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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歐亞大陸的古典文明（西元前1000年-西元500年）
歐亞的古典文明有几個基本方面和過去的古代文明不同。
一是范圍。
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歐亞古典文明的范圍從大河流域擴展到諸如中國、印度半島和地中海區域等整個整個的地區。
現在，不再是諸大河流域文明被大海般的野蠻狀態所包圍；相反，是諸地區文明穩步地向外擴展，直到相互連結起來，形成一條橫跨歐亞大陸的几乎不間斷的文明地帶。
諸古典文明不僅在范圍上，而且在內容上也有其特色。
和古代文明一樣，每個古典文明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
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里，每個古典文明都逐漸發展起一直持續到近代的社會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學体系。
諸古典文明的獨特風格是如何不同，從下列的中國文明和印度佛教徒文明的不同，點對照表中，可清楚地看出來。
中國人
印度佛教徒
語言
無屈折變化，表意文字，（書寫形式中）主要是單音節；無系統的語法。
高度的屈折變化，字母文字，多音節，有很复雜的規范語法。
著作方式
簡洁，隱喻取自熟識的自然界，想象范圍有限，具体。
散漫，隱喻夸張，想象力無限奔放，偏好抽象。
個人的心理
不喜歡將人的個性分解成它的各個組成部分。
心理分析科學高度發展。
時間和空間
有限的，一生，環境，注重一代。
無限的，注重永世。
社會政治价值
家庭主義，世俗權力至高無上，追求美好的社會。
（在大乘和一般救世主義中）個人主義，宗教權力至高無上，追求非社會的种种利益。
儒教、印度教、基督教、等級組織和民主政府均來源于古典時代非凡的創造力。
這里應特別指出，這种創造力和古代文明時的情況不同，并不僅限于某一地方。
古代文明時期，中東是創始力的中心，諸如農業、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生活等重大發明都是從這一中心傳播到各地。
而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里，歐亞諸文明相互之間則處于均衡狀態，它們同等地相互作用。
要說稍有區別的話，那就是中東現在落后了，而曾經是邊緣文明區的歐洲、印度和中國現在卻作出了构成古典時代特色的大部分發明。
從前，世界上發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間沒有任何聯系。
每一种活動僅引起當地人的注意。
但那時以后，一切重大事件開始連結成為一個整体。
波里比阿
第七章 最初的歐亞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
古典文明時代最明顯、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在這一時代里，首次出現了一個所謂最初的歐亞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一個內部各地區正開始相互影響、作為一個整体發揮作用的歐亞大陸。
拿歐亞大陸約西元前1500年時的地圖与約西元200年時的地圖作一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歐亞核心區的實質（見圖6和圖10）。
早期的各帝國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區內，看起來就象汪洋大海般的野蠻狀態中的几座小島。
不過，到西元1世紀，羅馬帝國、安息帝國、貴霜帝國和漢帝國一起，連成了一條從蘇格蘭高地到中國海、橫貫歐亞大陸的文明地帶。
從而使各帝國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響。
當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時期，也始終存在著某种地區之間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個證明。
但是，在古典時代，地區之間的相互聯系實際上已更為密切、持久、多樣化。
不過，即使到古典時代末期，歐亞東端的中國和歐亞西端的羅馬帝國仍不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聯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關對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識。
因此，在整個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里，歐亞大陸的普遍性影響仍處于早期階段。
這一早期普遍性影響的根源、性質和意義就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普遍性影響的根源
技術的進步是建立在新的歐亞大陸的普遍性影響的基礎之上。
這是可以預料到的，因為從人類歷史真正開始之日起，人類的活動范圍就一直取決于它的技術水平。
在人類處于食物采集階段時，人類各群体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它的狩獵場所；當人類學會農業。
冶金術和造船技術時，人類的活動范圍擴大了，舉例說吧，擴大到可包括大河流域的薩爾貢的阿卡德王國和法老們的埃及王國。
到了古典時代，技術進一步發展，使農業和文明的擴展大大超越過去，因而，有了地區性的帝國，這些帝國繼續擴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鄰接起來，橫貫歐亞大陸。
這時的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鐵的發明及其日益廣泛的使用。
如前所述，冶鐵技術是西元前二千紀中葉在小亞細亞率先發展起來的，并在約西元前1200年赫梯帝國滅亡之后，從那里傳播開來（見第六章第三節）。
我們已經明白，這一技術的發明大大促進了西元前二千紀末的第二次蠻族人侵浪潮，不過，從發明鐵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鐵器，其間經過了好几個世紀。
當鋤、斧、犁等農具同武器一樣，也能用鐵來制造時，立即產生了深遠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
不過，這一階段來得較遲——在印度，大約是西元前800年；在中歐，是西元前750年；在中國，是西元前600年。
廉价的鐵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區的出現，首先使從前石斧和木犁對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
現在，農人們能利用堅固、鋒利的鐵斧和鐵犁，將農業由中東向東，經伊朗高原，推廣到中歐；向西經地中海地區，推廣到北歐。
同樣，新來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東推進，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國的農人則將他們的活動范圍從黃河流域向南，擴展到偉大的長江流域。
農業疆域的擴展使文明核心區的范圍也獲得相應的擴大。
文明核心區在西元前1000至500年之間的發展，較過去西元前4000至1000年之間的發展，要快得多。
其根本原因在于這時的生產率獲得了惊人的增長。
不僅經營農業的面積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歐、季風帶的恒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的生產率比起較為干旱的中東、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要高得多。
農業生產率的急劇增長，意味著這時可取得足夠的剩余糧食來發展經濟和建立國家。
貿易量也有了增長，尤其是在构成現成的交通干線的大河沿岸一帶。
各种工匠也愈來愈多地涌現，為新起的農業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務，為新興的貿易提供所需的產品。
最初，商品和勞務的交換是取物物交換的方式，這對買賣雙方來說，顯然有不便之處。
于是，交換媒介開始發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見的是以貴金屬條塊，為支付手段。
不過，每成交一筆買賣，都須檢查貴金屬的重量和純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貶值。
約西元前700年，小亞細亞西部的目底亞人開始在貴金屬塊上加蓋印戳以保證其質量和重量。
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進，鑄造扁平的圓形硬幣，在硬幣的正反兩面印上戳記。
金幣和銀幣為大規模的批發貿易或地區間的貿易提供了便利條件；銅幣使農夫們可以出賣自己的產品而無須物物交換，使工匠們能以自己的勞動換取工資而不是食物。
其最后結果，大大地促進了各种商業，進而相應地促進了制造業和農業的發展，并使經濟專業化隨著效率和生產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
這時，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個巨大的市場，而小土地所有者則能從自給性農業轉向專門性農業，如在中國是种桑養蚕，在希腊是生產橄欖油。
新的鐵制工具也使人們能制造較為精良、大型的船舶，從而使航海的距离更遠、貿易的規模更大、開拓的殖民地更多。
最初，海外擴張受到海盜行為的阻礙；那時的海盜行為同陸上的土匪行為一樣，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活動。
史詩《奧德賽》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奧德修斯在愛琴海上半海盜、半經商的探險活動，說所有參加探險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時，總是很自然地問他們是不是海盜。
不過，由于海上貿易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好處，漸漸地在經常的大規模航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
海路運輸比起陸路運輸，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紀發明有效的馬具和在18世紀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是以海路運輸為主。
在西元前二千紀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區盛行地方性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到了古典時代末期，情況大為不同，商隊的路線已遍繞整個歐亞大陸。
除穿越歐亞大陸內地的商隊路線外，還有環繞整個歐亞大陸的海上航線——從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和島嶼；從紅海到印度，再到東南亞和中國（到中國的次數較少）。
在海外貿易發展的同時，殖民活動也隨之擴張，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獨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東南亞。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和政治也發生了同樣重大的變化。
軍事貴族在西元前二千紀的入侵活動中獲得的顯赫的社會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員階級的興起而正在瓦解；舊的部落社會由于鑄幣的出現而正在被改變；個人的效勞盡忠也正隨著市場需要的產生而消失。
由經濟發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統一同樣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無論在意大利、印度，還是在中國，部落酋長、部落議事會和民眾大會都正在由王國、繼而由帝國所取代。
經濟的發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制，這并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后者的建立反過來也促進了前者的發展。
這些偉大的跨越歐亞大片陸地的新帝國加強了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持，使陸路和海路的長途貿易得以發展；這些地區性帝國還建立并維護整個地區的驛道网，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例如，波斯帝國修筑的所謂的“御道”，從波斯灣北面的蘇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經敘利亞和小亞細亞，抵達愛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長1677哩。
沿途設有111個驛站，每個驛站都備有供宮廷信使掉換的馬匹。
商隊走完御道的全程得化90天時間，而宮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夠了。
隨著帝國疆域的擴大，從御道上又開辟出几條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東南通到印度河流域。
几個世紀后，羅馬人也修筑了一張舉世聞名的驛道网，這張驛道网設計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驛道連同道上的橋梁至今仍在使用中。
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人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驛道和運河构成的。
通過水路，可以將貨物從今天的廣州運到長江流域，從而促進了海外貿易。
朝西北方向筑的驛道与穿越整個中亞、直抵中東的長長的絲綢之路相連；有關絲綢之路的情況將在下一節中提到。
主要驛道的兩旁种著樹，沿途設有驛站和客棧。
修筑并養護驛道，屬于中央和地方官員的職責范圍，要是他們玩忽職責，將會受到彈劾。
印度的御道也很長，從恒河三角洲直達西北部開伯爾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羅，并在那里与西抵中東、北達中亞的商路連接起來。
所有這些發展引起社會關系、政治組織、生活方式和謀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變化。
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動亂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
它促使人們內省——提出新問題、尋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們重新考慮他們各自的傳統，或者將其拋棄，或者使之适應過渡時期的需要。
當時引起人們思索的問題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礎，社會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約西元前六世紀前后，整個文明核心區到處都在提出、探討以上這樣的問題。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時代偉大的哲學、宗教和社會体系。
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國的孔子、印度的佛陀。
波斯的瑣羅亞斯德、希腊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都是同時代的人，這并非偶然之事。
因為上述地區，都遇上了同樣的動亂和挑戰，只是各自作出的回答极為不同，從而，各自的發展方向也明顯不同。
實際上，這些文明的獨特的哲學觀念和社會制度正是在這一時期里發展起來的，并在以后數世紀中成為它們各自的特征而一直持續到現代。
這些觀念和制度的特殊性質將在以后專論各古典文明的章節中分析。
本章余下部分將考察這些文明的相互關系，也就是說，考察早期的歐亞核心區的實質。
當時的歐亞混血人對各自文明的具体情況相互了解甚少，并未認識到這些文明是平行發展的。
不過，他們肯定意識到，歷史的舞台正在擴大，生活愈來愈复雜，他們正受到大量的內外各种力量的沖擊。
因而，希腊歷史學家波里比阿在論述從西元前22O至145年清重大事件的歷史時說：“在今天這個時代，歷史可說已成為一個有机整体。
意大利和利比亞發生的一切与亞洲和希腊發生的一切密切相關，所有各种事件，最終只歸于一個結局。”
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兩個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即使對當時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這就是地區間的商業聯結和文化聯結，即以下兩節的論題。
二、商業聯結
地區之間的物質聯結主要是通過商業，盡管商業并非唯一的途徑。
這是一個不僅貨物往返各地，而且身怀技藝、攜帶植物的人們也四處漂移的時期。
例如，有一封波斯統治者大流士寫給他手下一位總督的信可用來說明這一情況。
這封信批准了將植物和樹從一個地區移植到另一地區的建議。
信中寫道：“你提出將幼發拉底河對岸的果樹移植到亞洲更多的地方，以改善我的國家，這一計划我很贊同。
……”當時，交換的范圍有多廣闊，可由以下事實來表明。
在這一時期里，印度最先种養的棉花、甘蔗和雞傳播到了中國和西歐。
中國在這些世紀里第一次獲得了葡萄藤、苜蓿、細香蔥、黃瓜、無花果、芝麻、石榴樹和胡桃樹；作為報答，中國人將自己的橘樹、桃樹、梨樹、牡丹、杜鵑花、山茶和菊花傳給了歐亞其他地區。
与此同時，技術方面也發生了相似的交流。
水車這一重大發明的傳播情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西亞的第一部水車是在約西元前65年、本都國王米思里代蒂茲統治時期誕生的，本都位于黑海南岸；中國的第一部水車是其后不久、約西元前30年制造的。
這兩個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車無論是從西亞直接傳到中國，還是從中國直接傳到西亞，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們之間某一未為人知的中間發源地傳往兩地。
歐亞各地區的這种相互影響和貿易有密切聯系，要不是地方貿易和長途貿易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里達到全面繁盛，毫無疑問，這种地區間的相互影響會小得多。
貿易的進行主要是通過穿越歐亞大陸中部的陸路和環繞歐亞大陸邊緣的海路。
這兩條總的路線決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獨立。
大部分貨物的運輸既靠陸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間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國之間取道几條陸路中的某一條。
此外，各條陸路和海路均處于相互競爭的狀態；如果走某一條路線費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會使貿易轉向其他路線。
海上貿易早在古代文明時期便已進行。
埃及商人大膽地順著紅海航行到東非，沿著地中海東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
同樣，蘇美爾商人順著波斯灣、沿阿拉伯半島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則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進，直到和前者建立聯系，其地點可能是波斯灣的巴林群島。
但是，所有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島上那些既能在陸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克里特島人相比，僅僅是一些外行水手。
古代的克里特島人象希腊神話中的亞爾古英雄，是古代偉大的海上貿易者；他們往來于地中海兩端，成為這一內海至高無上的主人。
隨著亞該亞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這一范圍廣泛的貿易活動逐漸停止，地中海東部的人們退回到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中。
最早恢复克里特島人的貿易活動的是腓尼基人。
這個操閃語、沿地中海東部狹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來的民族，很快發展起繁盛的中介貿易（見第六章第三節）。
他們向東來的商隊大宗買進沒藥、香料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各种工藝品，從海外國家進口各种金屬、獸皮、谷物、橄欖油和奴隸；而他們自己則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寶飾物、金屬器皿和紡織品運銷外地。
其中紡織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們自己畜養的羊身上的羊毛織成的，并用從沿岸海生介殼動物中提取的負有盛名的紫紅染料加以染色。
在發展貿易的過程中，腓尼基人逐漸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槳的船，這种船速度快，适于越來越向西推進的遠航。
西元前11世紀，他們開始与塞浦路斯進行貿易，還在該地建立了殖民地；然后，又從那里向愛琴海擴展。
到西元前九世紀末，他們已進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島，馬耳他島和巴利阿里群島，建立起商業据點和殖民地。
腓尼基人甚至還大膽地超過直布羅陀海峽，遠航到英格蘭的康沃爾，因為那里盛產他們一心追求的錫。
胖尼基人在伊比利亞半島西岸的商業据點加的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作為冒風險的大西洋貿易中的一個小站而建立的。
從約西元前11世紀到8世紀后期，眯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貿易的大部分。
那時以后，希腊人在人口壓力的刺激下，以競爭者的面目出現了。
他們首先設立商業据點；這些商業据點后來在土地資源許可的地方，都發展成為農業殖民地。
盡管殖民地居民們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習俗，但這些殖民地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
因而，希腊殖民擴張運動的結果，是產生了大量獨立的城邦，而不是一個強迫人接受的帝國主義統治。
希腊的一個主要殖民區是在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許多殖民地，以致這一地區后來被稱為“大希腊”。
在大陸上，希腊人向北推進，遠達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們和來自小亞細亞的移民埃達魯斯坎人建立了聯系。
這些埃達魯斯坎人由于受當地鐵資源為吸引，早在西元前九世紀便已前來定居，并發展起意大利最早的城市文明。
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雖然受到曾長期居于領先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縛，但還是在西班牙東北部和法國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尬馬賽是他們在那里的主要殖民地。
最后，希腊人發現黑海地區是一塊自由地；剛進入黑海地區時，他們曾為事冷、多霧的气候所阻擋，但最終還是大批地定居下來，因為在那里經濟上可獲得很好的机會：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槍魚；此外，希腊人用自己制造的貨物可向居住在相當于今日俄國南部的土著西徐亞人交換到各种原料。
到西元前5世紀，整個黑海流域已為繁榮的希腊商業据點和殖民地所環繞。
當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風順時，波斯人正在營建最后從尼羅河流域一直擴展到印度河流域的龐大帝國。
雖然波斯人原居山區，對海上的事一竅不通，但為了促進其東部省區和西部省區之間的交往，對開辟航線的事仍很關心。
他們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經驗的腓尼基人和小亞細亞的希腊人來實現這一目的。
他們曾派一個叫做斯西拉克思的希腊水手率領一支探險隊，于約西元前510年從印度河啟航，駛往位于紅海入口處的阿爾西諾。
波斯人還計划從尼羅河到紅海開一條運河，似乎還為這一計划的實現做了相當多的工作。
在這种情況下，貿易大大地繁榮起來，無論就貿易額還是貿易活動的地理范圍，都超過了已知的過去。
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灣、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許多港口之間。
波斯人的工作，亞歷山大和他的繼承者又繼續進行下去。
他們派出了更多的、地理知識更為丰富的探險隊，并在紅海沿岸建造了一連串的港口；貨物可以通過港口、由陸路運送到尼羅河，裝上船，再順尼羅河運到亞歷山大港。
這一時期的印度洋貿易分兩個階段進行。
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從印度諸港口啟航，緊靠海岸線西行到阿拉伯半島；再西繞半島，抵達目的地亞丁或穆哈。
在那里，他們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
后者用自己的貨物交換前者的東方貨物，再將東方貨物經由紅海沿岸請港口運往亞歷山大港。
所有這一切僅僅是東西方之間貿易大發展的序幕。
這一大發展于西元前不久開始，約持續了兩個世紀。
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向西面的大力擴張，打通了好几條陸上商路，促進了地區間貿易的最重要一項絲織品的運銷。
中國在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將在下文闡述陸上貿易時論及。
貿易大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包括整個地中海區域以及歐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區的羅馬帝國的統治得到了加強，出現了所謂的“羅馬和平”時期；在這一時期里，過去一直阻礙貿易的土匪和海盜行徑已絕跡，關稅壁壘也几乎全都消除。
此外，帝國的富庶也促進了貿易的發展，特別是由于富裕的羅馬統治階級喜愛奇特的外國貨，又有錢購置。
因此，羅馬人和所有鄰近地區——北面的斯堪的納維亞、萊茵河對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對岸的達契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貿易關系都很興旺。
這對歐亞地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不過，影響最為重大的，還是和東方的貿易交往。
東西方貿易關系的迅速發展，与西元前一世紀某希腊水手的發現分不開。
他發現，季風可用來加快輪船來回橫越印度洋的速度（這很可能是一個重新發現，因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知道這情況。
季風一詞就是從阿拉伯人的季節一詞派生來的）。
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東北季風即冬季風從印度吹向東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風即夏季風以相反風向從東非吹向印度。
現在，水手們可以順風直接橫渡大洋了，再也無須化費很多時間緊靠寬闊、弧形的海岸航行。
一個商人從羅馬旅行到印度，包括陸上穿越埃及的時間，只需16個星期就夠了。
“羅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敘利亞人，他們不僅進行這樣的旅行，有些人還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來；這已為印度的文獻資料所證實。
“羅馬”商人隨身攜帶的主要是金幣，此外還有玻璃、 銅、錫、亞麻布和羊毛織品等，用來換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紡織品、寶石和他們最需要的。
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運至印度諸港口的中國絲織品。
有几個更富有冒險精神的“羅馬”商人，即他們時代的馬可波羅，還進一步東越印度，于西元2世紀和3世紀到達緬甸、馬來亞、蘇門答腊，然后經馬六甲海峽抵達河內，進而終于和中國取得了直接聯系。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聲稱自己是羅馬的官方使者。
這种欺騙，漢朝廷無疑是能察覺的，因為他們帶來的帝國“禮物”僅僅是一些早已由商人買來過的、附近東南亞的產品。
不過，奉獻“貢品”這一行為本身頗討中國人喜歡，因而，中國人很可能就允許這些西方人裝載可致厚利的絲織品而歸。
羅馬帝國与漢帝國之間的直接交往，似乎預示著一個經濟大發展的新時代即將來臨。
人們也許會以為，在西元3世紀和4世紀時，歐亞大陸周圍諸海上的貿易量會空前增加。
但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因為這時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內部動亂迭起，外部遭到了蠻族進攻。
不過，雖然埃及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在2世紀以后衰落下去了，但印度和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并未因此受挫。
在羅馬和中國因陷于困境而軟弱無能時，印度情況正相反，在笈多王朝（西元320－647年）統治下，正達到极盛階段。
印度文明也如同第九章中將提到的，這時進入了全盛時期，并對鄰近地區和國家產生著巨大影響。
印度文明對北疆以北地區的影響主要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對孟加拉灣對岸東南地區的影響則在經濟和政治方面（見下一節）。
對古代遺跡的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和東南亞的交往從遠古時代就已開始。
西元一世紀時，由于受香料和礦物資源的吸引，前往東南亞諸島嶼和沿海地區的印度商人愈來愈多，兩地之間的交往也愈來愈廣泛。
當時的印度文獻常提到商人們航海到黃金之地——蘇瓦那拜赫米的事，說那地方的人比較原始，主要靠种稻為生，沒有复雜的政治組織或較為高級的文化傳統：因而，當印度商人和冒險者要与當地的首戶通婚，在那里傳播印度宗教和習俗，并強行控制他們的經濟時，也比較容易做到。
這种大好机遇不僅招引來許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羅門和武士們；結果，印度文化被大規模地移植到東南亞諸島嶼和大陸上，并有許多印度王國在那里建立。
這一印度化的過程并沒有深深地滲透基層。
在通常情況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來移民影響的當地首戶；一般村民們除了須交納新王國統治者強征的苛捐雜稅外，他們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沒有多大變化。
雖然印度的影響有點儿表面化，但范圍极其廣泛。
從在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腊島開始，到西元4世紀時，印度人已在遠离印度的婆羅洲和中南半島站穩腳跟。
開始時，那些島國很先選但將近西元三世紀末時，也許是海盜活動日漸猖撅的緣故，它們落后了。
力量中心轉移到了印度移民可以沿著經馬來半島到中南半島的陸路而進入的大陸。
于是，在相當于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偉大的印度王國——坎布賈王國。
當時的中國人稱它為扶南，他們留下的有關這一王國的記載清楚地反映了它的印度特征。
記載中說：“來自印度的婆羅門成員有100O多個。
人們奉行他們的教義，并將自己的女儿嫁給他們，許多婆羅門成員因此在那里居留下來。
他們日夜攻讀宗教經典。
……他們用青銅制作神像。
那些有兩張臉的神像，都有四條胳膊；有四張瞼的神像，都有八條胳膊。
每只手上都拿著一些東西。”
以上所述，可說明東南亞大印度的性質。
顯然，大印度的情況与早數世紀希腊人在地中海區域的擴張頗為相似。
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遼闊的海岸地區設立据點，然后將本國的制度移植到那里。
不過，當地居民既沒有全部希腊化，也沒有全部印度化；最終，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稱和建筑物遺址作為緬怀往昔事業的紀念品。
對于歐亞地區的歷史來說，大希腊和大印度的意義在于它們為擴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貢獻：前者將文明從巴爾干山脈南部擴展到直布羅陀海峽和俄國南部；后者將文明從印度南部擴展到婆羅洲和中南半島。
就陸上貿易而論，其盛衰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護狀況。
當大部分陸路處于國家當局強有力的控制下時，貿易就繁榮；反之，當社會一片混亂時，貿易就衰萎。
這一點，只要觀察一下這些世紀中貿易的發展趨勢便可明白。
由于技術進步和文明核心擴大的緣故，顯然，總的趨勢是貿易量上升。
不過，在這一總趨勢中，也時有升降波動，這与當時的政治狀況有關。
例如，在歐亞西部的西徐亞帝國、歐亞東部的中國諸朝代和囊括歐亞大部分陸地的蒙古帝國統治下的那些世紀中，由于帝國強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貿易獲得迅速發展。
關于最早的陸上貿易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极少。
不過，有位生活在西元前6世紀或7世紀的希腊商人所寫的見聞尚有片斷保存下來；這位商人名叫阿里斯蒂斯，他聲稱曾与西徐亞海隊一起東行，遠至中亞的天山山脈。
西元前5世紀時，希腊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也寫了一篇詳盡的、有關西徐亞人的文章。
西徐亞人是個擠馬奶、住馬車的游牧民族，西元前700年至20O年時，統治著頓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的大草原。
希羅多德列舉了西徐亞人的各個部落，描述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可見，西徐亞人的詳細情況他能掌握到。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西徐亞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鄰，兩者之間有著廣泛的貿易往來。
西徐亞人憑借所控制的廣闊內地的丰富資源，用奴隸、牛、獸皮、毛皮、魚、木材、蜂腊和蜂蜜去交換希腊人的紡織品、酒、橄欖油和各种奢侈品。
西元前4世紀和3世紀時，西徐亞人的勢力由于來自東方的新的游牧民入侵而大為衰弱。
隨著繼起的混亂狀態，長途貿易不复存在，直到二個多世紀以后才恢复。
這一次，促使長途貿易恢复的動力來自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人；他們正在將自己的統治遠遠地向所謂的“西域”即中亞擴張。
其目的是為了反擊他們最危險的游牧鄰居即歐洲歷史上所說的匈奴人。
在那時以前的數十年中，中國人對匈奴人一直是采取寵絡的辦法，贈送了大批的禮物和金錢；而現在，則完全改變了這一“羈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亞尋找盟友，共擊匈奴。
西元前139年，偉大的漢武帝派官員張騫去尋找、聯絡數十年前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
大月氏原是印歐語系的民族中最東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國（亞歷山大帝國分崩后留下的一個王國），在那里定居了下來。
由于新地肥饒，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東來再与強大的匈奴為敵；漢使者見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國，不過，隨身帶回了過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樹苗以及大量有關西域地理的資料。
這些資料是中國隨后在中亞開展軍事和外交攻勢的基礎。
漢武帝接連派出好几支遠征大軍去討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歸順，或者逃往沙漠地區。
實際上，正是中國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遷徙、最終沖擊羅馬帝國、導致其崩潰的連鎖反應。
中國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個外交使團前往張賽報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國。
有兩個從前留下的希腊王國賈爾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國之間遠隔一個帕米爾大高原，頗為安全，故大膽地辱罵了中國使者。
但是，中國軍隊其軍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爾高原，迫使它們降服漢皇帝。
這樣，漢帝國以一個巨大的楔形物插過中亞，最后于西元1世紀，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組織的貴霜帝國建立了聯系。
這時，貿易緊跟在胜利的中國旗幟之后。
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證，人們的需求也隨著外交使團的活動而大為發展。
各國使團出訪時，根据當時的風俗，攜帶本國特有的物產作為禮品。
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習慣和欲望，為私人經商打開了通路。
對于中國絲織品來說，情況尤其如此。
中國絲織品是各地最為需要的，至少占中國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黃和优質鐵。
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种物產，如：來自中亞的毛皮、毛織品、玉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流浪，來自羅馬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毛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占首位。
這些貨物由商隊沿著著名的“絲綢之路”來回運送。
“絲綢之路”的主線自中國西北部的長安（西安）開始，向西經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為兩道，一條道沿盆地的北部邊緣，一條道沿盆地的南部邊緣，繞過盆地，然后西逾帕米爾高原，穿過位于俄國土耳其斯坦的撒馬爾罕和梅爾夫，再繞過里海南端王位于現代伊拉克境內的塞琉西亞，由此繼續西進，至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的羅馬邊境
盡管有了絲綢之路，但羅馬帝國和中國漢朝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商業往來。
羅馬商人未能經由陸路直接去中國，中國人也未能取道陸路直接到羅馬。
它們之間的商業往來全靠各种中間人，尤其是靠帕提亞（即今日伊朗）的中間人。
中國人和羅馬人對建立直接的聯系都很關心，但是，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帕提亞人對阻止這一聯系的建立也同樣很關心。
這可由中國使者甘英的經歷得到說明。
西元所年，中國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
當他到達波斯灣時，据中國官方記載說，那里的帕提亞人告訴他：
大海煙波渺茫，浩瀚無邊。
順風時，渡海可能三個月就夠了，但是，碰上逆風的話，也許得費時二年。
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備足三年的糧食。
在海上還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
甘英听說這話，停了下來。
帕提亞人不僅夸張取道海路的种种危險，而且也不提前往敘利亞還有更為直接的陸路可走，就這樣，把那位使者哄騙了回去。
從中國的官方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人已意識到這一情況；記載中說，羅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國來，但安息人‘帕提亞人’想用中國的絲織品和他們做買賣，因此，就切斷了羅馬人前往中國的交通”。
羅馬人對此進行了報复，為了將牟取暴利的帕提亞中間商排除在外，他們積极開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貿易。
于是，愈來愈多的商隊不再取道西去的絲綢之路，而是向南經過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諸港口。
候在那里的“羅馬”商人接到貨物后，在季風的幫助下，將它們迅速地運過印度洋，至紅海諸港口卸貨。
這一貿易其規模之大，竟使羅馬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宣稱：“昔日僅限于貴族使用的絲織品，現已不加區別地擴大流傳到社會各等級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級。”
無疑，這話言過其實了；實際情況是，許多身居要職的羅馬人見到大量黃金因支付受人歡迎的中國絲織品而東流，大為惊恐。
西元二世紀以后，隨著羅馬帝國和中國社會動亂迭起，這一繁盛的貿易漸漸衰弱；不過，并沒有完全枯萎。
中國仍在生產絲織品；絲綢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綠洲城市仍在竭盡全力地維持它們曾借以致富的貿易西方消費者的需求仍沒有得到充分滿足。
甚至在5世紀羅馬陷入蠻族之手以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個偉大的帝國首都一般，需求看慣常的各种奢侈品。
据說，西元401年，為年幼的皇帝狄奧多西二世舉行基督教洗禮時，“整個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籠罩在花環之下，到處都用絲綢、金光燦燦的寶石和各种各樣的飾物裝扮起來，其裝飾之華麗，無人能加以描繪”。
不過，羅馬政權的衰微使中間人牟取暴利這一多年老問題更為突出。
3世紀時，阿比西尼亞人的阿克蘇姆王國控制了紅海，對海上交通強征很重的稅。
同樣，西元226年以后，在薩珊王朝而不是帕提亞人統治下的波斯人也充分利用了他們對陸上交通的控制。
5世紀時，拜占庭帝國政府對絲織品的進口實行了國家壟斷，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体談判的方式來對付這些中間人。
到6世紀中期，這一問題終于由拜占庭人予以徹底解決，他們成功地將一些放在桑葉上孵化的蚕卵從東方偷運回國；于是，絲綢工業在敘利亞開始發展起來，并傳播到希腊和地中海西部地區。
西方不再依靠來自中國的進口貨，絲綢之路漸被廢棄。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突然興起，給陸上貿易以最后的打擊。
7世紀時，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個中東，隨后，又擴張到中亞，并在751年的怛邏斯戰役中擊敗了中國人。
于是，中亞成為穆斯林的天下；而且，在以后好几個世紀里，一直是中國和西方之間，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障礙，而不是橋梁。
隨著陸上道路給最后關閉，貿易轉移到大陸周圍、正開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
直到13世紀，蒙古人征服了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和黑海的整個歐亞大陸時，才有了再一次重新打開陸路，從而為中世紀的馬可波羅及其同行商人掃清道路的可能。
綜上听述，盡管貿易方向發生過各种轉變，但有一基本事實始終未變；這就是古典時代与早先的古代時期大為不同，其貿易范圍和貿易量都有了質的提高。
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還是在歐亞大草原的某些地帶，其貿易范圍都不再限于單個地區，而是隨著貨物經由海陸兩路從歐亞大陸的一端運送到另一端而愈來愈成為跨地區的。
這些构成了新興的歐亞核心區的經濟組成部分，下面一節將考察這一核心區的文化方面。
三、文化聯結
商業聯結和文化聯結這兩者不是互不關聯的，或者說，不是相互獨立的。
印度文化移植到東南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同樣，希腊文化傳播整個東方，主要是靠追隨亞歷山大軍隊東進的希腊商人。
印度佛教傳布中國的過程可以沿著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了解到，而中國漢朝時期最重要的怫教中心洛陽城之所以聞名天下，則与它是“來自西域的蠻族商人”的聚居地分不開。
不過，各种文化運動有它們自己內在的動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
西元前二千紀后期發明的簡單的字母文字。
就是影響除中國以外整個古典世界文化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那時以前，只有少數書吏能夠閱讀和書寫美索不達米亞的結构复雜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
第一個字母系統是由西奈半島的閃族商人發明的。
他們用自己所通曉的一些埃及字符來標示輔音，又用許多別的符號來標示單詞和音節，因而．他們的文字未能發展成為嚴格的音標文字。
真正的音標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們于西元前13世紀將原有文字發展成由23個輔音音符所組成的字母系統。
這一字母系統后經希腊人增補元音字母而進一步完備，形成希腊字母。
希腊字母又經過一些改進后，由羅馬人向西傳播，由拜占庭人向東傳播。
字母文字的意義就在于它打開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范圍遠遠地超出了從前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個圈子。
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書吏對這种新型文字自然是取回避的態度，他們繼續使用傳統文字，几乎一直到西元。
中國因与世隔絕，也仍然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兩种文字結合而成的，經過几次改進，一直使用到今天。
但是，在歐亞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時稍許作了些變動，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語言。
這樣做的結果是，無論哪里，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間、城市統治集團与農民群眾之間，隨文明的到來而不斷擴大的裂縫雖然沒有被完全地或大大地彌合，但多少都縮小了。
享有特權的知識分子集團對這种現狀一般是支持的，他們在國家中居壟斷地位，因而，遭到了那些頭腦簡單的書吏的反對，書吏們不僅對傳統的愛國和知識表示褻瀆，而且在國內煽起了某种騷動。
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里，歐亞各文明中顯著的、帶有全盤性的文化模式是，諸地方文化分解，并入擁有各自獨特的語言、宗教和社會制度的新的地區文明。
對這些文明來說，交換有形的貨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點的文化要容易得多。
紡織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處可用、悅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性等級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們的發源地則成了不合時宜、不受人歡迎的東西。
因而，在歐亞大陸具有普遍性影響的早期階段，地區間的商業聯結通常比文化聯結更廣泛，更有影響。
不過，后者的确存在，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具有极其重大的歷史意義。
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從希腊世界向東傳播到亞洲，向西傳播至歐洲。
此外，將近古典時代末期興起的偉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怫教，也是很好的例子；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個團体，而是要求全体人類皈依它們。
先考察希腊文化。
希腊文化一詞是從希腊人的“Hellas”意即“希腊”一詞派生的。
希腊文化之所以能傳播整個中東，主要是由于亞歷山大對中亞和印度河流域進行了舉世聞名的東征。
正如下一章將提到的，亞歷山大帝國僅在亞歷山大生前維持了數年。
西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去世，帝國即為他手下的將領所分割，以后；又為西方的羅馬和東方的帕提亞人所瓜分。
西元前4世紀和3世紀，希腊士兵在軍事上占有优勢，從而，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員和各种專業人員成群地涌往亞歷山大及其繼承人所建立的許多城市舖平了道路。
這些城市從最著名的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到最東面的亞歷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賈特，都成為傳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有許多希腊移民和當地婦女結婚，因為亞歷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則，娶了一名波斯貴族女子為妻，并于印度戰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婦女舉行大規模的集体婚禮。
亞歷山大還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還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頭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禮儀。
雖然地統治下的居民多數沒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官、議會和市民大會。
一种新型的希腊語言即柯因內語成為整個中東的共同語。
這种語言比古典時代的希腊語簡單，所以，那些已希腊化的土著學起來也比較容易。
中東請民族中受同化程度最高的是小亞細亞的一些民族，它們已忘卻自己的本族語，操柯因內語。
在其他地方，希腊的生活方式、娛樂活動、鑄幣和各种藝術也已為城市的上層階級所采用。
面對這种情況，希腊人的世界主義日漸發展，他們開始尊重過去一直稱之為蠻人的外國人。
早先，亞歷山大的父親菲力浦國王入侵亞洲，主要是受了希腊學者伊索克拉底的慫恿，想把亞洲諸民族“從野蠻的暴政下解救出來，置于希腊的保護下”。
而亞歷山大死了几十年后，情況大為不同，希腊的另一位學者埃拉托色尼撰文批評了那些“把人類划分為希腊人和蠻人兩大等級”的人，他說：“較好的做法是根据善与惡來區分人類，因為希腊人中也有許多卑鄙小人，而蠻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只要看看其政治制度极其完善的羅馬人和迦太基人即可明白。”
到西元1世紀，希腊傳記作家普盧塔克聲稱，亞歷山大“是受上帝的派遣，來當所有人的統治者和調解者”，“他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把居住地看成自己的祖國。
……。
希腊文化的影響向東擴展到印度北部和阿富汗的大夏和粟特。
如前一節所述，這些王國在滄亡于來自蒙古的游牧部落大月氏之前，曾繁榮了几乎兩個世紀。
這些深入亞洲中心的希腊文化的前哨基地對周圍請民族產生了一种世所公認、范圍廣闊的影響。
首先發生影響的是用高明技術制作的希腊硬幣，這些硬幣實際上導致了印度鑄幣的產生；接著是稱為《彌蘭陽王問經》的佛經（彌蘭陀即大夏的希腊國王，統治古印度西北部），它將希腊的對話体裁引入印度文學。
在語言方面，有許多希腊詞，包括馬嚼子、鋼筆、墨水、書和礦等單詞，被并入梵文。
在科學方面，也有一些希腊詞作為術語，被收入印度的星占學和醫學。
希腊文化對一個被稱為犍陀羅的宗教藝術流派有十分重大的影響。
犍陀羅原是印度西北部一地區的名宇，該地區曾在希腊統治之下。
犍陀羅藝術的主要作品是佛陀像和描繪佛經中各种場景的浮雕品。
犍陀羅的佛陀像酷似希腊的阿波羅神，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佛陀像有顯著差別。
前者是現實主義的，強調精确地表現人体解剖上的各种細節，如描繪各塊肌肉、添上胡子等。
后者是理想主義的，更注重精神的表現而不是外表的相似。
犍陀羅藝術傳入中國的情況，可以沿著早先由商人以及佛教朝圣者踩出的絲綢之路了解到。
佛教雕刻在移植中國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自然，變得簡朴、抽象；但原先的希腊現實主義仍表現在如衣服的裙子一類表面細節上。
因而，希腊藝術風格明顯地影響了偉大的亞洲各文明。
盡管希腊文化的傳播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沒有在中東留下永久的印記，更不用說亞洲其余地方了。
其根本原因是，希腊文化的影響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宮廷所在地。
雖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響，但真正受到影響的几乎僅囿于少數上等階層。
廣大農村甚至許多城市的絕大多數人，仍繼續說自己的語言，崇拜自己的神。
因而，希腊文化并沒有深深扎根，未能經過几個世紀仍幸存下來。
當中世紀穆斯杯征服者前來時，他們沒費多大事就將小島似的希腊文化制服了。
所以今天，希腊語言和文化僅幸存于巴爾干半島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緩慢一些，因為當地土著居民的生活還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
要不足這一原因，希腊文化對該地區的長遠影響，會由于當地文化的競爭力較弱而更為持久。
早在西元前6世紀，羅馬人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響，但直到3世紀起，也就是羅馬人征服了巴爾干半島和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帶時，他們才感覺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
這時，羅馬士兵和官吏与受過高度教育的希腊統治者和行政官員發生了直接交往，在他們帶回羅馬的人質和奴隸中有許多具有各种專長的希腊人——從倫理學家到柔軟雜技演員，從善于贊美的詩人到主廚。
當上層階級的羅馬人听到口齒伶俐的臣民們的令人眼花繚亂的雄辯和演說時，眼界大開，一個新的知識世界在他們面前展現。
希腊人給那些上層家庭當私人教師，講授希腊語言、修辭學，哲學和文學。
到西元前1世紀，送年青的羅馬人到雅典或羅得島的哲學學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
希腊文學作品有极為強大的影響，由于這种影響，羅馬人在文學方面未能有重大建樹。
開始時，受過教育的羅馬人給优美的希腊詩歌、戲劇和散文所迷住，滿足于翻譯或模仿希腊原作；漸漸地，羅馬貴族要求文學作品能以羅馬人的生活為主題，能表現羅馬人的生活理想。
于是，一個民族文學開始產生，不過，無論是在維吉爾、賀拉斯和奧維德的“黃金時代”，還是在塞內加、塔西伯、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的“白銀時代”，這一民族文學始終帶有源自希腊的印記。
希腊對羅馬和帝國其他城市的外觀有最明顯的影響。
希腊建筑的特點是設計簡單、比例相稱、裝飾完美。
雖然這些特點已由巴羅克式的富麗堂皇和龐大的規模所取代，但希腊的陶立克、愛奧尼亞和科林斯這三种石柱的形式仍被采用。
建筑物都用雕塑品裝飾，這些雕塑品最初來自希腊，是作為戰利品用貨車運回國內的，以后由本地的藝術家仿制。
因而，意大利的城鎮和中東的一樣，開始呈現處于希腊藝術和建筑的影響之下的相同的外觀。
實際上，羅馬人對文明的主要貢獻在于將希腊文化据為己有，适度改變，然后傳播給從未直接接触過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盧人、日耳曼人、不列顛人和伊比利亞人。
從這一角度看，羅馬的“陷落”也可說成是希腊文化在日耳曼人和克爾特人面前的退卻，就象它在中東与穆斯林相遇時的后撤一樣。
比希腊文化的影響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這兩大世界性宗教的影響。
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時代后期從各自的發源地中東和印度向外擴張；在以后的几個世紀中，前者爭取到了整個歐洲，后者贏得了大部分亞洲。
這兩大宗教獲取成功的原因可從它們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點中找到。
一個特點是，它們都著重于靈魂的拯救，允諾來世可獲得永恒的幸福。
另一特點是，都堅持平等主義；其團体的大門向所有請求加入的人敞開，不論是男子或婦女、富人或窮人、自由人或奴隸，都一視同仁。
最后，都強調很高的道德准則，強調要靈魂得救就必須遵守這些准則；這一要求加之有效的教會組織，使這兩大宗教能對信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響。
這些特點在古典時代較后几個世紀里特別吸引人。
在那几個世紀中，社會動蕩、道德混亂，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況更是如此。
城市里許許多多人感到無家可歸、漂泊無定；對這些人基督和大乘怫教提供了安慰、保護和指導。
當彼拉多問道“真理是什么”、表達出時代的絕望情緒時，它們也給予了回答。
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殘、無所歸依的人，這并非偶然之事。
同樣，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國，在漢朝崩潰之后全國處于混亂階段、人世間的一些問題似乎找不到解答時取得的。
實際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這些令人滿意、适合時宜的特點，正是應時代的需要而逐漸形成的。
在基督教賴以發生的猶太教，或者后來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均沒有這些特點。
猶太教是約西元前12世紀崇泰耶和華為民族之神的猶太人的地方性宗教。
“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
…你應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別的神”。
這是耶和華的《十誡》中的第一條。
這一條的原意，不是說耶和華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說，他是以色列孩子的唯一的神。
這一時期猶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說是神秘的、超俗的，不如說是社會的、注重道德的。
用一位猶太先知的話來說，耶和華對儀式和祭品滿不在乎，他關心的只是，人類應該“追求正義、援救被壓迫者，識別生父不明的人、為寡婦辯護”。
但是，從西元前6世紀起，猶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統治者的宗教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宗教觀念。
此外，他們也受到了許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猶太人的影響，這些猶太人長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試圖用希腊哲學的術語來解釋猶太教。
因而，猶太教徒逐漸汲取了有關來世的信仰——順從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獲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將墮入地獄，遭到永久的懲罰。
不過，基督教在耶穌生前和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不久這段時間里，仍然是猶太人的宗教信仰。
是保羅使基督教廣為傳播。
保羅生于小亞細亞的塔爾蘇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猶太教徒。
他大膽地否認耶穌僅僅是猶太教徒的救世主，認為仁愛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耶穌來人間是為了要他替全体人類贖罪。
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而發展成為一個新宗教，一個既為猶太人，又為非猶太人的宗教。
保羅的做法使基督教從此以后不僅能吸引少數猶太人，而且能吸引整個羅馬帝國千百万非猶太人。
因此，盡管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迫害，仍穩步發展起來。
西元313年，基督教終于因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蘭敕令而受到寬恕，399年，被羅馬帝國接受為官方國教。
羅馬帝國崩潰后，基督教由傳教士在60O至80O年期間，傳布到英格蘭和日耳曼諸民族中；在800至1100年期間，傳布到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諸民族中。
以后，隨著歐洲的擴張，又由傳教士和移民傳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發展情況同基督教有點相似，正如第九章第二節將要提到的，它是在印度人明顯地反對不公平的种性等級制度和婆羅門祭司階級的剝削的過程中產生的。
佛教的創始人喬答摩·悉達多（約西元前563—483年）原屬釋迦族，貴族出身，因苦惱于在自己周圍見到的种种不幸而舍棄优選舒适的家庭，去過四處飄泊的苦行者生活。
終于在似乎受到天啟的剎那間，達到了澈悟的境界；從此被稱為佛佗，意即“覺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滅一切欲望，才能消滅苦因，斷絕苦果；（4）要做到這一切，只有通過“八正道”。
“八正道”包括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以涅槃為終极目的。
所謂涅槃，譯意為“無為”、“寂滅”。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個新宗教，但佛陀死后，他的弟子們布講他的教義，并建立了一些開始支配宗教信仰的教團。
這些教團的理想是通過苦修身心最終達到神秘的涅槃境界。
雖然僧侶們對此很滿意，但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卻感到難以做到。
因而，与“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對立的“摩訶衍那”即大乘佛教逐漸發展起來。
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這一意義上說，是“大”了。
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人們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
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禱有點不同，采用了一些較易于領會、奉行的訓條。
于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個不動腦筋、表示信仰的舉動，如念叨佛陀的名字，靈魂便可得救。
涅槃的含義也改變了，至少對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來說，涅槃僅指天國中的來世，而天國是很有可能進入的，只要樂善好施便行。
由于大乘佛教從強調修道生活、苦行主義和默禱改為注重施舍行為、虔誠信仰和靈魂得救，所以，對于非印度民族來說，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盡管兩者在國外都贏得了皈依者。
佛教在西元前3世紀時，首先流行于錫蘭和印度西北部的邊遠地區。
西元前1世紀時，傳入中亞和中國。
其傳入先是通過商人，以后又靠印度傳教士和中國皈依者。
中國皈依者最為得力，他們在印度研習佛教，然后回國努力說服國內同胞信奉佛教，他們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說，到西元4世紀后期，中國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紀時，中國南部的居民也跟著信奉了。
接著，佛教又從中國進一步向其他地方傳播：西元4世紀時，傳入朝鮮；6世紀時，傳入日本；以后，又傳入西藏和蒙古。
在此期間，分裂為大乘和小乘兩大教派的佛教還流行于東南亞。
象上述這种情況，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階段都未發生過，它体現了這一地區歷時許多世紀的普遍印度化的一個方面。
佛教取得這些成功后，在許多國家里衰落下來。
在中國，約700年時，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由于內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敵視，很快衰歇了。
佛教的興盛使寺院擁有大量土地和財富，使眾多的僧尼脫离民族經濟，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從而招致官方的迫害。
据官方記載，841至855年期間，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廟40O00余個結拆毀，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還俗，和寺院奴隸約15万人一起，重新成為納稅戶。
佛教經過這次打擊后，再也沒有复興過，以后，跟道教和儒教一樣，僅僅成為中國信仰諸說融合論者感興趣的“三個宗教”中的一個。
同樣，在印度，佛教最終讓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
所以如今，在佛教發源地，實際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見第九章第二節）。
不過，在錫蘭和東南亞許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盡管佛教在其极盛時期以后相對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時代后期和中世紀初期，仍是亞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
它廣為流行于除西伯利亞和中東之外的整個大陸，從而，使整個大陸的文化一体化達到空前絕后的程度。
它在亞洲起了偉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時期的基督教在歐洲所起的作用一樣。
佛教帶給許多民族的不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標准，而且還有文學体系、建筑式樣以及偉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這些東西也是由傳教士在傳布佛教時傳到大陸各地。
同樣，在歐亞大陸另一端，基督教傳教士帶給野蠻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義，還有羅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
以上所述，就是這些強有力的“文化聯結”對新興的歐亞核心區的影響及其歷史意義。
在古代文明的數千年中，中東一直是創始力的中心。
正是中東，在那一段時期里對人類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貢獻，如發明了農業、冶金術、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國組織等。
但是，到了古典時代，中東的优勢漸漸消失，只有一個領域除外，那就是宗教。
不僅猶太教，而且還有瑣羅亞斯德教，都根源于中東。
雖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數帕爾西人信奉，但過去在波斯帝國處于鼎盛期時，它對中東有過很大影響。
而且，由于鎖羅亞斯德教試圖用光明、真理和正義等原則來取代當時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習俗和迷信，因而，作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不過，在古典時代，除了這些宗教及其有關的教派外，中東不再是創造發明的重要發源地。
有位權威人士寫道，在西元前二千紀后期的入侵浪潮之后，“古代近東的創造力似乎縮小了……大体上，我們看到的，（那時的古代近東）只是在整理和鞏固已獲得的知識。”
古典時代時形成的，并在許多情況下一直存留到現在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從歐亞大陸諸邊緣地區發展起來的文明的產物。
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論述這些地區的文明——希腊和羅馬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