占37.7%，後者則為33%。1891－1893年，則兩者分別為20.5%和35.1%。而全部消費資料占進口商品的比重在1873和1893年分別為91.9%和91.6%。「據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74、73頁，科學出版社1955年，北京。」
如果脫離了棉紗、棉布乃至火柴這一類日用工業品的發展，與洋人爭利只會成為空話。正如上文引用的材料證明，他們也提到過這個問題，可惜一晃而過，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同中國積極鼓吹向西方學習的先驅一樣，在華西人談及中國擺脫貧弱的問題，不能不涉及為此遇到的首要障礙——腐敗落後的官僚專制統治無法適應現代化和維護國家獨立的需要，革新政治也就成了他們不能不議及的問題。
洋務官僚們忙於購船置炮，以為這就是強國之本，而在華西人從70年代開始就揭露由於官僚的愚昧和腐敗令新組建的軍隊潛伏著極大的危險。“徒備有用之物而無人用，直使有用之物為無用之物也。”「『中國延聘李將軍』，『萬國公報』三四三卷第594頁。」
水師中“蓋管駕之人多選武弁中之有資格或情面者充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於船中事務幾如隔膜數重，惝恍莫測，倘兩軍相遇，彼此交綏，其不驚惶暈眩、不知所為者幾希矣。”「『論水師當求駕駛戰艦員弁』，同上六二四卷第208頁。」這是甲午戰爭以前14至27年發出的警告。
在華西人還指出，各級官吏的腐敗則更為嚴重，他們“一為利所奪，頓喪其所守，不惜寡廉鮮恥以求之。”「莫維廉：『首論中華前行之事』，同上五一四卷第184頁。」“當今之時，上下交征利，隸胥猛如虎狼，每遇訟事，需索不已，投之以監，而守監者先行淩辱，後則索賄，有賄名曰通監，出入自如，此等惡弊，不可枚舉。”「慕維廉：『論中華今有之事』，同上五一五卷第198頁。」官民矛盾如此尖銳，不少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幼芽在嚴霜厲風下枯萎。
當時，各級官吏的薪俸甚低，貪汙受賄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而薪給特別優厚的外交官，腐敗則以另外一種形式表現出來：冗員之多令人吃驚。1889年9月倫敦報紙批評中國駐英使館：“中商在英貿易絕無僅有，是中使交涉之事當辦者本少，而中使一署之人視合俄法德美意五大國使署之人而過之，不特多糜經費，且恐無事生事矣。”「『議華冗員』同上十二卷第24頁。」
上述掛一漏萬的腐敗現象歸結到一點，就是當時的君與臣和官與民的關系處於嚴重阻隔的狀態。林樂知為此大聲疾呼：“君與民分而國有不危者哉！”“倘君處深宮，民居草野不相聯絡，以致國貧民弱，所中飽者惟居官人耳。官一中飽，上下交困……是君與民與臣當熟思上下相聯之要法可也。”「林樂知：『中西關系論略』，同上三五七卷第78頁。」
沿著這條思路，革新政治便被西方在華人士視作中國“借法自強”改變國貧民弱狀態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反復曉喻。為此，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意見。
他們推薦的“上下相聯之要法”最主要的一條是實行民主制度。用林樂知的話來說是：“此泰西各國所為有公議堂之設也，而究未知中國能行焉否也？”「同上。」這個建議的提出意味著什麽呢？這是中外有識之士要求中國實行民主制度的思想日趨表面化的重要標誌。
早在40年代，魏源、徐繼畬已經流露出對西方民主制度的企慕之情，但在中世紀的專制統治下，因言賈禍所在多有，這些適應時代需要的進步思想只能成為逐漸滋衍的暗流。
到了70年代，地下水開始流出地表，第一個信號是中國科學家李善蘭於1874年12月公開發表文章譴責專制統治、贊揚美國的民主制度和日本明治維新一以美國為法，後來則有光緒元年(1875)文祥在死前不久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公開贊揚。
而西方傳教士則為這日漸顯露的民主思潮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內容，特別是林樂知主辦的『萬國公報』以本館名義在1875年6月2日發表的『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以其豐富和重要的內容而成為中國民主思潮發展史上的有歷史意義的文獻。
第一，介紹主權在民的基礎理論。
當人們正在議論什麽是西方富強的本末之際，他們便極其明確地指出：“按泰西各國所行諸大端中，最關緊要而為不拔之基者，其治國之權屬之於民，仍必出之於民，而究為民間所設也。推原其故，緣均是人也……或為君或為臣，耳目手足無所加焉；降而至於小民，耳目手足無所損焉。
因恍然於治國之法，亦當出之於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眾民之權，匯而集之於一人以為一國之君，此即公舉國王之義所由起也，而輔佐之官亦同此義矣。”「『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萬國公報』三四卷第554頁。」
在這段話中留下了好些不容忽視的歷史記錄：一是首次向中國人介紹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權在民思想，二是首次宣揚了現代西方流行的人生而平等的觀點，三是首次闡釋了人民與執政者的權力關系的民約論思想。在19世紀，這些觀點的傳入有極為重要的啟蒙意義。
問題的核心在於究竟誰是國家的主人。有清一代，官方堅持的仍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北山』」這個古老中國的傳統觀念。現代民主觀念主要來自西方，傳教士則是主要的介體。
根據主權屬民的思想，他們不時抨擊清廷的專制統治。他們說：“中國之君權最重……而朝廷之上予智自雄，由是不當陟者陟之，不當黜者黜之，甚之生之殺之亦倒置背謬，此實由一人私其權，不與臣下公其權，恃權而未合乎道，往往如是，古今有同慨也。”「花之安：『明正道權』，『萬國公報』六九三卷第381頁。」
甲午戰爭以後，這類抨擊更加猛烈和無忌：“西人之來華者，皆以暴虐誚中國。……防民之口，而不許騰其口說，其不能忍者，則指為詘謗，此而鞭孩而不許哭，豈非暴虐之尤乎？”「林樂知：『治安新策』中之下，『中東戰紀本末』卷八第21頁，廣學會刊1896年。」
他們還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一再闡釋實行民主制度的益處。他們指出：“以民議政，無政不洽輿情；以國屬民，無民不心愛國。”「得一庸人：『海外聞見略述』，『萬國公報』十二卷第16頁。」
而要消除政府工作的弊端，民主監督也是最強有力的工具：“狡滑之徒，欺君則易，罔民綦難。蓋權在一人，欲售奸者或可逢迎而作偽；權在百姓，粉飾雖工，其如十目所視何？若任內不協人望者，集議會黜之。”「得一庸人：『環遊地球略述』，『萬國公報』十三卷第9頁。」
第二，介紹憲法和三權分立理論。
林樂知在同一文獻中寫道：“第以眾民之權付之一人，為其欲有益於民間而不致有叛逆之事與苛政之行，此之謂章程也。夫章程有行之自然而非語言所能宣者，有守之勿替而為筆墨所能紀者……然即其中之最要者言之，不過分行權柄而已……約舉其目蓋有三焉：一曰行政，二曰掌律，三曰議法。”「『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頁。」這裏所說的章程今譯為憲法。
這裏還區分了成文法和非成文法，特別是肯定西方各國憲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三權分立，並簡要介紹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如司法獨立在於它“不為朝廷所拘，不受公議堂所制，且可解說律法於國皇之前也”。「同上。」
這些內容介紹也是前所未見的歷史新記錄。他們還強調憲法的至高無上性：“不論民主(今譯總統——引者)，不論公議堂，不論聯邦官員會議何事，不得不確遵章程。”「得一庸人：『海外聞見略述』，同上十四卷第12頁。」
對生活在專制淫威下的中國人說來，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法治觀念都是極為薄弱的。於是，他們努力灌輸這一類觀念：“國有律共遵而守之，匪特守之，而且共鑒之，勿使一人廢法。”「林樂知：『續環遊地球略述』第27次，『萬國公報』六四三卷第379頁。」
“法律為一國之主，上自帝後，下及庶司百職，同隸於法律之下……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獲保於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於律以犯分。”「林樂知、蔡爾康：『治安新策』下之上，『中東戰紀本末』卷八第32頁。0
對行使立法權的議會，他們除了經常報道各國議會實際動作的動態外，還一再鼓吹：“國有議院，凡國事皆於議院議之……此事實有益於朝廷，能上下無所隔閡，惜中國不行此法，而實頗有裨益也。”「『公報弁言』，『萬國公報』五二卷第29頁。」期望中國實行民主之情溢於言表。
關於行政權，他們強調“皆照章程中已定之法及公議堂議定之事辦理也。”「『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頁。」
即要按憲法的規定及議會的決議行事。與此同時，他們積極介紹西方的文官制度，指出出任政府官吏，一必須曾在有關學院學習，二要經過考試：“且西人試士，每藝必專考其成，如是則藝專，藝專則精而且熟，日後作吏必定英明。非同中國兼而考之，而又循行故事，試士幾等於兒戲比也。”「花之安：『臣道總論』，同上六九四卷第390頁。」
說明只有經過這種現代教育制度的培養和現代考試制度的考選，授任後才不致敗事。三是任事後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國法森嚴，稍於義有不合者即行斥革。”同時，這些官員也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即有時獻可替否，間或未協乎時宜而理直氣壯，君欲有所不必從，民言有所不足畏。”「同上第391頁。」
對於一口一個“奴才”，習慣於“天子聖明，臣罪當誅”的清代官員，這些知識當然是聞所未聞的天方夜譚。
在司法方面，他們一方面對中國因西方的治外法權而令主權受損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也對中國原有法律的殘酷和不合理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他們指出，中國當時的司法制度的弊端，一是使用酷刑拷打，二是株連父兄，拖累宗族，三是執法之官只知迎合上意，交結紳衿，徇私舞弊。“前者泰西刑罰與中國無異，今日行新法之後，酷刑俱已省除，故審事不用嚴刑拷打，亦無循情。其法，凡審訊之期，刑官之外另有陪審人員，且國家狀師、民間紳耆俱在，請錄口供，采訪證據，公斷是非。”「花之安：『國政要論·省刑罰』，『萬國公報』六四二卷第372頁。」
“犯罪者只本人受刑，未嘗牽連乎親屬，有司亦不得任意拿人……若夫兩造相爭，原告被告均可請狀師代辯其是非。”“伏望中國人士仿而行之，庶幾革故鼎新，一洗從前之陋習。”「花之安：『保護善良』同上六七三卷第200頁。」這就在揭露清代司法制度落後性的同時，把代表人類文明新成果的更先進的制度介紹給中國人民。他們認為，中國也應該同日本一樣，通過革新司法制度而達到收回主權的目的。
第三，明確現代國家為經濟服務的職能。
在華西人一再說明，西方國家不但在國內采取的許多措施是為了便利商賈，而且國外的所作所為也是為商賈服務的：“凡遠適異國者，非惟無所禁阻，且簡派飲差，設立領事，差遣兵船，凡皆為保護商民起見。”「『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頁。」
他們宣揚這些觀點，旨在勸喻清政府打消顧慮，清除發展內外貿易的障礙，也把自己的工作轉到保護商賈、促進經濟發展的軌道上來，但在客觀上也有助於人們認識現代西方國家為資本家霸占世界市場服務的本質。這兩方面都是對中國有益的。
第四，培養和提高公民的素質是實行民主的基礎。
西方傳教士把民主制度的實行與提高公民素質結合起來。他們說：“泰西各國立國學，立義學，國中男女老少皆當入學讀書，讀史，讀律，增長識見以明愛國之心，而知本身非無用之人，並知用本身之權也。況復多立新報館，辯論國政之是非，品評人員之賢否，凡閱新報者，無不知國政何者為是，何者為非。”「『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萬國公報』三四卷第554頁。」
在公民素質中，他們特別重視兩種素質：
一是平等觀念。實行民主制度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承認人是生而平等的，用他們的話來說是：“以公器付之公理，名曰民主，明其非一人之私國，乃兆民之公國也。意謂均是人也，資稟雖有智愚賢否之不同，而降衷維皇，履地戴天，初無二致，爾我之別，畛域之分，鄉黨自我者為之，彼蒼之主何嘗歧視耶！”「得一庸人：『海外聞見略述』，同上十二卷第16頁。」
從這點出發，他們猛烈抨擊了中國社會各種不平等現象：“今人於娶妻之外，又有納妾……噫是習俗之溺人者而淫風之流行者廣也……上帝創造人類只容一男一女膠膝配合。”「知非子：『儒教辨謬·論納妾』，同上五一卷第143－144頁。」
“夫婦實為敵體，豈容苛刻相繩，即婦有非禮之當懲，亦有司之事，非丈夫所能處治……即東主之待工人，只可以言語責罰，不得揮權毆打，蓋工人雖微賤，亦在吾胞與之內。”「花之安：『明正道權』，同上六九三卷第382頁。」
戊戌前後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平等要求實已濫觴於此。
二是自由和權利觀念。他們介紹了西方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言論、通信等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不得任意拘捕及不得強逼人自證己罪等權利，特別強調各種權利的核心——人有自主之權。
早在1835年，西方傳教士在廣州創辦的中國第一份中文雜誌上寫下這麽一段“新聞”：“英吉利國之公會，甚推自主之理……倘國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無力，百工廢，而士農商工，未知盡心竭力矣。”「『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華書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339－340頁。」這裏說的“國之公會”是國會的早期譯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
1838年，該刊又發表『自主之理』一文，假托在英8年的華人的書信，進一步闡明有關的道理：“英民說道：我國基為自主之理。愚問其義。雲：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於庶人，各品必遵國之律例。所設之例，必為益眾者，諸凡必定知其益處……上自國主公侯，下而士民凡庶，不論何人，犯之者一齊治罪……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國主也弗能定案判決矣……欲守自自主這理，大開言路，任言無礙，各語其意，各著期誌至於國政之法度，可以議論慷慨。
若官員錯了，抑官行苛政，酷於猛虎，明然諫責，致申訓誡警，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體，不可逞誌妄行焉。且崇上帝，各有各意見。國民若操自主之理，不敢禁神道，而容諸凡各隨所見焉。雖攻異端，然不從嚴究治其徒也。”「『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華書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339－340頁。」對言論自由、信仰自由、自由與法治、自由與經濟發展和人的積極性、創造性以及國之興旺與否的關系說得清清楚楚。
從我讀過的材料看，中國人自己談自主——自由——是從馬建忠於1877年介紹“人人有自主之權”是西方政制的重要基礎開始的「馬建忠：『上李柏相言出洋工課書』，『適可齋記言記行』」，
但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相對地說，對此解說較多的還是西方傳教士，他們對比中西，指出“美國圓顱方趾之眾，莫不有自主之權……華人毫無自主之權，事事皆遵朝廷之命令，官司之法度，其於安分守己詎不謂然，然而動靜相交之際，則其所幹礙者大矣。”「林樂知：『中美關系續論』，同上六十四卷第13頁。」
特別是在甲午戰爭以後，面對朝野上下急於探求救國道路的新情況，他們更加直言無忌。首先，他們指出，在人沒有自主之權的情況下只能培育出獨裁者和奴隸這樣畸形的兩極。在統治者一方，“元後(指君主——引者)以作民父母為己任，遂以父母之慈惠煦民，父母之識見囿民。
……則反釀為獨握大權，遇事裁制，匪但不知愛護，甚且從而踐踏之矣。”而作為被統治者的民眾“遂各膽怯如鼠，貌馴如羊，癱瘓之癥，由是遂成。”「林樂知：『治安新策中之上』，『中東戰紀本末』第八第9－10、11頁。」其次，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被扼殺，“國遂無振興之望”，“故中國一切不興，不必怪也”！「林樂知：『治安新策中之上』，『中東戰紀本末』第八第9－10、11頁。」
再次，他們指出這是西方古代也有過的弊病：“歐西之古教，實與東方相伯仲，大權盡掌於該撒，其民皆拘攣桎梏，絕不敢自出心裁，則第奴仆之屬耳。”「同上中之中，卷八第16頁。」也就是說，這些都是中世紀的毒瘤，中國如要像西方那樣走上富強之路，非堅決割除不可。所以，挽救中國的要途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略釋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權而已。”「同上中之上，卷八第12頁。」而其第一步是讓民間任意創立各種公司和企業，創立新式學堂。
這些觀念的傳播，不但在甲午戰爭前是引導時代前進的先進思潮的組成部分，就是在甲午戰爭後也是維新變法思潮中最有生氣的組成部分之一。
第五，根本變革和漸變的統一。
在華西人清醒地看到，中國不圖根本性的變革，富強的希望就要落空。他們對洋務派所作所為的臧否就是以此為根本指導思想的。在甲午戰爭前夕，他們說過一段語重心長的話：“今日各國，無一不如雷之急鼓，風之猛扇，中國必須隨之而動，若俟各國之漸肆侵陵，而忿而出於一戰，遲矣晚矣！”「林樂知：『中美關系續論』，『萬國公報』六十五卷第2頁。」
不幸而言中的歷史紀錄表明，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與中國的早期民主思想家王韜、郭嵩燾等並列而無愧的。
早在1880年，他們甚至曾明確地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武王與華盛頓皆是分明叛其君，……若使之不叛其君，亂其世，當時殷之民與彌利堅之民長受暴君酷吏之羈制，永陷水火之艱難……嗚呼！聖賢有時有叛亂之精神，叛亂之人未必非聖賢，後之人主，可一鑒焉。”「日本中島雄：『論聖賢有時有叛亂之精神』，同上六一二卷第101頁。」宣揚革命的合理性也是為了督促執政當局實行根本性的變革。
不過，在他們看來，變革的堅決必須與穩妥的步驟結合起來。在70年代，他們說：“行之太驟人將有議其非者，必也從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既不駭人聽聞，復可新人之耳目，斯為善變之法矣。”「林樂知：『中西關系論略』，同上三五七卷第77頁。」
到了90年代初，他們仍然堅持：“蓋天下事操之以急則難，受之以漸則易。”「韋廉臣：『治國要務·富國為致治之本』，同上十三卷第24頁。」直至甲午戰爭以後，他們也不改初衷：“至若變法而不便於民，尤不可操切以圖，致釀他故，而反讓蹈常習故者流，藉口於決不可變之謬說，遂類於因噎廢食也。”「林樂知、蔡爾康；『六裒私議以廣公見論』、『中東戰紀本末』卷六，第47頁。」
從主觀上看，他們本來不是革命家，從客觀條件看，當時革命的時機也遠未成熟，因此，直到19世紀末他們的觀點仍是穩妥和有益的。
以上簡要的評述表明，西方傳教士19世紀在政治思想方面傳播的信息也是有助於中國人睜眼看世界和在觀念上推陳出新的。
思維方式的變革是在華西人這個時期的熱鬧話題之一。這個問題的提出是他們目睹清帝國在富強道路上步履維艱的龍鐘老態後有感而發的。
一切率由舊章，按祖宗成法辦事，這是期望中國富強的中外人士經常遇到的障礙，是當時的官僚、士子從小開始接受的宗聖尊經的思維方式的表現。為了改變這種陳腐的思維方式，一些西方傳教士有過許多語重心長的勸說。
一是以時勢不同說明古聖先王的局限。早在1875年林樂知便寫道：“中國則以率由舊章為不違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於古未必宜於今，今之時勢非先王之時勢矣。”「林樂知：『中西關系論略』，『萬國公報』三五九卷第105頁。」
這個道理先秦的商鞅、韓非等人就多次說過，自然不是什麽驚世駭俗的創見，可是，由於中國由中世紀的宗法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的艱辛世所罕見，不但晚清的誌士們不得不一再宣揚這個淺顯的道理，就是到了20世紀(例如新文化運動)思想界的先驅仍不能不為此耗費筆墨！對這些背景有所了解，宣揚這個觀點的意義便顯而易見了。
到了90年代初，他們的意見說得更為尖銳：“詩書禮樂非不美也，宜於古不宜於今也。”“今欲言富強以爭榮辱者，必暫擱詩書禮樂！”「臺北鷺江氏：『底事』，『萬國公報』五十卷第20頁。」這些箴言不失為戊戌啟蒙思潮的先聲。
二是從認識論的觀點揭露宗經的謬誤。
古昔聖賢的教導和儒家經典既是士子學習的主要內容，又是判斷是非的標準，“群言□亂衷諸聖”，這已經成了人們信守不渝的觀念，清代也不例外。這是來自另一文化傳統的西人大不以為然的，於是，他們從認識論的角度力辨其謬。
他們一方面強調認識是無窮的：“宇宙之大，事理之繁，非但賢聖不能周知，而並百家諸子亦不能道其萬一。”「臺北鷺江氏：『天地人說』，同上五十三卷第12頁。」“理本無窮，越一時自多一時之蘊奧，增一地自有一地之見聞。”「花之安：『自西徂東·學貴精通』，同上七二三卷第200頁。」其不言而喻的結論就是：說古聖先賢能洞悉一切，完全是無稽之談。
另一方面他們指出任何人的認識都是有限的：“一己之智慧有限”，“矧一己自有一己之見，眾人自有眾人之知”，因此，“即夫婦之愚亦可與知與能……聖人之知亦有不知不能”，求知之道在於“集古今萬國之智慧聚於一身”「同上」，不能眼睛只盯著聖賢和詩書。
三是他們直截了當地揭露所謂堯舜和堯舜之道純屬捏造。
堯舜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典範，堯舜之道則是郅治之世的經緯，三皇五帝當政的上古時期也被描繪為難以企及的黃金時代。歷史上出現過王充等思想家對堯舜和堯舜之道的懷疑，但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這是極為罕見的異端，滿清定鼎中原至19世紀中葉更未之見。因此，當19世紀70年代在華西人揭露這段歷史的虛假性時，不愧為石破天驚的壯舉。請看看他們是怎樣說的吧：
“東周以前人君不稱帝，『詩』三百首言帝數十處皆指上帝，而帝堯、帝舜、皇帝、黃帝、炎帝等號並不見於『詩』矣。『書』止有堯舜二帝，並無黃帝、炎帝、帝嚳等號。孔孟所稱亦帝堯、帝舜二者而已。……然則其余三皇五帝何足言哉！何足言哉！”「『堯舜稱帝不可信』，同上三八六卷第501頁。」
乾嘉學派曾辨明一些素奉為儒家經典的著作是偽書，但那是為了維護儒家經典而辨偽。這些西人卻是為了打破儒家思想的桎梏而疑古證偽。雖然這裏也夾雜著基督教和儒教鬥爭的氣息，但其主要動機和客觀效果都是啟發人們以理性態度去看待古人和古代文化遺產，而所用的也是以可靠文獻為根據的實證方法。
此外，他們還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揭示了這個作偽過程：
“堯舜之道實不可考也，而孟子每言之如在目前，何也？蓋孟子所說如是之堯舜，非實有之人，乃當然之人耳。……凡己所貴為至道，所重為至善，則歸之堯舜。……老子之堯舜必無名無為之古人也。孔孟之堯舜必盡孝悌之禮，君臣之義……須知此皆後人作文，非實事也。”「『稽古不得』，同上第502頁。」
尊聖宗經，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痼疾，時至19世紀下半葉，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都迫切要求沖破這個思想網羅。而根據現有資料看，適應這個歷史進步的需要、首先公開沖擊這個過時思維模式的是這些在華西人。在70年代，睿智如王韜等人曾表露過對孔孟之道的否定，但他們沒有直截了當地亮出反對尊聖宗經的旗幟。直到90年代，疑古思潮才開始蔓延，而至20世紀20年代由“古史辨”派推至巔峰。
康有為說：“孔子最尊禪讓，故特托堯舜。”“孔子改制，皆托三代。”“先王皆孔子所托。”「『萬木草堂口說』，『康有為全集』(二)第2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不是與這些西人的觀點如出一轍嗎？但時間卻比前者晚20年，且其出發點仍在藉孔子的權威為改革作證，而不是擺脫聖賢的束縛。至於顧頡剛等人煽起疑古狂飈，指出古代三皇五帝的事跡都是後人層累描繪的產物，也與這些在華西人的觀點一脈相承，更是半個世紀後的事了。
如同古今中外文化更新期出現的新思潮所常見的那樣，19世紀下半葉以降的疑古思潮也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或偏頗。但是，只要回首看看19、20世紀的中國史，偶像崇拜和對過時的信條愚昧的虔誠如何一再令億萬中國人付出多麽沈重的代價，就會公正、全面地看待摧枯拉朽勇敢沖擊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的先驅們的成就與缺失。他們是面對夜空勇敢呼喚光明的勇士，即使是洋人，其功也不可沒。
與抨擊尊聖宗經的思維方式的同時，在華西人還積極提倡註重實證的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花之安寫道：“西國最重者理學，雖各等智慧分散無窮，貴乎能將各等智慧會歸於一理，乃不至泛濫無統紀，所謂握乎其原也。”而求理的關鍵在於“言之有可征信”，“我心有此意而外無可證據者則不可恃以為可信之端……有可證據者則人始可共信。”「花之安：『自西徂東·子學探原』，『萬國公報』七二六卷第226－7頁。」
在近代中國，從實際出發還是死守書本中已經過時的教條一直是思維方法變革的核心，在19世紀這表現為來自西方的理性主義的實證方法與中國傳統的尊聖宗經思維模式的對立。魏源、馮桂芬、王韜等先驅在涉獵西方文化之初已經察覺到現代西方文化貫穿著一切訴諸證據的務實精神，而與中國傳統的奉古聖先賢為神明和空談心性的虛妄狀況迥異。西方在華人士對變革思維方式的呼籲，與他們的覺醒是互相呼應的。
為了促進中國的思維方式變革，在華西人一再介紹西方近代思維方法變革的歷史經驗。
早在光緒二年(1876)林樂知便指出：“今中國率由舊章，動輕西人……是蓋今之中國與二千年前之西國無殊。我西國三百五十年來有識見邁眾之大臣出，不敢謂古人盡非，亦不必盡信古人為是，於古人之事業擇其是者存之，取其非者改之，反古之道不為□，從今之法不為偏，於是格致之學傳之今日而愈講愈精矣。”「林樂知：『強國利民略論』第三，同上三九三卷第611頁。」
林樂知所說的大臣指的是培根，他是鴉片戰後50多年間第一個被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並受到廣泛註意的西方哲學家。繼王韜60年代所作介紹後，70年代，慕維廉與沈毓桂合作譯述了培根的『格致新法』(即『新工具』)，『萬國公報』從1878年505至513期連載了他們的譯文，這是第一本系列介紹到中國的西方哲學著作，後來又易名為『格致新機』印成單行本發行。至於對培根的片斷介紹更屢見不鮮。
於是，在西方在華人士的極力推崇下，中國許多有識之士的目光也註視著培根。他們說“今之時勢非復先王之時勢矣，中華人士何食古不化若斯哉？……嘗考『中西關系略論』所載英國相臣貝根知古法之不可復行，易以新法，後世宗之莫能變易，洵為格致中開其先法……論富國之功終無能出其右者。”「盤溪釣史：『論制造可致富強』，『萬國公報』六九七卷第416頁。」
對富強的追求與學習培根、變革食古不化的思維方法成了互相關聯的一物兩面。至1889年，培根已為不少士子所知，乃致李鴻章在為上海格致書院春季特課命題中也斷言：“西學格致，始於希臘阿盧力士托爾德，至英人貝根出，盡變前說，其學始精。”「『格致課藝匯編』，光緒丁酉上海書局石印。」而數以百計的對西學有初步了解的知識分子也為文洋洋灑灑贊頌培根的歷史功績。
1895年以後，達爾文的進化論受到人們的廣泛註意，但培根的影響亦未少衰。戊戌變法前梁啟超念叨著“泰西之變法至遲也，故自培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藝乃成。”「梁啟超：『讀〈日本書目誌〉書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3頁，中華書局1936。」
1902年，他又一再說：“友人侯官嚴幾道常言：‘馬丁路得、培根、笛卡兒諸賢，實近世之聖人也……’吾深佩其言……為數百年來學術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培根與笛卡兒。”「梁啟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同上十三，第1頁。」
嚴復、梁啟超對培根的推崇代表著19、20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精英的共識。
這些西人為促進中國人思維方式變革的又一重要行動是介紹西方的近代邏輯。英國傳教士艾約瑟於1886年翻譯出版了『辨學啟蒙』一書。這是英國的邏輯教科書，它簡要地介紹了西方近代形式邏輯，強調“即物察理”，通過歸納發現事物的公理，“使萬殊歸於一本”；也要“憑理度物”，通過演繹去推衍變化。
它介紹了三段論式、假設、直言判斷、假言判斷等推理、判斷的形式，闡述了觀察、試驗在認識過程的作用及對認識的檢驗等問題，並把認識過程歸結為“一預為究察事物；一創成懸擬之說；一憑理推闡諸事；一征驗所推諸理”。「艾約瑟譯：『辨學啟蒙』第十五章。」17世紀二三十年代間，李之藻和西方傳教士傅汛濟合作翻譯了『名理探』一書，第一次介紹了亞裏斯多德創建的西方形式邏輯，可是它不但沒有介紹培根的歸納邏輯(原書先於培根的『新工具』一年出版)，且連對亞裏斯多德的邏輯也沒有作完整的介紹。
『辨學啟蒙』補正了這些不足，而比嚴復對西方邏輯的介紹卻早16年。
在鼓吹思維方法變革的時候，在華西人還關註到思想啟蒙的其他有關問題。例如，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在批評中國教育事業缺失之際，除了提出“一在女子無事於誦讀……女子讀書亦不可緩”這個重大社會問題外，還指出“二在無啟蒙之良書……中國之話不入文，而文不歸話，已非學問便利之門”。「狄考文：『振興學校論』，『萬國公報』六五三卷第28頁。」時在1881年8月，是近代中國提倡言文統一的先聲。
以上情況表明，19世紀下半葉有一批西方在華人士為中西文化交流艱辛地勞動和探索，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有過難以磨滅的貢獻。
不過，他們的活動一開始便遭到一些人的誤解，“甚或謂教士之來華，中懷殊叵測也”「林樂知、蔡爾康：『中日進止互歧論』，『中東戰紀本末』卷六第9頁」，因而不得不一再為自己辯解。
更令人為之惋惜的是，100年後的今天，前嫌依然未消，例如，中國大陸研究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卓有成就的顧長聲教授在其大著中便對他們不乏微詞：林樂知“在中國活動達半個世紀之久，主要目標是鼓吹中國應變為外國的殖民地。”「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第26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有的史家更直截了當地斷言：在近代中國，“外國教會和傳教士以侵略和占領全中國為其根本的目的和任務”，李提摩太則是“為擴張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服務的，傳教士就是“侵略者”和“統治者”。「牟安世：『中國人民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鬥爭和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線索』，『近代中國教案研究』第4、2頁，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
有的史家如在臺灣工作的王樹槐先生也認為：“……李提摩太與林樂知輩抱有一種殖民主義的妄想，希望將中國變為美國的保護國。”「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59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
在討論其他問題之前，必須首先鄭重指出，筆者一向認為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之一。正是因為事關重大，所以要根據客觀存在的事實，慎重地鑒別哪些組織和個人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
能否一概斷定近代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及其所屬組織都是“侵略者”和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呢？這裏必須確認幾個事實：
一是19世紀來自西方的天主教保留中世紀的因素較多，他們在中國“廣置田產，收課漁利”，僅在綏遠占地就高達500萬畝之巨，在江南也有200萬畝。在700余宗民教糾紛中，天主教引起的達600余宗。有些傳教士還勾結官府，欺壓人民，成了“統治者”的組成部分。
說這些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勢力之一，是完全有根據的。但另一方面，新教各差會因為經過較徹底的改革，其活動與天主教有很大的差異，而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參閱劉世龍：『試析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華活動的區別』，『近代中國教案研究』第429－436頁。」
二是有的傳教士具有間諜身份，或在中外沖突中直接為侵略者服務，說他們是“侵略者”或帝國主義分子也是名符其實的。
除了這兩種情況外，我們不能籠統地斷定在華西方傳教士和其他西人是不是“侵略者”，而必須對個案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以林樂知、李提摩太等廣學會的中堅來說，他們是否應該擔當“侵略者”或帝國主義分子的罪名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明確定位的標準。在近代中國，國際聯系日趨緊密，幾乎任何社會集團或政治勢力都不能不與外國的機構或個人來往。從林則徐開始，王韜、郭嵩燾、李鴻章、嚴復、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歷史人物都結交過外國人。這些外國人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還是朋友，關鍵的一點是要考察其言行究竟是有害還是有助於中國的社會進步和國家獨立。在這裏，是否具有傳教士身份無關大局。
如傅蘭雅是英國傳教士，但他卻為中西文化交流耗費了畢生精力，把129部科學技術和人文及社會科學書籍譯成漢文，且為中國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是否卷入了中國的政治鬥爭也不是區分敵友的標準。孫中山的外國友人有的不但參與政治策劃，且直接馳騁疆場，這些正是他們冀圖中國富強的碧血丹心的表露。
那麽，根據這樣的標準應該怎樣評價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一批西方傳教士19世紀下半葉在中國的活動呢？只要回顧一下本文已經評述的他們的主要言行，不難看出這些西方人士曾為中國的富強和進步煞費苦心。至於史家們的指責，在筆者看來不過是一些誤解。
最主要的一條誤解來自林樂知曾建議中國走印度的道路。1896年10－11月間，林樂知發表了一篇題為『印度隸英十二益說』的文章，歷數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的所謂“益處”——“息紛爭”、“禁盜賊”、“正律法”、“拯疾苦”、“築鐵路”、“浚水源”、“興營繕”、“廣文學”、“課吏治”、“論時政”、“增進益”、“通聲氣”——以後，竟建議中國“先於東南方遴選兩省地，租歸英治，凡有利弊，聽其變置。
……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華”「林樂知：『印度隸英十二益說』，『萬國公報』九十四卷第12頁」，幾十年後再交回中國。這不是明目張膽地要把中國變為英國的殖民地嗎？
同一年，李提摩太則一再鼓吹中國應聘請西方人士參與中央政府的管理，亟圖變法，例如“宜立新政部，以八人總管，半用華官，半用西人”等等。「李提摩太：『新政策』，同上第87卷。」為此，他還曾大肆活動，向總理衙門大臣和其他要員以及張之洞等地方重鎮推銷他的計劃。
於是，他們想把中國變為印度那樣的殖民地似乎鐵案如山，把他們看作“侵略者”或帝國主義分子也就不足為過了。
可是深入推敲一番，事情卻又沒有那麽簡單。鼓吹把中國或中國的一部分變成印度那樣的殖民地當然是錯誤的，但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在於：他們是在什麽情況下提出這個建議的？他們當時的基本指導思想是什麽？
要回答這些問題，應該盡可能全面地掌握他們的思想脈絡。在筆者看來，有幾個要點是不能忽視的：
第一，他們一貫向中國推薦的是日本模式而不是印度模式。這些西方人士在華期間正值日本明治維新蓬勃發展，目睹中國洋務運動步履維艱，他們殷切地期望中國也能像日本那樣步入全面學習西方、實現國家富強的坦途。
從明治維新起步之日起，他們便註視著日本的變化。1871年間，他們在『教會新報』上發表『擬泰西人上書』，贊揚“大日本頗有歐羅巴之氣象，東洋諸國莫能及也……凡此等新政新法，莫非取外國之善，收他邦之長者”。
光緒二年，『萬國公報』重新發表了這封公開信，並加上作者所寫的一段“評語”，在歷述日本學習西方後的一派興旺景象後說：中國“於西國之道理雖未盡信，而耶穌之教堂不禁設立，於西人之技能雖未盡用，而輪船電信及洋槍洋炮等器所在皆有，且使年少書生往學西國
……竊幸升平之有日矣，而區區日本何足道哉。”「韋廉臣：『擬泰西人上書』，『萬國公報』四二五卷第346頁。」這表明，明治維新開始不久他們便鼓勵中國也像日本那樣認真學習西方，冀能與之並駕齊驅。此後，直至甲午戰爭前，這個基本態度一直沒有改變。他們一方面持續不斷地、系統地介紹日本在政治、經濟、財政、金融、文化教育和軍事等方面全面學習西方的情況，一面鞭策中國以日本為榜樣，迎頭趕上。
70年代初，當中國朝野對明治維新褒貶不一，連文祥那樣號稱開明的大員也認為“彼國近年改變舊制，大失人心”「『大學士文祥奏』[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40頁，中華書局」之際，他們便一再旗幟鮮明地推崇其學習西方卓有成效，是東方最為富強的國家，“日本向稱侯國，今則改除舊規而宗西法，儼然一大國矣。”「『學西法著有成效』，『萬國公報』三六七卷第233頁。」
正當中國號稱“變法自強”的洋務運動走上片面學西方的歧途之際，他們又一再闡明日本的成功在於抓住根本，全面地學習西方。他們寫道：“日本不泥乎古法，變通西法，不特制造槍炮等事而已，即國政文學亦莫不考察也。”「林樂知：『續環遊地球略述』，『萬國公報』五八五卷第298頁。」
“前疑日本只效西國制造等法，而今知日本廣設書院，激勵人材，棄本來之舊法而效西國之新法，從可知日本學有根源。”「探報萬國者：『論崇實學而收效』，同上六五卷第442頁。」宣揚這些觀點顯然具有針對中國現實的意味。有時，他們更直截了當地指出日本有那些方面足以為中國所效法，例如林樂知曾經寫道：“夫日本之足為中國取法者厥有四端：新法足以致富強，日本盡知之而力行之……此中國宜學者一。
日本仿照西例，男女並重……且所讀之書亦以新學為重，非若中國之拘守四書五經也……此中國宜學者二。”「林樂知：『書日本新島自歷明證紀略後』，同上八十二卷第15頁。」如此等等，處處都流露出他們熱望中國富強的苦心。
他們有時也介紹印度，但在數量上不及對日本的評價的二十分之一，而在內容上則主要是介紹他們在鐵路建設等方面的進展。
總之，他們期望的是中國像日本那樣走向富強，而不是像印度那樣淪為殖民地。如果對此仍有疑問的話，不妨再讀讀他們寫的一段話。在論述了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一些國家廢除了領事裁判權後，作者語重心長地寫道：“竊謂今日事事受制於人者，不獨日然也。茍能毅然改圖，亟焉更始，凡一切整軍經武行政理財通商惠工諸不如西國之處舍舊謀新以變通盡利，既富且強，而後執公法以與西人周旋，庶乎大權不致旁落，而西人亦不敢生蔑視之心。
不然遇事曲從，過為遷就，以為懷柔，彼將以為尊奉也。此以為優容，彼以為畏葸也。堂堂大國反不得海外諸邦齊驅並駕也，豈不為人所竊笑者哉？”「『政令一新說』，『萬國公報』五卷第12頁。」這是1889年發出的勸導中國捍衛國家尊嚴的宣言，它既指出捍衛國家獨立的正確道路——像日本那樣學習西方實現國家富強，又闡明捍衛國家尊嚴的態度和方法——以實力為後盾，運用公法，據理力爭，不曲從遷就。這些擲地有聲的語言能發自“侵略者”或帝國主義分子之口嗎？
第二，甲午戰爭後他們的態度有所變化，但期望中國富強的初衷未變。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清帝國腐朽不堪的狀態暴露無遺，西方列強和日本已把搶占勢力範圍、攫取土地進而瓜分中國擺在自己的日程上。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覺醒，維新變法的呼聲愈來愈急。
在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的矛盾空前尖銳的情況下，這些西方傳教士的主張有哪些變化呢？
首先，在十分失望的情況下，他們曾提出部分托管的建議，即上文已經提到的劃出兩個省交由外國治理50年的主張。這是1896年間提出的，是一個損傷中國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極為錯誤的主張，但提出這個建議的背景是他們對清政府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的決心和能力已經失去信心。20多年來，他們反復勸說中國變法圖強，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只落得國勢日衰，一再喪權辱國。
甲午戰後，中國岌岌可危，而他們看到的竟是“京中之滿漢大僚，尚夜睡而閉其目也，華事尚可為乎？”「林樂知、蔡爾康：『李傅相歷聘歐美記敘』，『中東戰紀本末』三編卷四，第24－25頁。」
在焦慮激憤中他們提出了部分托管的建議，察其原由，仍與為了帝國主義的利益而蓄意變中國為殖民地者大有差別。史家們都會同意，陳獨秀是畢生關註祖國興亡的愛國者，可是，1914和1919年間他卻兩次提出請外國人管理中國的錯誤意見，這也是他陷入近乎絕望的情景下的激憤之言。如果我們能夠諒解本國的陳獨秀，不斥之為“賣國賊”，似乎也可以體察外國人林樂知的苦心，不必目之為“侵略者”。
另一個變化是一反過去的拘謹，猛烈地抨擊了中國的腐敗。甲午戰爭期間，林樂知和他的中國助手蔡爾康日夜操勞，搜集和研究資料，系統地報導了戰爭的起因、進展、勝敗原因和各方評論等等。戰後，他們繼續以此為契機，總結教訓，剖析弊端，提出對策，1896年4月間輯成『中東戰紀本末』出版，1897和1900年又出版了續編和三編，全書共計12卷。
這部書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全面揭露了大清帝國這個末世專制王朝的腐敗狀況，從各省不聽統一指揮、水師提督不懂海軍作戰、有的將領貪生怕死，到吃空額、克扣軍餉成風、虛報戰功、搶掠民間財物、購置軍械以次充好甚至彈藥與槍膛不合、以煤灰充火藥等等，許多聞所未聞的怪事一一公諸報刊，而守舊大臣阻撓采用新法、反對修鐵路、堅持用舊式擡槍不用新式槍械、貽誤軍機等狀況也受到鞭笞。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難以數計的大小戰爭，但系統、公開地向朝野各界及時報告有關情況卻從甲午之戰始，而這又是與西方在華人士及其所辦報刊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這些直言不諱的抨擊不啻是對腐朽的統治者的公開控訴，直接推動著維新變法思潮的興起。
再一個變化是更加尖銳和深刻地提出了變法改革的要求，直接卷入了當時新舊勢力的鬥爭。李提摩太在陳述其改革綱領之時沈痛地說：“此事，在中國二十年前早應舉辦，延至今日，事機已迫，受害已深，果能迅速舉行，中國尚有得半之望……當此死生呼吸之際，乃尚有人刻意阻撓，則是誤國庸臣，與庸醫殺人何異？”「李提摩太：『新政策』，『萬國公報』八十七卷第6頁。」
而談及具體的改革主張時，則把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而其核心則是要求沖破宗法專制的束縛，確立“人之自主之權”。
如何救治一個外有強敵、內已腐爛的古老大國，確是一個極大的難題。有些西人觀古鑒今，確信不少問題是西方社會在轉型期也曾存在的現象，因而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措施也不失為對癥之藥。
一個美國的傳教士在回答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關心的貪風遍地、如何自強的疑問時說：“仆觀二百年前英國貪夫不少，營私植利，雖極諸中國之殘民以逞者，恐亦無以過之。一百余年前，法國亦沿如此……抑知是亦有法……仆得援西國之今已多行，而中國猶未遽行者，以為勸曰：一，使治清而報章宜遍也；二，賢才舉而議會宜開也；三，學校興而讀書宜講也；四，心法治而善教宜護也。”「衛道生：『論中國保民至要之法』，同上九十一卷第3頁。」
這裏除了第四條人們會有不同的理解和態度外，前三條確實是從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中必須采取的措施。
他們強調必須以法治國：“法律為一國之主。……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幹律以犯分。”「林樂知、蔡爾康：『治安新策』下之上，『中東戰紀本末』卷八第32頁。」與此同時，他們把掃除各種宗法專制關系對人們的束縛、實現社會生活的民主化看作是中國由貧弱到富強的關鍵。
為什麽君民上下不通的難題一直無法解決？為什麽高喊富強多年而終成泡影？他們指出這是由於中國的士農工商皆“降而為乘權藉勢者之奴隸”，統治者“以作民父母為己任，遂以父母之慈惠煦民，父母之識見囿民……則反釀而為獨握大權遇事裁制，匪但不知愛護，甚且從而踐踏之矣。乃民亦以為歷代相沿之成法，毫不敢自作聰明，國家亦不知教，遂各膽怯如鼠，貌馴如羊，癱瘓之癥，由是遂成！”「林樂知、蔡爾康：『治安新策』中之上，『中東戰紀本末』卷八第9－10頁。」
由於人民不敢伸張自己的權利，各種意見無由上達，上下阻隔自然無法消除。而基於同樣原因，人民也無法主動發展經濟，無法抵制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壓制和侵犯，民貧國弱便成了必然的惡果。於是，他們大聲疾呼：美國等經濟發展所以能速勝中國，“要其扼要以圖之處，不過曰：略釋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權而已。”「同上，12頁。」
“嗚呼！名之曰人，固皆有自主之理者也。今削其自主，使不能全乎其為人，直較諸閹割人勢而又過之。蓋閹人之苦不過體相不具，華人之苦甚至心力不全也。心力不全，斷不能成一事、創一物，又何怪衰羸孱弱，日漸不支，至於幾同絕望乎？”「林樂知、蔡爾康：『治安新策』中之中，同上第17頁。」
以此為指導思想，他們猛烈地抨擊了中國社會中男女不平等、缺少基本自由等不合理現象，乃至直率地指責儒家意識形態的統治：“朝鮮有人言：不論何國，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稱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語雖過激，亦有理也。”「林樂知、蔡縷仙：『中日朝兵禍推本窮原說』，同上卷六第2頁。」
顯然，他們的陳詞標誌著對清王朝病原的剖析的深入和對策更為切合實際，而更重要的是在變化中有其不變之處，即通過變法改革促進中國富強的初衷未變。林樂知一再說：“惟是中國頒行新政，實為救華之善策。轉敗為勝，在此一舉。”「林樂知：『中東戰紀本末三編弁言』。」
他們一再呼籲“中國之宜速變，且宜全變”「『中東戰紀本末初編跋』，該書續編卷四」是合乎世界歷史潮流、切合中國實現富強的需要，且與當時以嚴復和康梁等人為領袖的維新變法思潮互相呼應並融為一體的。
這個不變還表現在，即使在甲午戰爭以後，他們仍期望中國走日本而非印度的道路。在發表『印度隸英十二益說』後4個月，林樂知便在另一篇文章公開表示對印度道路的厭棄。他在歷數自主之權對士農工商的重要作用後寫道：“吾思身毒(即印度——引者)，束縛士心；吾念扶桑，恢揚士氣。
一則禁習外方經典，乃□首而就外藩；一則許傳他教規模，乃抗顏而稱平等。為法為戒，何去何從，是皆近在同洲，不必遠征異域者也。”「林樂知、蔡爾康：『中東戰紀本末初續編總跋』，同上書。」其實，林樂知早就對亞洲這幾個主要國家的得失有所考慮，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初他便說過：“東方諸國，改化之速莫如日本，改化之遲莫如中國，改化之難則莫如印度。”「林樂知：『辨忠篇』上，『萬國公報』七十九卷第15頁。」
肯定日本而斥責印度的傾向非常明顯。同時，即使對於日本他也不是全盤肯定，早在70年代便一再批評日本的虛誇和狹隘的意識形態：“今觀日本似乎天地之中只一日本而已，外此尚堪稱為國乎？”“其實日本蕞爾之區，人亦不盡有教化者也，而乃誇張若是，驕矜如斯，……且恐關系之事伏於其中而不覺也。”「林樂知：『續環遊地球略述』，同上五六七卷第145頁。」歷史已經證明他不幸而言中，盡管其原因不盡在意識。
全面了解這些情況我們就會理解，林樂知等西人總的指導思想是期望中國以日本為榜樣，學習西方，奮發圖強，而不是要變中國為西方的殖民地。所以他在甲午戰爭後才會又一次提醒中國人：“彼歐洲諸國者，平日各謀其利，自顧其私。”「林樂知、蔡爾康：『中東戰紀本末初續編總跋』。」
論者也許會說，他們卷入了中國的政治鬥爭，指手劃腳，幹涉中國內政，企圖控制中國政府，這正是帝國主義分子或侵略者嘴臉。對這個責難，我們也必須實事求是地予以分析。誠然，他們中的有些人，特別是李提摩太，與朝野政界人士有密切聯系。李提摩太既曾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諮詢提出一個龐大的維新變法計劃，也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還曾遊說張之洞等大臣，推銷他的改造中國的計劃。
林樂知也直言不諱他提出的種種政見亦冀圖上達天聽，其中不少政論並已送達總理衙門和皇帝。不過，外人參政與“侵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要是說在古代和中世紀，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政府已不時有任用客卿的記錄的話，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後，外國人參與別國政治的現象便屢見不鮮了。法國革命家拉斐德參加了美國獨立戰爭，而被譽為“偉大的公民”的美國思想家潘恩也參加了法國大革命，有誰敢說這是“侵略者”在“幹涉內政”嗎？
在近代中國，一直有不少外國的誌士仁人與孫中山同甘苦、共患難，包括策劃武裝鬥爭，這與一國政府蓄意幹涉別國內政迥然有異，又有誰願意譴責他們是“侵略者”或帝國主義分子呢？按照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把活躍在19世紀中國政壇的外國人一律加上“侵略者”的惡謚。
問題在於他們活動的內容是否有利於中國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的利益，而根據現有資料判斷，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參與政治活動的中心恰恰在於促進中國的變法維新，他們是當時中國革新勢力的朋友而不是中國邁向富強的絆腳石。對這樣的人物，即使是外國傳教士，也不應輕率地予以譴責。
在李提摩太的維新計劃即『新政策』中，包含著聘請外國顧問與中國大臣共同執掌權力的內容，這不是變中國為殖民地的陰謀嗎？在近代世界，因本國無適當人材而聘請外國顧問的情況比比皆是。在19世紀末，清帝國要推行現代化計劃就不能不借用外國人才，這也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在提出這個建議時李提摩太已經作了解釋：“惟事勢如斯，已成迫不及待，可奈何？無已，則有俄羅斯日本之成法在：借用他國之人，而派本國大臣與之合辦。
行之十余年，華人一切熟諳，然後自行經理。非惟俄羅斯日本然也，即德法兩國初行鐵路時亦莫不然。”「李提摩太：『新政策』，『萬國公報』八十七卷第5頁。」幾年後林樂知也重申了這個意思：“日本當明治維新之會，知其人之未足有為也，廣延西國之達官，與聞東邦之大政，今之隆軌，此其權輿。”「林樂知、蔡爾康：『匡華新策』，同上一二四卷第4頁。」
顯然，聘外國顧問與殖民地化並無必然的關聯，如推行的計劃足以導致本國富強，倒不失為擺脫殖民化命運的一條途徑。而審視一下他們提出的『新政策』的內容與維新派的要求卻是一致的。至於西人權力的大小、任用期限等等則是可以商議的相對說來較次要的問題。
還要看到，聘請外國人才協助治國是當時不少對清政府大員顢頇愚昧有所了解的有識之士的共識。例如，鄭觀應先於李提摩太已提出：“猶恐不識洋務，驟然大舉，為人所愚，宜聘請各國才德兼優、歷練已深、素有聲望之老臣宿將來華，令為各部及水陸軍大臣佐理，庶可藉收速效。”「鄭觀應：『盛世危言·國債』，『鄭觀應集』上冊，第584－585頁。」
以上情況表明，無論是甲午戰爭以前還是戰後，這些西方人士確曾為中國的富強費心盡力而無意陷害中國。有些論著曾摘引他們參與制定的某些宗教文件中的“中華歸主”或“占領”中國等字樣以證明其侵略野心，那同樣是一種誤解，因為這是一種傳教語言，是宗教的而不是軍事和政治的歸屬和占領。宗教有時雖和政治糾纏不清，但它歸根到底是一個精神世界的問題，其消長的決定因素並不是軍事和政治權力，國家獨立與否也與哪一種宗教盛衰無關。
也許有人會說，按照你的觀點，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不是被一筆勾銷了嗎？
對於這樣的責難應該說些什麽呢？
首先，對“文化侵略”這個概念必須予以嚴格界定。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世界各國先後納入世界市場中去以後，各國間的文化學術交流愈來愈趨緊密而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這既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又進一步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文化交流與文化侵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只有外國或外國人摧毀或掠奪別國的文化遺產，以及培養只愛外國不愛甚至背棄祖國的思想為目標的文化活動才是文化侵略。
其次，要了解19世紀和20世紀列強與中國關系中的同與異。從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上半葉，兩者的基本關系是前者侵略和奴役後者，這是最重要的共同點，但同中有異。以19世紀中國對列強侵略和沖擊的回應說來至少有三個不容忽視的特點：
一是從統治層到下層民眾，有頗多的人(當然不是全部)把反抗外來侵略與抗拒外來先進文化混同。他們雖然愛國的調門很高，卻往往是最大的誤國者。直到20世紀初訂立了喪權辱國的『辛醜和約』以後，統治者的這部分人才對侵略者唯命是從，結成某種形式的反動同盟。
二是對世界現狀有較多了解的朝野人士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全面地改革社會制度，才是救治中國臻於富強的唯一道路。為了致力於改革，他們通常都主張力爭與列強和平相處，不輕易激化矛盾。因此，他們往往忠而獲咎，累遭詬罵，但歷史已經證明他們是體現了歷史前進方向的真正的愛國者。
三是由於中西文化有明顯的時代差距，而由於長期的閉塞狀態，中國人對西方近代文化了解甚少，且懂得外國語文的人也極為罕見，因此，在西方傳教士中就出現了為介紹西方文化耗盡畢生精力且成果累累的人物。他們通常與洋務派、維新派有較密切和友好的關系。
總的看來，他們在文化領域的努力是有利於中國的進步和發展的。
如果以上所說大致不差的話，我們就應該毫不含糊地說：19世紀外國侵略者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如火燒圓明園等對文化珍寶的摧殘和掠奪、奴化思想的宣傳等等)是應該堅決譴責的——僅是因為這是許多論著已經闡明的東西，本文不再贅言。可是，不能輕率地把所有的傳教士都視為“侵略者”，像林樂知、李提摩太、傅蘭雅等一批人在洋務運動期間就曾是西學東漸的重要中介人，對推動中國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起過重要作用。
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他們也有種種可非議之處，他們寄希望於清廷的逐步改革而不願看到革命，因而曾幾次貶斥孫文，對非洲和印度人也不乏貶詞，在傳播科學和民主知識的同時也不厭其煩地宣講神學……這無非證明了一個簡單的常識：古往今來，沒有通體發亮的完人。
筆者嘮叨這麽一大堆，歸結起來無非是一句話：不要把十九世紀中國人民的朋友誤認為狼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