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he
朱賀本紀
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
第十章 李鴻章的是是非非
目錄友：談洋務運動離不開李鴻章，可他至今仍是眾說紛紜的人物。真想聽你吹一吹。
袁：的確，李鴻章後半生的歷史就是洋務運動興起和衰敗的縮影。他生前已是毀譽參半，而近40多年來中國大陸的史家幾乎眾口一詞謚之為賣國殘民的反面教員，直到這幾年雖然罵聲未斷，而力求全面分析的文章卻似有增加之勢。要把諸多歧見理出頭緒真不容易，但歧見往往蘊藏著學術發展的契機，所以這是值得聊聊的話題。
友：問題的癥結在哪裏？
袁：我想，仍然離不開時勢與人這個古老的歷史之謎。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環境去評判歷史人物。抽象地說，許多史家都同意這個原則，但在看待李鴻章這樣復雜的歷史人物時，無意中往往忽視了這個原則。
李鴻章同曾國藩一樣，都以鎮壓太平天國為時賢所咎。但這個結論包含著一個前提：太平天國比清王朝更先進，從而更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發展。可是，這僅是個沒有成為事實的假設。而近年來不少史家已有力地證明：『天朝天畝制度』本身帶有很大的落後性；太平天國政治上實行的是中世紀式的專制統治；經濟上或是實行摧殘生機的平均主義，或是照舊完糧納稅；先進的『資政新編』懸諸高閣，洪仁玕實際執掌權力的時間很短。
太平天國也是一個封建化的政治集團，其活動的後期尤為明顯。如果無法駁倒上述結論，那麽，太平天國同清政府的戰爭不過是兩個封建集團之間的搏鬥，曾國藩、李鴻章如何定位不是要重新考慮了嗎？此外，如果如實地把李鴻章看作特定的社會政治勢力的代表，就不能不觀察他所活動的年代全部社會政治結構，就應該具體分析和對比各派代表的主張，從中引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多年來，人們熱衷於譴責洋務派“賣國”，但是，我們卻很少看到對這些“賣國”主張賴以出現的社會背景的分析。於是，李鴻章之流仿佛是天生的“賣國”胚子，如果慈禧別開慧眼，選擇了另一愛國誌士執掌實權，中國近代史似乎就將面目一新。這樣的推論能令人信服嗎？
友：任何有影響的歷史人物都不可能是荒島中的魯濱遜。不過，光發牢騷還不成，還得結合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談。
袁：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十年必有一次重大戰爭。而從70年代起，李鴻章都是這些戰爭的當事人之一。我們不防透過這些戰爭來看李鴻章的是是非非。
友：70年代最大的戰爭莫過於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這是中華民族在19世紀唯一取得重大勝利的愛國壯舉。在這次戰爭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張放棄新疆的李鴻章被目為賣國，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袁：收復新疆無疑是正確的愛國壯舉。李鴻章在新疆問題上同左宗棠意見相左，但兩者的分歧是不是愛國與賣國之爭？
賣國是指背叛國家或為了個人及小集團的私利出讓國家權益的嚴重罪行，它應該有嚴格的界說，不能隨意混淆。同時，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一定要有實事求是精神，不能離開歷史環境和全面情況作出簡單、片面的論斷。
左宗棠、李鴻章等人是在什麽情況下提出各自的主張的呢？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借口臺灣居民殺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臺灣。一向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因學習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視以天朝大國自居的清帝國，這震動了朝野上下。
同年九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籌，朝廷命軍政大員詳細籌議。李鴻章於十一月初二上『籌議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此摺內容豐富，稍後再作全面分析，這裏先看看他關於新疆的主張：
“近日財用極絀，人所共知。欲圖振作，必統天下全局通盤合籌而後定計。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間始歸版圖，無論開辟之難，即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余萬，徒收數千裏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師老財疲，尤慮生他變。曾國藩前有暫棄關外、專清關內之議，殆老成謀國之見。今雖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能逮。
可否密諭西路各統帥，但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一面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等回酋，準其自為部落，如雲貴粵蜀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可矣。……況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裏之海疆，又備西北萬裏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蹶者哉？”「李鴻章：『籌議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8-19頁。」
朝廷既沒有采納李氏的意見，也沒有贊同全力註重西征的主張，而傾向於海防塞防並重。而左宗棠在稍後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見，實際是主張全力西征，因為在他看來海防沒有現實的危險：“竊維泰西諸國之協以謀我也，其誌專在通商取利，非必別有奸媒……商賈計日求贏，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輒發難端。
自輪船開辦，彼挾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誌，方廣求善事利器益為之備；謂彼猶狡焉思啟，顧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摺』(光緒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3-34頁。」既然西方各國無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夠的準備，海防不足為慮，言下之意就是應該全力西征。以上是當時海防、塞防之爭中雙方的主要觀點。
老弟看看，這像不像愛國與賣國之爭？左宗棠倒認為“此皆人臣謀國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見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摺』(光緒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2頁。」時賢從中挖出一條賣國路線，令人難以茍同。
第一，這是專制王朝就重大問題征詢臣子的意見，不管說得對不對，都是為朝廷或國家籌謀。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某種主張出自一己或小集團的私利不惜損害國家利益討好敵國，就不應該科以“賣國”重罪。遵循正常途徑發表意見，即使是錯誤的也不是什麽罪行，何況是遺臭萬年的賣國罪！
第二，雙方分歧的焦點是戰略部署和有限的財力如何分配。今日話當年，左宗棠令大片國土免於淪亡，確實是功垂千古的偉業。在這場爭論中李鴻章的主張是錯誤的，但一定要實事求是揭示其錯誤所在，方能使後人真正以史為鑒。他認為當時的主要危險來自漫長的海邊，而這個地區尤其是京津和瀘寧是國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為重點。我想，作為戰略方針來說這個主張是正確的。
鴉片戰爭以來，侵略者主要來自大海，喪權辱國，釁端屢起，以海防為重點有什麽不對？但是，李鴻章在堅持這個正確主張的同時卻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極端，他沒有考慮到，在一個短時間內，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決也未嘗不可。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適應了後一需要，雖然他對海防形勢的估計未免過於樂觀。
李鴻章反復強調他所以提出這麽一個主張根本原因在於財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為軍餉不足叫苦不叠。他們分歧的實質在於這個貧弱的國家如何分配極其有限的財力最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諱：“餉事奇絀，實緣時論正急洋防，所有各省關常年協款均被占去。”“大抵財源只有此數，洋防不減，塞防增無可增，將來非從此著想，別無生發。”「左宗棠：『致譚鐘麟』(光緒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書牘』第124頁，嶽麓書社1989年。」
李鴻章也認為：“西師不撤，斷無力量兼謀東南。”「李鴻章：『復劉仲良中丞』(光緒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3頁。」
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費用支出的實際情況，就不能不承認他們說的都是老實話。清廷原來打算海防、塞防兼顧，但這個看似全面的主張在一個時期內不過是一紙空文。原定每年撥給海防費用四百萬兩，但自光緒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銀四百八十二萬六千六百十八兩有奇”「李鴻章：『海防經費報銷摺』，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頁」，而其中近81萬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萬兩(按五年半計)。
西征軍的情況又怎樣呢？從光緒元年至三年已支銀2645萬兩，還欠下內外債務1077萬兩，兩項合計共3722萬兩，平均每年1240多萬兩。「左宗棠：『光緒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軍需款目報銷摺』，光緒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頁。」如果加上賠付俄國的900萬盧布(合銀510多萬兩)，則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萬兩，其中包括兩次借外債共800萬兩。(這裏沒計算四年、七年續借的750萬兩，而且這些外債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
這些枯燥的數字說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財政非常困難，力不從心，只好把能夠動用的財力主要用於西征。西征軍統帥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鴻章籌辦海防也義不容辭，他們關於海防、塞防何者為重的爭論說到底就是爭軍費。這裏有誰是誰非的問題，但硬說這是愛國與賣國之爭，卻未免過於牽強！
第三，不能籠而統之把任何放棄某些邊疆的主張都說成是賣國。
友：這可是大怪論。難道主張把國土送給人還叫愛國？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老弟稍安毋躁。
孫中山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競相推崇的歷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對日本人說：“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孫中山：『與森恪的談話』，1912年2月3日，『孫中山集外集』16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915至1918年間他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在內的日本人表示：“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孫中山：『與上原勇作的談話』、『與河上清的談話』、『與松永安左衛門的談話』，同上書第225、228、236頁。」
歷史已經證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國革命純屬不切實際的幻想，史家們對孫中山願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也有種種議論，但是，全面考察孫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張盡管是錯的，也是救國活動中的權宜之計。
“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魂當為厲，以助殺賊！裂襟嚙血，言盡於斯。”「『譚嗣同全集』第546、532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這是譚嗣同獻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遺言，讀來令人心潮澎湃。譚嗣同是無可爭議的救國英雄，但甲午之戰後他在寫給摯友的長信中有這麽一段話：“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
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每方裏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余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譚嗣同：『報貝元征』，同上第211頁。」白紙黑字，簡直要把半個中國價讓給英、俄！一個視死如歸的烈士卻如此主張，這可給史家留下了難題，於是，或閉口不談，或點到為止，倒也沒有什麽人訾之為賣國。
不管出自什麽動機，對前人的論著千萬不可斷章取義。以譚嗣同的這封長信來說，不愧為全面改革的綱領，力主既變器又變道，廣興學校，大開議院，改革官制，改革財政稅收制度，開公司、興保險、建銀行，修鐵路、電報，辦工廠，辦報紙……棄夷夏之見，取人之長，去人之短。
如此等等的見解，與康、梁等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之所以建議賣地，目的在於求得英、俄的金錢和保護，以為改革的條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護之說本不可恃，而此所謂保護……且須有十年之限制，吾暫假以為虎皮嚇他國……吾得此十年閑暇，固足以自強矣。”「譚嗣同：『報貝元征』，『譚嗣同全集』第211頁。」因此，他的出賣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錯誤主張無非是基於救亡的緊迫而出現的局部性的認識錯誤。
『馬關條約』簽訂後，甚至一貫以主戰著稱的張之洞也建議：“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則酌量劃分西藏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幹以酬之。”「張之洞：『致總署』，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張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頁。」其出發點不過是兩害相權求其輕。這些都同為了私利向敵人投降和出讓國家利權的賣國勾當絕對不能混淆。
李鴻章暫棄新疆的主張也屬同類性質的錯誤。李氏不是什麽民族英雄，但他主張暫棄新疆無非是基於集中力量確保核心地帶的戰略思想，與個人或小集團的私利無關，更不是媚敵求榮求利。這個主張始作俑者是曾國藩。如果史家們沒有忘記曾國藩面對的是從東南到西北烽火連綿、內外呼應的困境，也許用詞就會謹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鴉片戰爭後棄邊守本的主張發明權應屬名聲甚佳的魏源。他怎麽說呢？“浙海島嶼林立，而舟山居其一。
以險則非門戶，以富則非沃壤，以大則僅彈丸。明湯和經理沿海，並未收入內地。……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益，其命副都統率駐防滿兵回京。此皆開國老成，瞻言百裏。
故康熙以前皆棄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懸之島，使外夷得以挾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棄定海，移其兵民於南田，嚴守寧波。”「魏源：『籌海篇』一，議守，『海國圖誌』50卷本卷之一第5頁，道光甲辰古微堂板。」這是書生議政。用時髦話來說，這些人不論地位高低，都有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使命感，不論其主張正確與否，均出自為國籌謀的赤誠。
友：沒有想到有這麽多重要歷史人物會提出這樣的建議。
袁：這確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我想，這同文化背景不無關系。他們通常是當時對中西文化和國內外局勢有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銳地感受到國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提出一些偏頗的建議。
與此同時，他們都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從特定意義上說，都是處於傳統到現代的過渡型人物，因此，有幾個引人註目的特征：
一是還沒有確立完整的現代主權觀念。在魏源的腦子裏恐怕還沒有領海的概念，所以他才從文化的角度視舟山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
二是華夏觀念仍程度不等和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他們的言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現代觀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確立。他們最關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華夏文化的核心地帶，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出讓或出租邊遠地帶的意念便出現了。
三是知識不足。他們往往只看到邊疆的荒涼，不了解那是中華各民族後代子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寶地。
順便要說明一下，這些是就除孫中山以外的19世紀歷史人物而言。孫中山的情況比較復雜，又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不宜涉及太多。
再扯得遠一點，把海防與塞防的分歧判定為愛國同賣國之爭，也與文化背景有關。在我們這個古老國家的歷史上，以言賈禍的記錄不絕如縷，這是思想文化上以聖人的言論或經典為是非標準、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產物。
李鴻章堂堂正正給朝廷上奏章籌劃如何富國強兵，怎麽也不會想到百年後還會因此背上“賣國”、“投降”的黑鍋。這些朋友對現實生活中亂扣帽子的歪風諒必深惡痛絕，有的還可能身受其害，在評述歷史時卻情不自禁也來這麽一手，真令人不能不掩卷沈思！歷史的真實總比戲臺上的紅白臉譜復雜和豐富，神化和鬼化歷史人物終將戕害民族生機！
友：你小子別激動！判定李鴻章“賣國”、“投降”可不是只根據他幾句話，還有許多實際行動。中法之戰打了勝仗，卻丟了越南，喪權辱國莫此為甚！這正是李鴻章投降賣國外交的惡果。如果按照張之洞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去辦，情況就會大不一樣。
袁：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值得認真議論一番。
中法戰爭先後歷時三年(1883-1885)，要正確評價這次戰爭中的李鴻章，必須弄清幾個前提：
第一，越南與中國的關系。越南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軍隊和外交；但又是中國的藩屬，在法律上要受中國冊封，定期向中國朝貢，中國則負有保護其安全的責任。
第二，法國是社會制度先進的強國，其經濟和軍事力量均是中越無法比擬的，但它在這次戰爭中又是侵略越南和中國的非正義一方。
第三，當時的越南是在腐敗的專制王朝統治下，越南軍民雖曾英勇反抗侵略者，但大片國土已逐漸淪亡，全境三十省中，法國通過1862年的法越『西貢條約』割去南圻三省及康道爾群島，1867年又強占了南圻的另外三省，南圻大部歸其所有，並設總督於西貢治之。此後，法國侵略者處心積慮攫取整個越南。阮氏王朝在劉永福的黑旗軍支援下同法國交鋒，互有勝敗，至光緒九年(1883)終於被迫同法國簽訂『順化條約』，確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
在整個事件中，法國的目標非常明確：把整個越南變為自己的殖民地，並使之成為侵略中國的基地。就中國而言，前期是援助越南反對侵略，當法軍侵入中國時又加入了保衛自己國土的成分。
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應該采取什麽對策，追求哪些目標？
友：在我看來，張之洞的主張是比較可取的：義正辭嚴，能伸張民族正氣，而又有嚴密的部署，支持劉永福、馮子材接連打了多次勝仗。如果讓他取代李鴻章掌握全局，就不會出現後來的可恥結局。
袁：從情緒上說，許多中國人都會贊成你的意見。我自己也曾經這樣想過。可是，冷靜地考察全局，又不能不承認張之洞的主張從總體上說是不可取的。
簡單地說，當時李鴻章主和，張之洞主戰，清廷則遊移於兩者之間。就讓我們從主戰派的意見談起。
當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張樹聲、雲貴總督劉長佑等人均主張出兵援越抗法。那些言官更大言炎炎：“歷觀古今戰爭，利害無定形，成敗亦無常勢，大要皆成於果毅，敗於依違。”「張佩綸：『邊情已亟宜早定宸謀摺』，中國史學會編：『中法戰爭』(五)第16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真是滅此朝食的氣概。
最具代表性的是張之洞的意見，事件初起他便上書提出十六條建議，直截了當提出：“情勢已彰，徒遣密使偵探無益，徒在法京辯論亦無益，惟有遣使帶兵，赴越保護，助越之勢，沮法之氣，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以代定條約，相機操縱，進退綽然……此古人所謂守四境不如守四夷之說也。”「張之洞：『越南日蹙宜籌兵遣使先發豫防摺』，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張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議四第14頁。」
他還認為“遣使帶兵援護越南，事體重大，若有威望素高之大臣駐粵督辦，尤可得力”，並建議派李鴻章到廣東坐鎮。兩年後中法戰爭爆發不久，清廷便晉升他為兩廣總督，直接參與戰爭的籌劃和部署，可見朝廷對他和他的建議何其重視。戰爭中，他籌餉購械，支援閩臺，建議起用馮子材，保護將領免受陷害，辛勤策劃，對贏得鎮南關和諒山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光緒十一年(1885)2月中法和議告成，朝廷下令停戰，他又一再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反對撤兵：“頃北洋電，和議已畫押，奉旨撤兵。竊謂停戰則可，撤兵則不可，撤至邊界尤不可。關外兵機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勢者。我撤敵進，徒中狡謀，悔不可追。”「張之洞：『致總署』，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同上卷七十四第6頁。」張之洞赤誠為國，堅決抗法，精明幹練，在當時的地方大吏中確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他的主戰顯然同張佩綸之流的書生空論不可同日而語。
盡管如此，要是用戰略的眼光考察國家的全局，張之洞的主戰路線卻是不足取的。
友：又是個前所未聞的大怪論，照你說來，豈不是愛國有罪？
袁：老弟再忍耐一下，聽完我的意見你再想想有沒有道理。
第一，這些行動能不能幫助越南維護自己的獨立和推動其社會進步？歷史已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這不是偶然的。19世紀的東方國家，在資本主義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場和征服世界的大潮中如果不改革早已腐朽的社會制度，就無法逃脫滅亡的命運。
當時的越南阮氏王朝除了嚴禁鴉片比清政府好一點外，其愚味、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清政府本身又是如此昏憒，怎麽可能幫助越南走上改革自強的道路？
再加上越南政府對外非常軟弱，光緒九年(1883)七月在法軍脅迫下“定新約十三條，盡攘其兵權、利權及用人之權，並願將全國歸法保護，越王名號土地雖存，固已陰降於法，僅劉永福所部力與相持，我滇桂各軍進紮越之北寧、山西，與劉掎角援應，殊非常局。”「李鴻章：『復吳筱軒軍門』，光緒九年九月初三，『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4頁。」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能支援越南維護其獨立嗎？
可是，在出現了這樣的非常局面後張之洞仍一味主戰。在同年十一月初一他一天內上奏三道摺片，倡言：“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戰……夫鄙遠僥利而不止者兵必敗，始禍怒鄰而不悔者國必亡。彼曲我直，彼先發我後應，天道人心可以一戰。”得道多助，後發制人，南皮張公真是信心十足！
具體的方略安在？他提出十六條大計，其中之一是：“明諭永福，若能擊退法人，綏定越土，即封以越南，世守其地。……此事宜先授以武職崇銜，使為越南監國，並資以精械巨餉，如此則民心有系，土氣大振，必有奇功。從此受我卵翼，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將奪氣，賢於十萬師矣。”「張之洞：『法釁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摺』，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一，『張文襄公全集』卷七，第9-10、12頁。」
此策氣貫鬥牛，可是，劉永福最盛時麾下也只有幾千人，他有沒有力量外抗法寇、內撫全越呢？要劉永福承擔這個力不從心的重任，實際上等於清廷宣告自己同法國進行爭奪整個越南的決鬥。這樣就產生了兩個新問題：一是清政府果真有這樣的能耐嗎？二是值得為越南孤註一擲嗎？這些問題似乎都不值得專門討論。
第二，中國為這一仗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清廷沒有全盤接受張之洞的主張，但也結結實實地打了幾仗，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先看經濟上的損失：“中法之役用三千余萬兩”「『清史稿』卷125，食貨六，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710頁」，這是每年經常性軍費開支3400萬兩以外的額外支出。當時清政府的年收入約七千萬兩左右，都已派上用場，根本無余錢剩米可以對付這筆開銷，只好以外債挹註這個缺口：“法事平後，各省須還洋債近二千萬。”「李鴻章：『復曾劼剛襲侯』，光緒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63頁。」
現有確實資料的外債總數為2193萬5千多兩，比李鴻章說的還要多一些。「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1015頁，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北京。」
同時，這還不是唯一的經濟損失，最突出的是福建馬江之戰，苦心經營了18年的中國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嚴重破壞，“我國被擊沈之軍艦計七艘，艦中軍官士卒及辦事人員等計一千五百余人，又艇船中士卒亦有五百余人，統計約二千余人，生還者只有十一人。”「采樵山人：『中法馬江戰役之回憶』，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三)第13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被擊沈者包括福建水師旗艦，此外還有兩艦逃出後自行鑿沈，龍槽船十余和一大批小船被毀。福建水師主力喪失殆盡，僅艦船和工廠設備的損失在二百萬以上，已耗官帑六七十萬的基隆煤礦也於戰火中被迫炸毀。總之，損失比北洋海軍購買軍艦的全部費用大幾倍，也比慈禧修頤和園的花費多。有的史家甚至說：“所蒙經濟損失，估計在一萬萬兩以上。”「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089頁，中華書局。」
要是說左宗棠西征因保住了新疆而留名青史的話，這次中法之戰既無益於越南，也無裨中國，且因沈重的經濟損失而加速了中國的沈淪。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雙方在天津會訂越南新約，即以一年前所訂中法簡明條約為底本，基本內容是一樣的。雖然簡明條約草簽後沒有迅速批準法國也有責任，但中方的遊移亦是重要原因。這個期間法軍還侵占了臺灣和澎湖的部分地區。也就是說，拖延一年，中國並無所得，越南依舊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第三，正確的國策必須既有遠見又符合實際情況。
張之洞等人提出和堅持自己的主戰路線自有其合理的根據。越南本是中國的藩屬，在這古老的體系內中越關系良好，自非殘暴的法越殖民地統治可比，為之一戰不是十分有理嗎？馮子材在鎮南關、諒山捷報頻傳，又為什麽要議和、停戰、撤軍呢？
張之洞等人的失誤在於對全局的實際情況缺乏透徹的了解，他們不了解馮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勝利沒有改變敵強我弱的全局，中國能否依靠自己的軍力奪回臺、澎失地固然有待證實，而要從越南全境驅逐法國侵略軍則顯然無望。面對如斯局面，主和不是更加合理嗎？
更進一步說，在當時的世界大格局中，中國和越南都正在經歷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蛻變的熬煎，自顧不暇的中國與其背著越南這個沈重的歷史包袱，毋寧集中精力治理內部。因此，主和雖然招致當時乃至後世的訾罵，卻是壯士斷臂——不得已的明智選擇。戰爭結束後兩年，著名的思想家何啟、胡禮垣便指出：中國在這次事件中“力難自顧，而又兼欲顧人。”「何啟、胡禮垣：『曾論書後』，『胡翼南全集』卷三第20頁。」真是一語破的。
不妨再羅嗦幾句。張之洞所以有此失誤，在於他處理內政、外交的實際經驗不足。正如譚嗣同說過的那樣，對於洋務，“歷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了解比較透徹的“皆由親身閱歷而得。”「譚嗣同：『報貝元徵』，『譚嗣同全集』第228頁。」
張之洞本乃清流派健將，前期扮演的是言官、學官一類角色，1881年起方出任封疆大吏，沒多久便遇上越南問題。按他的文化背景和經歷，說些不那麽切合實際的高言讜論又有什麽奇怪呢？分析晚清歷史人物時不應忘記，他們通常都是經驗型的人物，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兒，對世界現狀的了解是在“親身閱歷”中逐步增進的。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值得重視的現象。
友：說了半天，你光說張之洞的不是，張之洞錯了不等於李鴻章正確。
袁：張之洞也不是全錯。最高決策人不是他，他不過是一種傾向的代表。同時，腳踏實地，赤誠為國，任何時候都是應該嘉許的。李鴻章與張之洞也不是處處對著幹，在這個事件中他們的有些主張是相同的，但在一些基本點上卻大相徑庭，知張之洞之非，就不難了解李鴻章之是。
李鴻章在越南事件中主張的要點是什麽？
第一，從越南脫身，開放通商。
越南形勢如何？中國的目標應該是什麽？他曾在一封信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見解：“法之圖越已數十年，中朝向置不問。至上半年，形象大著，始與力爭，其何能及？”“越王老悖無後，無可久存之理。河內以南斷非我力所能圖存。將來能照實議劃存北圻近邊一帶，已為幸事。
滇商不得不通，究之通商非病，通商而辦理不得人，則禍機潛伏也。”「李鴻章：『復張蕢齊副憲』，光緒九年五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3頁。」這是他的總的指導思想，在當時也是最為清醒的認識。
他的話包含三層意思：首先，越南內外狀況決定了中國要繼續把它作為自己的藩屬已經不可能。這是由越南統治者的腐敗、法國侵略勢力的強大和中國自身貧弱而內外政策缺乏遠見所決定的。其次，中國力所能及的現實目標僅是控制越北部分地區。這也是法國原駐華公使賓海曾與李鴻章達成的共識。再次，應該同意法國提出的通商要求。通商的利或病全在人為。
在他看來，“此事總須參酌時勢大局而後定議，未可徒逞氣矜之隆。”「李鴻章：『復張蕢齊署副憲』，光緒九年正月初七，同上第38頁。」也就是說，處理此等大事必須冷靜地從實際出發，這是他能保持上述清醒認識的重要原因。而張之洞等主戰派則更多地從固有的理念出發，堅持反對侵略維護正義的立場，卻對客觀的可能性考慮不夠。
第二，慎重處理和戰。
在沖突初起之際李鴻章便向朝廷提出：“臣維中外交涉，每舉一事，動關全局，是以謀畫之始，斷不可輕於言戰；而敗挫之後，又不宜輕於言和。”「李鴻章：『妥籌邊計摺』，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頁。」
這是他不同於主戰派的又一重要指導思想。根據這個指導思想，起初他力圖控制沖突的規模。他贊成曾紀澤的建議：“但請邊軍混入越兵暗助……若號召大軍聲罪致討，顯露開釁之象，亦非朝廷本意。”「李鴻章：『復左相』，光緒九年五月初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1頁。」這就使沖突在一定時期內成為邊境事件而非中法兩國的大規模戰爭。
這個指導思想的核心是：“與敵持久，以待機會。”「李鴻章：『妥籌邊計摺』，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頁。」也就是爭取適當時機，考慮實際情況，締結較為有利或損失較小的條約。光緒十年(1884)四月間他主持談判締結的中法簡明條約就是這些思想的體現。
這個條約從簽訂之日起直至現在招致不少詬罵。但只要冷靜地想一想，它不過是承認了法國實際已控制了越南的現實，沒有喪失更多的權利。在當時情況下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呢？歷史已經證明這是難於實現的愛國情懷。迄今仍有人相信，一年後所訂中法新約基本上是簡約的翻版，原因在於李鴻章出賣國家利益。
這個結論未免過於輕率。且不說這個新約是清廷通過赫德、金登幹在巴黎已同法國談妥，李鴻章在天津同法國公使的談判只是條文的最後敲定；最基本的事實在於越南不是在談判桌上丟掉的，而是法國侵略者已經苦心經營二十多年，根據當時的力量對比，中國既無力幫助越南驅逐侵略者成為現代的獨立國家，也無法維護自己的宗主國地位。要是把越南說成是由於李鴻章缺少愛國反帝的精神而輕易讓給別人的，可同歷史的真實距離太遠。
根據慎重和戰的思想，他主張信守條約，這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在簡約訂立後，他認為不應因枝節問題而重開戰火。不幸，因北圻中國軍隊撤退的時候問題未能妥善處理而導致再度決裂。李鴻章對此是不滿的，他說：“法事變局，實出意外。初訂簡約，因彼慨免軍費，乘機速定……後異議蜂起，當軸搖惑……迨彼兵逼近，復請照約調回，仍不準行……中外交涉四十余年，仍蹈道咸朝令夕更覆轍。”「李鴻章：『復周筱棠京兆』，光緒十年六月初九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55頁。」
他作為重要當事人對朝廷的決策的責備是值得重視的。又經過近十個月的戰爭，戰火仍以中國承認簡約而止息。張之洞等繼續反對停火撤兵，但創巨痛深的清廷已不再遊移，和議終於得以實現。
第三，增軍繕備，加強防禦。
切莫以為李鴻章在越南問題上一味低聲下氣，卑躬屈膝。他沒有忘記實力是和平的後盾，在這一方面，他與張之洞、左宗棠等人並無分歧。
具體說來，他所采取的措施有：
從煙臺到旅順北洋直接管轄地區水陸兩軍均作了周密部署。
在給滇桂兩省增派兵力的同時，立即調撥一批槍炮彈藥給桂軍。整個戰爭期間又一再籌劃增購和調撥軍火。臺灣被困，日用軍餉無以為繼，他也馬上設法接濟。
建議統一領導，前線作戰由雲貴總督岑毓英負責，軍械則責成兩廣總督張樹聲轉運分撥。而他自己則眼觀各方，聯絡上下左右，為協助朝廷駕禦全局處理有關軍事和外交問題盡心盡力。故被稱為“越事樞紐全在鈞處。”「『譯署來電』，光緒十年四月初七日，『李鴻章全集』電稿一第12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對轉折關頭的一些重大危險及時發出了警報。例如簡約簽訂後風波再起，法方準備占地為質，他曾一再提醒朝廷並建議采取補救措施。法艦駛離上海後他又電告當局：“若北來，津防尚可勉支，南駛則臺北、福州尤可危。劉省三於昨午後由滬赴臺，倉卒禦敵，更無把握。”「李鴻章：『寄譯署』，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165頁。」
這是在法艦炮轟基隆前二十多天發出的警報，而離他們襲擊馬江船廠及水師更達四十天之久。馬江之戰爆發於光緒十年(1884)七月初三，而早在六月初十李氏已分別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會辦福建海疆事務、管理福州船廠的張佩綸，指出：“滬議無成，難保不即動兵，探確敵情，以馬尾以上水淺，兵船難進，不遽攻奪省城，若與接戰，即燒船廠，擄兵輪。我自度兵輪不敵，莫如全調他往，騰出一座空廠，彼即暫據，事定仍必原物交還，否則一經轟毀，從此海防根本埽盡，力難興復。”「李鴻章：『寄譯署』，光緒十年六月初十日，同上第195頁。」
這是非常重要而又切實易行的建議。兩天後，朝廷接受了這個建議，指示張佩綸等人：“事急莫若騰空船廠，撤全軍，以顧省城根本重地為第一義。”「『譯署寄張會辦等』，光緒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199頁。」不幸，張氏等置若罔聞，終至損軍辱國。
總之，李鴻章考慮的是在持久的角逐中令“彼氣衰餉耗，自願轉圜。”「李鴻章：『妥籌邊計摺』，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頁。」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以實力求和平的政策。從總體上看，這不失為比較明智的主張。
有些史家以李氏在談判過程中提議賠償法方50萬兩作為他妥協投降的證據，也未免牽強。出50萬令戰火早熄、避免閩臺挫敗，與清廷不惜戰火擴大以維護尊嚴的政策，孰是孰非、利害大小至今仍屬可以討論的政策選擇問題，即使李氏主張毫無可取，亦是局部性的失誤。
友：不能說你的意見沒有一點道理，但我總感到有點別扭。一大片土地成了別人的殖民地不是罪過，而馮子材、劉永福這樣的抗敵英雄實行的卻是錯誤主張！
袁：不能把馮子材、劉永福和他領導下的抗法英雄業績說成是錯誤。他們不是戰略決策人，和戰進退都不取決於他們，而他們痛殲侵略軍既伸張了正義，也是和平的最好保障。正如李鴻章反復說過的那樣，法國侵略者“所欲甚奢”「李鴻章：『妥籌北洋防務摺』，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同上卷四十八第33頁」，如果沒有馮子材領導的部隊和黑旗軍的勝利，戰爭結局大不一樣，最少要被勒索一大筆賠款。
不過，你感到別扭卻說明有些問題還應該多嘮叨幾句。問題在於：如何以理性的態度去看待過去的藩屬？
丟失一大片土地當然不是好事，但前面已經說過，這是當時中國無力自救救人的必然結果。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是以史為鑒，為此應該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歷史應該教會我們的人民在處理重大的國際國內問題的時候一定要審時度勢，在各種復雜情況下最好地維護本國人民的利益和推動社會前進。
在今天，任何國家的領導人面對外國的侵略和威脅如果只懂得硬拼，我們在贊頌其愛國熱忱的同時，必將為其幼稚或僵化搖頭嘆息。分析19世紀中國的史事，我們也沒有什麽理由只能謳歌反抗，而把一切妥協和退讓視作出賣國家利益的大逆不道之舉。不必要的或危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妥協、退讓當然應該譴責，但一部好的史書不能引導人們走向極端。
以中國的藩屬問題來說，這是中世紀歷史的產物，時至19世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境地。要是中國能同他們攜手共臻於現代文明之域，自然十分愜意。但當歷史形成“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局面之際，能把中國主張退讓以自救的政治家說成是賣國、投降嗎？是不是中國應當為每一個被欺淩和侵略的藩屬都同侵略者火拼一番才叫愛國呢？
我看過的歷史著作都異口同聲贊譽左宗棠為愛國名將，但在收復新疆後不久他卻在一封信中寫道：“洋務如常，惟日本阻貢，並欲郡縣琉球，又煩唇舌。實則琉球貧弱，其有無本無足重輕，似可置之不論耳。”「左宗棠：『致譚鐘麟』，光緒五年四月初九日，『左宗棠未刊書牘』154-155頁，嶽麓書社1989年。」
此老竟也主張放棄藩屬！我想，史家們大概也會贊同：這是明智的選擇，而不是可恥的叛賣。越南問題雖然復雜一些，但理無二致，李鴻章恐怕也不應受到不公正的責備。
友：想不到你小子倒有些辯才。但且慢高興，甲午之戰可無論怎麽說李鴻章也難辭其咎。
袁：我只是追求歷史真實，沒有受李氏後人委托為其祖先辯護。我也認為甲午戰爭中國失敗，李鴻章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寫歷史總應該是其是，非其非，才能真正有益於人心世道。
友：那麽，究竟他有哪些罪責或錯誤？
袁：頭一個錯誤是沒能防止中國陷入朝鮮這個泥潭。中外論述甲午中日戰爭的論著汗牛充棟，但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19世紀下半葉的朝鮮內外矛盾錯綜復雜。它原是中國的屬國，但日、俄、英都虎視眈眈，處心積慮從衰老的中國手中攫取這塊肥肉。而朝鮮內部也四分五裂：國王、閔妃及其爪牙是當權的，還有國王之父曾任攝政王的大院君李□應一派，以金玉均為首領的開化黨，他們是冀圖仿效日本明治維新的，此外，東學黨則以“廣濟眾生”、“盡滅權貴”、“逐滅洋倭”相號召，是在下層民眾中有廣泛追隨者的政治性的宗教團體。這些內外力量互相縱橫捭闔。
日本的目標很明確：第一步以支持朝鮮獨立和改革為名，使它擺脫中國的控制，落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第二步則消滅這個國家。
英、俄是能吞則吞，不然也要分一杯羹。
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有多種對策可供選擇：
其一，督促和推動他們的當權者改革、開放，逐步發展成為現代化的獨立國家。這是對朝鮮、中國和東亞地區的和平發展都極為有利的方案。當時朝鮮國王有獨立的願望，“時以三千裏山河臣服於華為恥，群小因而附和”。「『袁道來電』，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七日，『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卷二第6頁。」
可是其誌大才疏德弱，用李鴻章的話來說是：“王素荏弱，首鼠遊移。”在朝鮮人看來，他統治下“國政日非，賄賂恣行，差除官職均是閔門親戚與有財之人，使百姓置於塗炭之中……稅入盡翰於私用，內以國財罄竭，外以眾心大浮，……是小國之不危，未之聞也。”「『李鳴善密信』，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七第45頁。」
主弱政穢，守成尚且難言，革新更不知從何談起！而中國又比他們高明多少，有無引導屬邦走上富強、獨立和現代化的胸懷和能耐，也不待蓍龜！
其二，支持朝鮮內部的革新或比較清廉的勢力，取代現有的執政者，推動這個國家逐步成為現代化的獨立國家。清廷確實考慮過更換朝鮮統治者，李鴻章、袁世凱都有過這樣的建議：“連接袁世凱密電，言朝鮮奸黨私送信於俄使韋貝，請俄保護……恐非誅亂黨、廢國君無以挽回局勢……如果李□應有誅亂黨之力，即屬其一面正名誅除群小，一面電報北洋，由鴻章相機酌辦。”「李鴻章：『籌朝鮮私叛』，光緒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卷二第3-4頁。」
但這個主意沒有實行，一方面是李□應不願扮演這樣的角色，另一方面清廷對由此可能引起的社會動蕩不無顧忌，最後僅由國王作出無法自圓其說的解釋不了了之。
其三，嚴格遵守不幹涉內政的原則，靜觀其內部自行變化，逐步擺脫這個歷史包袱。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這未嘗不是不得已求其次的選擇。李鴻章似乎也曾動過這樣的腦筋：“目下時局艱難，須先自治而後治人。”「李鴻章：『論俄日窺韓』，光緒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同上卷第14頁。」
“第中國於屬邦用人行政向不與聞。”「李鴻章：『論朝鮮國政』，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七第27頁。」
這些話都透露了不幹涉內政的意思，可是他在實際行動中卻與此背道而馳。具體情況留待下面再說。
其四，改變體制，使之成為中國直接治理的一個地區。朝鮮就有一些重要人物提過這樣的方案。李鴻章曾報告清廷：“昨朝王內戚閔泳翊來津面謁，謂朝京事勢不成體段(統)，請由中朝擇本邦藎臣有民望者，付之以政府之事。”「李鴻章：『論朝鮮國政』，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七第27頁。」
大院君李□應更直截了當建議改為一個省，李鴻章不敢同意。李□應提出：“必請如元朝故事，欽派大臣前往監國，辦理行省，使王與妃不敢任意自行等語。查此議關系重大。元時屢派監國，事權不一，亂益滋紛。若廢朝王而改為行省，舉動太覺奇崛。況今日各國已與立約通商，俄日眈視其側，必乘間從旁攪擾，欲治反亂。”「李鴻章：『籌議赦還李□應』，光緒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上第42頁。」道理說得非常清楚，這顯然是行不通的主意。
與此同時，日本也提出了類擬的建議，鼓勵中國直接控制朝鮮的內政、外交，但中國事先要同日本外務大臣井上馨“密議”、“斟酌”。
日本駐華公使轉達的辦法包括：“李中堂與井上伯爵密議朝鮮外務，主意辦法既定之後，由李中堂飭令朝鮮照辦，務使其辦到。”“國王如有擢用重臣，無論如何必先與李中堂相商，再與井上伯爵斟酌。”中國駐朝大員與日本公使“遇有要事，互相商酌辦理”。「『日本公使□本武揚鈔呈外務井上函』，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29、30頁。」其用心非常明顯，目的在於把朝鮮變為兩國的共同保護國。
李鴻章受托直接處理朝鮮事務，他是怎麽幹的呢？
首先，他勸導朝鮮打開大門和整飭內部。直至1874年，他仍以封閉的心態看待朝鮮。他說：“高麗國小而完，熏嚇不動，中國似未便勸令與法美通商。”「李鴻章：『復沈幼丹節帥』，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11頁。」但很快他的態度便起了變化。這一年日軍進攻臺灣，翌年日軍艦侵入朝鮮及隨後訂立的『江華條約』，都促使李鴻章不能不重新考慮自己的態度。
他諷諭朝鮮政府：“西洋英俄者國專務通商，地球從內幾無不到。茲日本既導先路，諸國或思步其後塵……此中操縱機括，諒老成謀國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李鴻章：『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丙子(1876年)，李國傑編『李文忠公遺集』卷五第14頁。」
此後又曾多次提出類似的建議。他還給朝鮮國王提出忠告：“自來物腐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左右嬖佞之徒不可與共政，豪疆兼並之國不可與圖存。”「李鴻章：『復朝鮮國王』，光緒十一年六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七第34頁。」督促他認真整頓內政。不過，這些忠告不外整軍經武、任賢用能等古方正藥，亦未觸及根本。
其次，勸導他們用以敵制敵之策處理同各國的關系。朝鮮是俄日英中的角逐場，如何處理這些復雜的關系，特別是怎樣對待日、俄兩大近鄰，或聯日抗俄，或聯俄制日，李鴻章的主意時有變化，但根本的指導思想仍是傳統智慧：“以夷制夷”。70年代他便對朝鮮政府說：“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敵制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
“蓋各國互峙爭雄，而公法行乎其間……歐洲之比利時、丹馬皆極小之國，自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肆侵陵者……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李鴻章：『三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己卯(1879年)，『李文忠公遺集』卷五第18、19頁。」以後，這個指導思想一直未變。
再次，他選擇了直接控制朝鮮外交和內政的方針，這是從1885年開始的。他在給韓王的信中說：“袁守忠亮明敏……殿下欲留為將伯之助，鴻章已據情奏聞，奉旨令駐紮漢城，襄助一切。以後貴國內治外交緊要事宜，望隨時開誠布公與之商榷，必於大局有裨。”「李鴻章：『復朝鮮國王』，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八第5頁。」從此袁世凱實際上成了中國派駐朝鮮的監國。
正是在這一年五月間日本一再慫恿中國這樣幹，但事事要先同他們商量。李鴻章沒有答應日本的條件，而在實際運作中改變中國對外藩的管理體制，直接介入了朝鮮國務的管理，這樣一來就觸發和加深了一些重大矛盾：
一是中國同朝鮮統治者的矛盾。日本的武力侵擾和中國的鼓勵，促使朝鮮逐步打開大門，但在對外交往中朝鮮的獨立傾向日益加強，這同李鴻章執行的加強控制的方針正相反對，從而導致引起雙方不快的許多摩擦。李鴻章向朝廷的報告中韓王“儼欲自主”、“陰謀自主”的字樣不絕於書。朝鮮則一再要求更換駐朝的袁世凱，實際是反對他推行的幹預政策，其駐中國的官員甚至當面對李鴻章說：
“敝邦者介在東隅羅麗之間，夷俗倔強，風雨晦暝，唐宗、元祖猶未能得誌”，而要求“許存主權，靡有故尋苛刻”，拒不執行“有欠於自主之義”的指示。「李鴻章：『與朝鮮駐津陪臣金明圭問答節略』，光緒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九第53、54頁。」
對於衰敗中的上國傅相李鴻章說來，這些話是十分刺耳的。同時，這個矛盾也在經濟上給清政府帶來難於承受的負擔。朝鮮是個貧窮的小國，打開國門後要求練新軍、架電線、鋪鐵路，而國王屯同大部分專制統治者一樣有享受世間一切的欲望，經常入不敷出。於是，他們一再“自主”向外借款，至1889年除欠招商局20萬兩外，共欠洋債50余萬兩「『赫總稅司面遞節略』，同上第37頁」，且還“欲中朝籌貸百數十萬”。「李鴻章：『論朝鮮借款』，光緒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2頁。」
在清代統治者看來，朝鮮向外特別是向外國官方借貸損害了中國的宗主權，而要由自己滿足他們的要求又力不從心。李鴻章說：“朝鮮歷年欠貸日本英德美各商款不少，今照會各國，以後不準私貸，即令各國遵允，而從前所借各債勢必紛紛向中國索償，而韓王用度不節，他無可貸，將來必仍向中朝籲求通挪，屆時恐無以應。”「李鴻章：『論朝鮮借款』，光緒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1頁。」這就是清廷進退維谷的窘態。出於政治上維護宗主權的考慮，清廷還是向各國發出了不準朝鮮私貸的照會，而寧可自己挖肉補瘡，包括挪用出使經費，多次給予朝鮮貸款。
二是把中國推向同朝鮮反國王勢力對立的狀態。朝鮮反國王的勢力情況非常復雜，有的只是不滿朝政腐敗，有的則是急於要求維新，有的則對官吏的貪瀆和外敵的欺淩極為憤懣。他們中有的已伸手與中國聯絡，如果中國操縱得宜，而又對其內政持比較超脫的態度，退則不給中國惹禍，進則有可能引導他們緩解國內矛盾，同各種可以合作的力量攜手推動改革，促使朝鮮向現代社會蛻變。
不幸，中國雖然對韓王不滿，卻熱衷於介入朝鮮內爭，維護現有的統治秩序，不但於朝鮮無裨，且使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1882、1884、1894三次出兵鎮壓大院君、開化黨和東學黨，頭兩次救了國王，與反對國王的政治勢力為敵，最後一次是全國性的民眾暴亂，清政府出兵，卻連中國也搭上去了！
三是加速了中日矛盾的激化。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乃是明治維新後其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任何人都改變不了的。從中國利益出發去總結歷史經驗，可以作另外一些設想。比如，最直接的矛盾發生於日本和朝鮮之間，中國如不急於直接介入，朝鮮有沒有可能成為中日之間的緩沖物，令中日之戰推遲若幹年月呢？又如，俄國也對朝鮮虎視眈眈，1884年韓王曾乞救俄國保護，如果中國不嚴加制止，真正讓日俄互相牽制，是不是對中國更為有利呢？
1885年德國駐朝鮮代理公使曾向清廷建議：“朝鮮為清國後庭，亦即與俄日之邊界毗連，勢不相容，必至爭攘，雖千萬人駐防於朝鮮何所益。愚以為照泰西成法，而清俄日互相立約永保朝鮮，設或異日他國攻伐，不得借道於朝鮮國。”「『駐朝鮮德國署使條議』，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到，同上卷十六第43頁。」日本已表示同意，俄國更不成問題。對中國說來，這是一個重大的退讓，但根據當時的力量對比，中國後來的損失卻可能小得多。可惜，清政府一口拒絕了這個建議。
說了半天，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清政府在朝鮮選擇了下策，李鴻章於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友：我聽來產生一個新的疑問：為什麽力主退出越南的李鴻章，在同一時間卻不願在朝鮮松手？
袁：這是個饒有興趣的問題，值得人們深思。我想，令李鴻章不能通達時變、作出更高明決策的因素有這麽幾個：
一是地理因素，用時下的話是地緣政治。在他看來，朝鮮不但“為我東三省屏蔽，奚啻唇齒相依”，且與中國畿輔“疆宇相望”「李鴻章：『三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李文忠遺集』卷五第20、14頁」，如它能“自固藩籬，則奉吉東直皆得屏蔽之益”。「李鴻章：『論維持朝鮮』，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一第43頁。」
這同越南主要與邊遠的滇、桂接壤情況迥異。畿輔拱衛統治中心，東三省則是所謂龍興之地，都是北洋所轄的直接防衛地區，這恐怕是李鴻章不敢考慮從朝鮮脫身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外來侵略者在兩地所居地位不同。法國實際上已占領越南大部分地區，那不過是一塊雞肋。而日本則尚未直接占領朝鮮領土，且時以維護朝鮮領土完整和國家獨立相標榜。保存朝鮮似乎仍未到無望的地步。
三是以夷制夷思想的羈絆。不能說李鴻章對朝鮮面臨的危險毫無警覺，他曾一再感嘆：“韓政暗弱，與越緬等，尤東方根本之患。”“朝鮮政昏民弱，俄日眈視其旁，危如累卵，尤為根本切近之憂。”「李鴻章：『復丁稚璜宮保』，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同上。」
但他幻想俄國能夠牽制日本：“韓雖可慮，有俄在旁，日斷不遽生心。”「李鴻章：『論俄日窺韓』，光緒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奏稿』卷二第14頁。」
甲午戰爭爆發後，幻想破滅，他忍不住面斥俄國公使：“從前拉署使德仁暨貴大臣巴參贊屢次來稱：俄國斷不許他國占踞朝鮮土地。現日已盡據韓地，俄人袖手旁觀，是從前所說盡屬誑我之虛談。”「李鴻章：『與俄國喀使問答節略』，光緒二十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二十第55頁。」這為時已晚的醒悟，也證明了以夷制夷的思想在他考慮朝鮮問題時占有非同一般的份量。
四是維護固有的名分綱紀。觀察李鴻章及其他清代大員，不能忘記他們都是中世紀意識形態薰陶下成長的，在越南他們願意舍棄一切，費盡力氣要求保留的僅是一個“屬邦”的名義，以此求得不傷“體面”的心理滿足。李鴻章曾對朝鮮官員大動肝火，原因是對方“乃在中朝交涉亦儼然以自主，大放厥詞，是置中東數百年名分綱紀於度外矣，可乎哉！”「李鴻章：『與朝鮮駐津陪臣金明圭問答節略』，光緒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九第53頁。」
同時，維護固有的名分綱紀已經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群體的文化心理，如果李鴻章冀圖從朝鮮脫身，必然飽受輿論譴責，何況他自己就難於沖破傳統心理的禁錮。為什麽1882、1884年要兩次派兵入朝，不惜卷進旋渦？李鴻章的答復是：“天朝恪守舊章已二百余載，壬午、甲申之變全力相赴、未始言勞，名分所在，義不得不爾也！”「李鴻章：『致朝鮮國王』，光緒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同上卷十八第47頁。」這就是他在朝鮮問題上的文化心理。
總之，李鴻章在朝鮮問題上的抉擇既有現實政治軍事利益的考慮，又有以夷制夷、維護名分等傳統文化背景。要擺脫這些因素的制約，必須有深悉世界大勢，全局在胸的雄才大略，才能以退為進，引導朝野上下集中精力於系統改造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偉大事業。
李鴻章不是這樣的英才，其他人更等而下之。說得更徹底一些，甲午戰爭以前中國仍缺乏產生這樣能扭轉乾坤的歷史人物的沃土。沒有適宜的社會條件，英雄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於是，中國陷入朝鮮這個泥潭無法自拔，李鴻章也從自己事業的巔峰掉入山谷。
友：朝鮮這個泥潭實際是日本處心積慮設置的陷阱，最積極鼓勵清政府派兵鎮壓東學黨的就是日本。當事後諸葛亮，清政府當時如能實行從朝鮮脫身的政策自然是上著，可是仗打起來了，無論海上、陸上清兵一觸即潰，執掌北洋防務幾十年的李鴻章難道沒有責任？何況北洋水師是他一手組建和管理的。
袁：這是近百年來爭論不休的老問題。戰爭尚未結束，已經彈章爭上，李鴻章成了眾矢之的，但也有一批人挺身而出用各種形式為李氏辯護。我想，清軍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李鴻章當然要負很大的責任，可是，滿足於譴責某一個人，後人就無法獲得應有的教益。從總體上看，甲午戰爭的研究也早已超過這個停留於表面的水平，海內外的史家已把這次戰爭的勝負同兩國的社會狀況、文化背景以及各自選擇的現代化道路聯結起來討論。
友：不過，有些具體問題也應弄清，才能分清是非。
袁：一些老掉牙的問題談得不那麽膩味可不容易。勉為其難試一試，不妨把大題目分解為一些小問題，交換交換意見。
友：有的史家認為這一仗所以打敗，首先敗在李鴻章的避戰求和，如果按照帝黨積極備戰的方針辦，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袁：這是戰略決策問題。在這次戰爭中，李鴻章是清政府的主要軍事統帥，也是決策層中唯一有實戰經驗的人物。當時光緒帝二十三四歲，長在深宮，不知戰爭為何物，他的主要助手，從帝師翁同騄到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大臣絕大多數是文官，唯一的武將是步軍統領榮祿，也沒有打過仗。
可是，李鴻章在這次戰爭中卻“著著落後”，盡失當年指揮淮軍同太平天國和撚軍作戰時那股英姿勃發的生氣。這不能只歸咎於年過七旬，生理老化，更主要的原因應在三十年的高官厚祿和宦海風雲中去尋找。
對李鴻章軍事決策的指責集中於兩點：一是海上“避戰保船”，陸上則是日軍大舉入侵朝鮮之際沒有集中重兵支援朝鮮。而潛臺詞是李鴻章的政治思想——妥協投降路線——貽誤了這次戰爭。
老弟知道，我沒當過兵打過仗，不懂軍事，連紙上談兵的資格也不夠，所以對於專門的軍事問題實在不敢置一詞。但這些指責都帶政治性，不妨鬥膽評點幾句。
人們都承認，在這次戰爭中，無論是艦艇的數量、質量、裝備水平和人員素質，日本海軍均比北洋水師強，在豐島海戰中後者又受到重創。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硬拼無疑是錯誤的，明智的選擇是保存實力，伺機戰鬥。當時李鴻章和丁汝昌的各項具體決定是否妥當，應該讓對軍事素有研究的專家去評說，我只想說明一點：“保船制敵”之計是李氏根據敵我力量對比制定、並得到“一意主戰”的皇帝及軍機大臣們同意的。
請聽李鴻章是怎樣說的：“詳考各國判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裏，次亦二十海裏上下。我船訂購在先……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裏，已為極速……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添一船……惟不必定與拼擊，但令遊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於爭鋒。
不特北洋門戶恃以無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時有防我海軍渡襲其陸兵後路之虞……用兵之道，貴於知己知彼，舍短用長，此臣所為兢焉以保船制敵為要，不敢輕於一擲以求諒於局外者也。”「『李鴻章復奏海軍提督確難更易緣由摺』，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戰爭』(三)第72-73頁。」
兩天後軍機處轉達“上諭”，肯定李鴻章“為保船制敵之計，不敢輕於一擲”的意見，“密籌海軍彼此情形戰守得失，詳晰覆奏，自系實在情形。”「『軍機處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同上第78-79頁。」
我想，不管“保船制敵”的方針是否正確，都同所謂戰與降兩條路線之爭或李鴻章冀圖保存實力以自固的惡劣品德無關。反之，當“謗書盈篋”之際，李鴻章這個奏摺為國籌謀的若衷仍溢於言表。這樣說恐怕並不過分。
再看看集中重兵支援駐朝清兵的問題。清兵是甲午五月初一出發援朝的，初五第一批援軍抵朝鮮牙山。初七，第一批日軍進駐漢城。從初九開始，中日雙方便商量共同撤兵問題，但蓄謀已久的日本邊談判邊增兵，很快就超過10000人，遠遠多於僅2500人的清兵。
中國方面主張增兵的人不少，最早是駐日公使汪鳳藻五月十四日的電報：“察倭頗以我急欲撤兵，橫謀愈逞，其布置若備大敵，似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俟余孽盡平，再與商撤，可復就範。”「『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頁。」
翌日，袁世凱也建議：“似應先調南北水師迅來嚴備，續備陸兵，一面電汪使商辦，並由總署酌請駐華各國使調處，或不至遽裂。”「『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頁。」李鴻章不同意他們的意見，明確地答復：“倭性浮動，若我再整兵厚集，適啟其狡逞之謀，因擬必戰，殊非伐謀上計。”「『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頁。」
只答應：“添調數船往仁，聊助聲勢。”「『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頁。」並將雙方意見上報朝廷。清廷在看到這些報告後指示李鴻章：“韓驚擾已甚，似宜電袁，喻以鎮靜。”「『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到，同上第560頁。」
清廷態度轉變力主增兵是五月二十二日的事，這一天一連兩次降旨給李鴻章：“派出兵練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辦？如須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調，克期續發。”「『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頁。」
“據現在情形看去，口舌爭辯已屬無濟於事。前李鴻章不欲多派兵隊，原慮釁自我開，難於收束。現倭已多兵赴漢，勢甚急迫。設脅議已成，權歸於彼，再圖挽救，更落後著。……著即妥籌辦法，迅速具奏。”「『軍機處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569頁。」
在此以前沒有足夠的材料可以證明雙方有重大的意見分歧。翁同騄在第二天的日記中有這麽一段記載：“朝旨屢飭李相添兵。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帶，遲徊不進。嘻，敗矣！”「『翁文恭公日記』，甲午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三冊第50頁。」
如“屢飭”指的是二十二日兩次“上諭”，情況屬實，如以此證明早就有非同小可的歧見，則過於牽強。在此以前，五月十九日，清廷曾電商李氏：“倭如添兵未已，我應否多撥以助聲勢，望審籌酌辦。”但同時又認為：“此時倭之不敢遽謀吞韓，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駐兵，則恐不免。”「『發北洋大臣電』，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戰爭』(二)第562-563頁。」既然威脅不是那麽嚴重，增兵的緊迫性也就減弱了。
友：老兄可不要走到另一極端，抹煞雙方的分歧。
袁：我並不認為他們是和諧一致的，問題是要弄清真正的分歧在哪裏。
五月二十二日後，李鴻章沒有認真落實清政府的增兵意圖。他既沒有迅速調集北洋轄區內的部隊入朝，更沒有建議舉國動員，損失了二十天左右的時間，在戰爭中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真正調兵入朝已經是六月中旬的事了。六月十二日“奉旨：……現在和商之議，迄無成說，恐大舉致討，即在指顧。”「『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611-612頁。」
十四日，李鴻章將進軍部署上報，當天翁同騄等奉旨會同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大臣詳細審議後的結論是：“所籌尚屬周密。”「『翁同騄等復陳會議朝鮮之事摺』，光緒二十年六月十六日，同上第626頁。」隨後即按這個方案執行。要是李鴻章早點下決心，五月二十二日以後就可以這樣部署，這不是延誤了二十天嗎？
這次延誤確實反映了五月下旬以來李鴻章同光緒皇帝等人的意見分歧。為什麽李鴻章遲遲不贊成增兵？他在五月二十日說：“汪、袁皆請添撥重兵。鴻思倭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處，易生事；遠紮，則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調，倭亦必添調，將作何收場耶？今但備而未發，續看事勢再定。”「『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到，同上第563頁。」
也就是說，他希望和平了結這一爭端，避免矛盾激化。六月初十葉誌超來電提出：“此時速派大軍由北來……此上策也。否則，請派商輪三四只來牙，將我軍撤回。……是為中策。若守此不動……久役露處，暑雨受病，殊為可慮。”李鴻章在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電報中轉達了上述意見後立即表示：“鈞署現正與日商，未便遽添大軍，致生疑阻。上策似須緩辦。其中策……可否照辦，請速核示。”「『北洋大臣來電三』，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到，同上第602頁。」
已經決定增兵的清廷自然不會采納這個建議，五月二十二日以後清廷雖不拒絕談判，但一再督促李氏備戰，而李氏雖然也曾提示部屬作好打仗準備，而強調的是鎮靜和談判，這就是雙方的分歧。現在看來，清政府五月末有個主張比較全面：“此事如能善了，自較用兵易於收束……此與籌備兩無關礙。”「『發北洋大臣電』，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577頁。」
侵略者只考慮利害而不顧是非，實力和周密的準備是爭取和平解決爭端的必要條件。李鴻章雖然對包括籌集戰費在內的許多戰備工作作了部署，但對顯示實力為談判後盾的策略卻缺乏應有的理解。但這並不等於說清廷在這段時間的決策就完全正確，例如他們一反初衷不批準從朝鮮撤軍的建議，失去了防止中國滾入泥潭的最後一個機會，現在看來就很難說是明智之舉。而在這一點上李鴻章的建議卻更符合實際，如被采納，也許能大大減輕中國所受的損失。
我們不但要看到他們的分歧，而且要實事求是地分析這些分歧的實質。中國大陸有好些史家喜歡以愛國的帝黨同賣國或投降妥協的後黨的爭鬥作為詮釋這段歷史的基石。但像慈禧這樣一再誤國的歷史罪人，在這次戰爭中卻同光緒皇帝唱的是同一曲調。翁同騄留下同皇帝談話的記錄：“上意一力主戰，並傳懿旨亦主戰。”“又曰：太後諭有不準示弱語。”「『翁文恭公日記』，甲午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三十三冊第58頁。」
至於有人進而鼓吹主戰等於愛國、主和就是賣國投降，便於分析復雜的歷史事件無補。有的史家對此早就提出了質疑。「章鳴九：『試論洋務思想家對和戰之爭的態度』，『天津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李鴻章與光緒皇帝這一次的歧見也不是什麽愛國與投降之爭，而只是策略或方法之爭。
形成這些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
一是長期存在的理勢之爭的繼續。
鴉片戰爭以來，對如何處理同列強關系的問題，一直有從理出發還是從勢即實際情況出發的不同主張。曾國藩就曾披露自己在兩種主張間掙紮的心靈痛苦。在甲午之戰中，光緒帝及其追隨者著重固有的理，一再強調原有的屬國地位不能改變，朝鮮內政不容幹涉。
這自然說得有理，如果前者還帶有中世紀印記的話，後者則是理直氣壯的現代國際關系原則。然而蠻橫無理的日本侵略者卻利用清廷靈活性不足的弱點，在有的問題上獲得人們的同情。比如，日本侵略軍賴在朝鮮的主要借口是必須督促朝鮮改革其腐敗的內政，並為此提出了一個按照資本主義原則全面“自主”改革朝鮮政治、經濟、財政、司法、軍事和教育等等的方案。從清政府到朝鮮國王都義正辭嚴，堅持內政不容幹涉，改革等問題要待日本撤軍後再說。光緒帝說：“不撤不講。”「『翁文恭公日記』甲午六月十五日，三十三冊第58頁。」
朝鮮國王則對日本人曰：“俟議撤兵後再議。”「李鴻章：『寄譯署』，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28頁。」可是，據駐在朝鮮的袁世凱報告：“日大隊陸續來漢，日間以自主革政告說，韓人頗炫惑，盼革政者尤多。……我以空口動韓，恐無濟，勢已未易挽回。日稱扶韓自主，不但韓王及群小樂聞，即各國亦多默許。”「李鴻章：『寄譯署』，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同上第721頁。」
這就使有理的中國顯得有些被動。其實，既堅持內政不容幹涉的原則，又吸收對方意見的合理部分，主動改革內部的弊政以打破借口，不是更加妥善嗎？至於一些大講“馭夷”之理、提出討伐日本本土等奏摺，多半是書生之見，限於時間，就不必多費口舌了。
李鴻章則考慮“勢”或實際情況較多。“北洋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只有八艘。”，“歷考西洋海軍規制，但以船之新舊，炮之大小遲速分強弱。”
北洋海軍無論數量質量，都比日本遜一籌。沿海陸軍“分布直東奉三省海口把守炮臺合計二萬人”，此外“備畿輔遊擊策應之師”二十營，以每營五百人計，兩項合共約三萬人，而“現在倭兵備調者實有五萬”。「『李鴻章復陳海陸兵數摺』，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戰爭』(二)第583、584頁。」作為一方統帥，在考慮戰和之機的時候李鴻章自然不能不躊躇再三。
二是各受不同的傳統觀念羈絆較多。
慈禧和光緒皇帝主要的著眼點是維持上國“體制”。同在越南一樣，他們爭的是不要有損“體面”，其他都不必深究。他們堅持的原則是：“韓為中屬，本準自主；若但認自主，未認非屬，尚不相妨。”「『發北洋大臣電』，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頁。」
不惜出動大兵，主要目的是保住“屬國”二字。為此，先是拒絕各國插手：“袁欲各國調處，似於中屬體制有損……未便照辦。”「『發北洋大臣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同上第560頁。」
後來，他們雖也希望借助他國力量迫使日軍撤離朝鮮，但總是心存戒備，五月下旬他們就提醒李鴻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辦，究竟彼國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覬覦別謀？李鴻章當沈幾審察，勿致墮其術中，是為至要。”「『軍機處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9頁。」
稍後，英國參與調解，他們又警告李鴻章：“倭人肇釁，挾制朝鮮，儻致勢難收束，中朝自應大張撻伐，不宜借助他邦，致異日別生枝節。”「『軍機處寄李鴻章諭旨』，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頁。」至於“大張撻伐”的力量來自哪裏他們考慮不多，順應歷史潮流幹脆讓“屬邦”獨立自主對他們說來更是聞所未聞的奇聞。
李鴻章對內外形勢了解較多，他考慮的是什麽呢？早在1880年李鴻章就曾沈痛地指出：“中國誠能練兵防海，日圖自強，不獨朝鮮弱小未敢藐視，即歐西大國亦未嘗不敬而畏之。若不圖自強之策，終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屬邦之從違！”「李鴻章：『論維持朝』，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一第43頁。」
14年後，自強仍是遙遠的幻境，如何處理屬邦成了嚴峻的抉擇。他也冀圖維護固有體制，因而冒失地派兵入朝，但當察覺已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以後，他就比較清醒地考慮從那裏脫身之計了。因為考慮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對待蠻橫的日本侵略者上，他把立足點放在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先是對俄國充滿幻想，一再表示“現俄國出為調處，或漸就範”「李鴻章：『復劉公島丁軍門』，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27頁」、
“俄廷疊諭該使調處，必有收場”「李鴻章：『寄漢城袁道』，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39頁」，後來又建議英國政府“速令水師提督帶十余鐵快艦徑赴橫濱……勒令撤兵”。
在他看來，“如英肯出力，以後添一會議，更可牽制俄，似為勝算”。「李鴻章：『寄譯署』，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40頁。」在為衰老的清帝國顯赫一時的大員的幻想破滅苦笑之余，我們也可以看到李鴻章同慈禧、光緒皇帝的差別所在。
友：北洋海軍被擊敗的重要原因是海防經費挪作修頤和園之用。茲禧是誤國魁首，眾所周知，不值得多費唇舌，可是李鴻章不但沒有反對而且支持了這一誤國罪行，所以甲午之敗還是要怪李鴻章自己。
袁：一般認為修頤和園花了2000多萬兩，而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工程又費了五六百萬。另一說是：“據不完全統計，迄於甲午戰爭為止，清政府用於頤和園工程的經費為庫平銀一千一百多萬兩，其中挪用的海防經費約為庫平銀八百六十萬兩。”而“到1895年5月的十年間，三海工程共挪用了海軍經費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余兩……挪用的海軍經費總數達到了一千三百萬兩。”(戚其章：『頤和園工程與北洋海軍』，『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4期。)
中法戰爭的硝煙未散便向外國銀行借款修這些皇家園林了，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大約相當於當時一年全國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可是財政收入中真正能機動使用的錢是很少的，所以只能東挪西借，不但耽誤了海軍建設，造成嚴重後果，而且經濟建設所急需的鐵路、電報(那時還是有線的，要架設連接各地的電線)等基礎設施也無一不被耽誤。這是清政府在19世紀犯下的禍國殃民的歷史性大罪之一。
問題是李鴻章的責任有多大？
從現有資料看，李鴻章一貫反對動用大量國帑修建宮廷園苑。他是靠自己的文武才能和軍功上升至頂層的，掌握軍政大權後又成為辦洋務的重心，渴望富國強兵，這些情況決定了他通常不必阿諛奉承以求榮固寵，而對宮廷的靡費頗有微詞。1871年他向曾國藩透露：“宮廷近增靡費，農部(即管財政收支的戶部)日告支絀，雖以畿輔大災，向例須發內帑百余萬者，茲皆無敢議及，且欲添各關贏余，以供少府(指管宮內開支的內務府)之需。
……援例征求，尊處必應接不暇。”1874年，恭親王等力諫重修圓明園，同治皇帝一氣之下革去其一切差使並褫奪爵位，慈禧出面幹涉才予“賞還”。李鴻章毫不掩飾自己對恭親王的同情和支持，他寫信給有關官員：“停止園工，從諫轉圜，洵薄海臣民所共慶幸……窮至如此，直無一事可辦，土木再不停工，大亂必生！”「李鴻章：『復宋雪帆司農』，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同上卷十四第24-25頁。」
“賢王力爭，幾蒙不白之冤，幸園工籍以停止，大局稍可挽回。”「李鴻章：『復張振軒中丞』，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同上第26頁。」這些逆耳忠言絕不會出自不關心國家興亡的“循吏”之口。此外，對過於奢靡的祭祀、修陵等大量虛耗資財的行徑他都頗為不滿。
那麽80至90年代之交他的態度是不是有所轉變呢？準確的答案是有變也有所不變。請先看一段他在1886年給奕訢的信，這是頗堪玩味的妙文：
“昆明湖習水操，創學堂以漸開風氣，經費漸由練餉設法挹註；恭讀奏稿，仰見牖民覺世，培植根本將才，一片婆心，欽仰奚似。俟續奉牘示，隨時督飭局員，妥細籌商，盡力協助。海軍餉需日增，重費藎畫，同深焦悚。英、德四艦明夏即須來華，沿途雇送盤費及到防後薪糧一切，實愧綿力，無可供支，務乞豫籌之。”「李鴻章：『論朝鮮局勢』，光緒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全集『海軍函稿』卷二第15頁。」
奕譞是光緒皇帝生父，又是成立不到一年的海軍事務衙門的總理大臣，奕訢和李鴻章則是“會同辦理”的副手。為滿足慈禧窮奢極欲的願望，奕譞出了一個歪點子，以辦海軍學堂為名大修頤和園。精明如李鴻章當然一眼就能看穿在“昆明湖習水操、創學堂”究竟要弄什麽鬼名堂。面對頂頭上司的這個可恥的行徑，李鴻章有兩個可能的選擇：
一是硬頂，寧可丟掉烏紗帽也不答應。中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光彩照人的名臣。但李鴻章不是道德楷模，他自己曾直言不諱：“今人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吳永：『庚子西狩業談』第112頁，嶽麓書社1985年。」既然六根未凈，未能超塵脫俗，便不可能同慈禧、奕譞決裂。恭親王在兩年前被慈禧抓住辮子撤掉就是前車之鑒。
二是軟磨，並作些退讓。這是李鴻章選擇的對策。首先是以官話對官話。奕譞滿嘴京腔：既然由我“總理海軍事務”，你李鴻章就趕快拿錢來，在頤和園辦學堂培養海軍人才，這是關系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
李鴻章也正兒八經：您偉大高尚，為國為民，煞費苦心，“欽仰奚似”，一定“盡力協助”。接著就將難題還給對方：王爺，我正要找您要錢，“海軍餉需日增”，四艘軍艦即將由歐洲駛回，本國人經驗不足，要請外國員弁，還要交保險費、買燃料，到達後日常經費也不少，我焦思苦慮，已無法可想，王爺您可一定及早籌集呀！這是一幅專制制度下的官僚鬥法圖，能做到讓奕譞碰個軟釘子，最少可以證明李鴻章的良知未泯，仍是想方設法維護國家利益。
這不是孤證，還有好些類似材料，為節省時間，怒不一一征引。
友：反抗即使有，也非常微弱，事實是大量經費被挪用了。
袁：這話有點道理，但還要具體分析。我讀書不多，就我看過的資料來說，為修頤和園而實際用了多少錢，其中挪用海軍經費占多少，是一筆沒有算清的糊塗賬。一般估計是二千多萬兩。
其中要弄清兩個情況：
一是大部分不是挪用已撥給北洋海軍的經費。北洋海軍一年有多少軍費呢？以光緒十七年(1891)為例，共收入203萬兩，而支出為185萬兩。「李鴻章：『海軍經費報銷摺』，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七日，『鎮遠等八船報銷摺』，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24-28頁。」
光緒十四年(1888)年後未添一船，也就沒有大宗特別撥款。從光緒十一年(1885)九月海軍衙門成立至甲午戰起不到九年的時間，後五年停止購船，在李鴻章支配的北洋海軍經費中挪用數以千萬計的經費是不可能的。光緒二十年，奕譞要李鴻章借購船款三十萬兩供三海工程之需，李氏在遵命的同時毫不客氣地要奕譞趕快歸還：“英德兩廠所定四船……三分之二船價須分批付給……就前存船款計之，不敷之數約在八十萬兩以外……擬另請尊處籌鑄添撥。倘此次借提三十萬，粵海關一時未能清解，誠恐失信外洋，貽誤匪淺。”「李鴻章：『內提要款請指撥解還』，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全集『海軍函稿』卷一第20-21頁。」
大批調撥其他款項更不可能。海軍經費主要是從海軍衙門中跑掉的，主其事者是奕譞、奕劻，不能將這些昏憒的滿族貴族所幹的罪惡勾當強加在李鴻章名下。
二是如何看待為頤和園萬壽山工程集款。許多論著抨擊李鴻章的根據之一是他出面勸說各督撫為這個工程集款。這是光緒十五年(1889)間的事，兩廣、湖廣、兩江、江西、四川、直隸等督撫籌得二百六十萬兩儲存生息，本金用於海防，利息則供頤和園之用。在急需加強海防的時候不能動用這筆錢購艦設防當然是個錯誤。
在上一年，李鴻章還給奕譞寫信慷慨陳詞：“即就北洋一枝而論，英員瑯威理老於此事，每謂船不足用；各將領曾出洋肄業遊歷，見聞較廣，亦皆以添置戰艦為請……然如該將領所請添艦之數，約計購價三百萬余兩，其常年餉需、後路經費，尚須逐漸增加。”「李鴻章：『議擬海軍章程奏底』，光緒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同上卷三第7-8頁。」操縱朝廷軍政大權的奕譞和戶部尚書翁同騄等人不但拒絕這些要求，反而作出停止購船的決定。
募得巨款用於海防不是正合適嗎？用於宮廷靡費和經手官僚從中貪贓枉法(據說按當時常規，真正用於工程的少則僅一成，多也不過三成)無論怎麽說都是無可饒恕的罪行。但有兩個情況卻是不能不考慮的：其一，李鴻章乃奉命行事，奕譞親自函示後還一再命人追問。其二，這是以籌備慶祝慈禧六十大壽(1894年)的名義興建的。
大凡專制政體總是不惜耗費巨資舉行諸如此類的慶典，以顯示統治者的威嚴和粉飾升平。就在這一年正月光緒皇帝“大婚”，而在一年以前慈禧已下了一道“懿旨”：“辦理大婚之款，四百萬兩尚不敷用，著戶部再行籌撥一百萬兩。”「『光緒朝東華錄』(三)總第2409頁，中華書局1958年，北京。」既然兒皇帝討個老婆要花上五百萬兩，勞苦功高的“聖母”皇太後過生日花上一千幾百萬兩不是理所當然的嗎？與這些盛大慶典相比，李鴻章要求籌集三百萬兩銀子去買軍艦就是不屑一顧的小事了。
弄清上述情況以後，歷史應該公正地裁定：李鴻章理應受到譴責，但更應受到鞭苔的是慈禧、奕譞、奕劻、翁同騄等人，以及這些愚昧昏庸之輩賴以產生和逞威的中世紀專制制度。
為萬壽山工程集款的督撫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清流健將張之洞，這又一次說明不能簡單地從個人品質的缺陷上去尋找此類事件的根源，決定性的原因是當時的制度。
友：還有一個問題是無法回避的：這一仗敗在中國軍隊的腐敗，陸軍、海軍全都如此，而李鴻章本身就不幹凈。連他的女婿張佩綸也說他“晚年為貪詐所使，七顛八倒，一誤再誤。”「張佩綸：『致李蘭孫師相』，『澗於集』書牘六。」
袁：這確實是個大問題。但先要澄清一點小小的誤解：老弟對張佩綸這段話的理解不符合原意。許多論著都像你這樣援引這句話以證明李氏“貪詐”，影響所及軍隊全都腐敗，所以一觸即潰。在他身邊生活多年的女婿這樣說，還假得了嗎？其實包括老弟在內均把這句話掐去了一半，意思就完全變了。
原文是：“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為貪詐所使，七顛八倒，一誤再誤。”仁厚與貪詐是互不相容的反義詞，他說的貪詐不是李氏本人，而是那些小人。同一信中還說到：“合肥托大釀成此禍……而禍端萌自袁世凱，熾於盛宣懷，結於李經方。儀老稍有明機，為此三人蠱惑，更成糊塗。”信中還一一指斥這三人：“小李賣父誤國”，盛則“終為財色冥殛”，而袁世凱更是“大言不慚，全無實際；而究其所為，驕奢淫佚，陰賊險狠，無一不備……既已誤合肥矣，更恐誤國”。「張佩綸：『致李蘭孫師相』，『澗於集』書牘頭。」
對這些小人刻劃得淋漓盡致。而李氏則僅是“托大”，為這些小人所“誤”和“蠱惑”，全無指責其貪詐之意。澄清這個誤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討論這個問題。
海陸軍的腐敗確實是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重要原因。記錄這類情況的史料很多，我們簡單舉幾個例子，略窺一斑：
首先是上上下下貪汙成風。據在鎮遠艦參加黃海海戰的美籍軍官麥吉芬說：“華艦亦有諸病，炮雖精於陸軍，各彈中亦實儲火藥，不若陸軍諸彈，或實以沙泥；然配儲不甚多，且藥線鐵管，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皆必敗之道也。”「『美麥吉芬遊戎語錄』，『中東戰紀本末』卷七第42-43頁，廣學會刊。」
這是目擊者的證詞，可靠程度很高，證明無論海陸軍都有一部分彈藥是不合格的。英國『泰晤士報』當時便揭露：“旅順、威海既造炮臺，其安置於臺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經售炮械之人固儼然顯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為利，假如一炮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應命，皆不問其為可用否也。”「林樂知、蔡爾康：『朝警記』九，同上卷四第38頁。」
另一司空見慣的貪汙手法則是各級軍官克扣軍餉和吃空額。當時就有人指出：“吾聞軍營積弊，凡統領以次各武員向糧臺關餉時，有明系十成，而僅發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閱其領狀，則居然十足也。”「蔡爾康：『撤兵議』，同上卷七第5頁。」
其次是內部四分五裂，且軍無鬥誌。戰爭初期李鴻章已有“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李鴻章：『據實陳奏軍情摺』，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62頁」
之嘆，不能說這是毫無根據的辯解。戰爭的準備階段，清政府決定派大量援兵入朝的時候，沒有相應地實行全國總動員的體制，南洋和閩、粵的軍艦在戰爭中無法統一調動，“各省大吏惟知自顧封疆，甚至南洋各鐵甲船不曰萬難抽調，即曰船械小損；其名為管帶之武職，不特逍遙河上，步武清人，更有鬥酒征歌，以歡場為戰壘者。”「林樂知：『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論』，『中東戰紀本末』卷六第17頁。」
“甚至北艦於劉公島，廣丙艦管帶某以粵洋艦隊無豫北洋為藉口，殷殷向日將乞憐！萬國譯傳，引為笑柄。……且日本運兵船曾屢過吳淞口外矣，海軍衙門誠操戰艦之權，亦尚可檄飭南洋，截而取之，”但因事權不一，“遂令海闊天空，橫行無忌”！「林樂知、蔡爾康：『操縱離合論』，同上第24頁。」
陸軍中類似情況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平壤之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強有力的統一指揮，而在旅順，“西人目擊守旅之文武各官號令不一，散而無紀。”「林樂知、蔡爾康：『朝警記』九，同上卷四第39頁。」
在戰鬥中出現過鄧世昌、林永升等英勇善戰、誓死如歸的海軍英雄，陸軍中的左寶貴、聶士成等也足為青史增輝。可是，從總體上看，清軍卻已腐朽不堪，留下不少一觸即潰、望風而逃的可恥記錄。以旅順陷落為例：“是役也，我軍萬余人，倭止三千余人，棄險不守，戰又不力，不能襲倭後路，而反為倭襲入。舉數十載所經營千萬金之廠塢器具拱手讓人。”
“各口伏水旱雷六百余具，迄倭至未當發一雷。”守衛這一重地的主要負責人龔照嶼敵軍未至已先潛逃，“龔所部營兵自劫廠庫料物，市肆驚惶，居民遷徙一空。”龔氏被李鴻章嚴令返回後，兩軍剛開始接觸，他又“潛自船廠後門出，便帽絮袍，乘小舟遁”。為保衛旅順後路，拱衛軍總兵徐邦道主動率部赴金州禦敵：“徐軍苦戰三日，乞趙懷業(淮軍懷字營統領)援應，趙陽許之，而不出一兵。金州副都統連順至趙營長跪乞師，趙以守炮臺為辭，堅拒不出。”「『幕友記述旅順失守情形文』，『中日甲午戰爭檔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一)第624、625頁，中華書局1989年北京。」
而日軍剛向大連灣進發，趙懷業便不戰而逃了。類似的情況真是俯拾皆是。
再次，清軍的腐敗還表現在沒有懂得現代戰爭的將帥。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勇敢有余，卻是行伍出身的陸軍將領，根本無法指揮海戰。要是說海軍各艦管帶大部分是福州、天津海軍學堂出身，通常都曾赴英、德、美等國學習的話，陸軍將領大都是行伍出身，不知現代戰爭為何物。
李鴻章是統帥，他有豐富的內戰經驗，但對現代陸、海戰也不甚了了，與完全按西方模式組織和訓練的日軍對壘就難於應付了。他統兵三十多年，可是身邊既沒有現代意義的參謀人員，更沒有現代軍隊不可缺少的司令部。請聽聽英國駐東方艦隊司令的話吧：“余駐防東海，荏苒數年，中國將才亦當耳熟而心儀之，然境無論水陸，官無論提鎮，欲求一深參通我輩之新學者，竟爾杳不可得。”「『英斐利曼特而水師提督語錄』，『中東戰紀本末』卷七第45頁。」我想，這句話是難於駁倒的。
不少史家喜歡從李鴻章個人的品質上去尋求這些腐敗現象的根源，這樣的思路有失之膚淺的可能。例如，以用人唯私去解釋淮系將領丁汝昌出任北洋海軍提督，乍一聽來很有道理，但細加推敲卻又可以有其他詮釋，似仍未便視為不可移易的定論。是不是不任用淮軍原有將領李鴻章就控制不了北洋海軍將領呢？事情沒有這麽簡單。以李鴻章當時的權勢，舊屬固然甘願為其驅使，而青年才俊或別系幹才得其獎掖而忠誠追隨亦是平常事。
李鴻章用人的特點是喜精明幹練有才能的人，且不管是否淮籍人士，不管是否有其他派系的背景，均能充分發揮其才幹，立功獎拔，有過代承，有很強的向心力。「參閱王爾敏：『淮軍誌』180-181、326-327、331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臺北。」
即使不用原有部將，選用新人統率，不聽其指揮的可能性也幾乎是不存在的，須知北洋海軍從籌建之日起“即著李鴻章專司其事”「『光緒朝東華錄』總2009頁，中華書局1958年北京」，在專制制度下，願吃海軍飯的巴結唯恐不及，豈敢心懷二誌？
那麽，在選用海軍將領時李鴻章的指導思想是什麽呢？
一是艦船的管帶(艦長)必須是學堂出身懂得技術的人：“艤船機器過精，非由學堂出身之武弁，不能管帶。”「李鴻章：『復周福陔中丞』，光緒六年四月初三日，『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十九第21頁。」大型艦船更是如此。後來他多次重申：“此項人才必須由學堂出身，少有歷練，方敢畀以帶船出洋重任。”「李鴻章：『復曾□剛襲侯』，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同上卷二十第64頁。」
二是管帶以上(不包括管帶)的將領須是曾經戰陣有實戰經驗者。他認為學堂出身的員弁“嫌其未經戰陣”「李鴻章：『復周福陔中丞』，光緒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上卷十九第8頁」，因此應派有戰鬥經驗的將領統率，“庶緩急稍有可恃”。「李鴻章：『復周福陔中丞』，光緒六年四月初三日，同上卷十九第21頁。」
至於北洋海軍提督(艦隊司令)更應是有豐富戰鬥經驗之人。早在1881年他便提出：“北洋水師提督，終當議設宿將，竟無諳習此道之人。”「李鴻章：『復張幼樵侍講』，光緒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同上第40頁。」
丁汝昌正是以“宿將”資格入選的。不管你是否同意這兩點指導思想，但已足以證明不能把這項任命看作是毫無原則純粹出於私利的拉幫結派行為。現在看來，他第一方面的考慮自然無可非議，而就第二點來說他希望司令人選既須“諳習此道”——懂得海軍，又有戰鬥經驗，自然也是正確的，但在當時的中國不可能找到這樣的人才，於是他舍棄前者而取後者。他不了解戰火固然可以磨煉出將軍，學堂加經常的演練也可以培養出傑出的統帥，特別對像海軍那樣有復雜技術裝備的兵種說來更是如此。
要是說在北洋海軍籌建之初讓丁汝昌一類“宿將”掛帥統率那些缺少歷練的學生官還有點道理的話，至1888年正式成立北洋海軍的時候，劉步蟾等海軍將領已經成長起來成了這支艦隊各項工作的實際策劃者之際，李鴻章仍堅持讓外行去領導內行，這就犯下了貽誤軍機的歷史性錯誤。究其原因在於對科學技術的復雜性和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而實質是對掌握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缺乏充分的信任。
友：這是個新鮮的思路，我聽來也覺得有點道理。
袁：超越僅滿足於譴責或歌頌某個歷史人物的階段，有益於史學的發展。這不是我的發明創造，前人早已有重大的開拓，我不過是力步前塵，還不一定學得好。
讓我們回到問題的中心。甲午戰敗的重要原因是腐敗，腐敗的根源又在哪裏？我想，以下幾個要點是不能忽略的：
第一，孤立推進軍備現代化的惡果。
淮軍在晚清軍事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特點之一是勇於學習西方，率先使用洋槍。它建立於同治元年(1862)，同年春進駐上海，不到兩年便以洋槍和炸炮為主要武器。李鴻章向曾國藩報告：“敝軍槍炮最多而精，郭楊劉王四軍萬五千人，洋槍萬余枝。劉鎮銘傳所部七千余人，洋槍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李鴻章：『上曾相』，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同上卷五第19頁。」
稍後又向朝廷報告：“臣軍久在江南剿賊，習見洋人火器之精，於是盡棄中國習用之擡槍、鳥槍，而變為洋槍隊。現計出省及留防陸軍五萬余人，約有洋槍三四萬桿……又有開花炮隊四營……洋炮重者千余斤，輕亦數百斤，其炮具之堅精，藥彈之繁冗，臣講求數年稍窺機要，他人多未及見，更未與知。”「李鴻章：『覆陳奉旨督軍河烙摺』，同治四年十月初八日，全集『奏稿』卷九第56頁。」
淮軍成軍最晚，而使用西式武備之普遍遠非湘軍及其他各軍所可比擬，這確實同李鴻章目光銳利、較少保守思想而又勇於學習有密切關系。70-80年代間，在創建北洋海軍的同時，他又采取請外國教練、派人出洋留學、在天津設立海軍學堂和陸軍武備學堂等形式培養各級軍官和訓練海陸軍，所有這些都對晚清軍隊的進步起過良好的作用，但也沒有完成推動清軍轉化為現代軍隊的歷史任務。
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現代意義的軍隊建設是個系統工程。武器裝備是現代軍隊中可以用錢買來的東西，但隨之而來的是必須實現組織結構和管理系統的現代化。因為火炮、洋槍的引進，陸軍基層組織形式自然有所變動，至於海軍艦船更只能按西方的模式去配置人員。可是，李鴻章不了解從統帥部開始直至基層整個管理和指揮體系以及管理和指揮方式都必須按現代要求予以改造，結果舊的管理系統像癌細胞一樣吞噬著因學習西方而逐漸生長的新機體。
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曾察覺北洋海軍“則以新法而參舊制也。每艦應發之餉，應備之物，例由各管帶官分向支應所領銀包辦，弊竇遂由此而生。”「『英斐利曼特而水師提督語錄』，『中東戰紀本末』卷七第46頁。」
在沒有嚴格的會計、審計制度的情況下，“領銀包辦”的後果不問可知。至於由於沿用舊體制而給軍備建設和作戰指揮等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更難以數計。李鴻章管的事可不少，但無論平時還是戰時都沒有專門的軍事參謀機構協助他領導和指揮海陸軍，一個七旬老翁，頂多加上一些幕府人員，便憑老經驗指揮一切，能夠不出差錯嗎？當時，從中央到全國各地八大總督和各軍事單位情況都沒有什麽差別。這與其說是他們出於私利，毋寧說是由於他們缺乏有關的知識。
孤立推進軍備建設帶來的又一惡果是大部分軍官的素質很差。海軍好一些，但數量很少，很難補充和擴大。陸軍則真正合乎現代軍隊要求的軍官即使有也如鳳毛麟角，多數將領仍停留在曾國藩同太平天國作戰時的水平，甚至還有所下降。
湖南巡撫吳大□和湖北巡撫譚繼洵都聞警自動請纓帶兵北上，但吳是金石學和古文學專家，打起仗來除了大張吳帥大旗冀圖先聲奪人以外，實在沒有什麽高招，結果是一敗塗地，既誤國又丟了自己的烏紗，譚氏則幸好被制止，免去一場災禍。這是當時的官僚和士人階層仍在中國傳統典籍中討生活、不懂科學技術和世界文化新進展的必然結果。至於士兵的素質更低得可憐。
一個文盲充斥的窮國，士兵多來源於衣食無著的破產貧民，沾染不良習氣者比比皆是，加上不少部隊是臨時招募，訓練個把月就開赴戰場，如此兵將，同明治維新後處心積慮侵略中國的日本軍相遇，勝敗皆非偶然。至於兩國經濟狀況對戰爭的影響更不用在此贅述了。
第二，社會轉型期的濁流。
有的史家把當時軍隊的腐敗歸罪於李鴻章的貪墨。李氏是不是貪官？如是的話，貪婪的程度如何？這都是有待考證的問題。在這方面指摘李氏的論著都是猜測性的論述居多，確鑿事實罕見。有的史家如有雅興，也許終有一天能弄個水落石出。
不過，在我看來，更值得用力之處是對形成這些腐敗現象的社會環境的考察。晚清軍隊的腐敗是社會腐敗的縮影。
晚清各級軍政官員貪汙受賄成風，首先是這個中世紀專制政權痼疾的惡性大發作。這一類政權是它統治下的臣民生死榮辱的決定者，因此代表這一權力的各級官員必然成為避禍求福的臣民的奉承對象，貪汙受賄也就成了與這類政權相始終的痼疾。如果它處於上升時期，最高統治階層意識到危險所在，嚴加監督，可以減輕這個禍害。否則，就愈演愈烈而導致民變蜂起，政權更叠。李鴻章生逢王朝末世，官場和軍隊的腐敗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
李鴻章從曾國藩幕中率兵援滬、出任地方軍政大吏之日起就為這個問題所困擾，他驚呼：“吳中吏治敝壞已極，奸貪巧猾之徒布滿南北兩岸，何能另起爐竈？自以節取而懲誡之為是。”「李鴻章：『復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9頁。」
可是這個治標辦法收效甚微，20年後他不能不哀嘆：“試思德行政事固難其人，申韓法術亦豈能復行於今日者？循行故事之冗員，營私□法之武弁，湣不畏死之奸民，蓋遍天下皆是矣。”「李鴻章：『復李若農讀學』，光緒七年七月十二日，同上卷二十第14頁。」如斯環境，李鴻章何來回天之力？
晚清的腐敗與歷代末世王朝不同之處，在於內外交匯的資本主義逐利之風加速著官僚們的腐化過程，各種“洋務”成了新的牟利途徑。這是各國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普遍現象。上面談到的采購軍火中的各種胡作非為，是末代統治者的腐朽與早期資本家創業的瘋狂交織而成的罪惡。
友：在同一汙濁的社會裏，也有清官和貪官之分。
袁：這自然是對的。但就我們所討論的歷史現象——導致戰爭失敗的腐敗現象的成因而言，這樣的區分沒有太大的意義。我這樣說，蘊含著一個有趣的問題：道德在社會轉型期的作用。
任何時候都不能低估道德的力量，但在社會激烈變動的時期，道德動機只對少數人的行動有決定性的作用。如革命黨人的舍生取義，舊秩序殉葬者的頑冥，都屢見不鮮。但對多數人而言，利益是行動的主要動機。
按照中國社會的傳統道德規範，曾國藩堪稱楷模，他治軍，不擾民、不貪財的話沒少講，比如“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若銀錢茍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譏議”，所以要“尚廉儉以服眾”「曾國藩：『勸誡淺語十六條』，『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36、438頁」等等，都是他手擬要下屬遵照執行的。結果怎麽樣呢？他的老朋友王闿運寫道：“湘軍於餉艱難，其後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貲殆百數。”
“湘軍初起時，水師大將從南海新來，當設宴，議用錢二萬，猶咨嗟以為巨費。……至於撚時，京朝官至湘、淮軍中，各以私情饋遺，動醵萬金。”「王闿運：『湘軍誌』第166頁，嶽麓書社1983年長沙。」通常銀一兩換錢一千以上，錢二萬頂多值二十兩，在初期這被視為公家的大筆開支，至後期京官到湘、淮軍走一走常常可收到各人所贈銀子總計達上萬兩，這不能不說是驚人的變化。湘軍中富翁成批湧現，道德的堤壩被孔方兄摧垮了！
李鴻章是貪官還是清官，目前材料不足，可以存而不論。但有一點則肯定無疑：他對道德的講求遠遜其師曾國藩。曾氏有一段評論：“李少荃等才則甚好，然實處多而虛處少，講求只在形跡上。”「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本(三)第1885頁。」『清史稿』則說他“好以利祿驅眾。”「『李鴻章傳』，『清史稿』卷四百十一，三十九冊第12022頁，中華書局1977北京。」
所謂虛處少指的就是講求道德修養不夠。但李鴻章及淮軍除了學習西方比曾氏及湘軍略勝一籌外，在知人善任、用人之長方面亦有湘軍所不及之處，一些在他處不甚得誌的將領到了李鴻章麾下卻屢立戰功。「參閱王爾敏：『淮軍誌』第四章第二節。」而就腐敗方面而言也是伯仲之間。由此可見，把某一個人品德不良看成是當時社會和軍隊腐敗的決定因素，實無足夠根據。
友：甲午之戰失敗後，李鴻章最引起人們非議的是三大條約的簽訂，即1895年的『中日馬關條約』、1896年的『中俄同盟密約』和1901年的『辛醜和約』。喪權辱國，莫此為甚！
袁；的確是這樣。不但老弟至今憤憤不平，史家們也譴責惟恐不力。這是中國人極其可貴的愛國情懷的表露，任何國家的人民如果失去愛國主義精神，那個國家必然危如累卵。不過，現代的愛國主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才能真正福國利民。
近代中國有兩種愛國傳統，一種是愚昧、封閉和排外式的愛國情緒，另一種是理性的現代愛國主義。不知道你有沒有自覺地區分這兩種傳統？不加分析地譴責李鴻章所訂立的各種條約，似乎也有理性不足之嫌。
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是李鴻章的政敵，他們在1895年成立強學會，堅決拒絕李鴻章參加，不屑與之為伍。他們的政綱以批判洋務派的錯誤為基礎。他們怎樣看李鴻章，特別是上述有關的和約？1901年，李鴻章還來不及在辛醜和約上簽名便在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啟超立即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評論了這個期間的大事和李鴻章的一生，其中有兩段耐人尋味的話真值得一讀：
“若夫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身，其事固非無因，然茍易地以思，當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論者處李鴻章之地位，則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以此為罪，毋亦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1901年11月，『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第3-4、81頁，中華書局1936年。」
任公不愧為史學大師，這些話至今仍值得人們深思。以『辛醜和約』來說，實際是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的一紙投降議定書。這怪誰呢？李鴻章是奉命收拾殘局，所有條款都經朝廷同意，他沒有背著最高統治當局出賣過任何國家權益。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應該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縱和支持義和團的愚蠢官員們的誤國大罪。
列強的侵略和欺淩是應該反抗的，但國際法傳入六十年後，不管有什麽理由，用義和團那樣的方式去對待外國人和外來事物是完全錯誤的。對下層民眾說來這是愚昧的愛國情緒惡性大發作，只要清政府善於引導和制止，本來可以避免發展成為一場彌天大禍。
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們卻要煽動與依賴這些無知之民同列強“一決雌雄”、“張國之威”！「『宣戰詔書』，光緒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王蕓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第6、7頁，三聯書店1980年北京。」
李鴻章與張之洞、劉坤一等督撫從禍亂初起之日起便堅決反對。五月廿八日前李鴻章已“五次電奏，尚未奉復”。「李鴻章：『復鄂督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李鴻章全集』電稿(三)第952頁。」李鴻章當時是兩廣總督，禍亂的興起與蔓延都在華北，有什麽理由要苛責李氏呢？順便說說，有些論著還認為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合作搞的東南互保是錯誤的。這種說法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難道東南也應按照慈禧的“上諭”支持義和團的發展，像華北那樣拆鐵路、毀電線、殺洋人、燒教堂、誅教徒，讓早已虎視眈眈的侵略者有機可乘才叫愛國嗎？既然國家不是慈禧一人的國家，為什麽不能為減輕人民的苦難、挽救國家的危難而“亂命不理”呢？須知李鴻章斬釘截鐵表示：“廿五矯詔(指宣戰詔書)，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李鴻章：『寄盛京堂』，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955頁。」
這在專制制度下弄不好是要殺頭的。但如跟著慈禧宣戰，後果真不堪設想。當時盛宣懷說過一段話：“北事不久必大壞，留東南三大帥以救社稷蒼生，似非從權不可。若一拘泥，不僅東南同毀，挽回全局即難。”「『盛京堂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同上第949頁。」這話除了有吹捧三大帥的意思以外，也確有幾分道理。
總之，李鴻章主持『辛醜和約』的談判是代人受過，其所受的心靈折磨實在不小，不要忘記他是在“剛毅誤國”的痛苦呼喊中離開這個世界的——他不好罵慈禧，就只能罵剛毅了，真是“傷心禍首兼戎首，萬骨難枯恨未平”！「黃遵憲：『群公』，『人境訪詩草箋註』(下)第105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友：『中俄密約』卻是李鴻章主動賣國！
袁：報紙一透露『中俄密約』真假參半的內容，以李鴻章為知己的黃遵憲就很不以為然，賦詩譏彈：“豈欲親豺虎，聯交約近攻。……一著棋全敗，連環結不窮。”「黃遵憲：『書憤』，同上(中)第769頁。」李鴻章一死，他又在挽詩中寫道：“老來失計親豺虎，卻道支持二十年。”「黃遵憲：『李肅毅侯挽詩四首』，同上(下)第1058頁。」
締結這個密約無疑是李鴻章晚年辦的一件誤國蠢事，引狼入室，後患連綿，但要說是賣國也嫌根據不足。
這個條約是1896年李氏作為祝賀俄皇加冕的專使赴俄時締結的。締約的動機是什麽？黃遵憲在挽詩後加了一個自註：“公之使俄羅斯也，遵憲謁於滬上，公見語曰：連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
及膠州密約(指中俄密約)成歸，又語遵憲曰：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黃遵憲：『李肅毅侯挽詩四首』，『人境廬詩草箋註』(下)第1062頁。」這個真實的記錄說明，李鴻章仍然沈溺於以夷制夷的老把戲，而事實上這個條約不但沒能阻遏強租中國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的惡浪，而且在喪失中東路的權益後，又直接為沙俄強占旅順口、大連灣開了路。
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甲午戰爭大潰敗以後，幻想依靠俄國制約其他侵略者的可不止李鴻章一人。除了上面已經說過的張之洞、譚嗣同等人的主張外，劉坤一也鼓吹：“第倭之強，非俄所願，倭之擾我東三省，尤為俄所忌……我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並稍予以便宜，俄必樂於從我。
縱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東三省與俄毗連之地，倭必不敢生心，則保全之利，較沿海各省奚啻萬倍！”「劉坤一：『密陳聯俄拒倭大計摺』，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五日，『劉坤一遺集』第二冊876頁，中華書局1959年，北京。」總之，這是當時的一股思潮，朝野上下有此幻想的人為數不少，其實質是弱者無力捍衛自己時的幻想，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個人惡意叛賣。
友：李鴻章同他們不同，是收了人家三百萬盧布的黑錢才辦了這麽一件壞事的。
袁：這一說來源於當時任俄國財政部辦公廳主任的羅曼諾夫，他在1928年出版的『俄國在滿洲』一書中說俄財政大臣維特答應“如果建築鐵路一事順利成功，將付給他李鴻章三百萬盧布”。可是，當時同李鴻章談判的俄方代表維特(1849-1915，時任財政大臣)在他生前留下的回憶錄中便明確地說：“我還記得當時歐洲謠傳，說李鴻章受了俄國政府的賄賂，我必須說明這個謠言是毫無根據的。”「『維特伯爵回憶錄』第73頁，商務印書館1976年北京。」
我認為這個聲明是可靠的。祝賀俄皇加冕和出訪歐美各國是李鴻章馬關簽約後投閑置散生活的結束，標誌著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可是，朝野都有不少人盯著他，一有差錯，不少人將置之死地而後快。
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有沒有可能為盧布而出賣自己一生名節和前途呢？也就是說，他有沒有受賄案的作案動機？按情理推斷，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同時，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全部談判過程都電告了清廷，如說李氏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和祖國，慈禧、光緒皇帝和軍機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們又是出於什麽動機同意這個密約呢？忽視了“以夷制夷”這一古方正藥的影響，把歷史化為不幸被小人弄權的通俗演義，恐怕只能愈說愈糊塗。此外，三百萬盧布不是一個小數目，李鴻章要把這筆巨款放進自己的袋子，在中國也不能不留下若幹痕跡，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有什麽記錄或蛛絲馬跡。
那麽，為什麽羅曼諾夫又言之鑿鑿呢？李鴻章有個電報值得我們註意：“羅拔(指俄外外大臣洛巴諾夫)密議時，只微德(今譯維特)在座，微續示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中俄集股，不準收別國商股，無論盈虧，歲貼中國廿五萬，先交二百萬，俟路成五十或八十年，中國可自收回，均照各國商路通列。鴻謂事體重大……須派員在北京妥商。”「李鴻章：『寄譯署』，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李鴻章全集』電稿三第647頁。」
而俄外交部一個官員恰恰說“李鴻章帶著這個簽了字的條約和袋子裏的兩百萬盧布返回北京。”「轉引自苑書義：『李鴻章傳』第33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北京。」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雙方說的二百萬以及羅曼諾夫說的三百萬說的是同一件事，俄國有的官員誤解為給李鴻章個人的賄賂了。而中俄兩國後來簽訂的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第十二款也寫明：“路成開車之日，由該公司呈繳中國政府庫平銀五百萬兩。”「『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6年9月8日，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674頁，三聯書店1957年北京。」有的材料說，1898年俄國為強租旅順、大連，曾送給李鴻章50萬兩銀子。「『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03-212頁，三聯書店1957年北京。」
這又是一個疑案。材料說俄國人與他和張蔭桓一起面談，事成後各得50萬兩酬謝，翁同騔則從李所得中分潤，這些都很不合情理。因為李與翁、張兩人都長期不和，互相傾軋唯恐不及，能合夥賣國嗎？此外，付款時張已被彈劾而在流放途中，卻說要讓在“張蔭桓手下任事的中國官吏”都知道張氏得了巨款，這不是要他的命嗎？從材料看這筆錢是付了的，問題是落在誰的口袋裏。須知這些俄國佬也不一定是清廉之輩。
友：如果說後兩約還能有所解釋的話，馬關條約是李鴻章自吃苦果，無可辯解。
袁：正如梁啟超所說，談判和締約本身不足為罪，問題是“自強新政”或洋務運動為什麽會失敗？甲午之敗是果，前者才是因。李鴻章所以被迫吞下這杯苦酒，原因很復雜，我們以後再聊。
友：老兄發了那麽多議論，其實只講了一個“不”字，為李鴻章解脫了一些罪名，但你還沒有說他“是”什麽。
袁：要全面評價李鴻章真不容易。在談我的意見以前，我想請你先聽聽張之洞的意見——張、李政見常相齟齬。譚嗣同曾一再引用張之洞對李鴻章的評語——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時，嗣同之父譚繼洵是湖北巡撫。
這段記載可靠程度很高：“香帥嘗嘆曰：無怪乎合肥之得誌也！遍觀中外(指朝廷內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術亦未必都不好，然問以大小炮數百種，後膛精槍亦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後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臺地營一切攻守之具，無一人能知，且並其名亦不能辨，又況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備有十倍精於此者。某國當與，某國當拒，某國善良，某國兇狡，吾之聯之而備之者，其道何在，宜更無一人知之矣。
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譚嗣同：『上歐陽中鵠書』，『譚嗣同全集』第158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
梁啟超也有類似的看法：“今日舉朝二品以上之大員，五十歲以上之達官，無一人能及彼者。”「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第90頁。」
張、梁既是同時代人，又是頗有見識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門生故舊，這些親身觀察所得頗值得後人重視。
在我看來，要為李鴻章定位，以下三點是不能忽視的：
第一，庸眾中的傑士。
晚清統治層從最高統治者至大小官員是個平庸的群體，他們是處於衰敗狀態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兒，又在腐朽不堪的專制制度制約下活動。按照19世紀下半葉人類文化已達到的水平去衡量，這批統治者都是知識低下、目光短淺的平庸之輩。但在激烈的社會震蕩中，他們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較傑出的人物，李鴻章就是其中的一個。
張之洞、梁啟超都認為李氏的見識超出同儕，這個論斷是公允的。但這不等於說他在一切方面都比所有大小官員高明。這是不可能的。準確點說，他是甲午戰爭前為數不多的識見超群的清政府大員之一。他較早地意識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1865年間他便指出：“書生坐談誤國，可為浩嘆！且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李鴻章：『復朱久香學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37頁。」
正是基於這種不甘心自己國家沈淪的自覺，李鴻章以推行“自強新政”即洋務運動為己任，而經過銳意考查，有些認識也頗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認識開放不可逆轉的大臣之一。同治元年(1862)他便指出：“華夷混壹局勢已成，我輩豈能強分界畫。”「李鴻章：『復沈幼丹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同上卷一第9頁。」
從鴉片戰爭開始至1900年的60年間，對侵略者與老師一身二任的列強持什麽態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爭辯的問題。頑固守舊派要恪守嚴夷夏之辨的傳統信條，對外來事物持排斥態度，既阻礙了本國的發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當的措施去激化與西方列強的矛盾，釀成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大禍。這些大禍的發生，西方侵略者當然有其罪責，那是須另行討論的問題，這裏我們著重看中國這一方的問題，守舊派給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也是不容諱言的事實。
李鴻章則持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力主以開放的態度去處理同外國的關系，以新的觀念和措施去適應“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李鴻章：『籌議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頁。」
例如，一些外國人在中國各地經商、傳教、辦醫院、辦學、辦報等等，其中有些敗類胡作非為，各地與外國人的沖突層出不窮，反入城和驅趕洋人的事件時有發生。李鴻章反對外國人各種違反法紀的行為，但他也不贊成用簡單粗暴的驅逐等辦法去對待外國人。
他說：“庚申(1860年)以後，夷勢內向，薄海冠帶之倫，莫不發憤慷慨，爭言驅逐。局外之訾議，既不悉局中之艱難……但欲逞意氣於孤註之擲，豈非視國事如兒戲耶？”「李鴻章：『籌議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頁。」如果這個警告真正得到重視，不但可以減少大小不等的中外糾紛，也許義和團與八國聯軍那樣的大災難亦有可能避免。
又如，有清一代共開放了三十四個通商口岸，用現在的眼光看真是少而又少(目前僅廣東就有40多個對外開放的口岸)，可當時清政府和外國卻為此弄得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見。李鴻章對此大不以為然：“人皆震驚於添口之多……西洋各國到處準他人寄居貿易，而仍日益強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強。”「李鴻章：『復劉仲良中丞』，光緒二年九月十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頁。」
歷史已經證明，正確的是李鴻章而不是冀圖閉關鎖國之輩。
其次，李鴻章的高明之處還在於把“借法自強”看作救國的關鍵所在。當時，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與正確的救國途徑背道而馳。有的大臣雖然也主張學習西方，但視野狹窄。李鴻章的洋務思想於70年代趨於成熟。他的主張也有許多弱點，有的且是重大弱點，但在當時已屬卓犖不群。
例如，他把學西方作為救國急務，愛國赤誠溢於言表：“如泰西各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樣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稱最強大，今乃為小邦所輕視，練兵、制品、購船諸事，師彼之長，去我之短，及今為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李鴻章：『籌議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頁。」
他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李鴻章：『復王壬秋山長』，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頁」
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為的是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和建設的國際環境，而根本的出發點是變法圖存。他語重心長地說：“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李鴻章：『復王壬秋山長』，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頁。」
作為洋務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李鴻章意識到自己的活動是商鞅、王安石變法的繼續，他把傳統的“窮則變，變則通”思想作為變革的理論依據，而整軍經武、購買和仿造船、炮、洋槍則成了變法的重要內容。
當時敵國環伺，整軍經武是任何執掌國家權柄的人不能不考慮的大事。李鴻章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圍繞國防建設提出了三個根本性的大事：
一是培養全新的人才。他是奉命籌議海防的大臣之一，而在復奏中異於他人之處在於三次尖銳地指出人才培養的變革是成敗關鍵。他說：“若不稍變成法，於洋務開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曉，將來即有防海萬全之策，數十年後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實亡。”
“尤以人才為亟要，使天下有誌之才無不明於洋務，庶練兵制品造船各事可期逐漸精強。”這裏提出的“人人皆能通曉”或“無不明於洋務”顯然不是對原有科舉制度補苴罅漏所能達到，因此他猛烈抨擊“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而出”、“以章句弓馬施於洋務，隔膜太甚”、“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
可是，鑒於前此局部改變科舉的建議均一再受阻，他不敢提出立即全面廢除這一腐朽制度的主張，只好委婉而明確地要“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改變“士大夫趨向”，建議“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設立洋學局”，“多方誘掖”，令“與正途出身無異”。「李鴻章：『籌議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12、23頁。」這是一個冀圖推廣西學、改變士大夫價值取向的計劃。
二是全面發展工商業。他認為除了發展造船制械等軍事工業外，紡織品等日用貨物“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曷若亦設機器自為制造，輪船鐵路自為轉運”，而礦藏則“擇其利厚者次第開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籌資本，或勸遠近富商湊股合立公司”，與此同時還應支持“設廠造耕織機器”的建議。「李鴻章：『籌議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0、21頁。」
三是要求宮廷節省冗費。就在這個奏摺中，他兩次提出“伏願我皇上顧念社稷生民之重，時勢艱危之極，……節省冗費”，“停宮府不急之需，減地方浮濫之費，以裨軍實”。「李鴻章：『籌議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2、22頁。」
歷史已經證明，近代中國發展的遲滯與現代化事業的失敗同沒有貫徹這些主張有密切的關系。從整個社會看，李鴻章不一定是這些思想的首倡者，同時，下面我們還有機會討論他的文化、經濟思想，會看到其中也包含著一些致命的弱點，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這些主張的卻不多見。在這次籌議海防的大討論中，只有郭嵩燾的眼光比他深邃。「參閱本書『從林則徐到郭嵩燾』。」
我無意引述那些著名的反對學習西方的頑固分子的言論以證明李鴻章的高明，盡管那類言論比比皆是。甲午戰爭中名噪一時的王文韶當時任湖南巡撫，他在討論中說：“機器漸行，則失業者漸眾，胥天下為遊民，其害不勝言矣。……故臣謂機器局除制造軍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項日用器具，是亦無表中所以固本之一端。”「『湖南巡撫王文韶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一百。」
如果說他是內陸省份的巡撫，情有可原的話，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楨不愧是辦洋務的名家了，他光緒元年升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在任期間所辦德政之一是花錢將外國人修的吳淞鐵路買回來後下令拆掉！直到光緒五年(1879)他仍認為：“查鐵路以便轉輸，電線以通文報，均非不適於用。然創舉必視民情。臺灣則可行，以其為民情所安也；他處則難行，以其為民情所駭也。”「『光緒五年九月二十日兩江總督沈荷楨奏摺』，『洋務運動』(一)第18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以這樣的認識去管理全國最重要的經濟中心，“借法自強”在他權力所及之處自然成為一句空話。
又以鼎鼎大名的左宗棠來說，史家們素來譽之為洋務運動的重要領袖。他創辦福州船政局及附屬學堂，是官辦企業和學堂中之佼佼者，確實功不可沒。
他的認識如何呢？1866年他向朝廷報告英、法等國“恃以傲我者，不過擅輪船之利耳”，廣東的擡槍“較之洋人所推來福炮更捷而更遠大”，“其信線一種，則運思巧而不適於用……此外奇巧之器甚夥，然皆美觀而不適於用，則亦玩藝而已”，因此，那些均不必學。基於這樣的認識，外商運來器材要架設線路、開辦電報，他竟闊氣地“給以價值，收其器具，見(現)尚存福州府庫也”！「左宗棠：『覆陳籌議洋務事宜摺』，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8-69頁，嶽麓書社1989年長沙。」
與李鴻章把興辦洋務看作救國大計的認識相反，從70至80年代，左宗棠除了自己舉辦的項目外，對其它的往往持否定態度。1878年他在給陜西巡撫的信中寫道：曾紀澤“絕口不談洋務，或亦心知其不然耶？”「左宗棠：『致譚鐘麟』，光緒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左宗棠未刊書牘』148頁，嶽麓書社1989年。」同郭嵩燾、王韜、鄭觀應等人哀其抓不住根本的批評不同，這是以“不談洋務”為高的錯誤見解。他對購買軍艦也不以為然，1879年他寫道：“幼丹(兩江總督沈葆楨)之明豈尚不知鐵甲固無所用之耶？”「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左宗棠未刊書牘』第173頁，嶽麓書社1989年。」
翌年，他又說：“鐵甲輪船英人本視為廢物……船塢為各國銷金之鍋，罄其財而船終無用，李(鴻章)與丁(汝昌)獨無所聞，亦不可解也。”「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左宗棠未刊書牘』第177頁，嶽麓書社1989年。」我無意在這裏全面評論左宗棠。“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就興辦洋務而言，左與李比無疑望塵莫及。
又以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騄來說吧，直到1888年他仍振振有詞地說“鐵路宜於邊地，不宜於腹地”，致使李鴻章不得不為之宣講常識：“鐵路設於腹地，有事則運兵，無事則貿遷，經費方能措辦。
若設於荒涼寂寞之區專待運兵之用，造路之費幾何？養路之費幾何？無論中國外國焉得此不竭之財以供鐵路之用耶？”不少官員更等而下之，說修鐵路有“資敵”、“擾民”、“奪民生計”三大害，哭笑不得的李鴻章只好說：“耳食之言，每致誤事，傳播外國，貽笑堪虞！”“鴻章老矣，報國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順手，亦復何補涓埃！所願當路大君子務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務虛名而忘實際，狃常見而忽遠圖，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李鴻章：『議駁京僚諫阻鐵路各奏』，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集『海軍函稿』卷三第18、25、21頁。」
正是當政群臣的平庸才顯出李鴻章的傑出。
還應指出，為了推動洋務自強運動，對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李鴻章也有所考慮。70年代起，由於在要不要學西方及向西方學什麽等問題上意見分歧，引起了長時期的關於道器關系的議論，王韜、郭嵩燾等對道器統一論作了深刻的分析，李鴻章也於1876年以道器統一的觀點去開導那些食古不化之流。
他說：“其風氣所趨，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設令炎帝、軒轅復生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炮機器者，自然之勢也。今之議者動引古聖，啜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他認為只有“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李鴻章：『答彭孝廉書』，丙子，『李文忠公遺集』卷五第12-13頁。」
他沒有像王、郭等人那樣由道器統一而觸及政制、倫理等根本問題，他只使自己的詮釋停留在較低的層面上，但他以此論證打開國門學習西方的合理性，仍然是值得稱許的。同時，據現有材料看，他實際上已經認識到中國當時的禮義教化也不如西方，落後的不僅是槍炮舟車。光緒二年(1876)正月，他同日本公使穆麗交談。穆麗說：“以鄙見論之，亞細亞洲教化非不美也，然以頂善之教化比之歐羅巴洲，亞細亞不過十分之三，歐羅巴不在七分之下也。”李鴻章的答復是：“此論甚公。”「『日本穆麗欽差直督李中堂面談大略』，『萬國公報』398卷第684頁。」
他對東方文化落後現狀的認識遠非閉目塞聰之流可比擬。
進入80年代以後，李鴻章甚至註意到了西方思維方法變革的歷史經驗，力圖從中汲取教益。他說：“阿(裏斯多德)氏以前人之說為無可疑，即據之以推新理，故其學不及貝(根)氏。”「『王佐才課卷批語』，『格致課藝匯編』(己醜)第6頁。」褒揚培根，貶抑阿裏斯多德，無非是他反對泥古、渴望從實際出發研究新事物成為一代新風的求變心理的折射。與此同時，他也渴望有中西哲學和各項學術融合的新的文化誕生。
種種跡象都表明，李鴻章的思想已經不完全受中體西用論的桎梏。在當朝大臣中，有如是認識者真如鳳毛麟角。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
稍加考查就會知道，中國有機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采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同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一份。人們已經歷數過這些官辦企業或事業的種種弊端，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我們同樣無法否定一個鐵的事實：西方的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中國就是對愚昧無知的打擊，就播下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種子。
招商局輪船所到之處，商品經濟總有大小不等的發展。江南制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不是孕育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代呼風喚雨的人物嗎？沒有洋務運動，魯迅又怎麽會跑到南京去上學呢？對19世紀以來為捍衛中國的獨立和擺脫中世紀的落後狀況盡心盡力的人，我們都應如實記下其勞績和失誤，李鴻章也不應例外。
第三，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
鴉片戰爭後在中西文化撞擊下逐漸出現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先是集結在曾國藩周圍，接著就向李鴻章靠攏。在甲午戰爭以前，這些對西方了解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有識之士大體上都視李鴻章為中心，他們向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李鴻章所以能顯得識見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從他們身上汲取了許多新鮮的知識。
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謀求上進，首先想到的就是給李鴻章上書，其中固然與李氏是重要權力中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較開明和開放，是各項洋務事業的主要推動者，因而對他這一類有新知識的青年頗具吸引力。於是，在甲午戰爭前，不但嚴復、馬建忠及其他留洋歸來的技術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在李鴻章直接領導或勢力所及的範圍內服務，就是對其學西方的作為持激烈批評態度的郭嵩燾、王韜、鄭觀應等人也是他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員。
在任何社會中，知識要通過一定的渠道才能轉換為政策或各項活動，這項轉換機制是否健全對社會發展影響很大。在甲午戰爭前的二十多年中，李鴻章在很大程度上起著轉換樞紐的重要作用。由於多種因素的制約，這個作用完成得不好，但這個情況卻有力地證明，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仍然依附於清政府，同戊戌維新前後的情況不同，他們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就是在這個大格局下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我說李鴻章是庸眾中的傑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脫平庸的意思。這突出地表現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國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後，認識仍不見有大的提高。他說：“今遊於各大國者四閱月，忽經新氣之感動，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他日身歸故國，後半生無涯之大事，將重整其旗鼓，忝顏而將中軍；且較諸前半生之僅效微勞者，冀於中國尤有裨益。”「蔡爾康等：『李鴻章歷聘歐美記』第175頁，嶽麓書社1986年。」一個年過七旬的老翁經受重大挫折後尤有此雄心壯誌，令人感動，可是，他想到的仍然是科學技術和軍事，仍不明白離開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這些是無法真正學到手的。就這一點而言，他仍然是東方的庸人。
不過，時代在變化，一批新的傑士正在崛起，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不再是晚清變法自強的主流，李鴻章已被歷史大潮沖刷到一旁。這個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沈淪，李鴻章卻眼睜睜看著它坍塌而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