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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印度文明
政治學是一門關于懲罰的科學。
考底利耶
我認為，我的職責是為全世界謀利。
阿輸迦
當我們的研究從希腊和羅馬轉向印度時，我們便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這种差別并不只是對比它們的自然環境后自然呈現的差別，即在職業、飲食、居住和服裝等等方面的差別。
這种差別要根本而廣泛得多。
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諸如种姓、殺戒（非暴力主義）、再生和因果報應（關于道德行為所招致的結果的規律）等基本觀念和制度有細微相似的東西。
這些東西不僅僅是印度思想中深奧的抽象觀念。
更确切地說，它們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礎，決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
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与眾不同，而且持續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將其与其他一切歐亞文明區分開來的明顯特點。
正如下一章將要說到的，這种獨特性也是中國文明的特點，不過，這是在假設中國在地理和歷史上都空前未有的与世隔絕的條件下才這樣說的。
而印度，其早期階段似乎与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區——伊朗高原、巴爾干半島和意大利半島——的早期階段基本相似。
如前（第六章第四節）所述，約西元前1500年前后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擁有与諸如亞該亞人和多里安人同樣的生理特征、同樣的畜牧經濟、同樣的社會制度、同樣的諸神和同樣的史詩。
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他們的次大陸上与外界隔絕的程度也遠不及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人。
印度西北部的山脈不是不可逾越的，所以軍隊、商人和朝拜圣地者來來往往地翻山而過達許多世紀。
實際上，在大部分時間里，印度北部与中東和中亞之間的相互影響超過印度北部与半島南部之間的相互影響。
于是，自然產生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發展起一個与他們西面的親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
現可得到的證据很少，不足以提供一個具体或明确的回答。
但是，最簡單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釋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
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不太開化地區的亞該亞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們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個擁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發達的文明。
雖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遭到征服、受到鄙視，但由于他們人數眾多，文化又很先進，所以不能被滅絕、赶走或同化，使原先的文化留存無几。
相反地，當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來、改營農業時，他們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下去。
這樣和平共處和互通婚姻達救世紀之后，其必然結果是文化融合。
這一文化融合的情況、性質和結果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雅利安人的影響
雅和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有大片草地供放牧牲畜的多雨地帶。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史詩《梨俱吠陀》中，旁遮普的河流經常給提到，而恒河僅被提到過一次。
不過，漸漸地雅利安人開始擴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
他們的擴張最初很緩慢，因為手頭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銅斧和銅斧。
但是，約西元前800年時，鐵得到采用，擴張的步子大大加快了。
這時，主要活動由畜牧業改為農業。
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風气候也使栽稻成為可能。
在旁遮普，栽稻比种小麥和大麥時的產量要高很多。
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從西北部轉向東部，東部成為最初的強大王國的所在地。
從畜牧業轉向農業，促進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業，如木工業、冶金業、紡織業和制革業等。
隨著以河流充當運輸剩余糧食的天然交通干線，農業也促進了貿易。
貿易剛開始時，通常實行以貨易貨的辦法，母牛為大筆交易中的价值單位。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當鑄幣出現時，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實行的度量衡。
城市由原為貿易重地或專營某些行業的村庄發展而來。
經濟發展轉過來又促進政治上的合并。
原先，印度雅利安人象他們西方的親族那樣，由得到長者議會和部落大會幫助的部落首領組織起來。
隨著經濟的發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讓位于王國，旁遮普和喜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讓位于共和國。
在這些早期國家中，恒河下游區的摩揭陀王國由于地處兩條主要的商隊路線上，又控制鐵礦丰富地區，故很快強盛起來，超越其他國家。
摩揭陀憑借自身的有利條件，后來成為孔雀帝國和笈多帝國形成時的基地。
說到這里，有必要提一下孔雀王朝最初兩個皇帝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說的一段名言。
他說：“寶庫建立在開礦的基礎上，軍隊建立在寶庫的基礎上，擁有軍隊和寶庫的人可以征服整個地球。”
西元前4世紀的難陀王朝是最早為建立國家而有條不紊地開發摩揭陀資源的王朝。
他們開筑溝渠，織組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稅管理制度。
難陽王們現被說成是印度最早帝國的創造者。
事實上，他們雖然為帝國奠定了基礎，但并沒有實際建成第一個帝國。
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是一個名叫旃陀羅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險家，他于西元前321年奪取難陀王位，進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國。
与這些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相平行的是社會結构方面的重大變革。
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樣，划分為武士貴族、祭司和平民這三大等級。
他們沒有与社會等級有關的种种限制，如世襲職業、限于同一等級內通婚的規定、宴請同伴時的禁忌，等等。
但是，到西元前500年時，种姓等級制度連同它的所有基本特點開始起作用。
關于种性等級制度的起源，雖然現已提出許多种理論，但普遍同意，膚色是一個基本因素。
其實，梵文中的种姓——瓦爾納一詞，意即膚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當地黑土著在膚色上的差別，稱土著為達塞人，即奴隸。
由于雅利安人有強烈的种族优越感，故极力阻止与受他們鄙視的臣民混合，從而發展起四大世襲种姓的制度。
前三個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職業等級即簽上（婆羅門）、武士貴族（剎帝利）和農民（吠舍）組成。
第四种姓（首陀羅）留給達塞人。
達塞人不得參加宗教儀式，也沒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會權利。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現實相符合。
雅利安部落常常与達塞部落結成聯盟，進行對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戰爭。
而且，雅利安移民還同采納雅利安諾言和習俗的土著混合起來。
在這种情況下，達塞人的祭土開始成為婆羅門，他們的首領成為剎帝利。
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膚的婆羅門同樣具有貴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區的白皮膚、灰眼睛的賤民也不再因為他們的白皮膚而地位有所提高。
為了切合這些現實，商人和某些地主被歸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勞動者則成為首陀羅。
在這四大划分內，現已成長起令人迷惑的各式各樣的种姓。
它們都有四個基本特征。
一個特征是具有獨特的職業，所以銀行家和商人常屬于吠會种姓。
另一特征是有世襲的原則，這体現在對婚姻的复雜的規定和限制中。
此外，种姓對食物、水、接触和禮儀的純洁還有更進一步的种种限制。
最后，每一個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則，用以規定各种義務和責任，如贍養家庭，履行為結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儀式，等等。
在這一种姓等級制度之外的是賤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約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
他們注定只可從事商業或那些被認為是不洁的行業，因為這些行業或是沾污了某些儀式，或是獲取人或動物的生命。
這些職業包括獵人、捕魚人、屠夫、劊子手、掘墓人、承辦喪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
從事這些職業的結果轉而導致社會隔离。
賤民們居住在与世隔絕的材庄或城鎮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們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們必須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員，也就是說，不可与后者發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況下，甚至不可進入后者的視線。
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當他們走出自己的住處或村庄時，就必須敲打一對拍板，警告他人，他們正在走近。
賤民們今天還進一步遭受心理上的傷殘，這种傷殘同身体上的傷殘一樣使人殘廢和退化。
按照因果報應的學說，一個人在現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為決定的。
因此，賤民們應由于他們過去的罪孽而對他們現在的苦境負責。
改善在來世中的地位是賤民們唯一的希望，而這只有通過恭敬地履行現世中的責任和義務來實現。
社會法令和宗教法令的結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
應該指出，种姓制度還有關于相互幫助的种种規定，使一個人只要遵守其規定便可獲得安全。
所以，种姓制度現在仍是印度社會鋼鐵般的框架。
雖然它現已受到改革者們的攻擊，并由于現代工業社會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實際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農村地區發揮作用。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報應和再生為基本原則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的組成部分。
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羅為雷和戰爭之神，阿耆尼為火神，蘇摩為神圣的令人致醉的蘇摩液之神。
這些自然之神對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當雅利安人定居下來改營農業時，他們就不得不轉向新的神。
因而，出現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護神毗濕奴、強大的毀滅之神濕婆。
這些新神，尤其是濕婆，与在印度河流域的遺址中的發現物惊人地相似，并不是偶然的。
園為那時，雅利安人自然會占用當地古代農業文明在數千年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一些宗教思想和習俗。
与這些新的神相伴而來的是權力愈來愈集中到祭主階級即婆羅門的手中。
這一變革可能也是來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傳統。
婆羅門在某些地區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領導人發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學會了后者的巫術和習俗；那時留下的一些遺跡也顯示了祭士集團統制一切的濃烈气氛。
不管在遙遠過去的歷史原型是什么，婆羅門有效地利用了他們精通的《吠陀經》即贊美詩。
這些贊美詩在舉行宗教儀式和獻祭時被大聲朗誦。
它們通過口頭代代相傳而留傳下來，由于它們在人們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詞逐音地熟記。
作為這一寶貴遺產的保管人和傳送者，婆羅門能夠以高于世俗首長剎帝利的印度社會領導人的身分，宣稱并實施自己的主張和要求。
隨著時間的流逝，婆羅門甚至通過強調他們所主持的宗教儀式的重要性，來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戰。
他們在用來闡釋《吠陀經》和指導宗教儀式的一些散文手冊《梵書》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權利的精明方案相結合的產物。
在一個較世俗的水平上，婆羅門由于他們的職責所具有的神圣性質而享有很多特權和豁免權。
而向婆羅門贈送禮物的人則得到保證，他們將在今世和來世獲得一定的報答。
對“土地這种禮物”，評价最高，因為它“解除了贈送者的一切罪孽”。
因此，婆羅門得到大量的地產，包括整座的村庄。
除此之外，婆羅門還免交各种捐稅，因為人們認為，婆羅門巴以自己的虔誠行為清償了這种債務。
由于婆羅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們不得被判處死刑或任何類型的肉刑。
最后，有關法、因果報應和再生的教義實際上也為婆羅門控制人們的心靈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
因為，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過去所作所為的必然結果，如果一個人對來生的希望完全取決于他是否能忠實地奉行所規定的种姓義務而不管它們也許是多么麻煩或多么卑微，那么，這個世界上也就不會有什么個人作決斷的机會了。
婆羅門的种种要求和強征勒索是西元前6世紀和5世紀印度進行宗教改革的一個因素。
另一因素是上文提到過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造成一個富裕的商人等級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對在它之上的兩個种姓享有种种特權极為怨恨。
最后，婆羅門与非雅利安人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張，因為雖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為印度教信徒，但他們對祭士居支配地位很不滿。
現在一般認為，佛陀所屬的尼泊爾山區的釋迦部落屬于蒙古种族。
這些因素相結合，促成了那些世紀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識界的動亂。
對自由的要求提出了——自由是一种比規定的宗教儀式和死板的教義更富有意義且令人滿意的東西。
動亂的一個表現是出現了苦行主義的趨向。
在最有活動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間，有一部分人開始与社會疏遠，沉浸于純粹的內心反省。
他們發展了种种訓練（瑜伽修習）心不弛散、最后進入出神或入迷狀態的修行方法。
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狀態，神秘主義者稱之為“啟蒙”，無神論者稱之為“自我催眠”。
通過內心的反省和沉思，又發展起許多改革運動。
其中只有兩個改革運動一直存留到現在，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
這兩個宗教的創立者可能前面已提到過，開始時都是苦行者，后來以較重實際、更有組織的方式向婆羅門的地位提出了挑戰。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西元前7世紀就已傳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為一個有制度的組織的，是教主大雄（約西元前540-467年）。
他出生于一個非雅利安人的貴族家庭．30歲時，拋棄物質世界，出家為一個赤身裸体的苦行者，漫游12年后得道。
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員稱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稱號。
耆那教義中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僅動物和昆虫，而且還有“木石和樹”，都各有一個獨立的靈魂。
因此，他強調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
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職責時，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
虔誠的耆那教教徒還要用布蓋住鼻子，以防止小虫吸入鼻孔。
今天，大約有1OO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們對印度社會的影響比其人數所預示的要大得多。
殺戒即非暴力主義這一主要教義的提出，應歸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這一教義最后為印度教的一般團体所接受。
圣雄甘地雖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員，但他受該教教義的影響极深。
耆那教從未傳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則不同，在歐亞中部、東亞和東南亞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對古典時代歐亞核心區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見第七章第三節）。
就印度而論，佛陀教義的意義在于，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個更為根本的挑戰。
佛陀不能容納种姓或婆羅門，而且象后來的新教徒那樣，認為圣典也應為俗人所理解。
因此，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傳教，并避開巫術、獻祭和晦澀難解的經文。
佛教除了在外部世界獲得惊人成功外，在印度本土也成為印度教的重要對手達數世紀之久。
但是它從未成為居統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從西元600年起，漸趨衰落。
到12世紀末，也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到達之時，它僅存在于少數几個地方，并處于沒落狀態。
這一偉大的宗教運動從其誕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個原出是，它未能為應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作好准備，未能為出生、結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關鍵性的轉變提供种种儀式。
對比之下，婆羅門則准備好自己的种种禮儀。
這一事實保證他們盡管道到改革者們的攻擊卻仍能生存下去。
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羅門自己也從事改革。
他們在富于哲理性的經典《奧義書》中，提出了他們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們教導說，彌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羅門——一個具備一切知識和知覺的生命体。
他是宇宙靈魂和無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過是一种幻覺。
個人靈魂——“自我”，是上帝的一為火花。
它通過輪回不斷地變換狀態，直到經重新吸收為婆羅門而獲得解放。
識別個人靈魂和宇宙靈魂是獻身于宗教的人通過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覺世界而試圖達到的最終目標。
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夠拋棄世界。
雖然佛教作為一個在從事活動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條已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
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獲得胜利，正因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
實行自然崇拜、獻祭和權力贖罪的原始印度教已為《奧義書》的哲學、殺戒的怜憫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變。
三、孔雀帝國
從宗教運動轉向政治發展，一個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現了第一個帝國——孔雀帝國。
如本章前面所述，當雅利安人遷居恒河流域時，也就把重心轉移到該地區，特別是轉移到該地區的摩揭陀王國。
當時，西北地區正獨自行動，憑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聯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區相分离。
實際上，約西元前518年時，大流士皇帝已越過興都庫什山脈，使旁遮普西部成為其帝國的第二十塊轄地。
依照希羅多德的看法，這樣做是大有好處的。
他說：“印度人的人數比我們所了解到的其他任何一個民族都要多，所以他們交納的貢物也超過了別的每一個民族。”
希羅多德還告訴我們，西元前480年，當澤爾士入侵希腊時，他的軍隊里還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鐵頭竹箭”的印度人。
希羅多德的這些敘述很有意義，它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僅僅根据外國入侵和外國人留下的歷史報道，我們今天就可以掌握到有關印度早期歷史的真實具体的資料。
可以理解，一個把整個物質世界看作不過是一种幻覺的文明，對如時間和地點一類細枝末節是不會感興趣的。
印度歷史關心的僅僅是能否使印度哲學中的永恒真理清楚明白地顯示出來。
因而，在現能得到的為數不多的印度原始資料中，歷史、神話和想象思是難分難离地結合在一起。
因此，較注重唯物主義和歷史發展的外國來客留下的敘述也就顯得分外重要。
波斯人入侵之后，歷史的迷霧又降臨了，直到二個世紀以后，也就是西元前327年亞歷山大到來之時。
亞歷山大的入侵与其說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說是一場襲擊。
他在印度僅待了兩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時間里，旁遮普的希腊政權就完全消失了。
在當時的印度文獻中，迄今未發現有任何提及亞歷山大之處。
不過，他發動的戰爭确實對印度后來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亞歷山大的同伴們留下的有關印度的印象記。
當屬最不重要的。
不幸的是，這些東西也全未存留下來，只有其中的部分見聞通過后來的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的著作支离破碎地流傳下來。
這些東西描述了港口、買賣的商品、城市的外觀、土著的服裝以及諸如一夫多妻、种姓法規和死人火葬一類奇風异俗．但是，這些注重事實的報道也用講故事的形式說些离奇的事來增添趣味，說什么有身高十呎、肩寬六呎的人，靠蒸气維持生命的無嘴人，下銅球的雨，恒河里長300呎的蛇形魚，等等。
亞歷山大的陸海軍在開辟或增加陸海商路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是較有實效的。
它使從印度西北部經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達小亞細亞和地中海東部諸港的東西向貿易迅速發展。
亞歷山大在整個中東建立的希腊殖民地無疑也為這一貿易作出巨大貢獻。
亞歷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國家促進這一貿易達二百年之久。
對印度歷史來說，最重要的是亞歷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廢除當地的几個王國和共和國、造成政治真空地帶方面所起的作用。
旃陀羅笈多·孔雀迅速填補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國。
亞歷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西元前322年，旃陀羅笈多還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將領，他奪取了摩揭陀國難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
在以后几年里，他穩步地朝西北方向擴大自己的統治，直到他的帝國從恒河流域擴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這兩條大河的三角洲地區。
与此同時，他還組織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和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維持他的國土。
因而連塞琉古作為亞歷山大的繼承人之一而當上中東的國王，并試圖重新獲得亞歷山大的印度地區時，旃陀羅笈多毫不費力地擊退了希腊軍隊。
一年后，也就是西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區讓与孔雀皇帝，并將一位希腊公主嫁給他。
作為回報，塞琉古得到500頭象，他利用這些象，成功地擊退了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對手。
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間的媾和標志著孔雀帝國已作為當時的一大強國立足于世。
有一位名叫麥加斯梯尼的希腊使節曾在孔雀王朝的首都華氏城住過好几年，他的觀察報告雖然現在只能以第二手的形式得到，卻是些很有价值的資料。
旃陀羅笈多的儿子頻頭沙羅（約西元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孫子，著名的阿育王（西元前273-232年）則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東部。
因而，在后者的統治下，孔雀帝國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個印度半島。
孔雀帝國的結构和履行的職責已在旃陀笈羅多的私人教師老底利耶所著的《Arthashastra》——《政治經濟理論》一書中予以闡明。
考底利耶是一位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獻身于“成千上万的國王所拒絕接納的財富之女神”。
他的目的是要將“象不好的母牛那樣不結果實”的荒原改變成一個“美好的國家”，他對美好的國家作了如下的解釋：
在王國的中心區和邊圍地區擁有首府和省會……力量強大，足以壓服部近地區的國王；沒有一片片泥泞的、多岩石的、凹凸不平的荒蕪的土地，也沒有陰謀家、虎狼之徒、野獸和大片的曠野……擁有肥沃的土地、礦山、樹林、成群的大象和牧場……用水不靠下雨……商品丰富多樣；能夠承擔起供養龐大的軍隊和交納繁多的賦稅的重擔；居住的農民都具有樂善好施、積极肯干的品質……這些就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所應有的优點。
無論如何，這些优點在孔雀帝國可見到一些。
養護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缽僧往來不絕，車輛眾多，使正式的公路法成為必需。
對東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進了貿易，一個海事部專門維護航道和港口。
許多寺院的題詞證實了向寺院捐款的商會和行會的富有和慷慨。
首都華氏城被稱為“花城”，以它的公園、公共建筑物、九哩多長的河邊地和吸引國內外學生的教育制度而聞名于世。
所有這一切全靠“國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來供養，不過，國王提取的收成實際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給農民的僅夠維持生存。
法律是嚴厲的，維持秩序的手段也是無情的。
軍隊號稱有70万人，配備9000頭大象和10000輛戰車。
精干的密探無處不在，通過信使和信鴿將一連串的報告送交首都。
嚴酷的刑罰在《Arthashastra》》【政治經濟理論】一書中列有18种，常用作懲罰和逼供的手段。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高效率的、嚴厲的、官僚政治的社會，充分体現了考底利耶所說的名言：“政治學是懲罰的科學。”
阿育王的統治表明，傳統型的帝國統治發生了根本而獨特的變化。
他在通過特別殘忍的戰爭征服羯陵伽王國之后，內心經歷了一番變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條敕令中這樣寫道：
15万人作為俘虜被帶走，十万人被殺死，許多倍于這個數字的人死去。
……為諸神所愛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現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傷和悔恨，因為征服一個以前未被征服過的民族，包含著屠殺、死亡和放逐。
……即使那些躲過災難的人也由于他們始終熱愛的朋友、熟人、同伴和親屬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
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著不幸，而這，使國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從此以后，阿育王致力于促進和實現佛陀的教義。
他渴望有一個“安全、理智、所有人內心都很平靜、溫和”的未來。
他仿效波斯的統治者，將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專門建造的柱子上。
這些敕命与其說是正式法令，不如說是具有國家訓誡的性質。
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告誡人們發揚偉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寬容和尊重各類生命。
阿育王与首先考慮國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關心的是人民。
所以，他興辦了許多并不給國家帶來直接利益的公共事業——醫院和國家公費治療，大路兩旁的果園和休息場所，分配施舍物給各個教派，派佛教傳教團去外國。
阿育王并不象現在某些時候所宣稱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
他沒有使佛教成為國教，也沒有迫害其他教派。
相反，他對婆羅門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幫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
這不是宗教上的變革，而是一般態度的改變。
他最強調的是寬容和非暴力主義，不僅因為這兩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東西，而且因為它們會促進他那龐大且复雜的帝國的和諧。
這在阿育王統治期間證明是很成功的，因為他在民眾的歡呼聲中統治了長達41年的時間。
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個世紀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國被消滅。
這已成為到現代為止的印度歷史的一個模式。
印度与中國不同，在中國，是長期的帝國統一間隔以短暫的分裂；而在印度，則治恰相反——是短暫的統一和長期的分裂。
這并不是說印度就沒有統一。
印度有統一，但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
印度文化強調的是忠于社會秩序而不是忠于國家，正如种姓等級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這一點所證明的。
因而，在一個范圍里增進了統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圍里破坏了統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傳教士
西元前2世紀初，隨孔雀帝國潰滅而起的是長達500年的混亂和黑暗。
不過，在這一時期中，可以看到一個經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響日趨增長，并對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產生多方面的影響。
最初是來自希腊人的影響，希腊人在印度被稱為雅瓦納人，在亞歷山大之后的兩個世紀里，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
如第七章第三節所述，希腊人發展了犍陀羅藝術，為印度鑄幣提供模型，而最重要的是，促進了印度与中東間的貿易。
接著來的是取代希腊人，并在某些情況下進一步向南推進的一批批入侵者。
被印度人稱為帕拉瓦人的帕提亞人，最早發源于里海地區，他們先從塞琉西王朝手中奪取對伊朗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控制；然后，從約西元前140年起，一伙伙地滲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腊人北去，并最后占据了印度河下游地區。
繼帕提亞人而來的是西徐亞人，即印度人所稱的沙卡人。
他們在月氏人的逼迫下离開中亞，于西元前130年前后，制服大夏的希腊人，然后翻越興都庫什山脈，進入旁遮普，最后在古吉拉特定居下來。
在那里，他們与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后來在印度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馬拉塔民族。
最后到來的是貴霜人。
貴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們成功地統一了月氏游牧民族；然后于西元前1世紀時，翻越興都庫什山脈，進入旁遮普。
在后面一個世紀里，他們將自己的統治向南擴展，可能擴展到遠至印度斯坦与德干之間的納巴達河。
在他們著名的統治者迦膩色迦（他的統治自約西元130至160年）的領導下，他們的帝國包括旁遮普、克什米爾、印度河流域、恒河上游地區、阿富汗和今中國突厥斯坦的部分地區。
這一帝國跨越當時最熱鬧的几條商路，所以國內諸地區深受印度人、希腊化國家、波斯人的影響，并在較小程度上受到中國人的影響。
貴霜鑄幣現已在斯堪的納維亞、埃塞俄比亞、羅馬各行省以及亞洲諸國家中被發掘出。
這些鑄幣上都刻有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所倡奉的眾神中某些神的名字和雕像。
迦膩色迦既在他的鑄幣上雕出佛陀和波斯諸神，同時又毫無偏袒地保護耆那教和婆羅門教。
同樣，他既采用印度皇帝的稱號maheraja（“偉大的國王”），又采用帕提亞人的稱號，即梵文中的叫ajatiraja（“王中之王”），還同時采用中國人的稱號，也就是梵文中的devaputra（“天子”）。
3世紀時，貴霜帝國漸漸衰微。
其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波斯出現了強盛的薩珊王朝（西元226年）。
薩珊王朝將自己的勢力向東擴展到阿富汗，這就割斷了貴霜人原在中亞的根据地与他們在印度諸行省之間的聯系。
3世紀末，貴霜帝國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邊沿地區之間留下一個權力真空地帶。
這就為印度第二個偉大帝國笈多王朝的崛起掃清了道路，正象早先与此相似的真空狀態曾是孔雀帝國的先導那樣。
現在回顧起來，印度与外部世界在西元前200年至西元300年這500年間的前所未有的相互影響顯然是很突出的。
至少，希腊人、帕拉瓦人、薩卡人和貴霜人的帝國都既以印度為根据地，同樣也以中亞或中東為根据地。
它們都促進了沿著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東、向北到中亞和中國的路線而進行的有利可圖的貿易。
這也是一個使羅馬商人來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來到東南亞的對外貿易欣欣向榮的時期（見第七章第二節）。
在文化領域，印度佛教傳教士也在這些世紀里將他們的教義傳播到周圍所有的國家。
以乞討為生的祭司們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敵對或秩序混亂的諸民族中間，因為他們太窮了，不值得搶劫，而且，他們周身又為一种超自然的獻身气氛所環繞。
搶劫或傷害這种人的動机也是不存在的，因為唯一的報答只是有可能遭到來自上天的懲罰。
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羅門教傳播到周圍所有的國家，并在傳播過程中，使一切文化獲得大發展（見第七章第三節）。
文化的交流決不只是單向的。
來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隨身帶來了希腊、波斯和中亞的种种影響。
西元1世紀時，一個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傳入印度。
据傳說，圣多馬于52年前后抵達印度西南部的馬拉巴爾海岸，在那里他建立了許多教堂。
然后從那里經陸路旅行到東海岸，不過到東海岸后，他的布道遭到強烈反對，并于68年在馬德拉斯附近被人殺害。
但是，他在馬拉巴爾地區的工作結下了丰碩成果，那里有相當多的基督教團体一直存在至今無。
五、笈多古典時代
西元4世紀時，偉大的笈多時代——個前几個世紀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結下丰碩成果的時代——開始了。
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時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國或奧古斯都時代相比。
笈多帝國同孔雀帝國一樣，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國為根据地。
這一國家在孔雀帝國崩潰后設法維持了自己的獨立，然后乘貴霜帝國潰滅，開始再一次將勢力擴張到由貴需帝國潰滅所造成的權力真空地區。
笈多時代開始于約320年旃陀羅笈多一世登基之時，笈多帝國在他孫子旃陀羅笈多二世（375至415年在位）的統治下，臻于极盛。
旃陀羅笈多二世极力擴張，直到將他的帝國從印度河擴展到孟加拉灣、從北部山區擴展到納巴達河為止。
這些疆界构成印度斯坦傳統的邊界線——這是值得強調的一點。
在政治上，笈多帝國是一個北印度帝國，并未包括整個半島。
實際上，當時的南印度在許多方面是与世隔絕的，因為溫迪亞山脈仍是將半島一隔為二的有效屏障。
南方諸民族操的是德拉維語，包括泰米爾語、泰盧固語和卡納拉語，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語不同。
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會習俗，并將梵語作為其經文和學習的用語。
這樣，形成一個單獨的文明，它不管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語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數國獨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將形形色色的民族結合在一起。
笈多帝國似乎享有過引人注目的繁榮，而這一繁榮由于旃陀羅笈多二世實行貨幣改革、采用標准的金幣和銀幣而又得到進一步的促進。
當時，無論半島內的貿易還是對外貿易，其貿易量均達到新的高度。
沒多統治之際，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這在對外貿易貸款的利息率的降低這一點上反映出來：孔雀時期，貸款的利息率為240%；笈多時期，降為20％。
當時，最重要的一個工業是紡織業。
紡織品包括絲綢、平組細布、印花布、亞麻布、毛織物和棉布。
這些東西由于國內外市場的需要而被大量生產。
其他重要的行業有治金業、制陶業、雕刻業和寶石切割磨光業。
從中國佛教朝圣者的報告判斷，笈多帝國的統治比孔雀帝國溫和。
法顯曾在401至410年間在印度逗留，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禮儀周到的服務和普遍的繁榮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發現，雖然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視佛教徒。
鄉村是—派安宁、繁榮的景象，不象在孔雀帝國統治時，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騷扰。
法顯還注意到：
人民眾多，都很幸福；他們無需登記自己的家庭成員，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們訂下的規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納（一部分）收益。
如果他們想去，則去；如果他們想留，則留。
國王的統治不依靠砍頭或（其他）肉刑。
罪犯只是被處以罰金，罰金的多少視罪行的輕重程度而定。
即使遇上一各企圖進行万惡的叛亂活動的人，也只是將他們的右手砍去。
國王的警衛人員和隨從都有薪水。
……市場上沒有肉店和賣酒的商人。
在語言學和文學方面，這是梵語獲得成功的時代。
從前婆羅門學者使用的頗為陳舊的語言——梵語，現又卷土重來，傳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學中。
詩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資助而欣欣向榮。
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亞”迦梨陀婆的著作，他把古代傳說和民間故事改編成戲劇和抒情詩。
18世紀后期，他的七幕劇《沙恭達羅》被譯成英語，從此以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喝采，并被搬上外國舞台。
將《摩呵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這兩部偉大的民族史詩編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時代最大的文化成就。
這兩部史詩的早期改編本雖然在西元前的許多世紀以前就有了，但現在已完全失落。
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賦予的樣式出現的編定本。
這些編定本仍是印度文學的經典和印度傳統的寶庫。
書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書中大量的故事為世世代代作家所采用，書中的哲學詩《薄伽梵歌》成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學方面，笈多時代的成就也是很杰出的。
与希腊人的交往使雙方的思想發生有益的交流。
西元476年生于華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人物。
他教導說，地球是一個球体，它圍繞地軸自轉；月食是地球的陰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陽年的長度為365．3586805天——這一計算的誤差极小。
另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彘田精通希腊科學，而且极有天賦，他實際上對所有各門自然科學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無疑，最偉大的貢獻是提出了“0”的理論和作為演算基點的十進制。
這—基點可以是任何數；印度人選取10大概是因為他們靠10個手指計數。
有了十進制，需要的單數僅為0，1，2，…9。
而古代希腊人則不同，對他們來說，888中的每一個8都是不同的。
對羅馬人來說，888就是DCCCLXXXVIII。
若應用這些進位制，要進行乘、除法運算顯然是很困難的。
這些簡單的印度數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學者傳到西方，并被稱為“阿拉伯數字”。
盡管這些數字具有明顯的优點，卻長期受到藐視，被認為是异教徒的東西，而且太易偽造了，因為短短的一划可以把0變成6或者9。
直到15世紀后期，印度阿拉伯數字才在西方流行，打開了現代數學和現代科學的大門。
現在回顧起來，印度的這一貢獻是很突出的，可与輪子、杠杆或字母表這些發明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