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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賀本紀
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
第十一章 千年遺恨，失足何處？
目錄袁：不弄清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對曾國藩、李鴻章的了解仍然是片面的。我們應該花點時間聊聊這個問題。
友：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同時起步，卻結果迥異。是不是西方列強厚彼薄此，壓力集中到中國，以至難逃大劫呢？
袁：這個問題的實質是西方列強在晚清扮演的是什麽角色。對此學術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答案。多年來中國大陸的史家幾乎異口同聲一再確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國家獨立的最主要障礙，而近年有的則走向另一極端，把西方列強武裝侵略視作催促中華民族覺醒的必要條件。
我不同意後面這種觀點，原因非常簡單：這種侵略行徑對雙方都是恥辱和發展中的重負。中國因戰敗而賠款割地固是奇恥大辱，為販毒而戰、焚燒和劫掠文化珍寶、敲詐弱小民族也是號稱文明之國無法磨滅的恥辱。同時，對侵略者說來這不僅是道義上的罪行，而且必然遭到歷史的懲罰。日本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一再殘酷掠奪中國，導致它畸形發展，令日本和許多國家的人民都飽嘗戰爭苦難，且種下了1945年大失敗的根源。
而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發展的嚴重障礙更是洞若觀火的事實。在西方列強的炮艦威脅下，中國失去了關稅自主權，從而喪失了落後國家保護自己經濟的重要屏障。例如，1865年至1886年間，僅中國各港口每年正式進口的鴉片就值2300萬至3750萬兩白銀，相當於每年財政收入的1/3至1/2，如果加上走私部分，數額更加驚人。又如，清政府歷年的對外賠款，不計利息便達7億多兩，約等於1911年全國廠礦全部資產的7倍「純外資企業除外」。
僅此兩項就有如兩條巨大的吸血管，令中國人民淪為替外國侵略者賣命的苦力。
至於西方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賦予他們的各種特權對中國發展生機的摧殘更難以數計。不能混淆來自外部的兩種沖擊，一是武裝入侵帶來的社會震蕩，其影響主要是負面的，另一是先進文化輸入引起的回響。戰爭只令人們看到西方的船堅炮利，而真正幫助中國人比較全面地了解西方、推動中華民族覺醒的正是這種和平的文化交流。比較一下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站在歷史潮流前列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認識的巨大飛躍。
要是說前者繼魏源之後主要就經濟上如何學西方提出建議的話，後者則已就系統改造中國社會使之現代化提出了全面綱領。而就發行數量及影響大小來說，後者也遠勝前者。同時，在60年代初，與馮桂芬有共同認識之士廖若晨星，而經過30年間中西文化多渠道的交流，至90年代初要求系統改革中國社會的明達之士已此呼彼應，見識在鄭氏之上者也大有人在。那種認為沒有外國侵略者的暴力敲打中華民族就不可能奮起的觀點是膚淺和片面的錯誤見識。
正如前人已一再指出的，西方列強在中國的作用是復雜的。形象地說，他們既是引路的先生，又是攔路打劫的強盜。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中世紀宗法專制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是近代中國前進的兩大障礙的論斷是正確的。不過，中國發展的快慢歸根到底取決於內部狀況。除了外敵入侵的戰爭時期以外，近代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也來自內部，因此，差不多同時被迫打開國門、外部條件也大體相同的中日兩國遭遇如此不同，主要原因在兩國自身。
友：流行的說法是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在於它企圖以不改變原有體制為前提去學習西方，你同意嗎？
袁：這個論斷過於籠統，如果把它理解為應該首先集中精力推翻清帝國，恐怕有點過於武斷。太平天國失敗後至戊戌變法期間，革命的主客觀條件均不具備，不能說這時任何改革都必然失敗，而在於改革的內容和方法是否恰當。但“改變原有體制”的內涵如指的是系統改造原有社會運行機制，那自然不無道理。換句話說，問題不在於曾國藩、李鴻章、恭親王等人不應該發動洋務自強運動，而在於他們沒有找到正確的改革舊體制、實現國家富強的正確道路。
洋務運動所以失敗，是由於它犯了三個致命的錯誤：
第一，以官辦和辦軍火工業為主，經濟失去自我發展的活力。
據經濟學家們估算，至1894年為止，全國工業、采礦和交通運輸業的資產總值為6749萬元，其中官方資產為4757萬元，占70%，而在官辦企業中，屬輕工業的只有90萬元，占官辦企業總資產的10.03%。「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第1057-1058、1065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這種狀態導致國內消費品市場很大一部分被外國商品所占領。
例如，1871年至1893年間，每年輸入的棉布便達2849萬至4491萬元，成了除鴉片之外的最大宗進口貨，而同一時期輸入的棉紗也由37791公擔上升至70萬公擔。「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74頁，科學出版社1995年，北京。」諸如此類的消費品通常技術較易掌握，投資省而利潤高，本是富國裕民的重要基礎，當時拱手讓給別人，反成了中國又一大漏卮。
更嚴重的是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把種種官僚病帶進經濟活動過程，使之喪失了推動經濟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些企業充塞著腐朽的衙門作風，機構臃腫，冗員甚多，官派的總辦、會辦等大員大部分是不懂經營管理而又不願認真學習的庸碌官僚，再加上企業的盈虧盛衰與這些官僚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營私舞弊倒能飽填私囊，其前途也就不蔔而知了。
特別是那些投資最多的造船制炮的軍事企業，從購置設備、原材料至員工薪金均向官府報銷，產品也由各地官府備款具領或撥交各軍使用而抵扣軍費。這些企業雖然擁有比較先進的機器設備，但愚蠢地割斷了它與市場的聯系，經營管理停留於“前現代”的水平上，無一例外失去了自我發展的活力。這個錯誤不是註定不可避免的，魏源、郭嵩燾、鄭觀應等人早就提出官府應該扶植而不是幹擾私營經濟的發展，富強之基在商人，官有資產也應交給商人去經營。
盡管為時稍晚，李鴻章也已察覺“事可歸民辦者深忌改歸官辦，西洋理財書言之甚明。即外國公司亦聽民自為，官亦未嘗過問也。多一分官費，少一分民利；況派辦之人茍自利而已，而實心者難其人哉。”「李鴻章：『北洋特課超等第一名眉批』，『格致課藝匯報』己醜年上第4頁。」左宗棠在談到農具制造時也說：“惟須招商辦理，乃期便利。一經官辦，則利少弊多，所鑄之器不精而費不可得而節，不如其已也。”「『左宗堂全集』劄件第428頁，嶽麓書社1986年，長沙。」如果這些意見被采納，晚清的經濟可能出現一個新面貌。
日本的情況是很有說服力的佐證。明治維新之初，日本政府也以興辦官營和半官半民工廠為中心推行殖產業興政策，可是，由於官辦企業經濟效益很差，很快就出現了財政困難難以負擔的困境。1875年，也就是郭嵩燾再一次向清廷建議扶植私營企業、把官有輪船交給私商經營而得不到任何回應的同一年，日本政府開始改弦易轍：“政府為了與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對抗，8月開辟了上海航線，同年9月發布了‘第一號及第二號命令書’，開始全面扶植三菱。
當時把委托給三菱使用的13只官船無償地交給三菱，接著又無償地將舊郵政輪船公司所擁有的24只船交給三菱。‘第一號命令書’還答應每年給三菱25萬日元的補助金，另外還用811萬美元收賣了太平洋郵船公司在上海航線上航行的船只和陸上設備，租借給三菱使用。”「依田熹家：『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第15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至明治十三年「1880」，更制定『拋售官有工廠概則』，隨後以很低的價格陸續“把官營工廠和半官民工廠全部出售給民間，使日本資本主義走上了正式的軌道。”「依田熹家：『簡明日本通史』第22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不同的經濟政策決定了東方兩大帝國的不同命運。
第二，不敢廢除腐朽不堪的科舉制度。
清初以降，有識之士不斷抨擊和要求改革科舉制度。鴉片戰爭以後，面對以近代軍艦和槍炮武裝起來的敵手，卻仍以弓馬考選武將，只會背誦四書五經、寫八股時文的迂呆卻要擔負安邦治國的重任，學用脫節的悖謬已經暴露得十分明顯。而隨著西學的逐漸輸入，原有教育內容和選拔制度的荒謬性更為突出，改革和廢除科舉制度的呼聲連綿不斷。
例如，早在鴉片戰爭前魏源就尖銳地揭露實行科舉取士：“其造之試之也，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則又一人而遍責以六官之職，或一歲而遍歷四方民夷之風俗；舉孔門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攝者，而望之科舉兔冊之人。”「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第37頁，中華書局1976年，北京。」
鴉片戰爭剛結束，他便提出：“今宜於閩粵二省武試增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戰艦火輪舟、造飛炮火箭水雷奇器者為科甲出身，能駕駛颶濤、能熟風雲沙線、能槍炮有準者為行伍出身。”「魏源：『籌海篇三.議戰』，『海國圖誌』50卷本卷之二第43頁，道光二十四年古微堂板。」雖是局部性的改革建議，卻貫串著學用一致、師夷長技的精神。可是，在當時的體制下，朝廷不可能聽到這個中下層官員的聲音，更不可能付諸行動。
更值得註意的是，大員們上奏朝廷的正式建議亦被化為烏有。1874年，李鴻章提出：“軍務肅清以後，文武兩途仍舍章句弓馬末由進身，而以章句弓馬施於洋務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楨前有請設算學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試改槍炮之奏，皆格於部議不行。而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而出？”「李鴻章：『籌議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3頁。」
這是個非常尖銳的批評，其中包含著兩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一是這些建議怎樣“格於部議”而不行？
道光23年「1843」，鴉片戰爭剛結束，與『海國圖誌』的刊行幾乎同時，兩廣總督祁□便在回答道光皇帝上一年的詢明時指出：
文試惟重制藝聲律，武試惟取命中挽強……然有事之秋所學非所用，是猶不識藥性藥方，而責以衛生切脈”，認為“似宜於奉行成法之中，微寓變通考選之制”，文武試分別增加內容，文試在博通史鑒、精熟韜鈐、制器通算、洞知陰陽占候、熟諳輿圖情形五者中選考其一，武試則分韜略、技藝、火攻、水戰四門，任選一門，同時為免“有奇才異能，因不攻舉業，無由效用”，還建議“將博通史鑒五門，分立五科”，任由軍民人等及大小文武官員參加這些專項考試。「祁□：『請推廣文武科試疏』，『海國圖誌』卷八第18、19、20頁。」如被采納，這不失為改革科舉制度的開端，但“議格未行”。「『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二十八第1049頁，中華書局1979年北京。」
事隔9年和16年後，時任禦史和兵部侍郎的王茂蔭三次上奏，要求采納祁□的建議，同時提出：“求才於考試外，莫如廣行保舉。”不幸，三次均被禮部駁斥否定。王茂蔭在痛心地回顧咸豐元年「1851」兩次受阻時寫到：“當時部議之□五門發策也，稱士子淹博有素，不必專門名家。試問今日制品通算者為誰？精熟韜鈐者為誰？部議之□廣保舉也，稱文武各有鄉會試，凡才學出眾武藝精通者，皆甄拔無遺。試問年來殺賊攻城諸將，如羅澤南、王鑫、楊載福、李續賓，均非得自科舉，甄拔何以有遺？”對反對改革科舉謬見的批判可謂有力。
他甚至說：“方今海外諸國，日起爭雄，自人視之，雖有中外之分，自天視之，殆無彼此之異。”「『王茂蔭奏治法治人之本在明德養氣摺』，同上第1050-1051頁。」從國際競爭的高度去看待中國的各項問題。可是，執政諸公對這些箴言仍置若罔聞。祁□、王茂蔭建議的遭遇說明什麽呢？
直至500年代末，在清帝國當權者看來祖傳的科舉制度仍無比美妙，改革雲雲簡直多此一舉。進入60和70年代，他們的口氣略有改變，除了部分見識陳腐的守舊分子外，越來越多的當權者認識到必須以西方的科學技術補充中國的不足。因此，他們同意興辦同文館及船政學堂一類西學堂，也同意廣泛保舉各種洋務人才，甚至不完全反對以某種形式吸收學西學的學生參加科舉考試。
可是，在實際運作中卻設置了種種障礙，令這類改革化為烏有或收效甚微。看看沈葆禎1872年間的一段話吧：“西法雖千頭萬緒，要權輿於算學。中法與西法派雖別而源則同。臣嘗會同前督臣英桂有請設算學之奏，部臣因無人可以閱卷議駁。然聞京師同文館教習李善蘭通西學者也，前任山西河東道楊寶臣通中學者也，倘廢無用之武1961年。」雖然過於樂觀，話卻說得不無道理。但同年四月二十日答復這個奏摺的“上諭”卻壓根沒有提及這個重要建議。
兩年後李鴻章舊話重提，執掌朝綱的恭親王在得到慈禧認可的結論中是這樣回應的：李鴻章、沈葆楨等“請開洋學及請設特科……尚非倉猝所能舉行……將來出使各國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於國家，則於設學、設科之舉必且眾論交孚，不至再有異議矣。”「『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訴等奏摺附單』，同上「一」第1522頁。」一個至關重要的改革就是這樣一拖了之。至於廢除這個誤國誤民的制度，更非他們所敢想像。直至1905年，在付出了無比巨大的代價後，才把科舉送進了墳墓，這本是60年前就應該和可以辦到的事。
第二個問題是如此延誤帶來什麽後果？
科舉制度僵而不死是晚清社會發展遲滯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這樣說絕無誇大之嫌。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時至19世紀，歷史已經把中國社會從中世紀到現代的轉型擺到最中心的位置。可是，體現著文化發展水平的社會精英層「當時的士大夫們」卻只懂得中國古代典籍，等而下之的甚至連古代典籍也不甚了了，只會幾句時文八股，又怎麽能完成這個歷史重任呢？
首先，在知識結構上他們既不懂當時的科學技術，也缺乏現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常識。同時，在價值觀念上，他們滿腦子仍是忠君事上為核心的古代倫理觀念。要靠這樣的群體去引導中國走出困境，何止南轅北轍！回首話當年，19世紀的中國青少年實在可憐，他們最可寶貴的年華都消磨在學習落後於時代幾百年的知識材料和技巧上去了，而他們的無知又反過來耽誤了歷史的行程。
友：當時不是辦了好些新式學堂嗎？
袁：是有一些，如同文館、廣方言館、船政學堂等等專門學校。但由於科舉制度沒有廢除，隨之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一是大部分青少年仍把傳統的舊式教育和科舉視為“正途”，少量講洋務、學西學之士處於被人們另眼相看的被壓抑狀態。二是少數學西學的人員往往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去準備科舉考試，令本來就掌握無多的西學知識又受負面影響。
以廣東同文館為例：“該生等雖仍在館肄業，然皆專意漢文，冀圖鄉試文理平通，以為期滿保舉府經、縣丞、防禦地步，誌安小就，不思憤強，致將西文荒忽，未能精深”！「『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兩廣總督瑞麟等摺』，『洋務運動』二第116頁。」
劉坤一也說：“西學館之設，誠為當今急務。……顧念閩省何嘗無西學館……即廣東亦早設同文館……嗣以專用旗人子弟，一味訓課時文，雖仍聘一英員教習，略存其名而已。似此毫無實際，縱添設一二館，徒糜經費，為外人所笑！”「劉坤一：『致黎召民』，光緒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同上第128頁。」這就是在科舉制的夾縫中掙紮的西學堂的可憐相。
在任何社會制度下，晉升社會上層的基本途徑必然決定著大多數青少年的人生道路和價值取向。科舉存在一天，它就是中國社會精英層人生歷程的第一路標。當我們驚嘆當時的文化氛圍令改革如此步履蹣跚之際，不能忘記科舉在其中所起的惡劣作用。李鴻章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積重難返，鄙論由於崇尚時文小楷誤之。”「李鴻章：『復郭筠仙星使』，光緒四年正月廿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5頁。」
在痛斥一些大臣以西學中源、夷夏之辨等謬論反對引進西學、改革科舉等建議後，李鴻章無比沈痛地說：“近人條陳變通考試亦多術矣，皆被部駁。吾姑發其端，以待當路之猛省。”“竊以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數百年，不行則後有王者必來取法，無所誤亦無所損。危言過慮，非所敢承。”「李鴻章：『復劉仲良中丞』，光緒元年正月初八，同上卷十五第4、5頁。」問題已提到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不幸，當局仍執迷不悟。歷史已經證明，他的忠告確非危言聳聽。
日本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系。它的古代文化也深受中國影響，可是，它沒有科舉這個歷史重負。在教育本來就比較普及的基礎上，明治五年「1872」日本全面推行以法國為範本的新學制，這個學制要求“必使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公布學制之布告』，明治五年八月二日太政官布告第214號，『明治維新之再探討』第18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北京」，使其義務教育的普及率在1905年達到95.6%，與西歐、北美不相上下。「依田熹家：『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第20303-2044頁。」
同時，大量聘用外國教師，按西方的標準設置課程和編寫課本，除政治和倫理教育外一舉實現了現代化。新式教育成了富強的新日本的支柱，與清帝國的龍鐘老態成為鮮明的兩極。
第三，沒有系統地進行國家機關的改造和建設。
任何社會的國家政權都是社會管理機構，它的狀況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極大的影響。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清政府也添設了一些機構，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海軍衙門等等。可是，當權者沒有什麽人考慮過必須改造國家機關，更不用說付諸行動了。郭嵩燾曾經向朝廷提出過這個問題，但無人理睬。於是，一系列末世王朝的痼疾就成為吞食富強自救生機的毒瘤。
首先，貪汙受賄成風。這股黑風從宮廷吹起，彌漫全國。前人留下這樣的記載：“凡京師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帶隨員。既勘估後，然後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監督。
其木廠由承修大臣指派，領價時，承修大臣得三成，監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隨員得半成，兩大臣衙門之書吏合得一成，經手又得一成，實到木廠者只二成半。”“內務府經手尤不可信，到工者僅十之一，而奉內監者幾至十之六七。”「『同光度支瑣聞』，徐珂：『清稗類鈔』第二冊第516、517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
另一記載則稱：“慈禧時宮中賄賂風行，為歷史罕見。皇帝每日問安一次，索賄五十金，後妃以次各有差。……近侍詞臣，迄行省督撫司道等，有進獻或賜膳觀劇悉納之，稱宮門費。……宮廷賞賚寶翰及代擬應奉文字，內侍傳旨繳進，則文件與賄賂偕往「此經手內監所得」即邀禦賞，否則沈沒其物，恩眷亦漸疏焉。”「王無生：『述庵秘錄.清官大賄賂場』，『清代野史』第三冊第350-351頁，巴蜀書社1987年成都。」
這就是當時官場黑幕的一角，至於其他文武官吏貪墨成性的醜態就沒有必要一一征引了，甲午戰爭中所暴露出來的腐敗事實就是當時官場現實的側影。
其次，冗員甚多。冗員太多是官場腐敗的大溫床。早在1874年，有些有識之士已指出：“前代之冗員在閑散，我朝之冗員兼在候補，一差而數十人待，……不足合上官之意而動其憐……中材之質盡入下流……非其人皆無良也，勢驅之也……故凡入官，三四年後，其所得之數未有不浮於所納之數，而得缺後之十倍、百倍之利更不必論。”「朱采：『海防議』甲戌冬，『洋務運動』「一」第3400頁。」這個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再看一個個案，情況就會更加清晰：1881年，兩江總督劉坤一上奏朝廷要求停派鹽務候補人員到兩淮。他寫道：“兩淮監掣、運判兩項以及大使、經歷、知事、巡檢四班，領照到省者共計八百余人，實為從來所未有。綜計監掣只兩缺，運判只三缺，大使等共只二十九缺。
缺分之少如此，而人數之多如彼……更難保無廉隅莫飭，百計鉆研情弊，實於吏治人心關系匪淺。”「劉坤一：『兩淮鹽務人員請循案停止分發摺』，光緒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劉坤一遺集』第二冊第635頁，中華書局1959年北京。」
再次，大多數官員不了解世界現狀，缺乏現代政治、經濟常識，與洋務運動格格不入。應該指出，清代所謂冗員過多，雖說是絕對過剩「上舉八百多人輪候34個官位就是明證」，更重要的是相對過剩：當時一個有四億多人口的國家，卻只有兩萬個行政官員職位，而其中一半在京城；平均每縣人口為255萬，行政官員卻僅有五名。「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第80-81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南京。」
這是國家尚未開發、社會生活仍處於比較簡樸的古代形態的表現。洋務運動的實質是冀圖逐步推進現代化，令國家臻於富強之境，可是，它是在絕大部分官員對世界現狀和現代政治、經濟缺乏基本知識的情況下進行的，於是，矛盾紛至沓來：一方面許多省都叫喊冗員過多，要求朝廷停派候補人員來省，另一方面從中央到地方都感到熟知“洋務”的人員奇缺，一再諭令各級官員各舉所知，切實保舉。
與此同時，眾多該興該革的建議都為“部議所格”而胎死腹中。為什麽各部官員在討論這些興辦“洋務”和革除弊政的建議時會持反對態度呢？無可否認，其中好些是出自私利。例如，漕運的改革為什麽一再落空呢？李鴻章曾揭露其中奧秘：“海運較省而猶以為不便，名曰欲復河運，實則欲復其弊，上下可交征利也！”「李鴻章：『復馮景亭宮允』，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第22頁。」
又如，鑄造銀圓是大有利於商品流通的措施，卻被一再拖延，原因何在？“其窒礙最大者，既經官鑄，必準抵餉納錢糧關稅，洋圓平色定有準數，勢難格外浮收多算，一切官吏平余陋規掃凈，將無以自立，又不能別籌津貼，此數百年積弊，未易一日更新者也。”「李鴻章：『復郭筠仙星使』，光緒三年六月初一日，同上卷十七第14頁。」
這又是私利堵塞了革新之路。不過，大量的障礙來自各部官員的無知。有豐富切身體驗的李鴻章說：“遇事多下部議。……堂司主稿者，豈皆明徹條理？操天下政權仍在書吏，非外臣所能力爭也。”「李鴻章：『復鮑華潭中丞』，光緒元年二月初十日，同上卷十五第10頁。」這些官員們學的是四書五經和傳統的安邦治國之道，那些興辦洋務實現現代化的道理是他們難以“明徹”的，難怪他們要事事掣肘。
友：這正好說明清政府早已無可救藥，只有堅決革命，打倒這個腐敗透頂的政府，中國才有希望。洋務運動本身就是多此一舉。
袁：老弟高見貌似有理，實則脫離實際。當時除寥寥可數的幾個先行者外，大部分社會精英「士大夫」對現代化事業都茫無所知，即使革命成功，你也找不到知識結構不同的人去替換那些官員。這正說明革命條件還不成熟。
這反過來也證明了洋務運動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失敗的原因在於犯了幾個致命性的錯誤。以對待這些知識極其落後的官員群體來說，就沒有哪一個洋務運動的領袖想到要系統地向他們進行“洋務”或現代化的啟蒙教育。廣學會有過這樣的計劃「參閱本書『西方在華人士與洋務思潮』」，但沒有得到官方支持，行動規模小，收效不大。
友：歷數上述經濟、文化和政治領域的三大失誤，聽來有點道理，但還不能滿足。問題在於為什麽恰恰是中國人會犯這些錯誤？
袁：這也是令我一再深思的問題。一兩句話說不清楚，如果你有耐心，且聽我慢慢道來。
這些錯誤的形成首先同政權掌握在什麽人手中息息相關。1862年至1908年間，清政府的最高領導權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而從1861年發動政變開始至18844年初，恭親王奕訢一直是她的首要合作者。
奪取政權時慈禧是年僅26歲的小寡婦，文化程度很低。同治四年三月她手書一篇革去奕訢一切差使的“懿諭”，全文230字，錯別字及文理不通者在20處以上「有些地方影謄看不清」。「慈禧手書懿諭影謄見寶成關：『奕訢慈禧政爭記』卷首插頁第7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長春。」
她不但對19世紀的世界現狀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沒有受到良好的傳統蒙學教育。這個人的品德也很壞，喜歡玩弄權術，權力欲很強而心胸狹隘，且為了個人享樂可以不顧國家安危。可是，她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加上有些小聰明，憑這兩條便操縱國家近五十年！國家大事要依這樣的人的“懿旨”最後定奪，洋務運動哪有不失敗之理！
友：朝政不是實際掌握在恭親王手中嗎？此外，史家們已一再肯定洋務運動的領袖是李鴻章。你可不能替他們開脫，把罪責推給神憎鬼厭的“老佛爺”。
袁：歷史已經證明，從中世紀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可以通過內部的改革而實現，條件之一是必須有雄才大略的領袖及其助手組成的領導者群體的籌劃、決斷。俾斯麥、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過這樣的歷史角色。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19世紀的中國沒有這樣的英雄人物應運而生。
在最後回答這個狀況產生原因以前，我們應該花點時間看看當時的主要領導人物的真面目，任何隨意貶斥或溢美都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在1884年被慈禧再一次革職以前，奕訢掌管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兩個最重要的機構，確是位於一人之下眾人之上。近年來不少中國大陸的史家糾正往日的偏頗，充分肯定他作為洋務運動主要支持者的歷史功績，這是符合實際的。奕訢的才識也遠非慈禧所可比擬，他受過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願意接受和學習外來的新事物，是皇族中最為開明和開放的人物。
可是，他也不具備擔當推動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領袖的條件。早在1869年，郭嵩燾就毫不客氣地說：“總理衙門人才猥下。”「『郭嵩燾日記』「二」第609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奕訢自然包括在內。這不是郭氏一個人的觀感，上一年曾國藩就在與心腹幕僚密談中講了自己的心裏話：“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祥」、寶「□」數人權過人主。恭郢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則不滿人口。……余更碌碌，甚可憂耳。”「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四」第2224-2225頁，學生書局1964年臺北。」
與慈禧合作發動辛酉政變時奕訢是30歲且有過從政經驗的青年，身為執掌大政的議政王，他自然成了各方關註的人物。曾國藩就曾不止一次地評論過他。趙烈文同治六年「1867」七月初九的日記中留下他同曾氏的一段對話：“余言在上海見恭邸小像，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彜重器，不足以鎮壓百僚。師曰：然。
貌非厚重，聰明則過人。余言：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敗之虞！”「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第1909頁。」他們自然不是在討論麻衣相法，而是對執掌大權近六年的奕訢的政績的回顧與前瞻。這些無拘束的議論，寥寥數語就勾勒出奕訢及其同僚的平庸本色，對照其他材料，更顯得這些評議入木三分。
奕訢等人的平庸簡單地說在於見識短淺而又軟弱無力。首先，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要從改革社會運行機制入手去為富強奠立基礎。他們主觀上都希望國家富強——多年來中國大陸不少史家喜歡罵他們“賣國”，這可真是冤假不實之詞，經不起認真查證的。在他們看來，要富強就應學西方，辦洋務，其為國籌謀的熱忱和見識也是那些高喊反對“以夷變夏”的頑固保守分子望塵莫及的。可是，西方何以富強？
這對他們說來始終是個沒有解開的謎。談到學西方，他們想到的就是產品和技術，卻沒有再深入一步去了解這些產品和技術賴以湧現和不斷改進的原因。上面談到他們所犯的三個致命錯誤，說到底是沒有看到關鍵在於社會運行機制的改革。1874年，由於一向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居然入侵臺灣，引發了一場籌議海防的大討論。以奕訢為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的對策是“練兵、簡器「選購武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密寄』，『洋務運動』「一」第30頁。」
這實際是奕訢等人提出的行動綱領：前三條都是從產品和技術的角度考慮問題；籌餉規定“專提部存及海關成洋稅為目前開辦之需”，後來也不落實；用人則強調保舉；持久則說了一些空話。如此見識，富強雲雲又怎能不化為鏡月水花呢？
其次，即使是生產建設一類的事情，奕訢等人也缺少力排眾議付諸實施的膽略和毅力。李鴻章就有過這樣的切身體驗：“自同治十三年「18744」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煤鐵礦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應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其時文相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於蓮舫獨痛詆之。曾記是年冬底赴京叩謁梓宮，謁晤恭邸，極陳鐵路利益，請先試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輸。
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其乘閑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從此遂絕口不談矣。”「李鴻章：『復郭筠仙星使』，光緒三年六月初一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七第13頁。」修路、挖礦、架設電報線路、在各海口設西學館，這些具體建設方面的事也不能主持，如此孱軟的最高領導人實不多見。
對恭親王缺少雄才大略的議論不僅出自曾國藩、李鴻章和他們的門下，其他大臣也有同樣的觀感。翁同龢曾在其日記中寫道：正當中法戰爭危急之際，為半年後的慈禧五旬壽辰，“恭邸述醇邸語請旨，則十月中進戲事也，極瑣細，極不得體”。第二天朝見慈禧，“兩邸所對皆淺俗語，總求賞收禮物，垂諭極明，責備中有沈痛語，略言心好則可對天，不在此末節，以為盡心也。
臣越次言：醇親王、恭親王宜遵聖諭，勿再瑣屑。兩王叩頭，急急退出。天潢貴胄，親藩重臣，識量如此！”「『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年三月初四日、初五日。」奕訢已屬皇族中的佼佼者，他尚且這樣，其它的更是不堪聞問了。
再次，奕訢等人根本沒有考慮有計劃地集結自己的力量，擴大革新勢力，孤立和分化保守力量。不少史家喜愛從黨派之爭的角度去觀察和分析晚清政局，不能說這毫無道理，可是不能忘記這還不是現代意義的黨派鬥爭，其中有的出於私利或私見，有的雖包含不同政見之爭，但鬥爭的某一方往往沒有積極主動地擴大自己政見的影響、發展自己的勢力。洋務派的領袖就是這樣的舊式政治人物。
梁啟超在李鴻章逝世後隨即寫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評論：“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勢力，而常能自造勢力……若李鴻章則安富尊榮於一政府之下而已。茍其以強國利民為誌也，豈有以四十年之勛臣耆宿，而不能結民望以戰勝舊黨者！”「梁啟超：『自由書。二十世紀之新鬼』，『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67頁，中華書局1936年上海。」這些話移用於奕訢等人也非常貼切。奕訢是咸豐皇帝的親兄弟，在19世紀下半葉，論能力和威望在皇族中都沒有人能超過他。
與現代政治家或古代叱咤風雲的英雄人不同，他當政24年卻沒有著意去培植和發展支持自己革新事業或辦洋務的政治勢力，中法戰爭期間他非常輕易地被慈禧擼下臺，從個人的命運說是活該，而繼符者是昏庸貪鄙的奕譞、世鐸和奕劻之流，國家更加不幸。
老弟不是生怕我為李鴻章開脫嗎？不了解控制中樞的領導群體如此平庸和軟弱，又怎能恰當地評論李鴻章呢？李氏雖然被人們尊之為“傅相”，但有清一代，“大學士”、“太子大保”、“太子少保”都是榮譽性的虛銜，真正的宰相是執掌軍機處的軍機大臣。李鴻章事業鼎盛期的職位是地方督撫，據說其畢生憾事之一是從未充任軍機大臣，而他進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時候已是甲午戰敗以後，帶有投閑置散的氣味了。
他無疑是洋務運動的主要領袖，但其正式官銜是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且長達28年之久。按規定北洋大臣的管轄範圍是華北和東北的通商和涉外事務，但舉凡這個時期全國的軍事、外交和各種自強新政或洋務幾乎都離不了他，因此，洋務運動的一切錯誤他都難辭其咎。但他是超值奉獻，有違“思不出其位”的古訓。而由於他不是清廷最高領導層的主要成員，其功過得失更要註意具體分析。
例如，在三個致命錯誤中，科舉僵而不死便違反了他的意願。他的見識和膽略也比奕訢等人略高一籌，可以設想，如果他有足夠的權力，洋務運動的情況可能好一些。但正如梁啟超所說，他也不是什麽學識高超氣魄雄偉能開創歷史新局面的英雄，所以我才說他不過是庸眾中的傑士。
友：仁兄把領導核心的軟弱、平庸視為洋務運動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似有過分強調個人作用之嫌。
袁：歷史哲學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不能倒過來讓歷史事實適應你頭腦中的固有觀念。同時，在這些現象後面，其實蘊含著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問題。四億多中國人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讓一些庸人和小人統治了70年而無可奈何，這就是中世紀專制統治的罪惡。
千萬不能忽視這個領導層問題。李鴻章倒有點切身體會，他在給他的老師曾國藩的最後一封信中意味深長地說：“惟中國政體，官與民、內與外均難合一，慮其始必不能善於後。……有貝之財、無貝之才不獨遠遜西洋，抑實不如日本。日本蓋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並力，則財與才日生而不窮。中土則一二外臣持之，朝議夕遷，早作晚輟，固不敢量其所終極也。”「李鴻章：『復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3-4頁。」
這裏揭示了洋務運動興起之初就遇上兩個問題：一是洋務運動是“外臣”即地方大員發動的，運作中困難重重；二是這些困難歸根到底來自“政體”，這也是中國“不如日本”的原因所在。這些見解深邃而引人深思。
友：你的意思似乎把政治體制看作洋務運動失敗的基本原因。
袁：這個運動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沒有及時改進當時的政治體制確是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國家是社會的主要管理機構，它的性質和運作方式對國民的行為方式的影響非同一般。察覺當時的政體有急待治理的毛病不自李鴻章始，馮桂芬早就指摘“君民不隔不如夷”。「馮桂芬：『制洋器議』，『校邠廬抗議』第71頁，光緒丁酉新寧明善社校刊。」我也不想在這裏重述郭嵩燾、李善蘭、鄭觀應、王韜等人對清代政制痼疾的揭露和學習西方政制的建議，這裏要弄清的是政治體制與洋務運動的失敗有什麽關系。
第一，決策錯誤無法及時糾正。
洋務運動的許多錯誤不是事後才為人所知的，往往是有些見識的大臣已一再向朝廷提出而被拒納。突出的如科舉，如將鴉片戰爭以來文武官員揭露其荒唐要求改革的言論收集起來，真可編成厚厚一本『科舉糾謬錄』。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國之大事、多少人的青春都輕輕付諸東流了。
又如，從康梁等維新運動領袖到當代史家都認為洋務運動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學西方沒有抓住根本，其實，在康梁以前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大臣們已一再向慈禧揭示西方富強的真諦，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除了筆者已說過的郭嵩燾的奏議外，光緒元年「1875」，任軍機大臣已達17年並一直兼任總署大臣的文祥上疏密陳大計時已指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
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儻其國一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取之恐後矣。……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焉。”「『文祥傳』，『清史稿』卷3866，第11691頁，中華書局1977年，北京。」其對西方錯誤認識的澄清、反求諸己要求解決政府與人民關系等建議不是已觸及根本了嗎？
1884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在自己的遺摺中把意見說得更為明白：“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張樹聲：『遺摺』，『張靖達公奏議』卷八第33頁。」
盡管在中國這些也已不是創見，但如此明確地上達朝廷，如被采納，洋務運動就會發展成為全面改革中國經濟、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維新運動，中國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寫。不幸，結果是石沈大海，依然無補費精神！同時，他把那麽重要的話留待快斷氣時才說，也是耐人尋味的。
第二，有為之士人人自危，不願說真話。
在專制政體下，官員們的榮辱乃至生死都掌握在上司特別是最高統治者手中，隨之而來的是這些官員的精神狀態通常都處於程度不等的自我壓抑之中，這是他們缺少足夠安全感的必然結果。特別是那些有為之士，他們或是不願人雲亦雲，或是不滿現狀，免不了有所指摘乃至改進和革新，或是樂於接受外來新事物，如此等等的言行有一共同特征就是必須冒犯現存秩序及維護現狀的庸惰人物，而後者往往都有大小不等的權勢，在專制統治下足以威脅他們不喜歡的各色人等。
是，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因循守舊必然墮入深淵，任何權勢都無法禁止人們思考，於是，專制淫威下特有的官僚心態便隨之泛濫。
這種病態心理突出地表現在官員們競以不講真話相勸勉。曾國藩便一再叮囑其弟子和部屬：“惟末世氣象，醜正惡直，波瀾撞激，仍有尋隙報復之慮。茍非極有關系，如糞桶捐四千萬之類斷不能不動色相爭，此外少有違言即可置之不問。”「曾國藩：『復李宮保』，『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二十四第39頁」“閣下雖可奏事，但須十分謹慎，不可亂說一句。
若任意妄說，言不當理，或觸聖怒不準再奏，則反失臺端之體面，又負鄙人之期望矣。”「曾國藩：『復鮑爵軍門』，同上卷三十第43頁。」曾國藩不是以狡詐名世之輩，這是他從生活中學會的自我保護機能。“天威難測”，以言獲咎，朝為座上客，暮為階下囚的事例屢見不鮮。同治四年「1865」他就曾記下其老朋友劉蓉的遭遇：“邸報中見霞仙以本年復奏一疏降調，以此名奏議而反以獲譴，頗不可解。”「『曾國藩全集』日記「二」1180頁，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身處這樣的環境，直言不諱便等於不識時務了。
這不是曾國藩一人的感受。李鴻章走出曾氏幃幕領兵援滬之初談到自己的心情：“自茲以往，不欲蹈習官樣，又未便率性而行。希庵以從容二字、節相以深沈二字、幼公與執事又以勿急相戒，當奉為枕中秘。往歲，胡文忠期為淮揚之行，先贈以懵懂訣，若參用之，或有一當。”「李鴻章：『復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9頁。」說得通俗一些，這些大官們的從政經驗竟是：努力掩飾自己！
這種心態發展到極端便是深恐身家性命難以保全的恐懼感。攻下金陵後，曾國藩便急急忙忙將12萬湘軍遣散10萬，兄弟倆一再要求解甲歸田，無非是懼怕功高震主，蓄意讓權避禍。“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故弟自庚申忝綰兵符以來，夙夜祗懼，最畏人言……尤覺夢魂悚惕，懼罹不測之咎。”「曾國藩：『覆黃嗽侍郎』，『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二十六第2頁。」這就是曾國藩的自白。
將武裝散去是不是就安穩一些呢？看看他自己怎麽說吧：“大約凡作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平時辭榮避位，即為安身良策；亂世僅辭榮避位，尚非良策也。”「曾國藩：『致澄弟』，同治六年二月初五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1324頁。」
只要安危榮辱系於一人之口的專制統治存在一天，這樣的病態心理就必然籠罩大小官僚，令他們無法安寧。曾國藩死後，李鴻章曾坦率地承認自己“顧影自危”。「李鴻章：『復彭雪琴宮保』，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15頁。」
權傾一時的兩位首要地方大吏尚且如此，其他官員不問可知。
在最需要集思廣益的歷史轉折關頭，官員們卻如此壓抑消沈，其負面作用顯而易見。當時也有集體討論的制度，最重要的國事往往開王大臣會議討論，至於一般奏章交各部討論更成了日常慣例。有的人有意無意地美化中世紀專制政制，譽之為民主傳統，其實兩者風馬牛不相及。民主離不開法治，包括參與者人身尊嚴及其他權利必須有足夠的保證，這與獨裁者君臨九州而咨詢臣下是截然相反的。傳統戲曲你總看過一些吧？
臣子說話，一言不合，皇上開金口：推出午門斬首！於是魂歸黃泉。這不是捏造出來的，此類事件史不絕書。慈禧就是其中好手。例如，1900年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上奏反對信崇邪術、誤國殃民，就被慈禧當場下令斬首棄市。恭親王奕訢的前後變化也是個典型例子。上面已經說過，他本來就不是很有氣魄的政治家，但從政初期還是有些作為，支持辦洋務、圖自強，頗具人望。後來每況愈下，也與專制獨裁統治的摧殘密不可分。他曾四次被撤職趕出軍機處「1855、1865、1874、1884」，又四度復出，兼領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幾經折磨，銳氣便銷磨殆盡了。
“既而恭親王以阻圓明園工程忤旨斥罷，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諫，幾同譴。恭親王尋復職，而自屢遭挫折後，任事不能如初。”「『文祥傳』，『清史稿』卷386，第11689頁，中華書局。」比『清史稿』的這個論斷更為尖銳的是李鴻章一再憂心忡忡地說：“總署諸務無人主持。”「李鴻章：『復沈幼丹制軍』，光緒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25頁。」“樞府只高陽「指李鴻藻」秉筆，洋務甚為隔膜，時局亦大可虞。”「李鴻章：『復曾 剛星使』，光緒六年四月初五日，同上卷十九第23頁。」
言下之意是恭親王已形同虛設，他在同治初年痛斥反對設立同文館的頑固派的那股英氣早已消散。兩者互相參證，不難理解一個青年政治家是如何被摧垮的。一個親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說了。
友：你這個看法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流派不是挺敢說話嗎？
袁：除啞巴外，人生下來都要說話。問題是你說的是什麽話。大凡在專制政體下，維護固有體制和觀念的話大講大寫均不會有什麽危險。清流派扮演的正是這一類角色。「後來有的轉化為洋務派，則已實現了角色轉換。」如果你講的是革新，要觸動現存秩序，那就有點危險了。而社會要發展，卻非日新又新不可。在19世紀中國，學習西方，全面革新政治、經濟、文化，已經成了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有識之士卻人人自危，不敢講真話，革新哪能不落空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易蔔生的『國民公敵』，那說的是社會輿論對先進思想的扼殺。類似晚清以專制政治權勢震懾臣民、不容他們暢所欲言的現象在18世紀以前的西歐也屢見不鮮。中外歷史都證明，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各種不同意見是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並建立了相應的民主和法律保障制度後才確立的。歷史的積垢成了富強路上的障礙，洋務運動的領袖們不敢沖擊專制政治這一類障礙，只落得在其重壓下呻吟的下場，歷史的進程也被延誤了。
還是讓我們看看專制政治體制帶來的其他消極作用吧。
第三，官商關系緊張，經濟發展處處受阻。
官府存在之日，總有貪汙受賄等事發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在晚清，這類現象卻具有末世王朝所獨有的瘋狂性。除了一般的貪汙受賄外，當時獨有的現象是同厘金制度相結合，組成處處盤剝、敲詐商人的網絡。現代商品經濟發展離不開統一的國內市場乃至世界市場，而處處設卡征厘卻把市場分割為大小領地，令商品流通寸步難行。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因本身的弱小亟需本國政權的扶持、保護，晚清中國商人不但得不到這種助益，反而備受折磨，往往被迫依附於外商，利用官府懼怕洋人和外商的特權「如半稅」分潤若幹殘羹剩飯。清政府是在戊戌維新特別是義和團事件以後才真正走上鼓勵發展工商業的道路的。
從洋務運動開始至甲午戰爭，在商人利益得不到法律保護而官員們又貪婪成性的情況下，官商關系往往處於對立狀態，突出表現之一是好些興辦企業的申請都得不到批準。1873年初，在談及輪船招商局的時候，李鴻章寫道：“尊論以閩粵人財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長，角逐取利，確乎不易。津郡粵商，久經稟求，因貲力不厚，未敢妄允。”「李鴻章：『復孫竹堂觀察』，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同上卷十二第37頁。」
於是，70年代已有可能發展起來的民營輪船運輸業就因李氏的壓制而丟失了機會。紡織業等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同時，以熱心洋務著稱的李鴻章尚且如此，其他大小官員對工商業發展的阻遏更所在皆有。
與此相聯系，商人也對官方頗不信任。突出的表現在他們寧可把自己的資金搭附在洋人所辦的企業中，也不願向官辦企業參股。據1873年至1888年間輪船招商局等七間官辦企業招收商股的情況統計，僅完成原定招收金額的25%「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第439頁」，在當時這是普遍性的現象。用曾國藩、李鴻章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殷商每不願與官交涉。”「『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鴻章摺』，『洋務運動』「五」第123頁。」
友：領導的平庸、政體的滯後而不思改革，這些都是現象，你還沒有解釋為什麽會產生這些現象。按老兄所說，曾國藩、李鴻章都有點能耐，他們手中的兵是當時最強的，如果他們敢於奪取政權，自己做皇帝，辦洋務處處掣肘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袁：這確是引人深思的問題。不妨就從曾國藩、李鴻章為什麽不當皇帝說起。
野史中有不少記載，說有一些人曾先後鼓動他們做皇帝。曾國藩不願幹這事，原因比較簡單：
一是打敗太平天國後他的健康情況惡劣，征剿撚軍、處理天津教案都因病體不堪重荷而不得不讓位給自己的高足李鴻章，更不可能有多余的精力去發黃袍加身的美夢；
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束縛很深，沒有膽量幹這種被目為大逆不道的事；
三是清廷也有所準備，好些史家都說過清政府在玩弄分而治之的古老手法，例如扶植左宗棠以牽制曾氏，等等。不過，在滿漢矛盾尖銳化的情況下，後一困難不是不可克服的，因為當時八旗兵已腐朽不堪，湘淮軍的大部分都尊重曾氏的領導。前兩因素才是主要障礙。
李鴻章年富力強，淮軍是剿撚結束後支撐清帝國的主要武裝，如果他真想當皇帝，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麽，是不是李鴻章當上皇帝上述問題就隨之解決，洋務運動就會成功了呢？我想問題沒有那麽簡單。領導層的狀況是由特定的文化氛圍決定的，連李鴻章也逃脫不了社會環境的制約。英雄豪傑當然可以在歷史上起重大作用，但英雄豪傑本身的面貌就是由他們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鑄造出來的。李鴻章為什麽不敢圖謀推翻清帝國？
他是中國傳統教育的產兒，忠君事上的思想早已深入腦髓，同時，從1870年調任直隸總督至甲午戰敗是他畢生的顛峰期，而全國恰好處於相對安定狀態，即使他有做皇帝的野心也不敢輕舉妄動。
洋務運動的失敗主要不是由於某一個人的權力大小，而在於當時的社會文化狀況。前面談到的三大失誤都離不開這條。例如，為什麽洋務運動的領袖們熱衷於官辦經濟呢？恭親王在洋務運動興起後寫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守國之道則在於行政而得民。國之安危視乎政之得失。若君弱臣強，國柄下移，欲政令之行，胡可得也。國以民為本，茍無民，何有君？若公室日瘠，厚施在家，欲無失其民，弗可得也。”「奕訢：『女叔齊知禮論』，『樂道堂文鈔』卷三第30頁。」
他從『春秋左氏傳』中汲取政治智慧，一個難以解決的矛盾便出現在他面前：既要得民、富民，又要防止私室勢力過大，“厚施在家”。囿於古訓，他無法理解新時代的“民”，於是，讓私人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疑慮便不能不橫亙於心了。
李鴻章熱衷於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其指導思想的實質同奕訢一樣也是出自對“民”的不信任，差別僅在表現形式有些不同。首先是他要按照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堅持官府控制一切。在興辦輪船運輸這一類民用企業之始李鴻章就提出：“目下既無官造商船在內，自無庸官商合辦，應仍官督商辦，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李鴻章：『論試辦輪船招商』，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一第38頁。」
他所堅持的原則是不論官方有無投資，都應由官處於領導和監督的位置上，掌握大政方針，否則就會利病不分！誤國誤民的官督商辦就是這樣發明出來的。其次，他不相信離開官方私商能籌集足夠的資本開辦企業和管理好企業。“若賴商貲，開辦未必有成。”「李鴻章：『復王補帆中丞』，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34頁。」
翌年在商議開采煤礦時，他又借用盛宣懷的話說：“若歸商辦，久恐爭得滋弊，請官為籌本督辦。”「李鴻章：『復玉甫中丞』，光緒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同上卷十五第29頁。」雖然由於清政府財政困難及官辦企業的弊端日益暴露，李氏的思想也有所變化，但上述觀點一直是洋務運動的重要指導思想。
友：在這個問題上，李鴻章的思想是不是有點混亂？
袁：所有洋務派成員都是新舊參半的人物，同各類過渡型人物一樣，他們的思想乍一看來也是斑駁陸離。但無序的背後是有序，問題在於人們有沒有能力透過混亂的表象尋找內在的規律。人的行動是受思想支配的，李鴻章比許多同時代的大小官僚高明之處，在於他以比較開放的心態對待來自西方的新思想和新事物，而且願意糾正自己的已經過時的觀念。
辦廠、開礦、造船、買炮、鐵路、電報、公司、銀行、洋學堂，這些是他先後接受的新事物，也是洋務運動的基本內容。他甚至反對在道器、體用等問題上糾纏不清，強調“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令炎帝、軒轅復生於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炮機器者，自然之勢也”，要求“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李鴻章：『答彭孝廉書』丙子「1876年」，『李文忠公遺集』卷五第12－13頁。」
他自己也確實沒有墜入自我禁錮的魔道。直至1867年他還認為鐵路、電報“此兩事有大利於彼，有大害於我”「『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李鴻章奏』，『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而在70年代以後他卻成了最積極的鼓吹者和主持者。
李鴻章學習西方的動力是企求國家富強的愛國熱忱與睜眼看世界的實事求是精神。有些史家喜歡罵李鴻章賣國，在我看來一沒有罵到點子上，難以令人信服，二是輕輕放過了更應受到歷史嚴厲審判的反對學習西方的人物。從深層次的文化觀念上看，李鴻章等洋務派的失足處之一，在於沒有實現官為主體的專制統治觀念到民為主體的現代觀念的轉變。
友：這不是要求太高了嗎？
袁：我的意思不是說一定要民主主義者才能成為經濟現代化的領導者，而是從比較寬的意義上去理解，民的權利要有適當的保障，要令他們有足夠的活動空間。現代商品經濟以市場和利潤的信息為最高指令，如果處處要按長官意誌辦事，只能陷入難以脫身的泥淖。洋務運動中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也有幾個是辦得較好的，但從整體上看卻給官僚病折磨得奄奄一息。
從郭嵩燾一個建議的遭遇也可以看出這個病癥的文化背景。1875年他上奏提出四條海防“本源之計”，核心是學習西方“國家大政，商賈無不與聞”的精神，“急通官商之情”，造船、制器均依靠商人去辦，官有輪船也交給商人去經營，因為商人“出入海道，經營貿易，有計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計”，“使官專其事而煩費日甚，庫款之支發日窮，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聲勢自壯。”「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郭嵩燾奏稿』第341－342頁，嶽麓書社。」
在這次海防大討論中這是水平最高的一份奏議。奕訢等人承認它“語有可采……非比空言”「『光緒元年三月二十一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訢等奏摺』，『洋務運動』「一」第136頁」，但在他們所擬的總結性的文件中，各大臣所提建議均分門別類有所交代，惟獨對郭氏的奏議只寫了這麽一句：“郭嵩燾所謂官民上下通籌合力，及去弊求速、立誌求堅、任賢求專、收功求緩，亦系持久之計。”「『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訢等奏摺附單』，同上第149頁。」
至於郭氏建議滌除官辦之大弊及支持商辦之大利則統統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它與官為主體的傳統觀念格格不入。
至於科舉制度改革的阻力來自文化，這是顯而易見的。大小官僚及廣大士子所學就是這些，為什麽要自討苦吃改弦易轍呢？還要看到，即使是已經邁出的改革教育的重大步驟也因遇到文化障礙而半途而廢。例如，召回留美幼童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見的大醜聞，在這件事上沒有必要多費唇舌去責備那些頑固派，因為他們從來就反對一切學習西方的舉措，此事的成敗都不取決於他們。
奕訢、李鴻章曾不顧朝野內外的反對，促成了這一學習先進文化的重大措施，為什麽他們卻頂不住輿論壓力、竟然決定把這些學生撤回呢？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的文化觀本來就是矛盾的。奕訢所以要把學生悉數撤回，是因他同意駐美公使陳蘭彬的意見：“是外洋之長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澆風早經習染。”「『光緒七年五月十二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訢等奏』，『洋務運動』二第166頁。」
李鴻章也認為主張撤回者“立言為公”，“幼童出洋一事，糜費滋弊，終鮮實效”。「李鴻章；『復陳荔秋星使』，光緒五年六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31-32頁。」
在這樣的心態指導下，系統學習西學是不可能的。其次，他們的目光短淺，竟擔心學習西學的人多無法安置。派幼童出洋一事尚在籌劃中，李鴻章已向曾國藩提出：“出洋幼童九十名……分給總署及南北譯館、機器局應用，轉相傳習，亦可生生不已，否則人多費巨，學成無差無官可以遍為位置。”「李鴻章：『復曾相』，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同上卷十第32頁。」
稍後又說：“已去九十人，將來學成，似亦敷用，俟今夏一批啟行後，應飭道局通盤籌畫，議請截止。”「李鴻章：『復李雨亭制軍』，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同上卷十四第1頁。」偌大一個中國，有90個留學生便足夠了，這就是洋務運動領袖人物的眼光，這也是堅持官為主體的悲哀：在冗員山積之際，衙門早已人滿為患，又哪裏去找多余的烏紗帽給他們戴呢！以這樣的文化思想為背景，期望洋務派能像日本那樣推行新學制就有點不切實際了。
不思改革國家機構也與文化有密切關系。翻開容閎的自述『西學東漸記』，不知你有沒有註意到一個有趣現象：在戎馬倥傯的天京，他沒有忘記建議太平天國培訓行政人員，組建現代意義的國家機關。而在洋務運動時期，他同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等人的關系遠比太平天國領袖密切，卻閉口不談這個問題。「參閱容閎：『西學東漸記』第56-57、86-87頁，湖南人民出版社。」一個合理的解釋是：當時社會的氣氛根本不適宜提出這類建議。
當時，了解現代西方的中國人有如鳳毛麟角，但在保守的文化氛圍中，他們往往處於孤立和受貶抑的狀態。他們主要由兩類人組成：
一類是留學生，他們回國後大部分在技術崗位上奔忙，卻對社會和國家的改革保持沈默。嚴復就是其中的典型，1879年回國後，他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執教，埋頭培養海軍人才，直至甲午戰敗，才忍無可忍奮筆寫下驚雷閃電般的幾篇雄文。
另一類是外交官，郭嵩燾、曾紀澤、黃遵憲、薛福成等人是其中佼佼者。郭嵩燾從英國歸來，許多明達之士都寄以厚望，但在十分壓抑的氣氛中，他甚至不願到北京辦理例行的銷差手續，逕自回家歸隱。其他幾位處境略好一些，可也沒有人想到在內政的改革上認真聽聽他們的意見。直到戊戌，黃遵憲才有機會在湖南小試牛刀，但也如曇花一現。
19世紀初，龔自珍已深感中國處於“衰世”，“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龔自珍全集』第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太平天國以後，中國依然在這樣的衰世中沈淪。從文化上看，就是傳統文化已經衰敗，而新的文化仍是零落的幼芽，於是，滿眼都是庸眾，在此基礎上登上權力最高層的通常也只能是一群庸人。
友：經濟是基礎，恐怕不能光在文化上兜圈子。
袁：最終的決定性因素當然是經濟，但經濟、政治、文化三者是解不開的連環扣。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特征的自然經濟，專制政治，以儒家為主幹的文化，三者在中國大地上交錯纏結已經幾千年。時至19世紀，歷史已不容許中國悠閑地等待自身經濟緩慢地變化再帶動整個社會前進，必須找到一個新的啟動器，這就是西方現代文化的滋潤和沖擊，因為當時世間只有西歐和北美實現了現代化。
誰能以開放的心態了解這些人類文明的新成就並結合本國的實際去應用，誰就成為領導本國走出困境的巨人。“心無力者，謂之庸人。”「龔自珍：『王癸之際胎觀第四』，同上第15頁。」我說洋務運動的領袖們平庸，就在於他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頭腦空虛，沒有汲取人類文明新成果以改造自己國家所必須的知識和膽略，而這又與中國文化的排他性密切相關。
友：老兄的嘴巴走火了！翻翻時下的報刊吧，都在競相贊揚中國文化寬廣博大，善於吸收世界各民族之長！
袁：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非常豐富、復雜，人們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概括。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但境內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交融，而且也汲取了不少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可是，不論先秦漢唐的儒家還是宋明以後的儒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在堅持自己理論體系的基礎上去吸收別家之長的，其核心觀念絕對不容懷疑或更改。從這個基本點來說，其排他性是非常強烈的。
從19世紀以來中華民族走過的道路所以如此曲折，付出代價之巨令人不堪回首，不能說同這個抱殘守闕的弱點沒有關系。明治維新的『五條誓約』之一是“求知識於世界”「『明治維新基本文獻史料選譯』，『明治維新再探討』第168頁」，而同一時期清帝國朝野上下卻仍把“以夷變夏”看作離經叛道的滔天大罪，真正認真考慮學習西方之長已經是20世紀以後的事了，而且還不時湧現千奇百怪的障礙。
中日兩國都有過閉關鎖國的歷史，為什麽後來的差別卻如此之大呢？在19世紀中葉以前約二百年期間，中日都采取鎖國政策，但西學仍然通過一定的渠道在日本傳插。1744-1852年的108年間，日本翻譯西方書籍的學者共117人，譯書約五百部，這相當於中國在戊戌維新前翻譯西書的總數。
中國在時間上晚了約半個世紀，而就從事翻譯工作的知識分子說來，加上外國在中國的傳教士也遠遠達不到日本的水平。「拙著：『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上卷」第63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7年廣州。」在此基礎上，中國產生足與福澤諭吉、中江兆民等媲美的啟蒙思想家也約遲了半個世紀，而出現能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並列而無愧的政府大員則更要晚得多。
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第一次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現代化運動，它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都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提到睜眼看世界，就不能不想到北京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等洋務機構的譯書。
輪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廠等甚至迄今仍在香港、深圳蛇口和滬濱閃光。諸如此類開風氣之先的業績，銘刻著篳路藍縷的開創者的歷史功勛。可是，從全局看它是失敗了的實踐，而這個現代化良機所以喪失，說到底是由於歷史積垢的重負，是中國傳統文化封閉性產生的惡果，創巨痛深。
強者永遠註視著未來。願中國人永遠以寬闊的胸懷去擁抱世界，願打開了的國門永遠不再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