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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編 1500年以前的非歐亞大陸世界

  此編之前,我們在論述1500年以前的几千年歷史時,全部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歐亞大陸部分。

其原因如第一章第三節所述:歐亞大陸在這几千年中一直在世界事務中居首位;而且事實是,人類150O年以前的歷史基本上是地區性的歷史,而不是全球范圍的歷史。

一旦人類分散到各個大陸,其原始的技術水平就嚴格地限制了人類的活動范圍。

隨后几千年,人類生活、活動在孤立的地區中。

澳大利亞和南北美洲各民族被完全地隔离在它們各自的大陸上,而非洲人,雖不是完全,卻也在很大程度上處于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在人類歷史主要是地區性歷史的几千年中,歐亞大陸的居民占世界總人口的絕大多數;由于他們生活在相互鄰近的地區中,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程度不同地相互影響。

這种相互影響促進了歐亞大陸的較為迅速的發展。

相反,与世隔离和缺乏外界的促進因素,阻礙了非歐亞大陸地區的發展。

這就是150O年以前,人類文明中絕大多數具有歷史意義的進步發源于歐亞大陸,以及當今世界其實質上必然是歐亞大陸世界的原因所在。

因此,本編之前,我們著重研究了歐亞大陸的民族与文明。

  15世紀,隨著歐洲的海外擴張使各地區的民族相互發生直接交往,世界歷史的地區性階段宣告結束。

傳統上,西方人的觀點認為,這是外力沖擊的結果。

他們著重強調了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強調了他們的發現以及隨之產生的影響。

然而,這种態度對全球歷史來說是不适當的。

全球性的觀點不僅要考慮擴張中的西方,而且要考慮西方擴張所至的諸地區。

這些地區的民族盡管沒有歷史上更杰出的歐亞人那么不辭勞苦,但他們畢竟构成了人類不可低估的部分,因此,其發展必須予以考慮。

另外,非歐亞大陸的國家、民族和制度在決定西方擴張主義的結果方面,同西方人一樣,是十分重要的。

鑒于這些原因,本書后兩章將敘述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的歷史。

  在非洲地圖上,地理學家用野生動物填補空白;因此,對于那些無法居住的開闊的高地,就填上大象,以彌補城市的空缺。

  迪安·斯成支特

   

第十八章 非洲

  如果受外界促進因素的影響的程度,是決定某一地區發展速度的決定性因素的話,那么,隨便看一眼地圖即可明白,非洲所處的位置還算不錯。

它北与歐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狹窄且容易渡過的水域,它在歷史上的作用,与其說是個障礙,倒不如說是一條大道。

東面的西奈半島是通向亞洲的橋梁,而紅海比地中海更狹窄、更易通過。

最后,季風抵消了印度洋的浩瀚無垠,便利了東非和南亞之間的來回交往。

  然而,歷史上,非洲与歐亞大陸隔絕的程度,比根据上述情況得出的印象要嚴重得多。

這一与世隔絕至今仍是非洲大陸發展中的一個首要而又持久的因素。

本章將首先論述導致与世隔絕的地理環境,然后敘述非洲大陸的民族及其歷史發展的性質。

  

一、地理環境

  本章將要研究的非洲,是指非洲大陸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

如此限定的原因如第一章第三節所述,在于撒哈拉沙漠是一大屏障、一大分隔者,而地中海相比之下卻是一條連接的大道。

歷史上,北非人与地中海盆地周圍其他諸民族的相互影響之所以超過他們与沙漠屏障以南地區諸民族的相互影響。

其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本章研究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實際上是一座島嶼,它的北岸是撒哈拉沙漠,而不是地中海。

  撒哈拉沙漠決不是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唯一障礙。

大沙漠的東面,沿尼羅河上游的是巨大的蘇德沼澤地。

這些沼澤地在歷史上构成了一個可怕的障礙。

而未被港灣、海灣和內海破損的、平直的海岸線,也使非洲大陸難以接近。

因此,盡管非洲的面積是歐洲的三倍,但海岸線卻比歐洲的短。

缺乏与地中海、波羅的海和黑海相仿的海洋,意味著非洲內地對外部世界來說是比較難以進入的。

  沿東、西海岸的100O英里長的沙洲,以及東、西兩岸的巨大的隆起地,也是有力的障礙,它使乘小船登陸十分危險。

即使成功地躲過了沙洲和激浪,仍然還有另一個障礙,即滾滾河流由內地高原順著一道道懸崖向低洼沿海傾瀉而下時所形成的急流和瀑布。

非洲大陸的外形象一個翻過來的茶托,這在今天能提供巨大的水力發電的潛勢。

但在歷史上,沿海岸的瀑布意味著,非洲既沒有象圣勞倫斯河和亞馬孫河那樣的為進入美洲內地提供通道的、水流平緩的河流,也沒有象萊茵河和多瑙河那樣的為進入歐洲內地提供通道的河流。

另外,低洼的沿海地區炎熱、潮濕的气候,以及由這种气候引起的熱帶病,也擋住了進入非洲的道路。

內地高原通常气候涼爽,益于健康,但沿海地區的气候卻嚴重影響了要到內地去的人們的健康。

  与外部的難以接近同樣重要的是內部的難以進入,這就是說,從非洲某一地區到另一地區也很困難。

綜觀非洲大陸,其南北兩端是小而肥沃的狹長地帶。

這些狹長地帶很快讓位于廣闊無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

再往下是綿延起伏的草地或大草原,北部以蘇丹草原最為著名:“蘇丹”這一阿拉伯詞意為“黑人之國”。

然后是熱帶雨林,在其最稠密的地區,比沙漠還難以穿越。

  這些惡劣的自然環境,同海岸附近缺少出口、內地缺少不受阻礙的河流网一起,阻止了非洲大陸各地區間的相互影響。

這必然阻礙非洲各民族的全面發展,從而解釋了草原上的复雜的大帝國和遙遠的沙漠、森林地區的狩獵團体問時并存的原因。

  這一地理環境還有助于說明,歐洲人侵入非洲較其侵入美洲,在時間選擇上何以存在著反常的差別。

非洲与美洲不同,几千年來一直同歐亞大陸保持著聯系,只是這种聯系有時很微弱。

但是,歐洲人侵入鄰近的非洲卻比侵入遙遠的美洲要遲緩很多。

在美洲被開發、被殖民化以后的几個世紀中,非洲仍是一塊“黑暗的大陸”。

到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時,非洲還只是沿海地區和內陸几個不重要的地區為人們所知曉。

甚至到1900年時,大約還有四分之一大陸未被開發。

非洲之所以不受歐洲推動力的影響,在某种程度上應歸因于它的各种地理條件;這些地理條件結合起來,使非洲大陸有力地抵抗了外界的入侵。

然而,地理環境決不是唯一的因素。

車少,非洲黑人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的普遍的發展水平也很重要;這一發展水平甚高,足以有效地阻擋歐洲人達數世紀之久。

但在論述黑人的文化之前,我們將首先考察他們的种族成份。

  

二、民族

  与人們通常的設想相反,非洲諸民族決不是屬于同一种族。

僅撒哈拉以南地區就可發現各种种族,這些种族存在于整個歷史階段。

不過,他們的起源和擴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個謎,而且權威們的觀點也大相徑庭。

有一种种族的分類至少目前遭到的反對最少,它認為主要有四大种族:(1)布須曼人,他們操科伊桑語;(2)俾格米人,他們原先的語言不知道,因為他們接受了后來征服者的語言;(3)黑人,他們操尼日爾-剛果語;(4)高加索人,即卡普薩人、庫希特人和含米特人,他們操亞非語。

這四大种族似乎起源于維多利亞湖地區,從那里,布須曼人向南遷移到南非;俾格米人向西遷移到剛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區;黑人向西遷移到西非,向西北遷移到當時肥沃的撒哈拉地區;高加索人則向西北遷移到埃及和北非,以及向東北遷移到阿拉伯半島和西亞。

  這里應再次強調,上述分類和遷移的情況,并沒有被普遍地接受。

實際上,有位權威人士已將當前的認識,或者說認識的缺乏,概括如下:

  ……我們所能說的僅僅是:如果一個人站在蘇伊士運河旁,面朝南和西南方向,那么,越往前走人的皮膚就越黑。

人們一定、甚至籠統地把布須曼人排除在外。

……其實,就經驗而論,埃及人或多或少屬于地中海高加索种人;而當一個人朝南和西南方向走時,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在几內亞沿海地區或剛果森林里,黑种人居支配地位。

不過,沒有一條能標在地圖上的明确“界線”,或者說,無法在部落之間(用統計學以外的方法)作出區分,聲稱一個部落明顯屬于高加索种人,另一部落屬于黑种人。

甚至在黑种人占絕對优勢的部落里,還會發現白皮膚綠眼睛的人。

……

  

三、農業和鐵

  同美洲和澳大利亞可能存在的情況相比,非洲文化更大程度上是与外界相互影響的結果。

例如農業,它發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后于西元前五千紀在埃及生根,可能從那里傳到其疆界從埃塞俄比亞高原伸展到大西洋沿岸的蘇丹。

應該指出,有些權威人士認為,農業是由這一地區,即尼日爾河上游地區獨自發明的。

不論情況是否這樣,事實是,最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栽培的絕大多數植物,是由外地傳入的。

其中最重要的有:從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經尼羅河而來的大麥、小麥、豌豆和小扁豆;來自東南亞的香蕉、甘蔗、薯蕷和新型水稻;從美洲由葡萄牙人及后來的奴隸販子傳來的煙草、玉米、賴馬豆、菜豆、南瓜和番茄。

鐵器出現之前,這些植物已在蘇丹草原大量地种植。

雨林地區很少從事農業,因為那里能得到各种可吃的水果和蔬菜,無須用石制工具伐樹耕地、花費艱巨的勞動,便可獲得足夠的食物。

  對非洲來說,与農業引進同樣重要的是冶鐵術的引進。

冶鐵術肯定是從外地傳入的,它可能有三個來源。

其一是迦太基,這門技術可能從那里經商人向外傳播。

西元前500年,或許更早些時,商人們開辟了兩條正式的、橫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

如我們從已發現的商路沿途的岩石雕刻品上所看到的那樣,當時的撒哈拉沙漠并沒有象后來那么寬、那么可怕,因此,商人們能用驢和馬拉著大車和馬車穿越而過。

后來,當沙漠變得更難通過時,羅馬人從中亞引進駱駝,解決了這一問題。

  冶鐵術的第二個來源是庫施王國;庫施王國位于尼羅河上游,首都設在喀土穆稍北的麥羅埃。

庫施人以黑人為主,古埃及人稱他們為努比亞人。

他們最初曾遭到埃及法老軍隊的襲擊,后來漸漸地建立起一個十分強大的國家,于西元前751年征服埃及,并統治了這個國家達一個世紀之久。

此后,亞述軍隊由東侵入,迫使庫施人退出埃及。

然而,正是從這些亞述人那里,庫施人學到了冶鐵術。

  庫施人能使他們的知識得到充分利用,因為他們國家与埃及不同,有著丰富的鐵礦石和燃料資源。

麥羅埃很快成為巨大的產鐵中心。

首都遺址旁至今仍能看到的大鐵礦渣堆表明,麥羅埃曾是中非的匹茲堡。

鐵和文明地區的其他產品,可能用來換取非洲的傳統商品,如奴隸、象牙和鴕鳥羽。

庫施王國在生存了1000多年之后,于西元4世紀衰落,在此之前,冶鐵術已傳入遙遠的南部和西部地區。

  庫施王國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埃塞俄比亞的入侵,埃塞俄比亞是冶鐵術傳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第三個來源。

現埃塞俄比亞阿姆哈拉人的祖先,大約在西元50年建立了一個帝國,以阿克蘇姆為都。

這些阿克蘇姆人是在印度洋各國、中東和東非從事貿易的商人。

盡管詳情還不知道,然而,是他們將冶鐵技術和先進的農業技術引入東非。

  在向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廣泛傳播冶鐵術方面,迦太基人、庫施人和阿克蘇姆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到約西元前50O年前后,當地居民已開始制造自己的工具和武器。

到西元前200年,這項技術已向西一直傳播到尼日利亞中部,到西元1世紀,向南傳播到贊比西河。

于是,非洲進入鐵器時代,其影響和前面提到的鐵器對歐亞大陸的影響一樣深遠。

  早先,鐵鋤和鐵斧曾使農業伸展到中歐、恒河和長江流域的森林地區,如今,又使農業擴大到非洲的森林地區成為可能。

結果,農業產量增加,出現可用于經商的剩余產品。

如在歐亞大陸一樣,這又轉過來導致了社會的分化,使人們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從而取代了從前簡單的親屬關系。

因此,約西元9世紀前后,出現了明确的國家組織,它擁有軍事机构、行政机构和維持國家組織所必需的稅收來源。

  對非洲的另一影響是使非洲大陸的种族成分發生根本的變化。

采用農業和冶鐵技術并從中得益的,是蘇丹草原的易接近的黑林人和高加索种人,而不是雨林地區和南部地區的不易接近的俾格米人和布須曼人。

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种人和高加索种人;他們憑借鐵制的工具和武器,在損害布須曼人和俾格米人的情況下向南推進。

這种擴張主義在班圖人那里表現得特別明顯;班圖人是一個主要操黑人語言的集團。

他們從中心發源地喀麥隆高原出發,于西元初侵入剛果盆地,消滅或征服了人口稀少的俾格米狩獵者。

西元600至9O0年間,一部分班圖人從剛果盆地向東南推進,到達肥沃、開闊的大湖地區。

然后,繼續向南穿過熱帶大草原,征服了布須曼人;布須曼人遭受了和俾格米人相同的命運。

与此同時,另一部分班圖人沿大西洋海岸直接南下,最后遇到了一個新的民族霍屯督人。

現在認為,這些霍屯督人就是布須曼人,他們早些時候學會了牲畜飼養,從而改善了他們的飲食,變得比其他布須曼人更加高大,但在其他方面卻同布須曼人很相象。

這些遷移說明,為什么歐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种族集團;而早1000年時,他們卻同高加索人、布須曼人和俾格米人非常公平的分享著這塊大陸。

  

四、伊斯蘭教

  發源于歐亞大陸的另一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力量,即伊斯蘭教,加強了農業和冶鐵水的影響。

7世紀,伊斯蘭教迅速傳入北非時,几乎未遭到拜占廷統治者的抵抗,但卻遭到當地柏柏爾人的頑強抵抗。

不過,柏柏爾人最終還是接受了伊斯蘭教;然后,他們同阿拉伯人一起征服了西班牙,并越過撒哈拉沙漠,將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傳入蘇丹。

柏柏爾商人改變了他們沿橫貫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所遇到的非洲商人的信仰。

寬容的黑人統治者允許穆斯林享有從事宗教活動和宣傳其信仰的充分自由。

因而,大約9世紀時,伊斯蘭教首先出現于蘇丹西部諸商業中心。

到13世紀時,它已成為當時大馬里帝國的國教,并因官方的支持而穩步傳播。

  伊斯蘭教還在東非取得一個規模小得多的立足點;在那里,很早就建立了穆斯林阿拉伯社會。

阿拉伯移民同班圖婦女通婚,創造了一個新民族“斯瓦希望人”,即“沿海居民”,其語言成為東非的混合語。

在東非,他們僅以沿海飛地或島嶼為居留地,因為這里更安全,不受大陸部落的侵扰。

伊斯蘭教并不試圖征服內地,所以,在東非与在北非和蘇丹不同,伊斯蘭教從未獲得大塊基地。

  伊斯蘭教對非洲的影響是深遠而又多方面的。

其中最明顯的一點表現在生活的表面,即姓名、服裝、家庭擺設、建筑風格、節日等方面。

此外,也明顯表現在隨著与外界的交往范圍擴大而來的農業和技術的發展方面。

在東非,阿拉伯人從印度引進了水稻和甘蔗。

据記載,大約同英國伊麗莎白女王同時代的博爾努王國的國王海·伊得利斯·阿婁馬曾說過:“在寬容、仁慈、慷慨、永恒的上帝賜給蘇丹的恩惠中,有難得的土耳其滑膛槍手和許多擅長滑膛槍射擊的家奴。”

  伊斯蘭教還將非洲經濟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歐亞大陸廣泛的商路网聯在一起,從而促進了貿易。

穆斯林比起羅馬人,使用的駱駝要多得多,并相應地增添了几條橫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貿易量。

他們從北非基地出發,向南運送布匹、珠寶、貝殼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鹽;鹽是整個蘇丹的急需品。

作為回報,非洲人向他們提供象牙、奴隸、鴕鳥羽、制作香料的香貓和最重要的、來自尼日爾河上游、塞內加爾河和沃爾特河的黃金。

這些黃金最終多數流入歐洲,其數量很大,對于調整中世紀歐洲同東方的貿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

這就是蘇丹經濟同國外貿易之間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

因此,到1400年時,整個西非商業道路縱橫交錯,貿易中心星羅棋布。

  与此同時,一种相類似的商業模式正在東非形成。

沿海地區的穆斯林經紀人派代理商前往內地,購買羅得西亞的象牙、奴隸、黃金和加丹加的銅。

這些商品是通過當時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業航道運出去的。

以后几個世紀中,他們還從內地獲得了鐵礦石,用船裝運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謂的大馬士革劍。

反過來,非洲人用自己的產品換得了中國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國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區還能發現這些瓷器的遺跡。

這种貿易是東非沿海一些繁榮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礎。

到13世紀時,其中兩座城市基盧瓦島和桑給巴爾,已建立了自己的造幣厂,鑄造出大量的銅幣。

  現在,談談伊斯蘭教在非洲的作用。

伊斯蘭教還大大地促進了蘇丹的文化生活。

隨著《古蘭經》學校的建立,識字的人愈來愈多。

學者們可以在蘇丹各大學里從事更高深的研究。

在這些大學中,廷巴克圖的桑科爾大學最為出色,為非斯、突尼斯和開羅的其他穆斯林大學所仿效。

學者們習慣于自由出入這些學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學,在某一導師的手下從事研究。

穆斯林旅行家利奧(非洲的)曾于1513年訪問廷巴克圖,他發現,這一興盛的學習狀況應歸功于統治者阿斯基亞大帝的支持。

“這里‘廷巴克圖’擁有大批醫生、法官、教士和其他學者,他們從國王那里得到充足的生活費用。

各种手稿或書籍從巴伯里‘北非’運到這里,它們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賣錢。”

  信奉伊斯蘭教還加強了蘇丹各王國政治上的團結。

傳統上,蘇丹各王國的統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親屬關系的集團或家族,以及有親屬關系并承認血統上同屬某一偉大祖先的其他集團對自己效忠。

但是,當王國擴大為大帝國時,這种親屬關系作為帝國組織的基礎,顯然不能胜任。

帝國擴展的疆域越大,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關系就顯得越不合。

地方首領不可能被當作忠實的封臣予以信賴,相反,他們往往領導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國的統治。

伊斯蘭教通過加強帝國的行政机构,幫助解決了這一制度上的問題。

穆斯林學校和大學培養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組成有效的帝國官僚机构。

這些人不受親屬聯盟的支配,他們的切身利益同帝國權力控在一起,他們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為這一權力服務的人。

  

五、蘇丹諸帝國

  農業和冶鐵術的發展,以及相應的經濟生產率的提高,地區間貿易的繁榮,伊斯蘭教的促進因素,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說明了自8世紀起非洲大陸上的國家建立的過程。

毫不奇怪,蘇丹出現了最复雜的政治組織,在那里,長途貿易發展得最快,伊斯蘭教的影響最為強烈。

因此,這個地區出現了三大帝國;加納帝國(700-1200年)、馬里帝國(1200-1500年)和桑海帝國(1350-16O0年)。

  這三個帝國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首先,它們都以商業為基礎,因此每個帝國都將其權力范圍向外擴展,向北控制食鹽進口,向南控制黃金買賣。

每個帝國的歲入的大部分都來自對這些和其他一些商品買賣的征稅。

當時的一位學者貝克里,列舉出在加納帝國向出入邊境的“每頭驢所馱的鹽,”以及驢和駱駝所馱的其他商品所征收的稅。

他說:“在這一帝國中所發現的每塊金子都屬于加納國王,而國王留給人民的只是金子上的灰塵。

……”

  來自這些捐稅的歲入漸漸地使帝國的行政管理更為复雜完善成為可能。

因此,桑海帝國比前兩個帝國更复雜。

全國明确划為几個省,每個省設一名長期任職的省長。

帝國還有早期職業軍隊,甚至還有几個部,分管財政、司法、國務、農業、林業以及“白人”,即帝國撒哈拉邊境地區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

  馬里和桑海帝國之所以能發展貿易,提供一個訓練有素的官僚階層和促進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伊斯蘭教的影響。

伊斯蘭教還將蘇丹從非洲的一個与世隔絕的地區改變為穆斯林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

因此,14世紀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撥圖塔將馬里包括在他的旅程之內;這一旅行東面最遠到中國。

1353年6月,撥圖塔到達馬里的首都,帝國的行政和人民的習慣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他說:

  黑人們具備一些极好的品質。

他們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為。

他們的蘇丹不寬恕任何犯有最輕罪行的人。

他們的國家絕對安全。

在那里,不論旅行者還是居民都無須害怕強盜或暴力者。

在他們國家去世的白人,即使有數不清的財產,也不會被沒收。

相反,他們將其財產交給白人中可信賴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繼承人前來繼承為止。

他們小心地遵守做禱告的時間,專心致志地聚眾祈禱,并以此教育他們的孩子。

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十分擁擠,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塊落腳之地進行祈禱。

  在蘇丹諸帝國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盡管伊斯蘭教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應該指出,它主要還是一种城市信仰。

只有商人和市民變成了穆斯林,而鄉下人基本上仍忠實地保持傳統的諸神崇拜和信仰。

因此,許多皇帝及其帝國行政机构對伊斯蘭教的依靠,既是強大的原因,又是衰微的根源。

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伊斯蘭教曾有過很多貢獻,但它的基礎比當時去過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過的觀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狹窄。

因此,危机時期,以城市為中心的帝國會突然分裂,迅速崩潰。

  蘇丹諸帝國的另一個弱點是,易受北方柏柏爾人的攻擊;這些柏柏爾人或是尋找非洲黃金的發源地,或是企圖將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強加于別人。

1076年,狂熱的阿爾摩拉維德人推翻了加納帝國。

同樣,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毀了桑海帝國。

桑海帝國的滅亡,標志著蘇丹帝國時代的結束。

用17世紀廷巴克圖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從那時起,一切都改變了。

危險代替了安全,貧窮代替了富裕,不幸、災難和暴力代替了和平。

……”

  

六、王國与部落

  上面提到的三個帝國,是非洲中世紀最著名的政治產物。

不過,在非洲大陸其他地區,還存在著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結构。

例如,在東南非,存在著某些同蘇丹相類似的情況。

正如蘇丹以出口黃金聞名于地中海盆地一樣,東南非也以同樣原因聞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某种商業養育了蘇丹諸帝國和北非諸國一樣,到15世紀,另一种商業也供養了內地的莫諾莫塔帕帝國和沿海的基盧瓦島城邦。

  莫諾莫塔帕一詞,由葡萄牙人用國王的稱號“姆瓦納莫塔帕”改變而成。

這個帝國包括今羅得西亞和莫桑比克,因而,同蘇丹諸帝國一樣,控制著產金區和通往沿海地區的道路。

正是莫諾莫塔帕的君主們建造了津巴布韋大神廟;這座神廟四周的圍牆高達32英尺,為皇家舉行正式的禮儀提供了适當的環境。

基盧瓦島的商人統治者,以蘇丹自稱,是貿易的經紀人,控制著莫諾莫塔帕和穆斯林商船之間的商品的交流;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遠航到中國海。

“基盧瓦島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

整個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撥圖塔這樣寫道。

后來,馬里帝國又給這位撥圖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蘇丹請王國被北方的柏柏爾侵略者劫掠一樣,莫諾莫塔帕和基盧瓦島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偽破坏。

在瓦斯科·達·伽馬于1497年繞好望角航行后的十年內,葡萄牙人洗劫了東南非許多沿海城市,并繼續留在印度洋,好象它是一個葡萄牙湖似的。

達·伽馬首次航行時并未發現基盧瓦島,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艦隊曾在此避過難。

五年后,另一支艦隊用無情的掠奪報答了這里的好客。

一位遠征隊員描述說,他們沒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使占領了這座“有許多堅固的高達數層的房屋”的城市。

然后,“代理主教和方濟各會的一些長老帶著兩個十字架,唱著感恩贊美詩,列隊登上岸去。

他們走進宮殿,放下十字架,船隊隊長做了禱告。

然后,大家開始搶劫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糧食。”

  后來,葡萄牙人沿贊比西河進入上游地區,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諾莫塔帕帝國。

他們先占領了沿河各戰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擴展其影響,直到1628年發起不可避免的最后的進攻為止。

憑借他們的火器,葡萄牙人輕而易舉地擊敗了莫諾莫塔帕的兩支軍隊,結果,在前帝國的廢墟上,出現了几個小王國。

  如果我們將視線從東南非轉向東北非,那么,非洲舞台上的多樣性便十分明顯。

在東北非,在埃塞俄比亞人和努比亞人中,存在著一些默默無聞、与世隔絕的基督教王國。

西元4世紀以前,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人一直是异教徒,他們信奉的諸神也就是阿拉伯半島南部的神。

西元333年,敘利亞人弗魯孟提烏斯將基督教傳入這里,并使國王皈依基督教。

從那時起基督教—直是官方的宗教信仰,并滲入埃塞俄比亞人的生活的各個方面。

7世紀,穆斯林的征服切斷了埃塞俄比亞同地中海的聯系;8至10世紀,紅海各港口丟失給穆斯林,使這個國家同外界的聯系完全切斷。

但是,埃塞俄比亞擁有由山脈和高原組成的极為遼闊的內地,實際上一直与世隔絕地幸存到現代。

在此環境中,形成并持續下來的是一個獨特的社會,一個擁有朝廷和國王的基督教封建社會;朝廷由牧師、官員、軍事將領組成,而國王同中世紀早期歐洲的國王一樣,由于經濟需要和政治壓力,被迫將其宮廷不斷地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

  如本章第三節所述,325年,努比亞庫施王國被阿克蘇姆所擊滅。

隨后相繼興起的國家,通過來自亞歷山大的一個傳教團,于6世紀皈依了拜占廷或科普特基督教。

大量教堂的建立反映了對這一新宗教的信仰;有些教堂由于被沙埋沒而得以保存,其精美的壁畫至今仍呈現出原有的色彩。

几年前,波蘭的一個考古團發現了這些壁畫,將它們從埃及新建的阿斯旺高壩的不斷上漲的大水中搶救出來,分別珍藏在喀土穆和華沙博物館中。

  同埃塞俄比亞一樣,這些基督教努比亞王國因7世紀伊斯蘭教征服埃及而与世隔絕。

盡管努比亞邊境地區同穆斯林的戰爭不斷,但努比亞的基督教卻在不為外界所知的情況下又生存了六個世紀。

13世紀,埃及歸順了好戰的薩拉森人的統治;這時的薩拉森人正在圣地同西方十字軍作戰,不愿意寬容家鄉鄰近地區的其他基督教徒。

因此,13世紀后期,他們蹂躪了努比亞大部分地區。

不過,那些与世隔絕的地區又生存了兩個世紀。

  在對非洲各种不同社會的個別考察——這僅僅是個別考察,而不是全面調查——中,有些最原始的社會不應被忽視,因為它們的長期存在反映了非洲大陸在地理上被划分成几個部分的情形。

俾格米人和布須曼人因被限制和隔絕在難以進入的沙漠和雨林地區中,故仍停留在食物采集的發展階段。

當他們作為狩獵者和食物采集者,以人類原始的生活方式繼續存在時,世界卻忽略了它們。

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文化沒有意義或影響。

少數几位仔細地觀察過俾格米人的人報導了他們在舞蹈、合唱、表演、模仿和講述故事方面的高度發展的才能。

同樣,布須曼人也以其岩石繪畫和雕刻而聞名于世;這些繪畫和雕刻用自然、流暢、富有韻律的線條繪制而成,一般描繪動物、打獵和戰爭場面,以及伴以舞蹈的儀式活動。

  

七、結論

  如果考慮到穆斯林和基督教文化潮流之間的差別,14世紀廷巴克圖的一位市民可能會發現,自己呆在14世紀的牛津城里時也感到比較安适。

16世紀,他或許仍能找出這兩座大學城之間的許多共同點。

但到19世紀時,兩城之間的鴻溝則變得很深了。

  英國的非洲問題專家托馬斯·霍奇金提出的這一論點,描述了一個肯定不是非洲所獨有的進程。

從前几章看,它顯然是一個世界范圍的進程。

原因很簡單:西方在現代化中居領先地位,因而跑到了其他所有社會的前面。

不過事實仍然是,西方和非洲之間的差距比西方和歐亞大陸其他地區之間的差距要大得多。

君主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對倫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确是衰落了,但它們并不象廷巴克圖那樣,衰落到實際上已經滅絕的地步。

有關西方為什么在現代化中居領先地位,并突然跑到其他地區前面的問題,第十七章已作了論述。

但是,這里又面臨另一個問題,即:為什么非洲總的看來不僅落后于西方,而且還落后于整個歐亞大陸呢?

  這一問題几乎沒有被提出過,更不用說回答了。

前几章在分析歐亞大陸各文明的發展時,提出了某些可能与之有關的因素,這里暫且提出來予以考慮。

這些因素的相對意義;如果它們确有意義的話,不作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是不能評价的。

  人們立即想到的非洲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由農業、冶金術和長途貿易引起的普遍的促進力不久便開始停滯不前,未能進一步發展下去。

非洲沒有出現過在用鐵制工具開發和利用北歐、恒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時在這些地區所出現的連鎖反應的高潮。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非洲缺乏相應的肥沃的、具有潛在生產率的地區。

土地貧脊、气候惡劣和舌蠅等因素,使非洲的農民和工匠不可能象歐亞大陸的農民和工匠那樣,進行卓有成效的生產。

即使是條件优越的蘇丹,也主要依靠出口黃金和販賣奴隸,而這不可能為經濟的不斷發展提供十分廣闊的基礎。

  第一節所述的外部和內部的与世隔絕似乎也阻礙了非洲的發展。

例如;非洲既沒有能与歐洲相比的河流和沿海出口,也不象歐洲那樣,享有接近先進的拜占廷和伊斯蘭教文明隨有利條件。

相反,這里內地多沙漠、多雨林,而外部是煙波浩渺的海洋。

這阻止了甚至是自然資源所允許的、有限產品的有效利用。

确實,与美洲不同,非洲距歐亞大陸很近,近到足以從加農業和冶金術這樣的基本技術的傳播中獲得好處。

但是,非洲距歐亞大陸又很遙遠,遠到無法接受數千年中歐亞大陸各地區一直在相互交流、使彼此得益的長長的一系列發明。

  最后,非洲很容易遭受外界的進攻,因為發展停滯便意味著軟弱,而無論何地,軟弱將招致侵略。

前面我們已敘述過柏柏爾人入侵蘇丹和葡萄牙人進攻東南非所造成的災難性的結果。

它們具有重大的意義,如果考慮到這一事實;對比之下,西歐在1500年上升到世界領先地位之前的關鍵性的五個世紀中,沒有遭到任何侵略。

這种易受攻擊的因素,后來以痛苦的奴隸貿易這一极為致命的形式表現出來;奴隸貿易不僅減少了廣大地區的人口,而且導致了經濟和政治混亂。

  這些不同的因素可以說明,為什么非洲的發展遠遠落后于歐亞大陸各社會所達到的水平。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繼續,城市中心未能控制非洲任何地區的經濟,反映出這种遲滯狀態。

另一方面,這种遲滯狀態又轉過來維護了誘人的平等主義和緩慢的生活步調;而這后兩者在仍很有效地保持親屬關系和土地公有制的地區是很普遍的(見第三章第四節)。

英國的非洲問題專家巴西爾·戴維森曾推斷:“……非洲和歐洲之間的比較可能對非洲有利。

……就這种比較所能有的任何价值而言,歐洲中世紀的日常生活,對一般人及其妻子來說,可能更加危險,更讓人討厭。”

  這一明确的判斷無疑是有道理的。

但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非洲社會引人注目的特征之所以能幸存下來,就因為它缺乏歐亞大陸各社會的推動力和不斷的發展。

只要非洲人与外界比較隔絕,他們就能維持和享有一种在歐亞大陸諸文明中早已消失的生活方式。

但是,當西方的擴張主義抵達非洲沿岸時,非洲人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為地區越不發達,越容易遭受侵略,結果遭到的破坏也越大。

班圖農民犧牲“不發達”的狩獵民族的利益,向全非洲擴張,這是事實在近代,工業化的西方的代表犧牲“不發達”的農民的利益,尤其是犧牲那些仍停留在新石器階段的人們的利益,間向全球,這也是事實。

  最后,應該指出,盡管非洲人沒有赶上歐亞人,但卻超過了更与世隔絕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亞士著居民。

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歐洲人進入非洲內地比進入美洲和澳大利亞晚得多的原因。

如第一節所述,這里也包括地理因素,但更主要的是非洲人,尤其是那些同歐洲人做買賣的非洲人所達到的較高的發展水平。

這些人自然是最先進的,因為這也意味著他們是最具有生產能力的,因此,他們為有利可圖的貿易提供了最好的机會。

  隨著歐洲人的到來而發展起來的商業,僅在規模方面使這些先進的非洲人感到新奇。

商業活動本身并不是什么陌生的東西,因為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同遙遠的摩洛哥和埃及地區保持著貿易關系。

因此,非洲人對葡萄牙人的反應完全不同于這時的美洲印第安人對西班牙人的態度。

确實,森林里的居民由于同阿拉伯人沒有直接的接触,對歐洲人的白皮膚、對他們的火器所產生的巨大聲響、對這些新來者從海上而來——沿海居民對此十分崇敬——感到非常惊奇。

但事實仍然是,葡萄牙人的到來并沒有在非洲引起象西班牙人在美洲所引起的混亂和分裂。

因此,非洲人按他們自己提出的條件同歐洲人進行貿易。

几個世紀以來,沿海地區的酋長不准歐洲人進入內地,因為他們想繼續保持他們作為歐洲買主和內地生產者之間的經紀人的有利地位。

1793年,一位英國官員寫道,非洲之所以仍是一塊未知的大陸,“是由于沿海居民在允許白人旅行他們的國家方面所存在的猜忌,而不是由于伴隨進入非洲而來的危險或困難。”

他把這种猜忌歸因于經紀人的害怕——“害怕同歐洲貿易的利益被減少,害怕同歐洲的貿易從他們一邊轉移到鄰居那里,害怕內地王國”因得到歐洲武器而成為危險的競爭者。

  亞當·史密認識到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在抵抗歐洲人入侵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差別,他于1776年寫道:

  在非洲沿岸和東印度群島,各管歐洲人擁有許多重要的居留地,但在這里的任何一國里,与在美洲大陸及其周圍島嶼上的情況不同,他們沒有建立那么眾多而又繁榮的殖民地。

非洲以及屬于東印度群島的几個國家由野蠻的民族居住著。

但這些民族并不象可怜、孤弱的美洲人那樣軟弱無助;而且……他們的人口也稠密得多。

……因此,在非洲和東印度群島,歐洲人更難以取代當地人,難以將其殖民地擴大利原居民居住的大部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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