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he
世界通史
通史
全球通史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紀后期主要可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詩，也不是經院哲學，而是綜合文明的建立；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勞作的奴隸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這是史無前例的。
小林恩·怀特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功效和結果，但它們遠不如三大發明那么惹人注目；這三大發明古人并不知道，它們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
因為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
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年）這一論斷的重大意義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選擇的三大發明都起源于中國。
然而，這三大發明對中國并沒什么作用，相反，卻在西方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中國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國的帝國組織滲透甚廣，決不允許這些發明破坏傳統的制度与習俗。
于是，印刷術用于傳播古老的觀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藥加固了皇帝的統治，而不是正在出現的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針除鄭和用于著名的遠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樣用于世界范圍的探險、貿易和帝國的建立。
這一重大差別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它复雜多樣、适應性強，擺脫了束縛歐亞大陸其他所有文明的傳統枷鎖。
結果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
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預見的那樣，當革命的新社會的有力的擴張主義降臨時，改變了整個世界。
一、西方社會的多樣性
“為了避免即將降臨的災難，人們將自己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祈禱上帝的人；第二類是經商、种田的人；第三類是為了防護前兩類人使之免受不公和傷害而產生的騎士。”
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這一分析，簡單而又本質地描繪了中世紀西方社會的划分：教士、勞動者和騎士。
盡管這三個階層在歐亞大陸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羅馬帝國的崩潰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國組織，它們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卻是獨特的。
在這些情況下，這三個階層的作用究竟如何，將根据它們所体現的三种制度予以考慮；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會。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這一政体中，那些擁有地產的人也擁有政權，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契約取代了國家權力。
封建制出現時的背景是這樣的：德意志君主已奪取羅馬帝國的權力，但缺乏資金維持官僚机构、法院和軍隊的給養。
當時選擇的辦法是將地產作為服務的報酬，但接受者，即封臣們傾向于將地產當作私人領地來管理。
查理曼十分強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們宣誓效忠，但在其軟弱的繼承者的統治時期，政權轉到了封臣們手中；封臣們的地產即采邑實際上已變得不可剝奪。
這些強有力的封建領主再把他們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給那些依靠他們而不是依靠國王的追隨者。
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封建契約，規定了彼此間的某些義務。
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應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護；而封臣則應根据當地習慣，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約40天。
在查理曼帝國崩潰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國里，這一封建化過程在迅速地進行。
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當、合法的權益名義上來自皇權，所以，封建主選擇國王非常謹慎，即使他們無意尊重他的統治權。
但是，1000年之后，當西歐隨著外來侵略的停止而安頓下來時，統治者漸漸能夠維護他們的封建權力，并開始建立強大的君主國。
在隨后几個世紀中，國王与貴族間的斗爭是西方政治歷史的實質。
正如封建制度隨著大規模的政治組織的崩潰而出現，采邑制度隨著大規模的經濟組織的崩潰而出現。
因而，采邑是靠農奴經營的自足自給的村庄；農奴不能隨便离開，并以其勞動養活教俗封建主集團。
采邑的大小极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數少者二十，多者數百。
農奴与奴隸不同，他既有義務，又有公認的權利。
他受到保護，擁有一塊土地，以維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許多宗教假日和收獲節日，以得到辛勤勞動后的暫時休息。
作為回報，他必需耕种耕地中留給封建主的那些田地，為封建主做家務及其他農田雜活，并將自己任何來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給他。
由于遠距离貿易、中央手工業生產、帝國貨幣等的實際消失，采邑必須為自身提供几乎所需要的一切。
盡管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或可能由于這种自給自足的經濟，來邑的技術同羅馬帝國時期的技術相比，一點也不原始。
隨著帝國經濟的崩潰，奢侈品生產、灌溉工程、溝渠和公路系統也遭受損失。
但是，自給自足的村庄，恰恰因為它們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并不需要帝國組織。
它們以穩步增長的效率，在當地村与村的基礎上發揮作用。
采邑保存并改進了磨坊和鐵匠工場，因為鐵可以在地方上生產，所以這時使用的鐵比以前更多。
于是，中世紀西方的農業技術，如本章第三節所述，取得了更大進展，超過了希腊-羅馬的水平對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至于教會，我們同樣發現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發展，即恰恰因為羅馬的滅亡，教皇變得更為強大。
他無需象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德里亞和安蒂奧克的主教們反對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樣同皇帝的統治作斗爭。
當某個皇帝試圖控制西方教會時，教皇基拉西烏斯（492－496年）送給他一封信，在這封著名的信中，他斷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權，應對教會的行政負責。”
更重要的是，教皇進而聲稱神權优越于俗權：“兩者之中，神權的責任更為重大，因為他們甚至須對統治人們的君主們傳達神意。”
查土丁尼對意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繼承者們能控制羅馬教皇的職位，結果，678室752年間的13任教皇中，至少有11位是希腊人或敘利亞人。
但隨著倫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和伊斯蘭教征服埃及、敘利亞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預西方的能力大大減弱（見第十五章第一節）。
羅馬教皇的職位如今從受困的君主坦丁堡轉入法蘭克人手中，教皇還同法蘭克人締結了盟約，這最終導致800年時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曼加冕。
与此同時，教皇的傳教團改變了异教的北部地區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權力在西方得以進一步加強。
由于他們的成功，新的教會相繼成立：597年成立了英格蘭教會，7世紀創立了倫巴第和弗里西亞教會，8世紀創建了德意志教會；這些教會都接受了教皇的“天主教的”即“全世界的”教規。
當時西方新的多樣性社會的組成部分有以下這些：代皇帝的命令而起的獨立教會，代替帝國當局的一群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羅馬時期奴隸种植園、各自開墾荒地的自治的來邑，不久后以其來自城市的獨特有效力而于貴族、高級教士、最終于君主頗為不利的新興的商人階層。
這一社會，這一全歐亞大陸獨一無二的社會，在1O00年后的500年中如何發展和适應，以及最終怎樣發展起對外擴張的力量与動力，將在以后几節中予以敘述。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中世紀歐洲跑到其他地區前面去的重要因素。
其中之一是所處的有利位置。
歐洲因地處歐亞大陸西端，1000年后未曾遭受侵略。
西歐相隔遙遠的意義在13世紀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羅斯、15和16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爾干半島、柏柏爾人屢次進攻北非等方面表現得十分明顯。
由于免遭這种蹂躪，西歐同更易遭受侵略的東方地區相比，無疑享有极大的优勢。
同樣重要的是，歐洲擁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資源。
北歐大部分地區是一個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脈西端，向東、北方向延伸出去，且越往前延伸越寬，最終形成了從黑海到波羅的海連綿不斷的大平原。
由大西洋吹來的西盛行風徑直吹過這些橫跨整個歐洲的平原，進入俄羅斯。
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區气候較溫和，長年多雨，加之士地肥沃，為農業生產提供了理想的條件。
河流終年無冰，水量充足，為交通運輸提供了便利的手段。
鋸齒形的海岸線進一步加大了這一优勢，為內陸地區到達沿海口岸提供了較方便的通道。
某些高原和山脈雖中斷了連綿不斷的大平原，但它們不是很高很大，沒有嚴重影響交通運輸。
相反，這些山脈礦物資源丰富，是巨大的物質財富，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當然，千万年來，這些自然資源一直是人們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術能力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
這一對适當的技術的要求在各地和各時代都起作用。
例如，上個世紀，美國從明尼蘇達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薩比岭鐵礦區獲得巨額利潤，但印第安人在這個地區漁獵了几千年，卻沒有利用這些礦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如今在中東、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開發的貯量丰富的油田，情況同樣如此。
中世紀的西歐也是這樣，在那里，先進技術首次使當地資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結果，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歐洲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從傳統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轉移。
三、技術的格外早的發展
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比整個古典希腊和羅馬歷史時期所取得的進步還要多。
一個原因是，西歐沒有奴隸制，而奴隸制往往阻止技術革新。
另一原因是，邊遠地區的環境普遍地促進了節省勞力的發明。
中世紀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術的發展。
在這一制度下，社會階層的范圍并非從“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隸，而是從具有一定權力和義務的農奴到庄園主；庄園主為了對舉產過程有一些真實的了解，与農奴保持充分的接触。
因此，体力勞動獲得了一席地位，并受到尊重，這是古老的奴隸制文明所沒有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倫理，也促進了西方技術的發展；人道主義倫理本身是在反對古老的帝國社會的無人性中發展起來的。
修道院里的修士們堅持認為，体力勞動是精神生活的組成部分。
或者，如他們所說的：“勞動就是祈禱。”
這些修土作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識分子，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他們最早將智能和汗水連在一起，在這一點上，他們十分有助于技術的進步。
一個叫羅杰·培根的修士在13世紀就已預見到未來的許多技術成就，這并不是偶然的。
人們可制造机器，使用這种机器，最大的船只需一個人駕駛，而且比那些乘滿划手的船跑得還要快；人們能制造運貨車，它們無需牲畜牽引，而且速度惊人；人們能制造飛行器，一個人乘在飛行器上，可以用机械翅膀拍擊空气，就象鳥一樣……；人們還能制造使人能潛入河底的机器。
…
培根的見識不僅反映了他自身的天賦，也反映了西方社會的獨特性。
正如在當時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找不到与此相似的陳述一樣，這一陳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腊和羅馬所難以理解的。
它有助于說明，為什么發源于中國的許多發明和希腊-羅馬人所知道的許多發明，只是在西歐人手中才得到全面發展和充分利用。
西方特有的技術成就包括原始農業方面的基本發明。
其一是“三田”輪作制；“三田”輪作制從8世紀起逐漸被人們采用，并极大地提高了生產率，因為使用這一耕作制時，任何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閒，而使用過去的“雙田”制時，則有一半田地閒著。
其二是重型輪式犁的發展；這种犁裝有鋒利的鐵頭，翻土深度可達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
犁頭的后面是犁壁，這樣裝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
這种犁使耕种雜草叢生、難以耕作的肥沃的洼地成為可能。
無疑，這是一种与原始的扒犁完全不同的農具；扒犁通常用于耕翻地中海盆地的貧瘠的砂土。
更有效地利用馬力也有助于農業的發展。
在古代，由于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時往往會被勒死，所以，馬很少用于農業。
然而，到10世紀時，人們發展了一种挽具，這种挽具套在馬的肩上，馬拖重物時不會被勒死，從而將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
因此，馬同過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為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力源。
馬蹄鐵的發明也很重要，它使馬施重物以及耕地變得更為容易。
最后談談十分重要的水車和風車。
水車和風車在希腊-羅馬時期就已為人們所知道，但由于當時擁有充足的奴隸勞動力，缺乏終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
北部地區因不存在著這兩大障礙，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個采邑。
在地中海盆地，水車原是專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紀時發展成一般性的原動机。
于是，水力開始用于銀錘和鍛爐風箱，用于大型鋸机和車床，用于織布的漿洗机、造紙的紙漿机和碎礦的搗礦机。
的确，英格蘭1086年編纂的《土地調查清冊》例舉了5000家磨坊。
這就是說，每50戶人家有一家磨坊，其數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
西方這一獨特的進步，也反映在同近鄰傳統的拜占廷文明的正在變化的關系之中。
1203年，當西方的十字軍開始圍攻君主坦丁堡時，他們對這座古都的富有和豪華充滿敬畏之感：
那些未曾見到過〔君士坦丁堡〕的人，難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富麗的城市。
當他們看到高大的城牆和城樓，看到豪華的宮殿和高聳的教堂，看到城市的長度和寬度時，無不為之悚然惊駭；城牆和城樓用于圍城；宮殿和教堂如此之多，若不是親眼目睹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城市的長度之長，寬度之寬是其他所有城市無法比擬的。
毫不奇怪，他們都嚇呆了；料想不到，自世界創造以來，人類竟從事過如此巨大的事業。
對比之下，兩個半世紀后，希腊學者、紅衣主教貝薩里翁在一封信中表達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這位紅衣主教因在羅馬住過多年，所以對意大利手工業的先進水平印象极深。
1444年，他寫信給伯羅奔尼撒（摩里亞）半島的拜占廷自治省的統治者君士坦丁·帕萊奧洛古斯，建議他派“四個或几個年青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學習意大利的手工技藝，并學習意大利語，“以使精通信上所說的東西”。
貝薩里翁對消除手工勞動的水力鋸机的印象尤為深刻。
他談到“木頭被自動鋸鋸斷，水車輪轉得又快又勻稱”。
寫信時他還想到了水力風箱：“熔煉和提煉金屬時使用皮風箱；這种風箱無需用手推拉，能將金屬從無用的、泥土似的現存物質中分离出來。”
貝薩里翁還談到，在意大利，“人們很容易獲得有關煉鐵的知識，而這一知識對人類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的”。
這一陳述的意義是很明顯的。
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如此巨大，以致歷史上第一次有東方人建議，派學生到西方去學習“實用工藝。”
四、發展中的經濟
与技術進步相一致的是相應的經濟發展。
900至1300年，經濟穩步發展。
然后出現了14世紀的經濟大蕭條。
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
這些因素是連年的糧食歉收和饑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戰爭”以及德國和意大利的其他斗爭。
糧食歉收和饑荒在1315和1316年期間尤為嚴重。
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奪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發生。
不過，1400年后不久，經濟開始复蘇；從那時起，經濟發展的趨勢是普遍地上升。
經濟的全面發展自然同技術進步有關；技術進步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率的提高。
這几個世紀未曾遭受任何外來侵略也有利于經濟的發展。
另外，10至14世紀，人口大約增長了50%這一增長率在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今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當時卻是世界上任何一個面積大体相當的地區無法与其相比的。
人口激增促進了維持人口增長的農業的改進；而食物供應的增加反過來又使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成為可能。
歐洲經濟的發展在各個領域中都很顯著。
新的采礦法提高了中歐和北歐地區的鹽、銀、鉛、鋅、銅、錫和鐵礦石的產量。
同樣，不列顛、斯堪的納維亞和波羅的海沿岸的丰富的水材和松脂的開采范圍這時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
北部地區的漁業的產量，尤其是愛爾蘭和挪威的鱈魚、波羅的海的鯡魚的捕撈量也大大增加。
當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數人所從事的農業的生產率也大大提高了。
農民首次開墾了村庄周圍的荒地。
這是一個惊人擔卻千真万确的事實：12世紀，法國只有約二分之一、德國只有三分之一、英格蘭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澤地和荒地。
在小塊耕地的周圍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開墾的荒地。
歐洲農民絡繹不絕地涌進這些無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燒毀灌木叢，抽干沼澤地，准備開墾和耕种。
到1300年時，法國的耕地面積比今天還要大。
農民不僅在自己所在的地區開荒种地，而且隨人口的增長移居廣闊無垠、人煙稀少的邊遠地區。
正如美國發起過向太平洋沿岸的西遷運動一樣，歐洲這時開始了向俄羅斯邊境的東遷運動。
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亞地區有新殖民地1500個，由15万到20万移民經營。
不僅日耳曼移民渡過易北河，排擠東歐的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隨著征服進入西班牙，盎格魯撒克遜人挺進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
人口的增長，以及農業、采礦業、漁業和林業產量的提高，都相應地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的發展。
10世紀時，雖然歐洲各地已可見到商人，但他們經營的商品絕大多數是奢侈品。
到14世紀時，商業已從日常生活的外國發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
當時交換的貨物有：英格蘭的原羊毛，佛蘭德的用英國羊毛制成的毛織品，德意志的鐵和木材，斯拉夫地區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鋼，以及東方的奢侈品等。
盡管從事商業的人只占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紀后期商業的巨大發展，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城市作為地方貿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開始慢慢地出現。
意大利在這方面居領先地位，擁有威尼斯、阿馬爾菲和那不勒斯這樣的商業中心；這些商業中心的居民被倫巴第侵略者切斷了同內地的聯系，于是開始出海謀生。
后來，內地商路上和波羅的海沿岸相繼出現了一些城市。
另外，定期大集市對商品銷售也很重要；這些集市出現在商路兩旁，以香檳地區的那些集市最為著名；香檳离佛蘭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貿易量方面，中世紀西歐的城市同中國、印度或中東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由于擁有日益增長的自治權和政治力量，它們顯得十分獨特。
恰恰因為它們再從頭開始，而且處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歐洲而不是堅如磐石的帝國的結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這种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其他任何地區所沒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擁有權力和財政資源，他們通常從國王那里獲得皇家特許狀；特許狀准許他們組成單獨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權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簽定協議，擁有自己的市政廳、法院以及市外屬地。
皇家特許狀還准許商人和工匠組織行會，或自愿同盟會，用以自衛和互助，其中包括對產品標准、价格和工作時間的規定。
因而，城市逐漸被公認為新的社會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約。
這一點在下面這個慣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個農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為自由人。
正如當時的俗話所說的那樣：“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區，一批批城市聯合起來組成聯盟，這些聯盟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及經濟統一体。
當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圖強迫意大利北部的米蘭、布雷西亞、帕爾馬、維羅納等富庶城市納稅，并接受帝國管轄時，這些城市便結成倫巴第聯盟；聯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進行了反對皇帝的戰爭。
同樣，1350年，不來梅、呂貝克、斯德丁、但澤等波羅的海沿岸的90個城市組成了漢薩阿盟，反對海盜，迫使外國承認它們的商業特權，實際上壟斷了北歐的貿易。
這一發展給歐洲商人帶來了地位及權力，這在歐亞大陸是獨一無二的。
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視為下等人和不受歡迎的人：在西北歐，商人則擁有社會地位，其財富和政治權力也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
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著打扮、攜帶武器、騎馬乘車和擁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們將商品從一處運到另一處、被認為是非生產性和寄生性的活動，他們被置于社會底層。
同樣，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強調放棄財產，商人毫無聲譽。
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賺錢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墊子、吃大蕉葉、無物質財產牽累的神秘主義者。
因此，在東方諸帝國中，商人毫無机會上升到當權者的地位。
中國是學者主管行政，日本是軍人治理國事，馬來西亞地區和印度拉杰普特諸國是地方貴族管理國家，但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當權的。
是的，沒有一個地方，除了歐洲。
在歐洲，商人的政治權力及經濟力量正穩步增長他們正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自由市的參議員、荷蘭的州長。
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系意味著國家更加重視、更加始終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來的對外冒險事業。
五、民族君主國的崛起
到10世紀時，西歐已變成封建小國的聚集之地；這些封建小國一點一點地獲取巴滅亡的查理曼帝國的土地和權力。
以后几個世紀中，几种傳統和勢力彼此不合。
封建君主們不斷地与常領有較大封地、行使較多權力的封臣們相沖突。
教俗封建公國揭出了棘手的敘任權問題。
諸城市有時結成象倫巴第聯盟和漢薩同盟那樣強大的組織。
它們都以自己為中心；然而其時，還存在著一股与它們相對抗、正在為實現一個以羅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繼承人“羅馬”皇帝為首的統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奮斗的勢力。
這些互相沖突的勢力錯綜交織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聯盟，它們無限多樣、不斷變化。
廣義地說，查理曼死后，西歐政治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
9至11世紀，教皇和皇帝一般說來是合作的。
教皇幫助皇帝反對德意志世俗貴族；作為回報，皇帝支持教皇反對与羅馬教皇的權力相對立的拜占廷勢力。
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職，羅馬教皇的權力開始達到頂峰。
為爭奪日耳曼主教的敘任權，教皇和皇帝發生沖突，結果格列高利獲胜，從而削弱了帝國的行政和皇帝的權力。
到13世紀，教是英諾森三世實際卷入了歐洲各國的事務之中，國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廢黜。
他宣稱：“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脫不了教皇的關注和控制。”
兩個多世紀以來，尤其由于虔誠的法王和英王相繼即位，羅馬教皇通常被認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
羅馬教皇的最高權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戲劇性地結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頒布《教皇訓令》（1202年），堅定地闡明教皇權力至上的學說：“……我們要聲明，要陳述，要解釋，要正式宣告，服從羅馬教皇的統治，是眾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
但是，前几個世紀中所能接受的東西，這時卻不再合人心意。
諸君主及其議員們把國家繁榮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
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脅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
1305年，法國大主教當選為教皇，稱為克雷芒五世。
他未去羅馬，而是以法國東南部的阿維尼翁為教皇駐地。
此后70年間，阿維尼翁教皇受制于法王，失去了前輩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統治地位。
歐洲君主新權力的獲得，极大程度上取決于同新興的商人階層的非正式聯盟。
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財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為國王的內待、監工、帳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幣厂經理等。
最初，這些人組成國王的王室，主管國王私人事務。
如今，隨著王室成員被派去管理整個王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發展起來。
更明确地說，它与某些代議制議會一起，為官僚机构、法院和稅收制度打下了基礎。
作為回報，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護，以反對封建領主和主教的頻繁戰爭和苛捐雜稅。
他們還為商人利益服務，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這些地方自治政權各有其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
14世紀末期，易北河上有35個征稅站，萊茵河上有60多個，塞納河上也有許多，如果船載谷物沿塞納河行駛200英里，其費用將達這些糧食售价的一半。
隨著這些障礙的消除，隨著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實施，到15世紀，出現了民族君主國，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國、法國、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貝拉聯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圖。
這些大而新的政治統一体，在調動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資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早期探險者雖然絕大多數是意大利航海冒險家，但他們的資助者都是新興的民族君主國，而不是他們的家鄉、微不足道的城邦，這一點決非偶然。
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給哥倫布和達·伽馬以大力支持；英國和法國朝廷也緊隨其后，熱情支持卡伯特、韋拉扎諾及其他許多人。
六、信仰的時代
西方中世紀文化和知識的發展，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一樣意義重大，富有革新精神。
從羅馬陷落到約1000年，前后的几個世紀在完全缺乏文化創造力的意義上說，构成了西方歷史上的“黑暗時代”。
极度貧窮、危机四伏、与世隔絕，不可能產生文學、藝術和學術杰作。
的确，修道院的修土設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們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視了那些更為世俗的東西。
結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會的”文化，這种文化對教會是一個補充，并依附于教會。
11世紀，主教們為了教育其管轄區內的教士，創辦了教會學校。
一個世紀以后，以教會學校為基礎的早期大學逐漸形成。
這些大學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團体，這是它們与眾不同的特征。
此外，它們不象教會學校那樣只有一個文科，另外還有教會法規、民事法律、醫學和神學系。
文科的全部課程包括三個低級學科（拉丁文法、邏輯和修辭）和四個高級學科（算術、几何、音樂和天文）。
12世紀，在博洛尼亞、巴黎和牛津出現了第一批大學。
隨后一個世紀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薩拉曼卡創辦了一些大學；14世紀，在中歐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維也納也建立了一些大學。
這些大學最初都是培養教士的机构。
這一培養重點是自然的、适合時宜的，因為當時教士壟斷了文化職業和行政職位。
但是，12世紀，當有人將亞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學的著作和其他古典名著從阿拉伯語翻譯成拉丁語，后來直接從希腊語翻譯成拉丁語時，這一限制受到了挑戰。
這些著作的翻譯使西方學者首次面臨体系完整的、唯理論的自然哲學，引起了歐洲思想界的大動蕩。
如今，他們的問題是要使這一哲學同傳統的基督教的設想和教義相一致。
實質上，早些時候，穆斯林神學家和哲學家如加扎利和阿威羅伊就已遇到相同的問題（見第十四章第七節）。
他們的方法出自二難推理，是“雙重真理”論，即較高的神學的真理和較低的理性的真理。
在尋求亞里土多德和基督教神學相一致的方面，著名的人物是巴黎大學杰出的多明我會修道上托馬斯·阿奎那（1226－1274年）。
在其主要著作《神學大全》中，他闡述道，亞里士多德詳述了理性的真理，教會的箴言詳述了宗教的真理；這兩個真理雖在信仰的基礎上被爭論不休，但最終必須相一致；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的真理必須支持和贊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條的真理。
這也是他在《反异教大全》中著手論證的觀點；《反异教大全》是一部經院哲學綜合思想的名著。
他用論述每一論點的正反引證和最終總是支持正式教義的觀點，构成了一個綜合結构：“……人們臨終時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動力。
上帝就是第一推動力。
因此，人類最終是要知道上帝。
……”于是，中世紀是一個信仰的時代，不存在不可知論者，因為上帝的最后審判日在人民的腦海中縈繞。
這一神學展示出中世紀世界的等級性。
社會、自然界和宇宙以相似的等級關系表示出來。
土在下，水在上，空气再上，最貴重的元素火在頂層。
教皇和主教、皇帝和國王、貴族和普通百姓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各自的位置。
宇宙也是如此，月球和太陽在下，行星在上，恒星更上，万星之上是天堂，出于神學的需要，与天堂相反的是地獄。
這幅世界圖畫一直流行到科學革命時期；16世紀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17世紀牛頓的世界机器論推翻了地球中心的宇宙觀。
七、西歐的擴張主義
4至10世紀，歐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馬扎爾人、維金人和穆斯林的侵略。
但從10世紀到14世紀，這种局面卻戲劇性地顛倒過來，歐洲開始全線進攻。
各個字軍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蘭擊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領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國。
与此同時，在歐洲東北部，德意志邊境地區的封建主正侵占易北河東岸地區。
隨之，德意志的擴張繼續向奧得河東岸伸展，反對异教徒普魯士人，形成了由條頓騎士指揮的十字軍東侵。
他們建立了許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圍安置德意志移民；這些移民為進一步擴張提供了人力和物力。
德意志商人隨即占領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戰略要地，建立城市。
因而，到15世紀末，過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占据的廣大地區，這時都變成了德意志各階層——封建主、主教、市民和農民——的領土。
有個時期，人們曾認為，這些十字軍東侵實際上對促進中世紀后期的各項富有建設性的發展，其中包括貿易、城市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現在，這种說法已不再為人們所接受。
相反，人們普遍認為，十字軍東侵基本上是這些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不是先有技術進步、商業复興、人口增長和人們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軍南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這些推動力繼續發展，并在14世紀大蕭條后加快了速度，結果，使擴張主義的征戰運動擴大到海外領土。
基督教及其傳統的普救說、改變异教徒信仰的熱情和十字軍的好戰精神，是向海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因素。
早期的探險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慮。
13世紀，馬可·波羅的旅行使歐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國的存在，并渴望到達這兩個偉大的國家。
他們還知道這些國家的人們并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們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
另外，中世紀長期流傳著有關祭司約翰的傳說；約翰被傳說為東方某一基督教國家的強有力的國王。
几個世紀來，基督教首領夢想与他建立聯系，從東、西兩方大舉進攻穆斯林世界。
歐洲人雖未找到祭司約翰，卻在非洲和美洲偶爾發現了新的、陌生的民族。
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歸依的臣民。
在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許多動机中，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最強烈的動机。
瓦斯科·達·伽馬向惊訝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到他們的國家，是為了尋找基督教徒和香料。
同樣，征服者伯納爾·迪亞斯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為了象所有男子漢都欲做到的那樣，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務、將光明帶給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和發財致富。”
所謂的“文藝复興運動”，強調了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顯然比中世紀觀點更有助于對外擴張。
關于人類本身逐漸形成了一种新觀念，一种對其高貴和創造力的新的信任。
人們無需再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只需發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首先發展他的思考能力。
德西迪里·伊拉斯謨在其名聲達到頂峰時，表達了他的信任和歡樂。
他大聲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見一個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現！我為什么不能再變得年輕呢？”
西方思想的活躍和丰富，是歐亞大陸其他地區所投有的。
比如，在中國，儒家思想繼續統治著社會（見第十六章第五節）。
它尊老鄙少，厚古薄分注重既成极力，忽略革新發明，成為在各方面維持現狀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同樣，在穆斯林國家，學校忽略天文學、數學和醫學，著重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見第十四章第七節）。
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同儒家學者一樣，對西方的事情既一無所知，又不感興趣。
因此，突厥人仍處于宗教蒙昧主義的深淵，并象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基督教异教徒以其新學問，最終不僅成為他們所發現的美洲大陸的主人，而且成為古老的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的主人。
西方技術的不斷發展，也直接有助于對外擴張。
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儀器、航海技術和海軍裝備上所取得的進步。
1200至1500年，歐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兩倍。
600吨到800吨的圓体帆船，代替了150吨到200吨的長型單層甲板帆船。
13世紀開始使用的船尾舷，迅速代替了陳舊的、低效率的邊舵。
14世紀，葡萄牙人對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進同樣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風航行。
船体結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這些進步表明，這時的船只綜合了北歐、地中海和中東早期船只各自的特點。
其結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縱更靈敏，同時也更經濟，因為它減少了100到200個划手及其食物和裝備，大大增加了存放貨物的空間。
造船方面的這些進步總是同航海技術的進步，尤其同指南針、星盤和新地圖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攜手并進的；這些新地圖是根据精确的羅盤方位和海岸線及港口的詳情繪制而成。
与此同時，歐洲人在海軍裝備方面正占据著決定性的、明顯重要的領先地位。
過去，海戰是指占領敵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戰。
16世紀的前20年，佛蘭德和德意志治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這种大炮能射出彈丸，摧毀30O碼內的船只。
海戰發生了變化，由占領敵船的肉搏戰變成了舷炮齊射的炮戰。
從此，歐洲人占領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達四個世紀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對馬海峽全殲俄羅斯人，取得了划時代的胜利。
伴隨造船業、航海業和海軍裝備的發展而來的是商業經營方面的重要的新技術。
意大利复式簿記的發明使隨時确定商業上的財務情況成為可能。
另外，貨幣的日益廣泛的使用和普遍為人接受的標准硬幣的鑄造，便利了商業經營。
銀行的發展，商業證券的出現，中世紀基督教逐漸放棄對貸款利息的譴責和排斥，也有利于商業經營。
最后，歐洲人開始對外擴張后，合股公司的興起极大地加強和促進了商業經營。
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責任，為投資提供了媒介，使歐洲大批資本用于海外冒險事業。
東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資力有限，沒有一個能与几個東印度公司和東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現存的哈得遜灣公司相競爭而最終獲得成功。
最后，上述諸因素使歐洲富有激勵人的、獨特的活力。
這一活力究竟如何獨特，在歐亞大陸對15世紀穆斯林世界的擴張的各种反應中顯而易見。
如第十四章第六節所述，當時的伊斯蘭教以扇形從中東向四面八方擴展。
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領了巴爾干半島；隨后渡過多瑙河，進軍匈牙利，兵臨維也納城下。
同樣，在東方，富有魅力的巴布爾率領突厥人，正從阿富汗問南推進，開始建立偉大的莫臥儿帝國，統治印度，直到19世紀英國人接管為止。
另外，在非洲，伊斯蘭教正從東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內地穩步傳播。
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歐亞大陸的海上航線，即從紅海和波斯灣穿過印度洋、繞過東南亞、到達中國海的航線。
由于伊斯蘭教的軍人、商人、傳教士所取得的這些進步，伊斯蘭教世界變成了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區。
它占領了這片大陸的戰略中心，而且，它愈擴張，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人和西端的歐洲人就愈孤立。
中國人和歐洲人對這一包圍的截然不同的反應，從當時到現在，都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前所述，盡管鄭和的遠征确切地表明，中國人擁有控制海洋的技術和財力，但他們卻自愿地撤退了（見第十二章第一節和第十六章第五節）。
蒙古統治結束后，明朝的中國人將自己与外世隔絕。
中國商人階層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無力向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皇帝的敕令挑戰。
因而，中國人將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轉向內部，從而自愿放棄了在歐亞大陸，最終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先地位。
歐洲人的反應恰恰相反。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無止境地擴大了他們的地理視界和商業野心，因此，蒙古帝國的突然崩潰給他們以沉重打擊，留下了深深怀念。
同樣，十字軍失去地中海東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國在波斯實行伊斯蘭教統治，突厥人征服巴爾干諸國，所有這些都使歐洲人無法到達黑海、波斯灣和印度洋。
因此，他們實際上被困在歐亞大陸的西端。
誠然，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東部各港口繼續同阿拉伯商人發生貿易交往，將貨物轉船運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仍很繁榮。
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為經紀人獲得厚利，他們為此非常滿意。
但是，其他歐洲人并非如此幸運，他們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到達東方，分享財富。
只要給他們專門技術、經濟實力和允許他們政治上自主發展，他們的尋找必定成功。
歐洲沒有一個國王頒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相反，各民族君主國展開了狂熱的競爭。
另外，歐洲确實需要并強烈要求外國產品，商人們完全有能力滿足這种需求。
因此，即使哥倫布沒有發現美洲大陸，達·伽馬沒有繞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會這么做。
總之，西方社會已達到起飛點，即將起飛；而它一旦起飛，必將掃清海路，不可阻擋地向全球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