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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賀本紀
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
第九章 曾國藩思想面面觀
目錄友：洋務運動的研究熱鬧了好幾年，老兄有何高見？
袁：一言難盡。談起洋務運動總是離不開恭親王奕訢、曾國藩與李鴻章。除慈禧以外，對19世紀下半葉中國歷史影響最大的人物恐怕就數他們了。而就思想而論，曾國藩是個突出的典型。
友：直至20世紀上半葉，曾國藩的影響仍然引人註目，在這幾個人中他似乎影響最為深遠。但我給你們這些編哲學史的弄糊塗了：有的專章論述，有的卻閉口不談。曾國藩究竟是不是哲學家？
袁：有差別才好。千篇一律、人雲亦雲的書你願意看嗎？是不是哲學家未見有法定標準。以家稱人或自稱，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難以深究。至於應否寫入專史，這就要看作者的史識如何了。
說到這裏我倒想起一個有趣的問題：曾國藩的思想究竟屬哪一家？
時賢把曾氏列為中國近代的重要哲學家(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主要把他視作理學家。這樣定位不能說毫無根據：一是他曾師事唐鑒，並向倭仁請益，二人都以理學名世；二則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劉孟容書』、『順性命之理論』、『書學案小識後』、『送唐先生南歸序』等，口口聲聲“學者何？復性而已矣。
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曾國藩：『答劉蓉(孟容)書』，『曾國藩全集』書信(一)21頁，嶽麓書社1990年，長沙」，道學味十足，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時流露道學氣。
不過，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為理學家又有輕率之嫌：
第一，應該看到程朱理學是官學，曾氏出身於翰林，位兼將相，常把修心養性的官話掛在嘴邊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過理學大師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學，理學對他說來不都是門面話，但那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同時，學與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別。曾氏講理學，大體說來無非是陳陳相因的舊話。而真正稱得上家的人，總要給一種學問增添點新內容。
第三，曾氏畢生信守儒學，但儒學不等於理學。
曾氏究竟怎樣看待理學？
他對理學奠基人不乏褒揚之辭，甚至不惜為之辯護：“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49頁。」
在他精心挑選認為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的三十二位聖哲中，這五人都占一席。可是，他贊的主要是這五人繼承孔學或解經之功，而不在於他們的發明。
一再被引用以證明曾氏理學思想的是這麽一段話：“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遍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曾國藩：『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2頁」
把宋學推到首位，表達了他鞏固現行社會秩序的強烈願望，這是由他的政治思想所決定的，而德行居首又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潮的主流，所以他如此訓示士子自在情理之中。可是，不能忽視他接著就補充說：“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曾國藩：『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3頁」可見反對空談心性，要立足於經世致用，這才是他的宗旨所在。
同時，這些贊辭出自冠冕堂皇的官方訓示。看看他在知交中如何評論理學和理學家，對其真實思想的了解就會更全面和深刻一些。他在給郭嵩燾的一封信中寫道：“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曾國藩：『復郭筠仙中丞』(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六，第1頁。」這些入木三分的評論，簡直是對理學和理學家的控訴書。
至於在私家記載中，曾國藩口中的理學家更不成器。倭仁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大師，曾氏私下卻說：“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識短。”「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八年五月廿八日)，學生書局1964年，臺北。」
他曾羅致一批道學先生，“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有一次他的親信幕僚對這些人有不敬之詞，他便直言不諱地告誡他：“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眥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徐珂：『曾文正幕府人才』，『清稗類鈔』第三冊第1389-1390頁，中華書局1984年，北京。」很難想象，如此看待理學中人的曾氏會是一個理學家。
第四，看看他如何引導親人治學，理學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
現存1459封曾氏家書，好些包含著諄諄告誡弟弟和子侄如何治學成才的內容，敞開心扉表達了他的學術思想和對理想人格的期許。
他在給其弟國荃的一封信中寫道：“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為根柢，如兩『通』(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兩『衍義』及本朝兩『通』(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皆萃『六經』諸史之精，該內聖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書，或熟其一二，即為有本有末之學。”「曾國藩：『致沅弟』，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第393頁，嶽麓書社1985年。」
這裏提到的四『通』都是專題文獻匯編性質的書。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即以杜佑的『通典』為藍本而更為詳備，其內容包括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征榷考、市糴考、土貢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兵考、刑考等二十四個方面，徐乾學的『讀禮通考』是一部未編完的書，秦惠田的『五禮通考』即因徐氏體例網羅眾說而編成。禮的含義很廣，後者不完全是一部禮儀之書，用曾國藩的話來說是：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曾國藩：『聖哲畫像記』，『全集·詩文』第250頁。」
曾國藩向自己的親屬推薦四『通』，顯然是讓他們了解社會和通達政務。他自己就說過：“如馬端臨錄於『文獻通考』中者，則經濟之學無不洞晰。秦味經錄於『五經通考』中者，則典禮之學無不精研。”「曾國藩：『復吳竹如侍郎』，『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二，第27頁。」
南宋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和明代邱囗的『大學衍義補』兩書以『大學』的八目為綱，“皆征引經訓，參證史事，旁采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已意發明之”。這實際是一套為皇帝及其臣下準備的政書，前者除了講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等外，子目包括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戒逸欲等等，而後者則補以前書所缺的治國、平天下兩目，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而以經流思想最具特色。
值得註意的是，邱囗在理學史上並沒有什麽地位，真德秀雖對理學統治地位的確立起過重要作用，而就理學的理論而言，不過是朱熹思想的裨販或二三流的角色。在理學被奉為官學的時代，任何人要進入社會上層都不能不有所了解，曾氏選擇這兩部書是耐人尋味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它們具有很大的實用性，既有修心養性的進德之道，又不乏經世濟民之術，與他的義理與經濟不可分離的主張十分合拍。
要是說他給他弟弟推薦的六部書中還有一部理學著作的話，給他兒子開列的必讀書目就更加明白無誤地把理學置諸腦後了。他說：“十三經外所最宜熟讀者莫如『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余生平好此四書，嗜之成癖……自此四種而外，又如『文選』、『通典』、『說文』、『孫武子』、『方輿紀要』、近人姚姬傳所輯『古文辭類纂』、余所抄十八家詩，此七書者，亦余嗜好之次也。
……吾兒既讀『五經』、『四書』，即當將此十一書尋究一番。”「曾國藩：『諭紀澤』，咸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全集』家書第430頁。」這張教子書目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把一個坦率地承認平生喜愛的古今著作不包括理學且希望兒子信守這條治學道路的人稱之為理學家，不是顯然厚誣古人了嗎？
友：可是，難道理學對曾國藩純粹是門面話嗎？理學與曾國藩的關系究竟怎樣？
袁：把曾氏思想看作是發展過程，你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30歲(1840年)以前他忙於科舉和求官，與理學談不上有什麽關系。31歲開始先後向唐鑒、倭仁學習理學，如醉如癡，於是以道學先生自居，開個玩笑便自責“直大惡矣”，覺得自己的詩寫得不錯，又罵自己“如是可恥之至”，喜愛圍棋，與友人下一局，自省為“全無心肝矣”。「『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118、130頁。」
他的主要理學著作如『順性命之理論』、『答劉孟容書』(道光二十五年)、『書學案小識後』都是道光末年學習理學的作品，與太平軍作戰後逐漸擺脫理學的羈絆，咸豐十年後他事業進入巔峰期，理學的影響便更淡了。
友：這樣一說，聽起來不是全無道理。但你認為他的思想屬哪一家呢？
袁：在學術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頂帽子，稱曾國藩為儒家的經世致用派比較合適。
他的儒學思想有自己的特點：
一是調和漢宋，博采眾長。對儒家內部的各種流派，曾氏力持博采眾長、無所偏倚的態度。他曾在給一位朱熹信徒的復信中表示：“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曾國藩：『復夏囗甫』，『曾文正公書劄』卷十三，第12頁。」
而他所以推許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於“秦化『五禮通孝』可以通漢宋兩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曾國藩：『復潁州府夏教授書』，『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第38、40頁。」
而在宋儒中他也力主調和朱陸及其後學：“當湖學派極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曾國藩：『復潁州府夏教授書』，『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第40、38頁。」
在儒家之外，他推許莊周為聖哲，盛贊其才，屢予征引。這些都表現了他治學的博大胸懷。
二是立足於經世致用。他調和各家、吸收眾長不是無原則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經世致用。為什麽他那麽看重四『通』？因為在他看來，“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秦(蕙田「『五禮通考』的作者——引者)於杜、馬為近。”「曾國藩：『聖哲畫像記』、『全集·詩文』第250、251頁。」也就是說，他把這些看作經世的大典。
他還認為：“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淺儒謂案牘之文為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牘。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曾國藩：『聖哲畫像記』、『全集·詩文』第250、251頁。」
什麽樣的文章才算是傳世之作？不同的答案體現著人們不同的人生和價值觀念。這段話本身不是什麽不刊之論，但它道出了曾國藩的理想和追求。據此斷定經世致用是曾氏治學的基本傾向，恐怕不是沒有足夠根據的揣測。
有的論著稱曾氏為禮學家。看到把曾氏視為理學家過於勉強，試圖作出新的概括，不失為有益的探索，因為曾氏的大弟子李鴻章就說過：“其學問宗旨以禮為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李鴻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遺集』卷四，第19頁。」
問題在於這個概念不容易準確界定：首先，儒家內部沒有形成一個可以稱為禮學的學術思想流派；其次，曾氏不是專治一經的學人，這個概念很容易使人們產生不必要的誤解，以為曾氏是研究禮學著作的專門家；再次，曾氏對禮的推許表達了他的經世思想的重要方面，但還有一些重要方面，特別是具有時代意義的新思想，又不是禮學二字所能涵蓋的。
所以，我認為把曾國藩稱為儒家的經世致用派較為貼切。
友：你嘮叨半天，證明曾國藩是經世致用派，這與洋務運動有什麽關系？
袁：洋務運動是19世紀下半葉清政府應付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的主要措施。儒學是當時的統治思想，也是清政府施政的指導思想。為什麽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那麽起勁辦洋務？這些洋務活動與儒學有哪些關系？只有通過剖析這些“中興”重臣的思想才能找出比較準確的答案，而曾國藩又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之一。要了解19世紀的中國儒家如何對付西方文化的挑戰，就不能不了解曾國藩的思想。
友：在同時代的人物中，倭仁不是更有資格代表儒家嗎？
袁：儒學有多種流派，倭仁不失為其中一派的典型，不妨稱之為不變派，雖然包括倭仁在內的古今人物嚴格地說沒有絕對不變的。不少論著喜歡掇拾倭仁反對變革的言論以證明儒家的陳腐，可是，不能忘記這種回應並不代表19世紀中國儒學的主流。倭仁位尊而權輕，他對同治以後的朝政談不上有什麽重大影響。曾國藩曾直言不諱地說：“艮相(即倭仁)老成宿望，近年勢頗孤立。”「曾國藩：『復吳竹如侍郎』，『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二第21頁。」
這不是個人的遭遇問題，而是這一類人的迂腐無法解決任何緊迫問題。他們起過阻滯和牽制作用，但真正代表儒家主流應變動態的是被稱為洋務派的那些大臣們的言行，而曾國藩則是其中的承先啟後的人物。
友：承先啟後？
袁：對。我所說的承先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繼承了魏源以來一些先進人物的思想，使之付諸實踐。儒家的應變構思不自曾國藩始，魏源的『海國圖誌』特別是其中的『籌海篇』就是最初的藍圖，可是它生不逢時，成了書生議政的記錄。使這些探索付諸實踐的是洋務運動的領袖，盡管其中一些重要主張並沒有得到貫徹。二是他成了吸引同時代先進人物和先進思想的中心。
曾氏的一大特點是廣收人才，其幕府之盛一直為晚清人士所贊譽。其學生李鴻章說：“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鑒，並世無倫。”「李鴻章：『曾文正神道碑』，『李文忠公遺集』卷四第20頁。」現在看來也不是毫無根據的吹捧，雖然難免帶點溢美氣味。同光年間許多督撫出自其麾下，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他對先進知識分子的吸引力。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與『海國圖誌』一脈相承，是儒家經世致用的又一大綱，寫成以後，馮氏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給曾國藩，並請他為之作序：“敢乞賜之弁言，旗青雲而顯，附驥尾而彰，榮幸我矣。”「馮桂芬『與曾揆帥』，『顯誌堂稿』卷五第30頁。」
而曾氏除早已托李鴻章等人致意希冀招其入幕外，好些政務乃至軍事問題都虛心求教「曾國藩：『致馮敬亭』，『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六第36頁」，『校邠廬抗議』更是贊揚備至。他曾致函馮氏：“蒙示以校邠廬大論四十首，屬為序跋。細誦再四，便如聆葉水心、馬貴與一輩人議論，足以通難解之結，釋古今之紛。……尊論必為世所取法，蓋無疑義。”「曾國藩：『致馮敬亭』，『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四第18頁。」
當時真正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首推容閎，在天京之行失望後，他逐漸寄希望於曾氏。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曾文正者，於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識量能力，足以謀中國進化者也。”「容閎：『西學東漸記』85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他在中國的事業就是在曾氏支持下開始的。
近代中國的第一批科學家如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都曾是曾氏幕中人物，郭嵩燾是其摯友，而薛福成則是一介書生，是在他直接培育下脫穎而出的。
我看不妨從廣上去解釋“承先”的內涵，說曾國藩“承先”包含著匯萃當時文化精英的先進思想的意思。
至於“啟後”則更顯而易見。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主要領袖，他是從曾氏幕中走上出將入相高位的。同時，他不但在未中進士前受業於曾氏門下，即使在其恩師扶植下成了獨當一面的將帥和封疆大吏後，還繼續受到曾氏的頻頻指點。後來，李氏及其他洋務派大臣的事功已經超過曾氏，但基本的思路仍在曾氏的言行中可以見其端倪。
友：究竟是哪些基本思路的端倪呢？
袁：曾國藩考慮的不是中國的全面變革的問題。兩種異質文化的接觸，首先引發的往往是局部的沖突和融合，只有少數最敏銳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雙方根本差別所在。不過，不能因此忽視局部性變革的巨大意義，人類社會的歷次重大變革都是以這些局部性的變動為契機的。問題在於從哪些方面開始？這對此後的發展必然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值得註意的是曾氏主張從何變起。
曾國藩主張的變革環繞著困擾朝野上下的如何處理同西方列強的關系而展開。大致有這麽幾個要點：
第一，各國平等相處。
同治六年，曾國藩提出一個處理對外關系的重要主張：“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李鴻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遺集』卷四第19頁。參閱『曾國藩全集』奏稿九第5784-5787頁，嶽麓書社1991年。」這個意見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
從乾隆爺開始，中國和西方各國交往的一大障礙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禮等所謂禮儀問題，鴉片戰爭後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長一個時期裏，執政當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會見外國使節等虛文上糾纏不休，這類糾紛甚至成為觸發或激化雙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清廷看來，這類禮儀“體制攸關”，難以讓步。背後是個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國是天朝上國，與其他各國不是平等的敵體。
中國告別中世紀要解決的眾多問題之一，就是擺脫這個文化心理羈絆，按照現代觀點去認識和處理各國之間的關系。林則徐組織翻譯國際法，邁開了重新認識各國關系的重要一步。20年過去了，風浪疊起，中國蒙受了包括北京被占、簽訂城下之盟的巨大屈辱。侵略者的蠻橫和殘暴中包含著歷史的必然，如果中國人老是停留在限於義憤填膺地譴責敵手的水平上，那在世界舞臺的角逐中恐怕只能長期扮演不長進的弱者的角色。
歷史不理會道德說教，它是在各種力量的沖撞中刻下自己前進軌跡的。要與對手平等地對話，就必須正視和克服自己的弱點。曾國藩的上述主張便體現著認識的提高，其實質是要清廷清除虛驕之氣，在對外關系中把註意力集中到維護國計民生的基點上來，為建立現代外交關系奠立基礎。
歷史已經證明，現代國際關系中建立平等關系的主要障礙來自西方列強和其他侵略者，但不必諱言，像中國這樣貧弱的被壓迫國也有自身的不恰當的習慣和措施成為形成不必要的國際糾紛的因素。曾氏所指責的正是清廷自身的這些弱點。
當然，曾國藩沒有那麽全面、明確的認識，他主要是從過往的經驗教訓中體會到癥結所在的，因此，他通常只能用古老的語言表達出一些朦朧的現代意識。例如他說過：“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曾國藩：『復李少荃』，『曾文正公書劄』卷十八第15頁。」
時下不少論著喜愛引用這句話以證明曾氏對外“妥協投降”，其實與曾氏的本意相差頗遠。曾氏援引孔子的話出自『論語』，原話是：“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子張書諸紳。”這個被孔門視作南針的信條，要求人們言行忠誠、有信、敦厚、慎重，這體現著儒家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規範，旨在激勵人們自尊自強，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去贏得尊重。
這裏包含著在與別人交往中必須尊重對方的意思，但其中絕無以諂媚的奴顏去討好別人之意。曾國藩用這些古話，表達的是要求轉變天朝上國君臨萬邦的傳統觀念，把國際關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
不妨聽聽他自己的詮釋，對其意思的理解可能更為準確：“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既已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作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可點染之廉，此威信也。
『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歸諸反身，況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未萌。”「曾國藩：『復應敏齋觀察』，『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第44頁。」他諄諄告誡的是應以自尊、自強的態度去對待外國，與“妥協投降”自然風馬牛不相及。
有的論著認為，曾氏一再講“信”，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無非是引導中國人去信服和服從外來的侵略者，那正是地道的投降理論。其實，這是對歷史背景缺乏全面了解造成的誤解。不錯，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在中國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總的說來在中外沖突中中國是正義的一方，但這不等於說中國方面在中外沖突中的一切行為都是無可指摘的，不能低估長期宗法專制統治和閉關鎖國造成的愚昧在對外交往中的負面影響。
例如，當時所謂反入城事件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在一些地方大吏和士紳看來，讓一些外國人依照條約進入一些地方的城內做生意和遊覽簡直是奇恥大辱，因此千方百計激勵“民氣”，拼死抗拒，有的事件(如廣州在鴉片戰爭結束後的反入城鬥爭)還成了誘發禍國殃民的大災難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國藩所說的“信”，首先就是針對那些“顯違條約，輕棄前約”「曾國藩：『復應敏齋觀察』，『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第44頁」的錯誤行為而發，冀圖引導有關人士以理智的慎重態度去處理同外國的關系，與那些逞氣蠻幹、不顧後果的短見淺識相比，自是棋高一著，利國利民，扯不上是什麽“妥協投降”。曾國藩還不可能具備現代外交知識，其認識有不全面之處，但時至今日，在基於不同國家自身利益的縱橫捭闔的交往中，信守條約和諾言、爭取更多的與國建立深淺不同的互信關系仍是不可忽視的原則。
中國歷來重視“以史為鑒”，今天的史家更不應該譴責十九世紀清醒的理性的愛國主張。
第二，在對外關系中確立以和為主的方針。
晚清時期，朝野上下在對外關系的基本方針上有和、戰兩種不同的主張，曾國藩曾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在朝廷中“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戰守，物論與醇者較多”。「『曾國藩全集』日記(三)1599頁，同治八年正月初五。」
曾國藩的這段日記寫於同治八年，當時恭親王奕訢主持朝政，權傾一時，而其弟醇郡王奕譞也“在內廷行走”，是慈禧牽制奕訢的一個棋子，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奕譞上奏“議驅除洋人之法”，其中包括“請令督撫激勵紳民打毀天主堂”、“請將大內各洋貨頒賞，屏棄異物”「曾國藩：『與左季高』，『曾文正公書劄』卷六第31頁」等主張，集中反映了朝廷內外盲目排外的愚昧心態。
在50年代，曾氏雖然心存疑慮，但未堅決反對以戰雪恥的方針。咸豐八年(1858)他曾對左宗棠吐露胸臆：“夷務果有翻局，不悉聽其所要，是極好機會。然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屢悔和議而主戰守，卒以無良帥不獲大雪國恥。今欲罷和主戰，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沖禦侮之人以擬之。”「曾國藩：『與左季高』，『曾文正公書劄』卷六第31頁。」進入60年代以後，他轉而堅決支持以和為主的方針。
他曾對心腹幕僚說：“醇邸意在主戰……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設防奏覆。”「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四)2224頁，學生書局影印，1964年，臺北。」
他又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寫道：“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誠為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有識者雖知戰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蓋恐群情懈馳，無復隱圖自強之誌。”「曾國藩：『復李中堂』，同上卷三十三第9頁。」
為貫徹這一方針，他認為必須信守和約，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戰爭手段解決雙方沖突，著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糾纏。他說：“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曾國藩：『復吳竹莊廉訪』，同上卷三十一第10頁。」
他的轉變主要是由幾個因素促成的。
一是對雙方力量對比的清醒估計。他早就看到無論在軍事還是經濟方面中國都正處於弱勢，軍事沖突往往給國家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因此，應該在整體上實行以和為主的方針。
二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僧格林沁等人對一些問題處理不當，激化了矛盾，辱國殃民，令他難以忘懷，所以他一再以不糾纏小事為戒。
三是受到郭嵩燾和馮桂芬等先進思想家的影響。郭氏是他的老朋友，曾系統地提出一套對外關系理論「參閱本書『從林則徐到郭嵩燾』」，曾國藩的以和為主的思想是進入60年代以後形成的，包括其南宋以來歷史經驗等觀點，明顯具有受惠於郭氏的印記。在這期間馮桂芬也認為，在同外國相處中切忌“以小嫌釀大畔”「馮桂芬：『制洋器議』，『校邠廬抗議』第73頁，光緒丁酉明善社刊」，“今既議和，宜一於和，坦然以至誠待之……然則將一切曲從乎？曰：非也。”「馮桂芬：『善馭夷議』，同上第75頁。」這些論著於辛酉春(1861年)曾呈送曾氏並大獲贊譽。「曾國藩：『致馮景亭』，『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四第18頁。」
目前看到的曾氏“壹意主和”的記錄都比此晚出。不能武斷曾氏本來沒有主和之意，當英法聯軍蹂躪京津之際，他就曾流露：分兵北上救援於事無補，而有損於圍剿太平軍。但上述史實已足於證明，他們(還可加上奕訢和李鴻章)在處理中外關系上的以和為主的主張是互相呼應、相得益彰的。
第三，力主購買和制造船炮。
洋務運動的開端和重要內容在於購買和仿造西方船炮。就仿造而言，其發軔於曾氏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要考察的是其出發點是什麽。咸豐十一年(1861)他曾上奏：“至恭親王奕訢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
凡恃己之所有誇人所無者，世之常情也；……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曾國藩：『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摺』[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頁。」
這是師夷長技的重要開端，它表明就是在與太平軍生死搏鬥中曾國藩仍然沒有忘記奪英法所恃。師夷是為了制夷，從魏源到曾國藩一脈相承，確認這一點有助於準確地把握洋務運動的性質。
第四，學習西方科學技術。
在近代中國，好些學習西方的大事都與曾氏有密切關系。例如，『幾何原本』明末翻譯出版了其中的前六卷，19世紀60年代李善蘭完成前人未竟事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合作譯出後九卷，令中國人得睹全帙。曾國藩極力支持，承擔了出版費用，實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派幼童留美，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他都是主要決策人，而這些對西學在中國的傳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五，在學習西方中不忘獨立自主，捍衛國家主權。
眾所周知，曾氏一直不同意借洋兵助剿太平天國。他自己說過：“彼以助我而來，我若猜忌太深，則無以導迎善氣。若推誠相與，又恐其包藏禍心。觀於漢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興。嫌釁一開，全局瓦解。臣始終不願與之會剿者，蓋亦籌之至熟。”「曾國藩：『議復調印度兵助剿摺』，『曾國藩全集』奏稿(四)第2391頁。」
也就是說，對西方列強他一直深懷戒心，生怕他們侵犯國家的利益和主權。他贊成學習西方，但認為不能長期受制於人，必須把學習西方變為增強獨立自主力量的一個環節。例如，購買西方輪船後就有兩種主張：“頃又接勞辛階總制咨到劄稿，其意欲全用外國人不欲參雜用之。國藩愚見，既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柁、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曾國藩：『復恭親王、桂中堂』，『曾文正公書劄』卷十八第22頁。」後一意見顯然體現了曾氏力求國家自立、自強的意識。
友：這些轉變與儒家思想有什麽關系呢？
袁：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看其中關系：
一是它體現著儒家思想開始變化。這個變化是從處理中外關系開始，而涉及二千多年來未變的一個根本觀念——夷夏現念。這是後來一系列重大變化的開端。
二是它顯示了儒學變化的一個基本路向：從外來文化中汲取營養，推動自身的變革。儒學與佛學的融合曾導致新儒學——宋明理學的誕生，在19世紀下半葉，也已露出重走這條道路的端倪。
三是這個變化是儒家固有因素孕育出來的。曾國藩所以能成為為變革開路的人物之一，在於他繼承了儒家的幾個優秀品格。
首先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精神。儒家的優秀傳統之一是培育了中國人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結合的自覺，治國、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箴言已經成為社會認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規範。曾氏晚年被封為武英殿大學士，位尊為“相”而居漢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這僅是沒有實權的尊號。
在其事業的鼎盛期，他雖是節制幾省軍務的主要軍事統帥，但其實職始終是地方大吏——直隸總督、兩江總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則，他完全可以循規蹈矩，以完成本職工作為滿足，可是，他一再發出建立機器局、派遣留學生等倡議。這些行動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急於改變國家貧弱面貌的愛國熱忱超越了個人成敗得失的考慮。
他曾同李鴻章說過：“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東南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為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尚可就近董率，購辦器械，選擇人才，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為己任，不必以越俎為嫌。”「曾國藩：『復李中堂』，『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二第19頁。」
在專制制度下，越俎代謀小則招怨，大可惹禍。據內容看，此信大約寫於1867年李氏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後。曾氏一生謹慎，平定太平天國後又恐權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況愈下，因而一再要求歸田以完晚節，如果不是出於考慮國家安危，他的行動實在無法理解。
其次，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動他的愛國情懷走上與學習西方相結合的基本因素。從主觀上看，那些堅決反對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蠢人也不乏愛國熱情，兩者的區別在於是虛驕還是求實。
儒家的經世致用派一貫強調從實際出發，這種學風代代相傳，成為這一流派的人物歷來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國藩繼承這個傳統，也一再強調“不說大話，不騖空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問學』」，“禁大言以務實”。「曾國藩：『勸戒淺語十六條』，『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0頁。」
理學家們沈溺於心性之學，熱衷於從考察思想動機中去鑒別君子與小人，而曾氏對此作了重大的修正，他說：“恒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昧曖即為小人。”「曾國藩：『復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四第8－9頁。」
曉事、知人，這都是主客觀密切結合的實踐活動，這些活動不但有客觀標準可尋，而且必須眼睛向下，虛心考察實際情況，從閱歷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說：“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同上，第8頁。」把是否如實地認識客觀事物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對理學籠罩下的社會上層說來，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標準的變動。試想一想，醇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標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愛國的典範，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變”——即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之恥，但其對策卻是“毋以詩書為迂闊”「倭仁：『遺摺』，『倭文端公遺書』卷二第30頁」，要“非聖之書，屏而不讀”「倭仁：『應詔陳言疏』，同上第3頁」。
按照他們的思路，國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學亦必然繼續在泥淖中打滾。曾國藩在君子小人的區分這一重大問題上作出新的概括，這既是對理學的勇敢挑戰，也是為實事求是地體察國內外情況、汲取新知識、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針對中國士大夫的思維特點，他特別強調不能迷信經籍。他說：“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征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曾國藩：『筆記十二篇』，『曾國藩全集』詩文393頁。」務實之意溢於言表。
再次，他繼承發揚了儒家思想中的主變因素。儒家有強烈的“率由舊章”的保守性格，亦有豐盛的變動不居的辯證法遺產。以曾國藩來說，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他仍然鄭重其事地申明：“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曾國藩：『應詔陳言疏』，『曾國藩全集』奏稿一第6頁。」
對內外交困的境況感受不深，缺乏變以解危的緊迫感。隨著太平天國義軍在大江南北馳騁，他由一帆風順的京官轉到地方上興辦團練，閱歷增長，對社會痼疾的了解加深，求變的思想便日益加強了。他在1859年寫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即謂之吉。過是則為吝矣。……『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
……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曾國藩『筆記二十七則·悔吝』，『曾國藩全集』詩文360頁。」震就是動，要反乎貞吝而在變動中求吉與無咎，在於正視現實，不斷改正既往的缺點錯誤。個人如此，國家大事也是如此。進入60年代以後，曾氏積極推動和參與學習西方的洋務，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礎。
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又一次看到儒學在變，儒學也可以變。如果光從思想本身看，變化是從龔自珍特別是魏源開始的，但真正付諸行動，或思想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實際的社會生活，卻與洋務運動領袖們的言行密不可分，因此應該珍視這個變化。曾氏的言行不是孤立的，它代表著一批儒門人物的新動向，例如洋務派在朝廷的主要代表奕訢1867年刻印了自己的文集，除了儒家原有的迂見外，也與曾氏等人一樣顯露了這一派人的新追求。
請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故仁知合德”，“凡人之心膠於一定之見而不知變，事物之來應之必多所滯，以其不能明理故也。”「奕訢：『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樂道堂文鈔』卷三第11、12頁。」這不是在罵不知變化的儒者背離了聖人之道嗎？
友：按仁兄的說法，曾國藩簡直成了適應時勢的英雄，而中國大陸的多數史家迄今仍視他為歷史罪人。你恐怕把事情弄顛倒了吧？
袁：學術上的是非從來不以支持者多寡為定。同時，我還相信我的觀點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贊同。
史家非難曾氏無非兩條：一是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二是處理天津教案“賣國投降”。而這兩條都有可疑之處。
友：難道他沒有鎮壓太平天國？
袁：他當然是戰勝太平天國的統帥。問題是這場戰爭的性質是什麽？如果這是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與反對現代化的勢力在搏鬥，而清政府代表後者，那麽曾氏自然罪責難逃。不幸，當時的清政府固然腐朽不堪，而有的史家也已有力地證明太平天國建立後不久便迅速封建化。
只要確認了這個前提，那麽，清政府同後期的太平天國(天京事變後)決戰，便成了難分軒輊的兩個宗法專制集團之間的鬥爭，所謂曾氏是鎮壓革命力量的劊子手的罪名就難以成立了。
友：在處理天津教案中，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此舉內負疚於神明，外得罪於清議”「曾國藩：『諭紀澤』[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第1375頁」，你還要為他辯護？
袁：看一個歷史人物，自我評價當然可供參考，但決不能不加分析地視為定論。
先看看天津教案的基本事實：
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24名外國人在天津被打死。以國籍分，計法國17人，俄國3人，比利時2人，英國和意大利各1人。其中包括法駐津領事豐大業和十名修女。另外還有中國神甫1人，死傷教徒數十人。並燒毀了法國人辦的望海樓教堂、仁慈堂、法國領事館以及英美人辦的耶穌教堂十座，破壞和掠走財物一批。
起事原因：1，多年積怨加上蒙昧無知，一些無稽謠言迅速傳播，說教堂把迷魂藥分給教民，拐騙丁口特別是幼童，取腦挖眼剖心以配藥，已發現被挖的眼睛盈鐔，等等。天津府、縣等官員不但不予澄清、制止，反助長流言，致使群情激憤，演為暴行。2，法國領事豐大業在與地方官吏交涉中，面對包圍的群眾兩次開槍，其中一次擊中知縣的仆從，點燃了事件的導火索。
處理結果：行兇人員16人斬首，29人分別判處軍杖徒各刑。支付撫恤費和賠償財產損失49萬兩。派崇厚到法道歉。天津知府、知縣革職和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
今天回顧這個舊案，曾國藩有沒有“賣國投降”之嫌呢？
從法理的層面看，豐大業有不可推卸的罪責，但總的說來正如李鴻章所說“此案詘在津民”「李鴻章：『遵旨帶軍赴直摺』(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李文忠公全庥』奏稿卷十六，第35頁」，懲兇、賠償無可厚非。
在辦案中，曾國藩、李鴻章堅持國家主權，拒絕洋人參加審判，也拒絕了他們的一些無理要求，如殺提督、知府、知縣等。同時，在辦案中他們堅持以清代固有法律為根據。在曾國藩看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尤不可長。”「曾國藩：『天津教案奏結』，『教務紀略』卷四第4頁，上海書店影印。」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李鴻章：『論天津教案』[同治九年九月初九]，『李文忠公集·譯署函稿』卷一第2頁。」
從當今法學觀點看，這自然是大有爭議的，但這卻是『大清律』的重要原則，乾隆十八年就曾降旨強調“一命必有一抵”「『清史稿』卷144，『刑法』三，『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4210頁，北京」，在清律中也大致體現了這個精神。很難說這個案件的處理沒有可訾議之處，但揆諸法律，似乎扯不上投降賣國等罪名。
友：事情應該首先從政治層面看。西方列強是侵略者，人民群眾的反帝、反侵略行動代表正義，不但不支持反而摧殘這些正義鬥爭，難道不是賣國投降行為嗎？
袁：這是一些人喜愛的思維方式，但細加推敲，其中包含著好些必須澄清的問題。一是怎樣判斷國家和人民利益所在，如何厘定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二是群眾是否總是正義的化身，應該支持他們的一切行動，特別是反對西方各國的行動？請讓在下慢慢道來。
曾國藩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力疾赴津辦理此案，眾議紛歧。論理者僉謂宜乘此機與之決戰，上雪先皇之恥，下快萬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驅除。論勢者則謂中國兵疲將寡，沿江沿海略無豫備，西洋各國窮年累世但講戰爭，其合縱之勢、狼狽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驚輦轂。鄙人偏信論勢者之言，冀以消弭釁端，辦理過柔，以致謗議叢積，神明內疚。”「曾國藩：『復李次青廉訪』，『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三第13頁。」
這裏比較準確地概括了兩種不同的政治主張：
前者充滿愛國激情，與朝野上下多數人的願望正相符合。可是，政治不是感情遊戲，它不能跟著激情自由馳騁。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必須全盤考慮各方利益所在和力量對比，在現實的基礎上堅決維護自己所代表的國家或社會勢力的利益。而這種主張卻任憑自己報仇雪恨的憤懣，不顧國家安危，孤註一擲，逞快一時。因此，從政治層面看，這是沒有遠見把國家命運當兒戲的誤國主張。
後一主張冷靜地考慮了力量對比——中國正處於弱勢，估量了國家利益——消弭邊釁、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其政治遠見是前者無法比擬的。可是，要提出和堅持這一主張，必然受到社會輿論即所謂清議的譴責，這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氛圍(閉關鎖國習慣與天朝心理的奇特混合體)同經世致用派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的對立。
曾國藩深受傳統文化浸潤，因此他還要承受來自自己內心的壓力，“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的喟嘆就是務實的政治家與文化保守主義的儒家二位一體的曾國藩的內心獨白。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的求實精神戰勝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令他作出了明智的選擇。他對自己的兒子吐露心聲：“天津事尚無頭緒，余所辦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見譏於清議。
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謗亦聽之耳。”「曾國藩：『諭紀澤紀鴻』，『曾國藩全集』家書二，1374頁。」這是為國家利益而忍辱負重的高尚情懷。
由此可以引出兩個結論：
一是不能盲目肯定群眾所幹的一切，包括在“反帝”或其他高大的名義下的行動。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沒有這種理性態度，歷史就仍然是一筆糊塗帳。我們吃“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的苦頭已經夠多了。一百多年前，郭嵩燾已經痛心疾首地分析過某些群眾性蠢行的禍害。「參閱本書『從林則徐到郭嵩燾』。」
對天津教案中的群眾行為，在肯定其愛國初衷的同時，也應指出其行為的愚昧性及損國害民的後果。其實，正如郭嵩燾所指出的，19世紀許多不合理的反洋人行動並非民眾自發，而是由官吏和士紳策劃的，是他們在宗法專制思想和對世界現狀惘然無知的狀態下制造或鼓勵了這類蠢行，我們也不必以這類言行作為近代中國愛國主義的典範。
二是在天津教案中曾國藩不但沒有“賣國投降”，而且顯示了不顧個人屈辱而為國宣勞的愛國情懷。
友：老兄的意思豈不是洋務派才是愛國楷模？在侵略者面前，他們的骨頭是軟的！
袁：話不能說得那麽絕對，對任何歷史人物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往往都不符合實際。洋務派有過誤國之舉，但是不是都是“軟骨頭”，或有時軟有時硬，這些都是應該細細討論的問題。今天不扯整個洋務派，只圍繞曾國藩來談。
在近代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國家獨立一直是個決定歷史進程的基本問題之一，癥結在於怎樣才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基本問題。曾國藩的對策不外兩個要點：
一是師夷長技，奪其所恃。西方列強既是侵略者，又是老師，一身二任。只要承認這個前提，就不能不承認曾氏及其他洋務派的出發點是對的。有人認為他們的出發點不是反帝愛國，而只是挽救腐朽的清廷，鎮壓人民，因此不值得肯定。
我想，這個論斷既與歷史事實不符，也苛求前人。要求百年前的清代大臣不考慮清政府的命運，撇開挽救清政府去談救國，那他們就成了革命家了。同時，翻檢曾氏全集，凡是談到學習西方的地方都必然提及這有利於對抗列強，說他只考慮鎮壓人民雲雲，卻於史無據。如果有人不相信這句話，倒不妨花點時間去查一查。
二是要求整飭自身。同治元年間他寫道：“鄙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錢，兵不兒戲，不僅在稅餉之盈絀，尤不在體制之崇卑。”「曾國藩：『復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第35頁。」同治五年(1866)他又寫道：“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作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可點染之廉……。”「曾國藩：『復應敏齋觀察』，同上卷三十第44頁。」
這些話反映了他對吏治和軍事敗壞、外交工作迂腐無能的強烈不滿，也體現著他反對腐敗、勵精圖治的強烈願望。
用他自己的話來概括，則是“以忠剛懾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竊制器之術，國恥足興”。「曾國藩：『復李少荃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8頁。」他是在同治元年(1862)說這句話的，這也是他致力洋務的指導思想。這足以證明洋務運動從濫觴之日起就以雪恥自強為軸心。
同時，事物總是在對比中顯示自己的特性的。19世紀下半葉，高喊與侵略者不共戴天、以驅趕洋人為快卻不願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文化之士比比皆是，這些人口中的愛國、救國、反侵略說到底是南轅北轍的空談。同他們相比，曾國藩等洋務派人士無疑是更高明更清醒的愛國者。骨頭的軟硬不能以反洋人的嗓門大小去厘定，也不能以主戰還是主和去衡量。
當然，曾國藩也沒有找到救國的正確道路。在這個問題上，他與郭嵩燾等先進思想家相比有較大的差距「參閱本書『洋務思潮與王韜、馮桂芬、鄭觀應等的探索』」，但那更與“賣國投降”無關了。
友：直到20世紀，曾國藩仍然是許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減，這究竟是什麽原因？
袁：這的確是非常有趣的現象。蔣介石奉曾國藩為楷模，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梁啟超、蔡鍔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也對曾氏推崇備至，1917年他致信友人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5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長沙。」
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黃、蔡邦之模範。”「毛澤東：『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1920年6月23日]，同上第490頁。」更有趣的是，蔣介石留下了“手鈔曾文正嘉言錄”的記錄「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1925年1月2日條，香港龍門書局1965年影印」，而毛澤東的『講堂錄』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81、592、593頁。」
同時，這不是他們幾個人的偏愛，而具有相當的廣泛性，20世紀上半葉，『曾文正公家書』是許多家庭的教子書，1949年以後這部書在大陸銷聲匿跡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書店中的常見書。1911年春蔡鍔應聘至滇任新軍第19鎮37協統領官，選編『曾胡治兵語錄』為“精神講話”教材，該軍後來在辛亥革命和討伐袁世凱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1917年4月，商務印書館刊行了這本語錄。黃埔軍校創辦伊始，校長蔣氏將之略加補充，又印發全校“人各一編”，國民黨老一輩的將領沒有讀過這本書的恐怕很難找到。
如果考慮到共產黨的不少名將和重要領導人周恩來、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黃埔工作或學習，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誌』刊登了『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白話句讀』，要各級軍官學習「『中國兵書集成』第50卷卷首說明，解放軍出版社、遼沈出版社聯合出版」，其影響的廣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為什麽這些叱咤風雲的人物如此推許曾國藩？簡單地說，他們都視曾氏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範。梁啟超說曾氏“卒乃變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並說其著作“實揭吾國民之偉大精神”。「梁啟超：『曾文正公嘉言鈔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頁；『曾胡治兵語錄』序，商務印書館1917年，上海。」
而在青年毛澤東看來：“國學者，統道與文也。姚氏『類纂』畸於文，曾書則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毛澤東：『致蕭子升信』[1915年9月6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5頁。」
友：這些評價未必準確。
袁：的確，任公的論斷似有溢美之意，而毛澤東的思想後來有很大變化，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實。但他們的意見包含著合理因素，即肯定曾氏的著作體現著中國文化的正面價值。古往今來都沒有“句句是真理”的人，曾氏思想中也不乏負面因素。問題在於我們過去對曾氏在中國近代文化中的獨特作用研究很不充分。
我想，有幾個特殊條件為曾氏在文化領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礎：
①對中國傳統文化兼收並蓄，老莊、管子、法家、兵家、經、史、詩、文、歷代典章制度和儒家內部各派理學、心學、漢學等等，他都頗為熟悉。
② 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他在翰林院學習和工作十多年，先後兼任禮、兵、工、刑、吏五部侍郎，後來統軍作戰十余載，身任總督十多年，集軍政和外交大權於一身。他是19世紀最富軍事政治經驗的中國人之一，恐怕只有李鴻章可與匹敵。
③，畢生堅持不懈的讀書寫作習慣。
只要善於對待，他所積累的好些心得、經驗不失為可貴的文化遺產。
友：具體說說他在文化領域的哪些方面有所建樹，恐怕比空洞的論斷更令人信服。
袁：就純學術方面說，他寫過一些文字學的劄記(見其雜著『筆記二十七則』)，顯示了他的功力，但誰也不會認定他是文字學家。不應忘記他是有豐富政治、軍事經驗而又註重修身的大儒，談他對文化的建樹離不開這個基點。
經世致用是涵蓋面很廣的概念，它既是思維方法，又包含眾多的學科。我想，就曾國藩來說，他在中國式的行政管理和軍事學方面留給後人的東西便頗為豐盛。
先說說他所總結的行政管理，它體現了中國的政治文化，其中不乏可取之處。
第一，博取眾長的為政指導思想。
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基本觀點之一是為政與修身的統一。這就是『大學』所說的“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曾國藩也是遵循這個思想去參與政治活動的。但在變化了的天地裏，他沒有以傳統自囿，而是推進傳統。
早在1851年他便認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第50頁，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刊。」
請看他所追求的理想：“念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若遊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以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也，不可棄也。”「『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652－653頁[咸豐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這裏說的是他為政與修身的指導思想。有清一代，朝廷歷來把儒學視為至高無上的指導思想和是非標準，不容有所偏離，曾國藩在日記中透露自己的心聲，雖然仍肯定仲尼高於諸子，但老莊墨卻成了修身的典範，管商則是治國之標的，這不是他偶然的念頭而是多年深思熟慮的結論。
曾氏歷來喜讀老莊，50年代末以後他的事功步入巔峰期，老莊思想的影響也隨之加深。在中國歷史上，士大夫消極避世之際常以老莊自娛，曾氏在建功立業的鼎盛時期醉心老莊，這是比較罕見的現象。窺其用心有二：
一是安身立命的基礎。曾氏一向以謹慎、謙讓著稱，50年代末他已渡過了困難時期，軍政大權在握，兄弟均位居高位，盈虧相續、福禍相倚的信念縈繞胸際，僅從道德規範的層面用力已不能完全滿足他家長保聲名之需，以老莊思想為安身之本體的意識便應運而生。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日記中寫道：“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遊心虛靜之域。”「『曾國藩全集』日記[二]第721頁[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
稍早，他已一再強調：“以莊子之道自怡”，“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第16、20頁。」這些都證明天道自然虛靜已成了他的根本信念之一，於是反對驕傲、妒忌、追逐名利、奢侈等修身活動便置於更高和更深的基礎上了。
另一層用意是以老莊之道為施政的指導思想。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年1月)他寫道：“思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誌事以老莊為體，禹墨為用，以不與、不遑、不稱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曾國藩全集』日記(三)第1579頁。」
這時，太平天國和撚軍已相繼失敗，戰亂以後以清靜無為之道治國，休養生息，中國歷史上不乏先例。曾氏此時提出不輕興作，顯然有承襲這些歷史經驗之意。
星移鬥換，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沿用古代經驗頗為困難，也非曾氏本意。當時的急務在改革而非無為而治，實際生活中也沒有出現清靜無為的局面。曾氏這些思想的可貴之處在於公開宣告要博采眾長、擇善而從，有些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措施因此而得以采納。
例如，他向往管、商治民之嚴整，在實際操作中他強調管理之要“一在樹人，一在立法”，而軍政官員“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同上日記[三]第417、371頁」，這與現代法思想有相通之處。又如，既然博采眾長，也就沒有什麽理由要排拒西方之長，創設機器制造局、刊刻西方科技書刊、派遣幼童出國等新政也就成了汲取西方之長的必要措施。
1862年，當中國的科技人員在他支持下造出了第一艘輪船時，他熱情洋溢地說：“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國藩全集』日記[二]第766頁。」許多學習西方智巧的愛國圖強的盛舉都由他首倡，顯然同他的兼收博取的指導思想密不可分，這是他給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添加的新內容。
第二，以勤廉為本的居官準則。
中國歷代賢臣能吏提出過難以數計的官箴，這是在儒家“修身為本”的政治思想薰陶下自勵勵人的格言。曾國藩自擬的修身箴言、聯語也有不少，最基本的是以勤廉自勉。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仆與閣下及諸君子相處十余年，諄諄以勤廉二字相勸。仆雖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曾國藩：『復黃日岐軍門』，『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二第16頁。」
有時，他加上一個謙字，使意思更加完備。他對兩個弟弟說：“余以各位太隆……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弟之用以自惕。”「曾國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第834頁。」
在朝野上下賄賂公行、貪泉泛濫的情況下，一個為各方矚目的軍政大員要出汙泥而不染，真是談何容易。曾國藩也未能免俗要一次又一次動用公款給各方送“別敬”、“炭敬”、“部費”、“程儀”，以求不致處處制肘、動輒得咎。同當時的大小官員一樣，他也有來路不當的收支。
他曾坦率地對兒子談及有關情況：“直督養廉銀壹萬五千兩，鹽院入款銀近二萬兩，其名目尚不如兩江緝私經費之正大……余計每年出款須用二萬二三千金，除養廉外，只須用鹽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萬余金，將來亦不必攜去，則後路糧臺所剩緝私一款斷不必攜來矣。”「曾國藩：『諭紀澤』[同治八年三月初三]，同上第1355頁。」
他所動用的糧臺、鹽院的收入雖有上述送禮的部分，也不乏“以公銀作私用”「曾國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同上第1052頁」的成分。
不過，在一個末世王朝中活動的曾國藩除了這些已成社會慣例的收支外，仍不失為比較清廉的大員，這主要表現在自奉甚薄。他服膺老莊的表現之一，是在養生之道上也信奉自然之說，反對服食貴重補品。他還認為“多欲如好衣、好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曾國藩：『書贈仲弟六則』，『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33頁」，也反對官僚們已習以為常的購置田產、修造房屋和祖宗祠堂。
時人給他的鑒定是：“未嘗置屋一廛，增田一區，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過四簋，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有些人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以“無產階級”的代表自居，卻肆意揮霍，與曾氏真有天淵之別。
同時，他還嚴於約束子弟和親人，對其弟國荃的貪婪行徑有所批評，而對子女則更嚴加管教。他諄諄告誡他們：“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曾國藩：『諭紀鴻』，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同上家書二第836頁。」
“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慳吝二字，莫貪大方二字，莫貪豪爽二字。”「曾國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同上第1058頁。」我想，對當今的大員及衙內們說來，曾氏的治家言行仍不無教益。
特別有意思的是曾氏對勤的詮釋：“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曾國藩全集』日記一499頁，咸豐十年五月初六。」勤之一字本來是沿襲多年的修身規範，但在曾氏那裏卻註入了新的內容。他說：“細思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澈，則處之自有方術矣。
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曾國藩全集』日記二第855頁，同治二年二月初一。」也就是說，勤字不但是普通的行為準則，而且是待人處事成敗的關鍵，而其基本內涵也不僅是努力不懈，更重要的是要“好問”、“善問”、“善察”，從而洞悉人和事的本來面目，為正確地處事待人提供可靠的基礎。
經過曾氏的新詮釋，“勤”這個行為規範被賦予了人生觀和方法論的意味。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辦事、待人必須從實際出發，為此要堅持的基本方法是要樂於和善於調查研究。這體現著經世致用派的實事求是的基本信念。再考慮到他把知人、曉事作為君子有別於小人的主要標誌，與作為領導者行為規範的勤的詮釋構成密不可分的一體兩面。這充分顯示出曾氏思想的深邃。
第三，“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根本準則。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來自『孟子』，原文是：“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醜章句上』。」
曾國藩繼承這個思想並將之作了詳盡的解釋：“思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註，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曾國藩全集』日記二第851-852頁，同治二年正月廿一日。」
要是說孟子強調的是虛心采納各種意見，那麽在曾國藩那裏，取、與兩件事成了相互推動、永不終結的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把這確定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根本原則之一。他在『日記』中寫道：“九弟來久談，與之言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657頁，咸豐十一年八月廿八日。」
而且在他權力所及之處，他還力圖將這個原則化為必須遵守的制度。咸豐九年(1859)他在給部下的一封信中談到：“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匯總帳銷算一次。”「曾國藩：『復李申夫』，『曾文正公書劄』卷九第14-15頁。」
這不是把既定的原則化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嗎？我甚至認為這同當今眾所周知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也不無關系，說後者繼承和發展了前者內在的合理成分恐怕不會毫無根據。
友：這不是將古人現代化了嗎？
袁：文化不可能昨死今生，任何民族的當代文化總同過去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只要有一定的理論素養，都不難歷數“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同“取人為善，與人為善”兩者的差別，此刻似乎沒有必要在仁兄面前嘮叨這些常識。但也不可忽視他們異中有同。從一定意義上說，取人為善不就是從群眾中汲取一切合理的意見和長處嗎？與人為善其實也就是幫助群眾實現群眾自己的要求和利益。
順便說說，為了認真聽取各種意見，曾國藩也同當今的頭頭腦腦一樣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曾國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第843頁」自律律人，這有書為證，可不是在下信口開合。
有些朋友也許會詰問：剝削階級你虞我詐，那時談得上“以善相浸灌”？這是一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說法。任何人類共同體，大至全人類、各個國家和民族、階級或社會集團，小至一個小小的俱樂部或家庭，都有基於多種因素形成的同與異兩個方面。
異就是矛盾，就孕育或包含著沖突和對抗的因素。問題在於哪一方面是主導面，同時用什麽思想為指導去處理那些矛盾。曾氏的這些主張可貴之處在於體現了中華民族長期積累下來的處理人際關系的有益經驗。這些文化遺產中同維護中世紀的宗法專制統治有關的部份(這在曾氏思想中並不鮮見)，我們自然應該拋棄，但正確的東西為什麽也要棄若敝屣呢？
友：這確實是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對前人的思想，特別是體現著民族文化積累的那些思想，應該多視角地予以分析。
袁：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造就和使用人才的思想。這是我想著重向仁兄介紹的第四方面。
曾氏幕中人才之盛，知人之明，他生前身後早有定評，也未見有人提出異議。這應歸功於他在人才問題上的遠見卓識。
首先，他把能否“得人”即解決人才問題看作事業成敗的關鍵。他一再告誡：“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曾國藩，『致沅弟』，咸豐八年四月初九，『全集』家書一第382頁。」“細思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曾國藩全集』日記二第740頁，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
為什麽他力主派幼童出國學習呢？原因在於“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奏』，『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十二第46頁。」在他筆下，重才、育才已經關乎國家的獨立和盛衰。
其二，人才是在培育和磨礪中成長的。他面對內憂外患，而原有的軍政機構已腐朽不堪，急需另找依靠。有沒有人才，如何發現人才，這是他必須回答的問題。他以經世派的求實睿智作出頗為深刻的答案：“天下無現成之人才，變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煉而出耳。……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漸充。”「曾國藩：『勸誡淺語十六條』，『全集』詩文第441頁。」
沒有天生的聰明才智，多幹，多思，勤讀書，虛心向有經驗的人請益，才幹必源源生長。重要的是領導者要以培育人才為己任，而不要不自責而責人。他曾提醒屬下：“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嘆無馬，豈真無馬哉？”「『曾國藩全集』日記一422頁，咸豐九年九月廿四日。」
在解決了人才的重要性和有馬、無馬(人才)這些前提後，他還對如何善於發現和使用人才、提供讓他們脫穎而出的適宜環境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意見。請聽我慢慢道來。
其三，選才應不拘一格。求全責備歷來是打擊英才的一條大棒，特別是在理學統治下空談心性成風的社會環境下，敢與流俗抗爭的傑出之士更易成為眾矢之的。
曾國藩早就對這種社會風氣深惡痛絕，深知這不過是培植庸才、摧折傑士的毒霧。道光三十年(1850)他便上書皇帝，指出朝中大臣“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習俗相沿，但求茍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國藩：『應詔陳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全集』奏稿一第7頁。」
三年後，他又痛心疾首地說：“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茍安，揄修袂而養跬步，倡為一種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為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次骨。”「曾國藩：『復龍翰臣』，『曾文正公書劄』卷四第38頁。」曾氏不了解這是衰敗中的中世紀專制制度的固有癥候，更不知道出路只有一條：徹底改造原有的社會制度。但其可貴之處在於敏銳地看到必須別樹一種人才觀。
他認為時代已在呼喚人才的崛起：“方今兵革不息，豈無奇材崛起？無人禮之，則棄於草澤饑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為國家幹城腹心之用。”「曾國藩：『剿撚告示四條』，『全集』詩文第421頁。」關鍵是應有正確的選拔人才的標準，不要令不世奇才因小疵而見棄。他說：“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棄，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
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茍於矯矯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保全。”「曾國藩：『致惲次山中丞』，『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三，第20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曾國藩：『復莊衛生』，同上卷八第30頁。」
平庸者往往面面俱圓，而奇材大器則個性鮮明、瑕瑜互見，這是屢見不鮮的現象。曾氏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奮力與這種縱容庸懦而摧折傑士的氛圍抗爭。為了貫徹這一主張，他特地提醒下屬不要因資歷和地域而限制人才的使用。他說：有為者“不宜復以資地限之。衛青人奴，拜將封侯，身尚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曾國藩：『與李次青』，『曾文正公書劄』卷五，第32頁。」
所以，他因奉旨在家鄉組建團練起家，湘軍自然以湘人為多，但他確實網羅人才不分畛域，其幕府興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處求才，而李鴻章和淮軍的興起更離不開他的著意扶植。
其四，要把人才放在適當的崗位上。
當時，官方的安排使用是士人的主要出路，他們的窮達主要取決於掌權者如何選材用材，事業的成敗也與此息息相關。
曾氏晚年總結自己的經驗時特地回顧這一重大問題，他說：“雖有賢才，茍不適於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當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當戰爭之世，茍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曾國藩：『筆記十二篇』，『全集』詩文第392－393頁。」
在理學盛行之世，人們出於不同的動機，往往以不恰當的所謂“德”的規範去決定人才的取舍，而不看是否能不負所托推進事業，而他們衡量德業的方法又常常是吹毛求疵，在衛道的大言下卑劣地爭權奪利，不顧事業成敗。曾氏對“忠實”、“盛德”之輩誤事的微詞，對器使適宜的懇切呼呈，以及對君子、小人劃分標準的憤懣，實際上都是對理學摧折人才的批判。這並不是說他把德才並重的標準置諸腦後，而僅是就如何正確堅持這一標準總結了自己的切身體會。
其五，鼓勵下屬獨立謀求發展。
尊重、服從上級領導同謀求自身的獨立發展，這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處理的重大問題，在中世紀專制制度下情況更為棘手。曾國藩高出同時代人的卓識之一是公開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他曾致信李鴻章：“昔麻衣道者論『易』雲：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王璞山、李希庵、楊厚庵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駱等腳下盤旋。
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辟乾坤之誌，多在臺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曾國藩：『復李宮保』，『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五第33頁。」自先秦荀子等人開始就鼓勵後人超越前輩，不過，真正見諸行動的，特別是軍事和政治領導者，卻歷來是鮮見的特立獨行。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不乏尊重個人獨立人格的論述，但那不過是吉光片羽，專制制度下的上下關系以順從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為美德。曾氏卻力倡“自立門戶”，“自辟乾坤”，把傳統文化中尊重個人的因素發揮盡致。為此，他甚至主張寧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而能“遇事體察”者，不用“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的官氣十足之輩。「曾國藩：『復李黼堂』，同上卷十二第20－21頁。」
這固然與他領導的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跌宕起伏、生死相尋、不能不充分發揮部屬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有關，也顯示了他罕見的胸懷。
其六，以鼓勵為主，引導人才成長。
曾國藩有一條很重要的體會：“人才何常，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雕物。”“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曾國藩：『復許仙屏編修』，同上卷三十三第44、45頁。」這並不是說曾氏主張不分是非，倡導互相吹捧的庸俗氣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軍都必須嚴格。但在方法上則必須著眼於表揚和鼓勵，而在批評缺點錯誤的時候也必須註意選擇適當的場合，照顧對方的自尊。
他曾規勸有關人士：“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出，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眾，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曾國藩：『復吳竹莊方伯』，『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第26頁。」也就是說，他主張精明必須與寬容結合，且要以尊重別人為前提。
他的這些主張同現代心理學有驚人的暗合之處，例如，馬斯洛就認為：“除了少數病態的人之外，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對於他們的穩定的、牢固不變的、通常較高的評價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種對於自尊、自重和來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馬斯洛：『動機與人格』第51頁，華夏出版社1982年北京。」
阿德勒個性心理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則是不斷追求優越是人們行動的內驅力，它引導著個人和種族不斷進步。
此外，曾氏“推賢讓功，和衷共濟”、顧大局求團結的言行，也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精神。
人才能否迅速成長，乃至事業的成敗，重要的條件之一是必須保持團結奮鬥的比較健全的環境。曾國藩說過這麽一段話：“大凡良將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外省盛稱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的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曾國藩：『歷陳前湖北撫臣胡林翼忠勤勛績摺』，『全集』奏稿三第1636－1637頁。」
這不但是對胡林翼的表彰，也是曾國藩自己的切身體會和夫子自道。湘淮軍與太平天國及撚軍的搏鬥最後以後者的失敗而告終，前者團結奮戰的狀況總的說來遠勝後者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同任何軍事、政治集團一樣，湘淮集團內部也有矛盾，但作為主要統帥的曾國藩以其寬廣的胸懷比較恰當地處理了內部的紛爭，有力地維護了團結的大局，為部屬各顯其能創造了重要前提。
曾國藩把度量的大小列為區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標尺。他說：“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曾國藩：『筆記二十七則』，『全集』詩文380頁。」他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指導思想。
不顧是非的掣肘，是常見並最易引起相互報復而結仇的現象。曾氏在面對這類情況時正是秉著宏其度、反求諸己的精神去處理的。
例如同治元年(1862)間，他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厘金分配問題發生爭執，沈要扣下應解湘軍的厘金自用。除了雙方上報朝廷裁定外，曾氏這樣解剖自己：“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己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曾國藩全集』日記二第808頁，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當時，曾國藩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統轄包括江西在內的四省軍務，巡撫也歸其“節制”之列，此事雖最後由朝廷裁決，但其嚴於責己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
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反對自己的人，也是曾氏顧大局、識大體的重要表現。突出的例子是處理同左宗棠的關系。他的墓誌銘中有這麽一段話：“其於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左公亦以顯名天下。”「黎庶昌：『曾國藩年譜』附錄『榮哀錄』第95頁。」
可是，左氏在曾氏扶持下脫穎而出成為獨當一面的軍政要員後，卻以愛鬧意氣和喜罵人的特點平添許多糾紛。在19世紀60年代，這些紛爭不含要不要反對西方侵略者這一類牽涉愛國、賣國、妥協、投降等重要原則的內容。當矛盾表面化以後，曾氏采用兩條辦法：一是表揚、鼓勵不參與紛爭的部屬，如他一再贊揚李鴻章“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曾國藩：『復李宮保』，『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三第39頁」，並說這是李進德甚猛的表現。
二是當罵到自己頭上時則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左公之朝夕詬詈鄙人，蓋亦糊聞一二，然使朝夕以詬詈答之，則素拙於口……故以不詬不詈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曾國藩：『復郭筠仙中丞』，同上卷二十六第12頁。」他甚至囑咐自己的兒子：“余於左、沈二公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於二公但不通聞問而已，此外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曾國藩：『諭紀澤』，『全集』家書二第1333頁。」
這樣的胸懷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
工作中出了差錯怎麽辦？這是經常遇到的問題，處理不當，動輒對人際關系帶來惡劣影響。曾國藩也以非常慎重的態度去看待這個問題，他說：“大抵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恒請也。”“國藩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敗挫，或少歸咎於人，不能無稍露於辭色者，亦以見理未明故耳。”「曾國藩：『筆記二十七則』，『全集』詩文377頁。」這種自責正表現了他力求維護團結的情懷。
與此同時，他極力提倡“不忮(妒忌)”、“不求”的道德規範，冀圖從修身中消弭阻礙形成良好人際關系的因素。他說：“善莫大於恕，德莫兇於妒。……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於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曾國藩：『忮求詩二首』，同上第38頁。」
友：這無非是老生常談罷了！
袁：的確，曾國藩思想中的正確部分常常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閃光，即使由於他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而深化或發展了的觀點，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結晶。從總體上看，他的指導思想就是在他那個社會階層或集團內部建立起中華民族歷代先賢夢寐以求的和諧的人際關系。以上五個方面無一不貫串著這個思想。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和為貴”「『論語』」，這是我們民族足以傲世的睿智，也是曾國藩思想的出發點。博采眾長、以善相浸灌、尊重和扶植人才、顧大局求團結等等都離不開和而不同的精神。當然，曾國藩只是在社會的上層或湘淮軍內部講和而不同的，但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文化精神的應用範圍也有可能擴大。
此外，曾國藩生活在中國由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轉折期，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同現代化事業的結合點。例如，中外歷史均已證明，任何國家走出中世紀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之一是擺脫宗法專制體系對人們的束縛。
曾國藩自然不可能對此有清晰的認識，可是，他的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支持有為之士自辟乾坤、尊重與自己意見相左的同僚等觀點，既體現著“和而不同”等傳統文化的智慧，也蘊含著同個性解放的現代觀念相通的一些因素。應該細心考察體現在近代歷史人物身上的這一類可貴的結合點，而不應輕率地斷定這些都是無足稱道的老生常談。
友：在軍事思想上曾國藩的主張又有什麽魅力，致使『曾胡治兵語錄』長盛不衰？
袁：曾國藩的軍事思想也是一種文化遺產。湘淮軍同太平天國、撚軍之間的戰爭是中國古代戰爭的終結，雙方都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繼承者，但由於湘淮軍領導集團的文化素養遠勝對方，他們繼承和有所發展的東西更多。
現在看來，有這麽幾個要點是特別值得重視的：
第一，組建一支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團結奮戰、酷羨英雄的軍隊。
古往今來，除了為數不多的雇庸軍或以搶掠為生的武裝集團可以金錢、美女為誘餌而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隊在不忽視物質利益的前提下，通常總要有一個深入人心的明確的思想政治綱領為團結的基礎，才能長期奮戰、不致成為一觸即潰的烏合之眾。曾國藩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擊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以“赫然奮怒，以衛吾道”「曾國藩：『討粵匪檄』，『全集』詩文第232－233頁」為圍剿太平天國的戰旗。
撇開雙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說，應該說這個綱領確實是維系湘淮軍長期奮戰的思想基礎。一部『曾胡治兵語錄』共十二章，前十章講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為建軍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視。
在思想建設中，曾國藩把培養部隊以好勝之心為核心的士氣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說：“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之心，有淩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象，而後興高眾附，有進無退。”「曾國藩：『復李幼泉副郎』，『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一第4頁。」
他除了以升官發財為鼓舞官兵英勇作戰的動力外，還非常重視軍官的成就美名的教育，並采取預防措施保護和激勵士氣。他的幕僚有這樣的記錄：“師論兵事，主勝負不在形而在氣。有屢敗而無傷，亦有一蹶而不振，氣為之也。余出兵屢敗，然總於未戰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毀卵。”「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臺灣學生書局影印版(三)1885頁。」
此外，他還把維護部隊的團結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將：“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齟齬，則營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處處嚴於治己，而薄責於人，則唇舌自省矣。”“湘軍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仍彼此照顧；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曾胡治兵語錄』十，和輯。」根據現有史料全面地看，湘淮軍內部雖有矛盾，但團結對敵的大局卻一直沒有破裂。
有的史家熱衷於揭示曾李矛盾，似有失之片面或渲染過甚之嫌。當剿撚之戰陷入困境之際，互相依賴支持實是曾、李關系的主流。曾國藩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談到：“來示謂：中外倚鄙人為砥柱。仆實視淮軍、閣下為轉移。淮軍利，閣下安，仆則砥柱也。淮軍鈍，閣下危，則仆累卵也。”「曾國藩：『致李宮保』，『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六第18頁。」他甚至認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無非意在挑撥：“令兄筱泉書來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即從大帥分起雲雲。
鄙意湘淮實無絲毫釁隙。渠前批霆軍之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事若不得手，左公必從而龁之。”「曾國藩：『復李宮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2頁。」時下流行李鴻章取代曾國藩為剿撚統帥是由於兩人爭權的說法亦無足夠的根據，此事的主要原因是曾的健康狀況很差，而剿撚初期的失利主要原因則是戰略轉變和重組軍事力量過程的困難，而不是淮軍不聽曾氏的號令，李鴻章接任之初也未能立即走出困境就是明證。而在整個剿撚之戰中，他們師徒倆互相支援、共同商議的記錄連篇累牘，很難不贊之為關系良好。
在圍剿太平天國中情況更是如此。因此，當李鴻章剿撚成功榮膺重賞之際，曾氏的賀函寫道：“協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間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為曾氏之大慶，紛紛來賀，斯亦一時之佳話也。”「曾國藩：『復李中堂』，同上卷二十六，第34頁。」恐怕無法斥之為虛情假意，而不是壓抑不住的滿腔喜悅自然流露。
曾氏高明之處還在於他重視將政治思想、軍事上的各項要求灌輸到部隊中去。對將領和僚屬他不輕下命令，而寧願以師友的熱腸頻頻囑咐和商討或撰成格言戒語勸勉；而對下級員弁和兵勇，他則編就明確、易懂的歌謠和營規，令他們傳唱和遵守。
『保守平安歌』、『水師得勝歌』、『陸軍得勝歌』、『愛民歌』、『解散歌』、『營規』不愧為19世紀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和重要文獻。“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要端詳，”“第二打仗要細思”，“第七不可搶賊贓”……「『全集』詩文第422－432頁。」讀後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毛澤東為紅軍編的『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等等名篇。
友：這可有點出格了，革命和反革命怎能相提並論？
袁：認真讀過毛澤東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提倡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麽人)學習，包括自己的敵人在內。他什麽時候說過不要向被目為“反動”或“反革命”的歷史人物學習呢？任何人如果主張只向誌同道合的歷史人物或當代英傑學習，必將走向廢棄重要文化成果的危險境地。
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20世紀的中國軍事史中，除了蔡鍔、蔣介石公開號召學習曾國藩外，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同曾氏也有許多共同點(當然也有重要差別，這是不言自明的)。至於這是自覺吸收還是無意中的巧合卻並不重要，反正青年毛澤東曾經認真讀過曾文正公遺著。
書歸正傳，繼續談曾氏軍事思想的特點。
第二，不迷信書本，註重實戰經驗，廣集眾智，一切從實際出發。
從孫子到戚繼光的軍事著作以及史傳所記的重要戰役曾國藩都曾考察研究，特別是對相隔較近的戚氏，他從湘軍組建之初便借鑒良多。可是，他從自己的經驗中深知不能迷信書本和前人。他曾這樣回顧自己的軍事生涯：“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無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嘆，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
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曾國藩：『復尹杏家』，『曾文正公書劄』卷二十九第38頁。」因此，他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考究實事，多思多算”。「曾國藩：『復李眉生』，同上卷二十五第29頁。」
為了貫徹這一實事求是的態度，他認為必須十分重視有實際作戰經驗的將領的意見，在他們中間實行軍事民主。
他說：“師行所至之處，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跡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賊情地熱……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即議定之主意也……王之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曾國藩：『與李幼泉』，『曾文正公書劄』第23－24頁。」這不是簡單的方法問題，求實和尊重有真知灼見的人才乃是根本所在。
第三，制勝之道在人不在器。
在采用西方的新式武器問題上曾國藩雖然積極性稍遜於李鴻章，但他決非抱殘守闕、抗拒外來新鮮事物之輩。同時，他還敏銳地看到不能見物忘人，而應把人看作決定性的因素：“炸彈輪船雖利，然軍中制勝究在人而不在器。”「曾國藩：『復左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6頁。」這是在同治元年(1862)采用西方武器較多之際他一再告誡所屬的觀點。
與此相關聯的是，他一貫強調部隊必須嚴格管理和嚴格訓練。在他看來，“小仁者，大仁之賊……寬縱不可以治軍。”「曾國藩：『筆記二十七則』，『全集』詩文359頁。」他制定了非常嚴格的營規，對作息、“站墻”(警戒)、操練、紮營、行軍、服裝、號令等都有明確的要求，並嚴禁抽鴉片、賭博、奸淫等不良習氣，規定“規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號令。……奸淫擄掠定要斬，巡更傳令都要查。”「曾國藩：『陸軍得勝歌』，同上第428頁。」
對這些規定他要求勤於落實。他說：“營官之要全在一個勤字。訓練勤，則弱卒亦成勁旅矣。稽查勤，則哨隊咸守營規矣。”「曾國藩：『朱守隆稟報接管湘前右營』，『曾文正公批牘』卷二。」這些規定和要求的貫徹，是湘淮軍戰鬥力較強的重要原因。
第四，穩中求變、戰無常法的戰略戰術。
同中國歷代有為的統帥一樣，曾國藩也以學習和運用孫子兵法為要旨。其特點是：
1，穩中求變。曾氏用兵以謹慎著稱，時人甚至病之為“儒緩”，即染上了儒家保守性的毛病，他亦以此自警。但是，其中也包含著合理因素。『孫子兵法』便強調：“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兵法·形篇』。」曾氏是秉著這個意思行事的。不但在戰略上，而且在行軍、紮營、接仗等各個環節，他都力求先立於不敗之地。
他甚至把“打仗要打個穩字”「曾國藩：『初定營規二十二條』，『全集』詩文第461頁」定為營規，一再“教諸將平日要走行快，臨陣要打得穩”。「曾國藩：『致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全集』家書(二)第1305頁。」但這並不等於他不求變化，相反，他一再提醒戰無常法，抄襲過往的戰例往往誤事。“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曾國藩：『筆記二十七則』，『全集』詩文第385頁。」
但他總的宗旨是：“先求穩當，次求變化。”「曾國藩：『致沅弟』，咸豐八年正月初四，『全集』家書(一)第365頁。」
2，力戒浪戰，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對曾國荃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曾國藩『致沅弟』，咸豐七年十月十五日，同上第348－349頁。」他所說的安排算計，包括敵我雙方情況的了解、戰鬥的部署、後勤供應、出現不利情況的救援等等都有全盤的安排。
換句話說是：“算畢而後戰，不宜且戰而徐算。”「曾國藩：『與李次青』，『曾文正公書劄』卷五第38頁。」力求大處著眼，小處下手，不留下漏洞。
在算計中如發現沒有把握，他主張寧可不打，這樣才有利於保持旺盛的士氣。“為將者設謀定策，攻則必取，不然毋寧弗攻。守則必固，不然毋寧弗守。攻之而為人所逐，守之而為人所破，雖全軍不遺一鏃，其所傷實多。”「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影印本(三)第1885頁。」
3，集中兵力。『孫子』主張集中兵力：“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孫子·虛實篇』。」曾國藩繼承這一思想，也力主集中兵力。他曾批評部將：“閣下用兵事事可法，惟開仗時分支太散，隊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攝敵之膽，轉足以長賊之氣，人皆以此議閣下之短。”「曾國藩：『復張凱章』，『曾文正公書劄』卷十四第28頁。」這是他指揮作戰中的一個重要主張。
4，以全軍破敵為上，保城池次之。
他有一個重要主張是：“危急之際，以全軍保士氣為主。”「曾國藩：『復李宮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3頁。」同治元年九、十月間，李秀成、李世賢率部圍攻金陵城外雨花臺曾國藩營地46天，在此期間，曾氏兄弟頻商要不要退兵，曾國藩又一次重申這個原則：“總之，用兵之道，全軍為上，保城池次之。
弟自行默度，應如何而後保全本軍。如不退而後能全軍，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後能全軍，退可也。”「曾國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十月十五日，『全集』家書(二)第890頁。」
這四點雖不能概括曾氏戰略戰術的全部，已足以顯示這些思想的價值。聽聽一代名蔣蔡松坡的評論吧：“其論出師前之準備，宜十分周到……與近今之動員準備用意相合。其以全軍破敵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為意，所見尤為精到卓越，與東西各國兵學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轍。臨陣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語，尤足以賅括戰術戰略之精妙處……先期合力者，即戰略上之集中、展開及戰術上之開進等是也。
所論諸端，皆從實行後經驗中得來，與近世各國兵家所論，若合符節。吾思先賢，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蔡鍔：『曾胡治兵語錄』第十一章按語，『蔡松坡集』第125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這是出自既有理論素養又有統兵經驗的內行人的評語，有力地證明了曾氏思想中包含著彌足珍貴的成分。
第五，分化瓦解敵人。
曾國藩的一個惡謚是“曾剃頭”，被有關人士有意無意描繪為嗜殺成性的“劊子手”。可是，認真翻檢一下史料，這些說法與曾氏的言行和性格特征又相距頗遠。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薰陶下，曾氏確實有“亂世用重典”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為是，以赦宥為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義安。
為州縣者，茍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曾國藩：『勸戒淺語十六條』，『全集』詩文第436頁。」不過，我們不能據此便斷定他主張亂殺人。他制定的清理刑獄的有關規定倒是十分重視“嚴禁訛索”、“禁止濫傳濫押”、辦案必須“詳慎訪察”的。
對待“土匪”和太平天國等革命武裝他也主張嚴厲鎮壓，並將二者混為一談。他說：“今鄉裏無賴之民，囂然而不靖，彼見夫往年命案、盜案之首犯逍遙於法外，又見夫近年粵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為法律不足憑，官長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謠言，煽惑人心，白日搶劫，毫無忌憚……臣之愚見，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但願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曾國藩：『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全集』奏稿(一)第44—45頁。」
在“鋤強暴”的名義究竟殺了多少“土匪”和反抗暴政的革命軍或無辜民眾，三者各占多少，計算起來頗不容易。這體現著一切政權必然具有的鎮壓機能。就這一點說，曾國藩確實無法逃脫“殘忍嚴酷之名”。不過，不能據此便斷定在當時的軍政大吏中曾國藩特別嗜血成性，在用兵之初他就“出示嚴禁妄拿”，不準在征剿“土匪”中累及無辜。「曾國藩：『查拿瀏陽征義堂余匪示』，『全集』詩文第473頁。」
尤其是咸豐八年(1858)曾氏復出，思想和事業都逐漸步入成熟期，他在捍衛自己政權的生死博鬥中十分註意寬嚴結合、分化瓦解敵對勢力。
咸豐十一年(1861)他制定和公布“凡是脅從皆免死”的政策，規定“第一不殺老和少……第二不殺老長發……第三不殺面刺字……第四不殺打過仗，丟了軍器便釋放。第五不殺做偽官，被脅受職也可寬。第六不殺舊官兵，被賊圍捉也原情。第七不殺賊探子，也有愚民被驅使。第八不殺捆送人，也防鄉團捆難民。……往年在家犯過罪，從今再不算前帳。……若遇脅從難民歸，莫搶銀錢莫剝衣。”「曾國藩：『解散歌』，『全集』詩文第431-432頁。」
1865年在剿撚之戰中他又重申：“倡首為亂者不過數人，甘心從逆者為數亦少。……其困貧偶從，及被脅從撚者，一概赦宥免死。”「曾國藩：『剿撚告示四條』，同上第420頁。」
在整治哥老會中，他的政策思想更趨成熟，一是規定打擊的範圍只限於真正有罪的少數人：“鄙意當遍張告示，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所謂罪者，大罪一條：謀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條：一曰殺人傷人，二曰聚眾搶劫，三曰造蓄軍器是也。……如此辦法，則會中之千萬好人安心而可保無事，會中之數千惡人勢孤而不能惑眾。”
二是在方法上實行“外寬內嚴”：“所謂外寬者，凡控告會匪者皆不批準，凡供扳會匪者皆不捕拿。……所謂內嚴者，確訪要緊頭目，立拿解省，不在湘鄉審訊，而聽省城核斷，則或誅或釋，必皆允當。”「曾國藩：『復劉韞齋中丞』，『曾文正公書劄』卷三十一第19、26、45頁。」在現代法治制度建立以前的中國，提出和實行這樣的政策，公允地說是比較精明和穩妥的，更非通常嗜血的酷吏所可比擬。
我從政策思想的角度疑及曾氏的惡名不實，並非說他是救民水火的菩薩。不管是正義還是非正義的戰爭和造反，總是伴隨著痛苦和破壞，問題只在於要鑒別這是否歷史進步所必須的代價。這個問題扯起來牽涉面太大，這裏就不去說它了。還要指出，政策主張同實行的效果也有區別。曾國藩自己就說過：“脅從宜宥，殊不易辦。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
固由官兵鄉團搶奪銀錢衣物，致各賊不敢逃出；亦由無食無衣之民太多，混身賊中，聊為偷生旦夕之計。”「曾國藩：『復劉子恕太守』，同上卷三十第3頁。」這些都是衰敗中的皇朝的痼疾，曾氏也只能徒呼奈何！
第六，“行軍以不擾民為本。”「曾國藩：『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全集』詩文第432頁。」
湘軍建立之初曾氏便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他要求“每逢二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曾國藩：『與張石卿制軍』，『曾文正公書劄』卷二第38頁。」後來，他特地寫了『愛民歌』要軍勇傳唱，其內容的精細，表明他下過一番苦功去了解實情。『愛民歌』的許多內容與毛澤東為工農紅軍制定的紀律如出一轍，這是由兩者都是農民為主要成分、活動的社會環境大致相同所決定的。
請看：“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食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曾國藩：『愛民歌』，『全集』詩文第429-430頁。」
為了減少軍隊的壞習氣，曾國藩還承襲戚家軍的傳統，在募勇中強調：“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曾國藩：『營規』，『全集』詩文第463頁。」
同時，他諄諄告誡要“令軍士種蔬餵豬”，力求通過勞動保持兵勇的樸實本色。他說：“以無土氣即無生氣也，屯圃之法，請認真課之。”「曾國藩：『復張凱章』，『曾文正公書劄』卷十五第11頁，卷十六第8頁。」這也包含著他抵禦壞習氣，提高素質為不擾民之基的苦心。
20世紀中國各派巨擘崇敬曾國藩，原因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離不開他所繼承和發揚的中國傳統文化。以上對曾國藩思想的簡要述評表明，他的部分優秀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輝，他在中國近代文化發展史中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考察他的思想，至少可以引出兩個結論：一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看成與現代化互為水火是沒有根據的，二是論述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而無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有關成就無疑是殘缺不全的。
曾國藩的思想不可能完美無缺。他活動於中國社會由中世紀向現代轉變的苦難歷程的前期。他不但缺乏建設和管理現代經濟這一類極端重要的知識，就是在政治思想和人文學科領域也沒有達到民主、法制、個性自由這些核心思想的水平。但我們不能走向另一極端，抹煞體現在他身上的東方智慧。
迄今為止，中國大陸的多數史家仍對曾國藩持貶抑態度，主要是認為他鎮壓太平天國和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政治和文化是雖有聯系但有嚴格界線的兩件事，F·培根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不足取，可是，他對科學文化發展所作的傑出貢獻早已載入世界史冊。
因此，即使對曾氏罪行的指責屬實，也不必把他看成一無是處。而上面我已說到，他的所謂罪名有的是是非難分(如太平天國)，有的則是他和他所代表的洋務派忍辱負重、穩定和局、為救國創造必要前提的重大努力，因為洋務運動的實質是一種不成熟的改革活動。
現在是還歷史本來面目、公正地對待改革先驅的時候了。至於他們沒有找到正確的改革道路，那是我們應該另行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