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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國文明
可得到賢明的人時，政治就興盛，得不到賢明的人時；政治就衰落。
孔子
与印度文明的不統一和間斷相比，中國文明的特點是統一和連續。
中國的發展情況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國人到來之后所發生的情況不同，沒有明顯的突然停頓。
當然，曾有許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國，甚至還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國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語言、習俗或畜牧經濟，相反，是入侵者自己總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國化。
其原因在于中國較与世隔絕，它僅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
中國無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較复雜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點的民族打交道。
中國人一開始都是蒙古种人，他們在向東擴張至太平洋、向南擴張到越南的過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較為原始的部落。
因而，中國人在他們整個歷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
在古典時期，這种同一性如我們將看到的，得到進一步加強，因為中國人統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
而印度則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語言”；英語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魯的話來說，它在其他13种語言中起著“連結”的作用。
在中國，与文化同一性一樣重要的是，各時期都存在著惊人的政治上的統一。
這一點在相當大程度上可解釋為：是由于中國文明，這個唯一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偉大文明，具有獨特的現世主義。
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蒼天獻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職責比起他的統治職責來，始終居于次要地位。
因而，存在于歐亞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間、教會与國家之間的巨大分裂，在中國是不存在的。
中國也沒有与印度史詩相當的東西，因為印度史詩飽含玄學，其內容多与個人的靈魂得救有關。
中國人的經典都強調人在社會中的生活，尤其是強調家庭成員之間、國王与臣屬之間的關系。
這种對現世的強烈偏好為政治組織和政治穩定提供了一個堅固的、根本的基礎。
而這一基礎又由于中國人在這些世紀里實行一种獨特的制度——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任文官——而得到進一步加強。
与這類似的情況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過了二千年才出現。
以上所述的這些歷史背景情況，可用來幫助說明本章所要闡述的中國文明和中國歷史。
一、過渡時期
東周時期（西元前771－256年），王朝軟弱無力，封建主相互混戰不絕，表面上是個多事的時期（見第六章第四節）。
不過，這也是一個社會經濟發生根本變革，從而決定而且永久地決定中國發展進程的時期。
變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樣，是由于鐵得到采用。
鐵傳入中國的時間很晚，直到西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現。
但是，到西元前5世紀和1世紀時，它已給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標記。
鐵發生影響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
新的、更有效的鐵制工具使農業有可能從原先的黃河發源地向南擴展到森林茂密的長江流域（相當于從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擴展到恒河流域）。
鐵制工具還促進了流域地區大批的排水工程、為長距离施運大批商品而進行的運河開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區的灌溉工程。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生產率有了巨大增長，生產率增長又轉過來促進貿易和工業，并最后使大部分經濟商品化。
貨幣在較早時候就已開始使用，通常以貝殼的形式出現。
現在又出現了銅幣，并日趨廣泛地使用于各經濟部門。
在經濟商品化的過程中，產生一個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階級。
他們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象過去那樣依靠封建主；相反，他們組成新的貨幣貴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無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戰。
隨著經濟商品化，土地成為可以自由買賣的一种財產。
富有的商人獲得了大筆地產，貴族們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象過去那樣向村社頭領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農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隨經濟變革而來的是重大的政治變革，即封建分封制轉變為中央集權制。
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商品化為各封建國家的統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權所必需的財政資源。
當時還新開墾了不少土地，這些土地的管理不屬于封建關系范圍之內，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諸侯們的府庫，這一點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權所必需的財源。
除此之外，諸侯們還為了牟利，愈來愈對鹽鐵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壟斷。
其結果是，諸俟們能夠把從前分給貴族們的封地轉變為由他們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員管理的行政單位。
這一發展過程是很緩慢的，可是在其發生的地方，大大增進了統治者的財力和權力，并相應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
實際上，秦統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個中國，一個基本原因就在于他們率先采取了上述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
我們將在本章第三節論述秦朝。
二、哲學家和經典
我們前面論述的混亂和改革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思想象，迫使他們重新估价自己的傳統，或將其拋棄，或使之适應過時期的需要。
因而，東周時期是一個思想文化大變動、富有創造力的時期，它使人聯想起希腊的理性主義哲學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類似情況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國文明具有注重現世的性質，所以中國杰出的思想家都傾向于首先當注重實際的政治家，對爭取各國統治者接受他們的觀點很感興趣。
他們在旅行和辯論的過程中，吸引信徒，逐漸形成各哲學學派。
當時思想十分活躍，以致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家”時期。
這里，我們將探討存在過許多世紀、對中國文明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几家學派。
雖然這些學派的創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膽的改革者，但他們几乎全都認為在遙遠的過去有一個黃金時代，渴望能從這一黃金時代得到啟發。
這一傾向在大多數文明中都可見到。
黃金時代不僅存在于中國作品中，也在《伊利亞特》、《埃涅阿斯紀》和《吠陀》中得到描述。
但是，對過去的意識和崇拜在中國人中表現得特別強烈。
因此，他們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較早時期的著作，認為這些著作是處理私事和公眾事務所必不可少的。
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与儒教相聯系的《五經》。
按照通常論述它們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經》，即占卜用書。
這部書充滿民間流傳的預兆和占卜術。
例如：
如果一只公羊沖撞樹篱，而且回不來或進不去，那么，你要做的事將完全失敗。
第二部是《書經》，即歷史書。
此書由周朝早期的歷史文件和演說辭組成，不過其中有些材料据現在所知，是后人偽造的。
第三部是《詩經》，即詩集，由約300首詩組成，其中大部分詩始于周朝初期。
第四部是《禮經》，即儀禮書，由最廣泛的哲學見解至最詳細的日常生活行為准則匯編而成。
最后一部是《春秋經》，是一部簡短的編年体歷史書，記載了西元前722年至481年間影響魯國或在魯國發生的諸重大事件。
魯國是孔子的祖國，這部編年史是孔于按照傳統，依据較早的地方記錄整理而成的。
從這些經典轉向研究、利用它們的哲學導師，比較起來最為杰出的是孔子。
他的影響极度深遠且持久，所以過去2O00年間，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特點可以公正地用一個詞即“儒教”來表示。
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師）于西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貴族的一個貧困家庭，他必須在這個世界上求得成功。
而他當時面臨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到處是封建割据的混亂狀態，無論在宗教還是世俗方面，都沒有一個較高的權力可以贏得國民的忠誠。
這种情形驅使孔子周游于諸朝廷之間，希望尋得一位統治者，能采納他關于理想政治的見解。
他确實得到過几個較小的職位，但他對實際政治的影響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轉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們能較有效地貫徹他的訓導。
孔子終于發現自己的特長并加以發揮。
他證明自己是一個具有罕見的熱情和擅長教育的教師。
他的教導和他個人的品格都記錄在《論語》一書中，此書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于他去世約一百年時。
這書不是一部以殉難結尾的充滿自我犧牲的史詩，但是它記錄了一個人的迷人的個性——明智、仁慈、為其成年時的愚笨而苦惱；這些記錄使人相信，他能夠恢复平靜，此外，他還具有一种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學說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
他不打算損害現存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主張“君君、臣臣、父父、于子”。
不過，在他堅持統治者有統治的權力的同時，他還堅持統治者應在正确的道德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統治。
他和柏拉圖一樣，要國王做賢者；認為，如果他們具有一個紳士的五條美德——誠實、正直、忠誠、恩惠和仁愛（也就是通人情），他們就能成為賢者。
孔子在迷信嚴重、恐懼超自然物的時代里，也是一個理性主義者。
當時的人堅信夢在預言方面的重要性、种种占卜術以及死者的靈魂具有令人畏懼的力量。
孔子雖然承認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學說中基本上對它們持置之不理的態度。
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又說，“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學說在他生前并沒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說貫徹了。
但是它們最終流行了，并成為國家的正式教義。
其一個原因在于，他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他接受現狀，這自然受到上層統治者的歡迎。
另一原因是，他強調道德原則，堅認道德原則是恰當地行使權力的先決條件。
最后，孔子為在他去世兩個半世紀后，隨著帝國政府的建立而成為必不可少的官吏們提供了一門官場哲學。
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學者在提醒漢朝的締造者時所說的，“你可以在馬背上贏得天下，但不能在馬背上治理天下。”
西元前2世紀，孔子學說被宣布為帝國的官方教義，其經典著作成為學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憲對象。
直到20O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滿族王朝覆滅為止，孔子學說一直在中國居統治地位。
實際上，即使那時以后，孔子的影響也還繼續存在，因為總司令蔣介石權力主張要獻身于孔子學說，要運用孔學的原則來解決民國所存在的問題。
直到現在，台灣的民族主義政權仍將孔子的生日作為國家節日——教師節來慶祝。
孔子學說之后，中國最有影響的哲學是道家學說。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兩家學說正好相互補充，滿足了中國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
孔子學說強調的是禮儀、順從和社會責任，而道家學說則強調個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順從大自然的偉大模式。
這一模式被解釋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學說的信徒現被稱為道教徒。
順從道的關鍵在于拋棄志向，避開榮譽和責任，在沉思冥想中回歸大自然。
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強壯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腦袋；而理想的統治者則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飽肚子。
…無為而治。”
与孔子學說和道家學說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學說。
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實踐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學家；他們關心的是改革社會，以加強他們所奉事的諸侯的力量，使諸侯們能進行戰爭，用武力統一國家。
他們認為貴族的存在已不合時宜，要用國家的軍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眾則需被強迫從事生產勞動．他們把商人和學者看作是些可有可無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寬容待之。
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詳細的規定，法律是專為促進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制定的。
指導統治者行為的不應是受儒家學者贊美的仁慈和公正這些傳統的美德，而應是現實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這些需求的內容是什么。
法家的這些原則為秦統治者所采納時，其效能顯示了出來。
秦統治者利用這些原則開始征服其他諸侯，建立第一個帝國。
然后他們又用一慣無情的手段將嚴密的組織擴大到全國，不過，其結果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引起了一個反作用，使帝國在其創立者去世后沒几年就被推翻。
法家學說信譽掃地，而儒家學說則如前所述，被長期推崇為官方的教義。
不過，在某种意義上說，這也是法家的一個胜利，因為要由政府來保護和支持一家官方教義，這正是法家的一個原則。
誠然，胜利了的儒家學者從未掀起過官方正統思想守護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熱；相反，他們滿足于獨占社會尊重和政府職位。
這樣，其他學派被漸漸淡忘了；道教因為吸收了民間流傳的各种迷信和有關精靈、惡魔的傳說，成為未受過教育的群眾的宗教，雖然受到儒家文人學士的鄙視，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寬容。
三、秦帝國
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上，有過三次大革命，它們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构。
第一次發生于西元前221年，它結束了領主封建制，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帝國；第二次發生于1911年，它結束了帝國，建立了民國；第三次在1949年，建立了共產党領導的政權。
策動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國的領導人。
秦地處中國西北部的渭河流域，這—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獲得胜利，因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區難進易守。
秦統治者可以進攻東面的其他國家而無后顧之憂。
地處邊遠地區的位置也使秦軍隊由于經常要對蠻族作戰而處于戰備狀態。
事實上，秦人是最早用鋼制武器取代青銅武器、用騎兵取代戰車兵的中國人。
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西元前318年，秦占領了四川的產糧大平原；這大大地擴大了秦的地盤、增強了秦的力量，使秦与中國其他國家的關系有點如同早先馬其頓与諸希腊城邦的關系那樣。
最后，秦統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現實主義者，率先應用法家學說，將所有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憑借上述這些有利條件，秦統治者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屬地，征服周圍一個又一個國家。
當時的人恐懼地稱“秦為野獸”，把秦無情的擴張比做“蚕食”。
到西元前221年，秦統治者成為全中國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稱號。
始皇帝就是“第一個皇帝”。
他的繼承人將為“第二個皇帝”，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至千万世，傳之無窮”。
新皇帝開始將早先在本國取得輝煌成功的法家學說應用到全中國。
他廢除了所有的封建國家和王國，將廣闊的國土划分為若干行政區，每一行政區都配備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負責的官員。
他還解除了除他自己軍隊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裝；下令遷徙各國的舊貴族到首都，以便監視他們；把秦原來的衛戍部隊派到全國各地。
此外，新皇帝還通過絞一度量衡和貨幣來實行經濟集中化。
從后來的歷史看，中國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廢棄了早先在請王國發展起來的寫法眾多的語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國都能理解的統一文字。
這种統一文字由于中國文字所具有的性質，證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統一的粘合劑。
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個詞的語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號為基礎，而是由大量的書寫符號即漢字所組戍，每一漢字表示一個物体或一個抽象概念。
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數字表示法。
盡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號“5”的意思是什么。
漢字這种表意文字的情況也是如此，它們有意義而無聲音。
它們和數字一樣，可以表示既念，但每個讀者念的時候卻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發音。
因之，秦朝這种新的統一文字（它經過數次修改后一直存在到現在〕是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能閱讀并理解的，盡管他們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
基于同一原因，這种文字也是外國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過教育的日本人、朝鮮人或越南人都能閱讀漢文，但不會說一個漢字。
這种文字對中國后來的民族統一，對中國文化對整個東亞的影響來說，其重要性是不難想象的。
從后來的歷史看，當時的這些改革不管其理由多么充分，卻侵害了許多既得利益集團，引起了激烈的反對。
就文人學士而言，情況尤其如此，因為法家的學說和政策是他們最憎惡的。
因此，始皇帝決定下令“焚書”，使文人學士喪失知識方面的靠山。
于是，所有的經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實用价值的書，如醫學、農業和卜筮方面的書，給保存了下來。
但是，“焚書”計划實際上失敗了，因為那些文人學土不惜冒一切風險把書藏起來，或者在交出之前將它們整本地背下來。
后來，秦王朝覆滅之后，傳統文獻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于先前藏下的書和老人們的回憶而恢复原狀。
不過，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時期所特有的百家爭鳴的局面。
中國思想上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知識方面的損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所帶來的顯著經濟效益而得到抵銷。
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促進了經濟發展。
修筑的馳道网以首都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邊遠地區。
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馳道，皇帝統一了中國兩輪車的車軸長度——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車輪在松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車轍，使每一輛車子要么循著現有的車轍走，要么以新的車軸來适應之。
皇帝還利用國家的統一和力量將疆界向南擴展到現在的越南。
在西北面，擊退了游牧部落，為了防止他們卷土重來，還修筑了世界聞名的長城。
長城西起內蒙古，東至大海，延袤1400哩。
為了完成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2000多年后的今天，人們仍要談起這一事實：有10O万人為修筑長城而死去，長城的每一塊石頭都值一條人命。
正如文人學上詛咒皇帝“焚書“那樣，老百姓都為筑長城的事咒罵皇帝。
正是這种普遍的憎惡，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干的繼承人，說明了民眾奮起造反和西元前207年、也就是始皇帝去世才四年時秦王朝覆滅的原因。
不過，秦的統治雖然如此短命，卻給中國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記。
中國已由分封制的國家改變為中央集權制的帝國，并一直存在到2O世紀。
如果說中國的西方名宇（China）由秦（Ch’in）而來，那是恰當的。
四、漢帝國
秦始皇一舉廢除了分封制度，不過，繼秦而起的漢皇帝更重實際且謹慎，他先略微恢复一點分封制，然后再將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在開頭時，他將封地授予他的儿子們和近親，不過這些封地的面積比從前周時期的封建國家的面積要小；而且，它們被散置在由國家官員直接治理的行政區之間。
后來，西元前127年時，漢皇帝又下了一道法令，規定嫡長子只可繼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給其他子弟。
于是，封地不斷縮小，其重要性也不斷下降，僅僅成為大地產。
秦始皇建立的帝國結构又漸漸恢复，只是沒有原先的恐懼和壓迫。
因之，漢帝國繁榮了四個世紀，約相當于羅馬帝國的統治時間。
漢帝國就其遼闊的領土來說，也和羅馬帝國相似。
在最初的60年間，漢統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复國家的力量和鞏固王朝的統治。
但是，到了“好戰的皇帝”武帝（西元前141—87年）時期，帝國的疆界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擴展。
南面的部落地區被并吞，不過在帝國的這一部分地區開始由操漢語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經過了長達好几個世紀的中國人移居該地區和當地諸民族被同化的過程。
最大的擴張發生于西面，在西面，中國探險隊穿過中亞，与印度西北部的貴霜帝國建立了聯系，從而大大增加了取道絲綢之路的貿易量（見第七章第二節）。
游牧匈奴在騎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勢，因為他們擁有大量的取之不盡的馬匹。
事實上，中國人為了他們騎兵部隊所需的馬匹，也只好与游牧部落進行貿易交往。
但是，中國人擁有一种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們在封建戰爭后期發明的弩。
弩上裝有鉤弓弦的机括，一板扳机，就射出矢來。
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遠，穿透力更強。
由于這种武器和大帝國可調度的种种資源，漢朝時期的中國疆域已開始初步呈現現在所具的規模。
不僅在領土范圍上，而且在人口數量上，漢帝國也可与羅馬帝國相比較。
西元1年的人口調查（据說是比較准确的）表明，漢帝國有1220万戶人家，總人口是5960万人。
而奧古斯都（西元前27-西元14年）時期羅馬帝國的人口据估計是，在歐洲有300O至5000万人，在亞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
居漢帝國之首的是皇帝，他不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權力，而且還要對其臣民的實際的幸福和繁榮負責。
對皇帝本人尊嚴的強調体現在他日常活動的各個方面——体現在他主持的朝廷或神殿的長時間的儀式中，体現在為每一种場合所規定穿的長袍上，体現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監和妃妾侍侯在他身邊，有漂亮的馬車供他去旅行，還有宏大的陵墓供人們日后用庄重的儀式去安放他的遺体。
居皇帝之下的是兩名高級官吏，相當于現代的總理和首相。
他們經常与皇帝接触，負責政府的實際工作。
在他們之下的是九卿，分掌如下職責：宗教禮儀，宮殿警衛，照管御用車馬，懲處罪犯，接受外國領導人的敬意和貢物，記錄皇族、宗室的名籍，征收國家稅收，管理帝國財政。
除中央政府之外，還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縣、鄉的地方官僚机构。
基層官吏分派到如下任務：征收捐稅（包括谷物、紡織品或現金），捉拿罪犯，維護公路、運河和糧倉，提供驛馬和一連串的驛站來維持帝國的郵政。
据說，西元1世紀時，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個居民僅攤到一名。
与總人口相比，官吏的數目夠小的；在中國整個歷史上，這也很典型，可以解釋為帝國政府所起的作用頗有限。
中國有句諺語說，“治理國家猶如煮一條小魚：不宜過分”。
因而，在現代世界中被認為理所當然的那些為社會服務的職責，中國歷代政府均不承擔，上述九卿的職責可清楚地表明這一點。
更确切地說，中國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稅、保衛國家免遭外來進攻和鞏固王朝不受內部顛覆。
官僚是個特權集團，但不是世襲的。
漢時期，發明了一項獨特的制度，就是通過全國競爭性考試來選拔文職人員。
西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國大學，招收的學生是專為政府部門培養的。
學校不斷擴大，到西元前1世紀下半葉，學生總數達3000人；在漢時代結束前，學生總數已達30000人。
當考試這种形式后來獲得充分發展時，考試分三种級別舉行；通過任何一級的考試均可獲得三种學位中的一种。
這三种學位大致相當于西方大學中的學土、碩士和博士。
原則上，所有的人都可參加考試，可實際上，由于投考者需經過長期的學習，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備資格。
不過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會的捐贈也常常使窮人的孩子得到求學的机會。
由于考試是以儒家經典為基礎，所以帝國實際上是由儒家學者根据德家原則進行治理。
每個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鄉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證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職位在當地發展家族勢力。
結果，形成一個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應靈敏的程度遠遠超過現代以前的任何別的行政制度。
實際上，文職人員的選拔視功績而定，是中國帝國制度從秦始皇起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一個主要因素。
不過，考試制度還有另外一面。
由于它是以只承認一家學說為基礎，這就產生一种頑固的正統觀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傲慢，而這些東西正是若干世紀后中國隨西方的入侵而敗落的一個原因。
雖然中國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學和工業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損害，但在漢時期，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
那時，中國在技術上与歐亞其余地區并肩而行；在許多領域還處于領先的地位，并一直維持到最近几個世紀。
在漢時期的數百年間，中國最重要的發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馬的使用效率的馬肩軛、鑄鐵技術、造紙術和陶器上釉術。
破布制成的优質紙從約西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書寫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條。
但是由于紙不象木片那樣經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認為，某些書的散失應歸咎于紙。
雖然造紙術這一偉大發明對后世來說具有無可估价的重要性，但從保存中國文學作品的角度看，這一發明也許過早了。
不過，最終使瓷器得以產生的陶器上釉術的發明是一個純粹的福音。
那些上釉陶器不僅達到藝術創作的水平，而且從講究衛生出發也是一大進步；因為光滑的瓷器比從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漢時期在文學方面的卓越貢獻主要表現在撰寫歷史上。
歷史著作是一個指望用過去的經驗來指導現在的民族所歡迎的。
中國的五部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里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
但是西元前1世紀時，出現了一部其內容比那時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雜得多的歷史著作。
這部歷史著作就是《史記》。
《史記》是父子兩代人合寫的，不過通常認為原作者是儿子司馬遷，因為他寫了這部書的主要部分。
司馬遷作為朝廷的史官，有博覽國家所藏圖書和檔案的權利。
此外，他還廣泛地周游了全國各地，周游期間，利用了各地藏書樓的資料。
所以他撰寫的這部史書与其說是一部有獨創性的著作，不如說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匯編。
只是在撰述他所處時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時，他才表達個人的看法，寫出有獨到見解的歷史。
正如他謙虛地解釋的，“我的敘述僅僅是使過去傳下來的材料系統化。
因而，不是創作，只是如實地表述”。
這种方法有明顯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歷史學家如希羅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見到的戲劇性和前后統一的風格。
不過另一方面，它确也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當時的圖書和檔案的數量惊人的史料。
《史記》總共約150万字，實際上是一部綜合性的通史。
它共有130章，包括編年史、清王朝年表、漢朝名人傳記和有關禮儀、音樂、占星術、天文學、經濟、外國風土人情等的各种論述。
后來的中國史學家對司馬遷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國綿延几千年的編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國史學家也都相信“天命”這一觀念。
他們認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誠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進行統治。
當皇帝不再表現出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國家時，他就會被自動地剝奪天命；那時，反對他的叛亂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給予他的懲罰。
因之，中國史學家雖然常意識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會和經濟的因素，但總認為這些因素与他們所相信的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因素——統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質——相比，處于次要地位。
于是，中國的編史工作傾向于匯編各种原始資料而不是讓史學家本人對各种問題提出自己的分析。
而史書的組織結构則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釋的諸朝代的盛衰興亡這一基礎上。
五、帝國的衰落
人們歷來把中國歷史解釋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環史，這一傳統的說法掩蔽了某些時期在循環表象背后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
當然，諸王朝的興亡确是呈循環式。
凡是王朝的創立者總是一個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動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宮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子孫后裔，很可能變得軟弱無能、放蕩不羈。
雖然有時會出現一個強悍的統治者或一個能干、忠誠的大臣來設法阻擋這种墮落，但總的趨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義推翻王朝，重新開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環。
不過，比王朝循環更為根本的是所謂的經濟管理的循環。
這种循環是從每個重要王朝剛建立時所共有的安宁和繁榮開始的。
社會安定的恢复導致人口的增加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相應地使收入增多、國庫充實。
但是，個人野心、家族影響和制度的壓力這三者的結合必然遲早會使皇帝們去承擔過多的義務。
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御工事、宮殿、宮廷舖張和邊疆戰爭上。
因而，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100年后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种种困難。
為了彌補虧空，政府提高賦稅，賦稅大部分沉重地壓在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自耕農頭上。
每個朝代開始時，自耕農總是占農民的大多數。
但是，隨著賦稅的增加，他們愈來愈被迫將自己的小塊土地讓与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
地主憑借与他們的財產相當的政治影響，只交納微不足道的稅，所以他們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歲入愈下降，落在數目日趨減少的自耕農頭上的賦稅愈增加。
這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賦稅增加，歲入下降，公路和溝渠的整修被忽視，生產率下降，最后是饑荒、盜匪活動和全面的農民起義。
在這同時，邊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來劫掠。
常常正是這种內亂和外侵的結合，使搖搖欲墜的王朝潰滅，為新的開端掃清道路。
這實質上是漢朝初期的模式。
“好戰的皇帝”武帝（西元前141-87年）贏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國的疆界遠遠地擴展到中亞。
但是在這過程中，使帝國的資源耗糧過度。
為了應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貨幣貶值、出賣官爵和重建國家對鹽、鐵、酒的壟斷經營。
雖然在他統治期間，他仍能設法對付支出，但他的后繼者們由于納稅自耕農的數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
大規模的起義爆發了，甚至在朝廷，各种預兆也被解釋成是上帝的警告，說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實際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暫時地篡位（西元9-25年）。
王莽原是很有權勢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約30年。
他大膽處理根本的經濟問題，下令將私有大地產收歸國有，重新分配給納稅的農民。
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遠了他，他們激烈地反對這位篡位者。
在這同時，黃河下游的災變使數百万人無家可歸，驅使破產的農民加入盜匪和叛亂活動。
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這种混亂局面入侵中國，洗劫首都，并于西元23年在首都殺死王莽。
繼承王莽王位的是前漢朝皇帝的一位遠親。
后漢（西元25－222年）的歷史基本上与前漢相同。
在前、后漢交替之間的長期戰爭中，許多舊貴族和大地主被消滅。
因此。
在王朝复興后的開始階段，稅收是足夠的。
但是，納稅農民又開始被壓榨，于是，向下的螺旋運動又一次開始了。
184年，中國東部和四川爆發大起義，直到215年才被鎮壓下去。
王朝經過這次打擊再也恢复不過來了。
當時的形勢与羅馬最后階段的情況頗為相象。
自耕農的大批死亡也毀坏了原先的農民應征軍，使其為職業軍隊所取代。
職業軍首先忠于的是他們的將領，因而將領們可以對中央政府置之不理。
大地主們也公然蔑視政府，他們逃稅，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來擴大自己的地產。
無依無靠的農民們為了躲避蠻族入侵者或政府稅吏，只好淪為地主們的實際上的農奴，以求得經濟和人身的保障。
大的家族把庄園改變為要塞，實際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統治。
他們的庄園基本上自給自足，所以貿易相應地衰落，城市相應地縮小。
西元222年，漢朝在紛亂的農民起義、軍閥政變和游牧部落的侵襲中退出歷史舞台。
中國進入長期分裂和混亂的局面，正和西方羅馬帝國崩潰后的情況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