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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編 新興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中世紀大半時間里，西歐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歐亞大陸百端，并受到了威脅。
由于地處傳統的侵略路線——從中國北部橫貫歐亞大陸、直抵中歐多蹬河流域的廣闊無垠的大草原——的末端，他們歷來易受到來自東方的進攻。
因而，出現了一批批游牧入侵者——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爾人、馬扎爾人、蒙古人和突厥人；只要帝國衰落、使他們有机可趁，他們便利用自身無与倫比的机動性闖入諸文明中心。
近代初期，隨著生气勃勃的新興西方的崛起，這一古老的格局被顛倒了。
新興西方在技術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上風，這就使西歐人在世界各大洋上獲得了以往一向為歐亞大草原的游牧民所享有的同樣的机動性和优勢。
結果，世界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
整個歐亞大陸這時為一只巨大的鉗子所包圍。
其中一條鉗臂由俄國的挺伸組成，俄國從陸上橫越西伯利亞，挺進到太平洋；另一條鉗臂由西歐的擴張构成，西歐繞過非洲，擴張到印度、東南亞和中國。
与此同時，其他西方人以哥倫布打頭陣，向西大膽地越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大陸并環航全球。
誠然，在這數十年間，土耳其的禁衛軍以亞洲的無數前輩為榜樣，正進逼多輜河流域、圍攻歐洲的中心維也納。
但是，若將此事置于世界歷史舞台上，這只不過是一次僅具有局部意義的小規模行動。
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最初伊比利亞人的海外擴張、稍后西北歐洲人的話動以及与此同時俄國人朝太平洋方向的陸上擴張。
這些也是本編以下各章要論述的主題。
第六章 西歐的擴張：伊比利亞階段，1500—1600年
美洲的發現、經由好望角前往東印度群島的航道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所記載的最偉大、最重要的事件。
亞當·斯密
伊比利亞半島的兩個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紀的歐洲擴張中居首位。
乍一看，這似乎有悖常理。
16世紀以前的數百年中，伊比利亞半島一直是穆斯林的一個据點。
由于有許多摩爾人和猶太人留居該地區，种族和宗教的多种多樣成為穆斯林統治留下的一份剩余遺產。
此外，眾所周知，16世紀以后，伊比利亞的國家迅速衰落了，并在整個近代中始終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那么，如何解釋16世紀時西、葡兩國短暫而輝煌的擴張呢？本章首先探討伊比利亞擴張主義的起源問題，然后論述東方和美洲大陸的帝國建立過程，最后闡明16世紀末伊比利亞半島衰落的原因和征兆。
一、伊比利亞擴張主義的根源
宗教是促成歐洲海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無論哪里都沒有象在伊比利亞半島那樣顯得更其重要。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對他們長期反穆斯林的圣戰記憶猶新，始終為這种記憶所激勵著。
對歐洲其他民族來說，伊斯蘭教是一個遙遠的威脅，但在伊比利亞人眼里，則是一個傳統的、永遠存在的敵人。
半島大部分地區曾處于穆斯林統治之下，即便到15世紀，南部的格拉納達仍為穆斯林的据點。
此外，穆斯林還控制著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又在不斷增長，使整個地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響。
其他歐洲人參加十字軍遠征是憑一時高興，而虔誠、愛國的伊比利亞人則認為，進行反伊斯蘭教的斗爭是不可動搖的、必須履行的責任——是宗教義務和愛國需要的結合。
航海家亨利王子率先于1415年以他在攻占直布羅陀海峽西岸的城市和要塞仲達時表現出來的勇敢而出名。
同樣，伊莎貝拉女王為強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動，決心消滅穆斯林据點格拉納達，并將戰爭推入敵人在北非的領地，就象葡萄牙人先前在仲達所做的那樣。
伊莎貝拉干1482年開始對格拉納達的討伐，一個村庄接一個村庄地向前推進，直到1492年獲取最后胜利。
胜利后，西班牙人立即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占領梅利利亞城。
1492年，女王還下了一道法令，要求西班牙的所有猶太人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离開西班牙；10年后，又對留居卡斯提爾的穆斯林頒布了一道類似的法令。
當地理大發現揭示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于消滅，有新的异教徒有待于從盲目崇拜中解救出來時，伊比利亞人的討伐運動擴展到了大洋彼岸。
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總督阿方索·德·亞伯奎在圍攻馬六甲時，曾用這樣一些贊美之詞激勵手下士兵，他說：“我們將為我們的主出色地效勞，把摩爾人從這地區驅逐出去，扑滅穆罕默德教派之火，使它今后永遠不會重燃。”
同樣，曾追隨科爾特斯前去墨西哥的征服者之一貝爾納·迪亞斯在回憶錄中記述道：“我們廢除了印第安人中間的盲目崇拜和其他令人憎惡的東西之后，上帝保佑了我們的努力，我們給男人、婦女和所有征服后出生的孩子施洗扎，要不然他們的靈魂可能已下到地獄。”
誘使伊比利亞人去海外的還有四群島嶼——沿非洲海岸而依次南遞的馬德拉群島、加那利群島、佛得角群島和西越大西洋的亞速爾群島。
這些群島所以很有吸引力，不僅是因為它們富饒多產，還因為它們提供了戰略基地和泊船港口。
葡萄牙人于1420年開始拓居馬德拉群島，他們首先獲取高質量的木材，然后生產可致厚利的蔗糖。
當巴西人制低糖价与他們搶生意時，他們從克里特引進了白葡萄；直到現在，獨特的馬德拉甜葡萄酒仍是用這种葡萄釀制的。
馬德拉群島無疑隸屬葡萄牙人，加那利群島則大不相同，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要求占有它。
經過上訴羅馬教皇和在當地進行凶猛的爭斗之后，葡萄牙人放棄了對加那利群島的要求，而西班牙人則承認其他三個群島歸屬葡萄牙人。
這一解決辦法迫使葡萄牙人南下時須遠遠駛入大西洋，以避免以加那利群島為基地的西班牙私掠船。
因此，他們的第一個泊船港口是亞速爾群島。
他們有條不紊地勘探亞速爾群島，至15世紀中期，已抵達最西面的島嶼；到那里，約需橫越大西洋的四分之一。
整個15世紀中，水手們不斷發見位于大洋遠處的島嶼。
自然，他們會設想有更多的島嶼尚待發現和開發。
為了替前往東方提供踏腳石，大西洋航海圖上密布了這种想象中的島嶼。
1492年，哥倫布与伊莎貝拉達成的協議規定，他應率領一支探險隊“去發現和獲取汪洋大海中的島嶼和大陸”。
不過，在15世紀的海外冒險事業中，起帶頭作用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
西班牙姍姍來遲，而且，它投身海外事業通常是出于對葡萄牙首創精神的反應。
葡萄牙居于領先地位的原因有兩個。
其一是疆域不大，且位于大西洋沿岸，三面為西班牙領土所包圍。
這有效地保護了葡萄牙人不會因受誘惑而將自己的財力浪費到歐洲戰爭中去。
由于亨利王子的領導，他們開始致力于遠洋事業。
其二是葡萄牙掌握較多的航海知識，主要是從意大利人那里獲得的。
里斯本地處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与佛蘭德人之間的經由直布羅陀海峽的海上交通線上；葡萄牙人通過在皇家海軍中雇用意大利船長和領航員，趁机獲取了航海知識。
亨利王子還進而加以發展，他集合起一群出色的、頗有才能的海員，其中包括意大利人、加泰隆人，甚至還有一名丹麥人。
此外，亨利去世后，“國王繼續從事亨利的工作，使葡萄牙人在航海術和地理學方面成為所有歐洲人中最有知識的。
由于這种穩定的、始終如一的政府的指導和支持，葡萄牙人取得了對西班牙鄰人和競爭者的決定性的优勢。
1415年占領休達以后，葡萄牙對探險的興趣迅速增強了。
穆斯林戰俘泄露了有關穿過撒哈拉沙漠、同蘇丹諸黑人王國進行古老的、有利可圖的貿易的情報（見第五章第一節人那時以前的數百年中，后者一直用象牙、奴隸和黃金來換取各种制成品和鹽。
由于西歐那時普遍地极缺乏金銀，葡萄牙尤其如此，所以，開發這一黃金貿易的可能性引起了亨利王子的興趣。
据他的副手迪戈·戈麥斯說，亨利听說了“商人們從突尼斯沿海到延巴克圖和岡比亞的坎托的通道”。
戈麥斯還說，這一消息“使他‘亨利’想經由海路探尋這些地方”。
換句話說，亨利最初的目標僅限于非洲，未擴展到東方。
1445年，葡萄牙早期的探險前進了一大步，因為這一年，亨利王子的船長們通過了沙漠海岸，并在它下方發現了一片綠葉繁茂的新地區；這片新地區“為棕櫚樹和其他美麗的綠色樹木所覆蓋，甚至那里的平原也如此”。
到亨利去世時，葡萄牙人已沿海岸勘探到塞拉利昂，并建立了許多沿海兩站，使他們至少能吸引自己想得到的一部分商隊貿易。
后來，至1487年，葡萄牙人又在內陸貨物集散地沃丹設立了一個商行駐外代理處，使他們能獲得更大一部分南北向的商隊貿易。
在此期間，甚至在亨利去世以前，葡萄牙人所向往的目標已開始不僅僅是非洲，還包括印度。
當時，歐洲前往東方的通路為控制整個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勢力所封鎖，對歐洲人來說，地中海是一所牢獄，而不是一條大道（見第二章第七節）。
因此，除了作為中間人牟利的威尼斯人外，歐洲人渴望找到一條“前往香料產地東印度群島”的新路。
亨利王子最初開始他的行動計划時，并未想到印度，但是，隨著他的船隊沿非洲海岸越來越往前駛去，他的視界自然會從非洲的商隊貿易擴大到東印度群島的香料貿易。
從那時起，發現和控制香料路線成為葡萄牙人政策的首要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亞伯奎激勵圍攻馬六甲的部眾去‘扑滅穆罕默德教派之火”時，他也強調了得到物質利益的前景。
他說：“我确信，如果我們從他們（摩爾人）那里奪去馬六甲的貿易，開羅和麥加將會徹底毀滅，威尼斯將得不到香料，除非它的商人到葡萄牙去購買。”
二、哥倫布發現美洲
如果考慮到葡萄牙在遠洋航海的理論和實踐方面所做的開創性工作，第一個偉大發現即美洲大陸的發現乃在西班牙的贊助下取得，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似乎更有悖常理的是，取得這一成果的原因竟在于，葡萄牙人在地理知識方面比西班牙人更先進，并正确地估計出哥倫布的計算給果是錯的。
15世紀有知識的人都知道地球是圓的。
問題不在于地球的形狀，而在于它的大小以及大陸對海洋的關系。
哥倫布根据馬可·波羅對亞洲東西寬度的估計（一個過高的估計），根据這位旅行家關于日本距亞洲大陸有1，500哩的報告（一個极為過高的估計）以及托勒密對地球周長的估計（一個過低的估計），推斷出分隔歐洲和日本的海洋寬不到3，000哩。
因此，他認為前往亞洲的最便捷之路是通過橫渡大西洋的短期航行；這也是他向各朝廷提出的方案。
葡萄牙人由于亨利王子的緣故而富有較多的實踐經驗，并較好地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知識。
他們确信地球比哥倫布所認為的還大，諸海洋也更寬，前往東方的最近便之路是繞過非洲而不是橫越大西洋。
為此，1484年哥倫布向葡萄牙國王請求資助時，遭到拒絕。
兩年后，哥倫布來到西班牙朝廷，起先也遭到拒絕，但最后贏得了伊莎貝拉女主的支持。
1492年8月8日，哥倫布率領由可靠的水手和飽經風霜的能干的船員操縱的三艘帆船，從帕洛斯角啟航。
到9月6日，遠征隊已把加那利群島丟在后面，駛入煙波浩淼的海洋。
很幸運，一路順風，但是，隨著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船上的人們煩操不安起來。
為了平息他們的憂慮，哥倫布發布了有關已行航程的假消息。
10月7日，發現了飛鳥，但在地平線上仍沒出現陸地。
甚至哥倫布也焦慮起來，這時他已西航很遠，按他的計算；應已見到日本。
10月9日，他許諾要是三天內再看不到陸地，就返航。
恰好在三天期滿前，瞬望台發現了巴哈馬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哥倫布命名它為圣薩爾瓦多。
這是預示著整個人類命運的一個時刻。
世界歷史的最大嘲弄之一是，哥倫布至死還确信，他已抵達亞洲。
他确信圣薩爾瓦多島离日本所在的位置非常近，下一步是找到日本。
當他向西南航抵美洲大陸時，他相信自己到了馬六甲海峽附近某地。
哥倫布堅持自己的錯覺這一點，帶來了重大結果：它鼓舞人們進一步勘探南北美洲，直到在墨西哥和秘魯發現大筆財富。
但是，如果西班牙人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他們僅僅偶然發現了一個遠离亞洲大陸的新世界，那么，他們完全有可能會离開這片最初看來既沒吸引力、也無利可圖的荒原。
假使那樣的話，美洲大陸也許會在數十年內無人理會，尤其是因為葡萄牙的達·伽馬在此期間已開辟了繞好望角到印度的极為有利的航路。
西班牙君主忠實地支持哥倫布，投入大筆資金為他裝備了另外三支遠征隊。
但是，直到1518年西班牙人才在墨西哥偶然發現富裕的阿茲特克帝國。
從哥倫布首次探險至這次意外的發現，時近四分之一世紀；在這段時間里，隨西班牙人踏勘西印度群島中看來似沒什么前途的無數島嶼而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首次遠航中，哥倫布在回國以前探勘了古巴和海地。
1493年，他又率領一支由17條帆船組成的、令人敬畏的艦隊离開西班牙。
他這次遠航的目的是要在海地建立起殖民地，以此為基地，繼續航行到附近的日本和印度。
盡管對西印度群島的探險很勤奮，還是未能發現与他所尋找的東方諸王國有一點相象的任何國土。
而更糟的是，哥倫布雖是一位老練的航海家，卻是一名拙劣的行政官。
他作為海地新殖民地的總督是失敗的；當他于1496年返回西班牙時，土著在反抗，殖民地處于一片騷亂中。
二年后，哥倫布開始第三次航海，這次他發現了特立尼達島和奧里諾科河河口。
但是，由于海地再次爆發騷動，他的總督職務被取代，繼任者用鐐銬將他解送回國，他的君主仍支持他，于1502年派他進行第四次亦即最后一次的航海。
他探查了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的一長片沿海陸地，但是仍未見到有中國的跡象。
西班牙君主明智地拒絕進一步支持他；他雖沒有窮困潦倒，卻滿怀怨恨，于1506年死去。
哥倫布的偉大發現最初看來象是一個重大失敗。
數千名冒險家成群結隊地前往西印度群島，只是令人掃興地找到少量黃金。
然而，美洲大陸的發現确引起了具有偉大意義的直接反應，它促使葡萄牙人環航非洲，由海路直接抵達印度。
三、葡萄牙在亞洲
在此期間，葡萄牙人一直在從他們沿非洲几內亞海岸的貿易中獲取相當大的利潤。
粗胡椒、黃金、象牙、棉花、糖和奴隸這時已通過葡萄牙進入歐洲貿易。
僅僅奴隸貿易就供養了里斯本的六、七十個商人。
值得注意的是，征服者迪亞斯在阿茲特克首都看到奴隸拍賣時，曾情不自禁地評論道：“這奴隸市場的規模和葡萄牙人在几內亞的黑奴市場一樣大。”
亨利王子的后繼者繼續進行亨利對西非海岸的開發。
1487年，取得了惊人的進展；因為這一年，當巴托洛米烏·迪亞斯沿海岸探險時，遇上大風，大風連續13天將他的船隊向南刮去，其時一直見不到陸地，當風變小時，迪亞斯朝西非海岸駛去，但發現他們早已不知不覺地經過了海角。
他在印度洋的莫塞爾貝登陸，并想要進一步探險，但手下那些疲倦的、受惊嚇的船員迫使他返航。
返航途中，迪亞斯第一次見到這個大海角，定名為風濤角；他返回后，葡萄牙國王重新命名為好望角。
1487年，葡萄牙國王派身為語言學家、士兵、間諜和外交家的佩羅·達·科維利亞由陸路出使印度；以搜集有關這一國家的情報。
科維利亞會說阿拉伯語，他沿傳統的商人路線行進到開羅和亞丁，接著乘一條阿拉伯獨桅帆船到印度的卡利庫特。
他偵察了印度西海岸即馬拉巴爾海岸諸港口，然后搭另一條阿拉伯船返回東非。
在東非，他先訪問了許多阿拉伯城鎮，再回到開羅，最后在阿比西尼亞結束全部行程，在那里，他度過了自己一生的最后13年；不過，在离開開羅之前，他已將自己的調查結果寫成一份千金難買的報告，寄回里斯本。
這些探險与其他几次取道陸路和海路的探險一起，使葡萄牙人成為歐洲地區內對世界地理學和商路最有知識的人。
然而，由于政治和財政方面的困難因素，他們在迪亞斯繞過好望角后未能繼續前進。
結果如前所述，哥倫布成為抵達美洲大陸的第一人，盡管他堅持聲稱美洲為東方。
較有見識的葡萄牙人雖然從最初起就半信半疑，但這時也加緊開辟和占有繞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
1497年7月8日，達·伽馬率領四條帆船從葡萄牙啟航，于1498年5月底駛入卡利庫特港。
這一航海功績不及哥倫布的偉大。
達·伽馬能在南航途中停靠葡萄牙各貿易站，而且，他通過各种來源知道了東非沿海諸阿拉伯城市。
他曾停靠其中一座港市米利恩迪，在那里結識了著名的阿拉伯領港員艾哈邁德·伊本·馬德吉德，后者指導地渡過了印度洋。
由于這次航海的后果，伊本·馬德吉德對自己所做的悔恨莫及；他死后名聲很坏，至今仍受到他同一教派的人的咒罵。
達·伽馬在卡利庫特未受到熱烈歡迎。
居住那里的阿拉伯商人自然會因他們傳統的壟斷受到威脅而惊恐，盡力阻撓這些歐洲闖入者。
此外，葡萄牙的貿易貨物多半為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織物，不适合印度市場。
事實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級程度。
這從達·伽馬奉獻給卡利庫特統治者的禮物的品种——羊毛織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臉盆以及罐裝的油和蜂蜜——上可清楚地看出來；這類禮物肯定不會給人以好印象。
因此，達·伽馬与卡利庫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難，不僅因為當他阿拉伯商人的敵視，更重要的是，還因為葡萄牙（和整個歐洲）當時生產不出什么能使東方諸民族感興趣的東西。
歐洲制造品通常比東方產品質量差、价格高。
達·伽馬的一位同伴說：“我們沒能……使這些貨物按我們希望的价格出售……因為在葡萄牙能賣得300里爾的一件很漂亮的襯衫，在這里僅值……30里爾，而30里爾在這國家是一筆巨款。”
達·伽馬費了很大努力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离港回國，于1499年9月到家。
這船貨的价值相當于整個遠征隊的費用的60倍。
令人眼花緣亂的視野展現在滿心歡喜的葡萄牙人面前，曼努埃爾國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亞、阿拉伯半島、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貿易之主”的稱號。
對這些稱號的接受是相當認真的。
葡萄牙人決心壟斷沿新航路的貿易，不僅將其他歐洲人排除在外，也把數百年來一直在印度洋上經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東方民族排除出去。
為了堅持這些要求，葡萄牙人采取了無情的恐怖主義，尤其是在遇上他們所憎恨的穆斯林時。
達·伽馬曾在后來的一次航行中發現几條從麥加返航的無武裝船只。
他捕獲了這些船只，并且，用他的一個葡萄牙同伴的話來說：“在搬空船上的貨物之后，禁止一切人將船上的任何摩爾人帶出來，然后下令把船燒了。”
還有一個同時代的葡萄牙人宣稱：
誠然，對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來說，确存在著一种共同的權利；在歐洲，我們還承認其他人有反對我們的權利，但是，這一權利不得超出歐洲范圍，因此，葡萄牙人作為海洋的主人，沒收任何未經許可使航行于海上的人的貨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經過數千年的地區隔絕之后，使歐亞大陸的兩种文化首次面對面的這一划時代的會合的性質就是如此。
歐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
他們奪取并保持著主動權，直到漸漸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為世界各地的主人。
這种對世界的前所未有的統治，乍看起來是難于理解的。
為什么只有大約2O0万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高度文明的、擁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資源的亞洲諸國家呢？
一個原因是葡萄牙人運气极好，能利用不久就開始從美洲大陸源源而來的巨大的金銀供給。
大批大批的金銀來自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的金庫，也來自墨西哥和秘魯的銀礦；它們來得恰是時候，使葡萄牙有足夠資金与東方通商。
如果沒有這筆天佑的橫財，葡萄牙人本會受到非常嚴重的限制，因為他們既沒有自然資源，也沒有令東方諸民族感興趣的制成品。
正如達·伽馬所發現的，葡萄牙制造的襯衫的价格等于印度襯衫价格的10倍這一事實表明，葡萄牙人原本很難找到可用以交換他們所需要的香料的東西。
這种東西由美洲的銀礦提供了。
東方總是渴望接受金銀。
達·伽馬离開印度時，卡利庫特國王讓他轉交一封給葡萄牙國王的短簡，內容是，“貴王朝的瓦斯科·達·伽馬先生來我國，我很高興。
我國盛產肉桂、丁香、生姜、胡椒和寶石。
我請求您用來交換這些東西的是黃金、白銀、珊瑚和鮮紅的布。”
美洲提供了國王所需求的金銀，從而使繞好望角航路的貿易得以充分發展。
因此，有人評論說：“哥倫布的航海是對達·伽馬的航海的必不可少的補充。”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的另一原因在于印度次大陸的不統一。
葡萄牙人到場時，印度北部被新來的莫臥儿侵略者控制著，他們感興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貿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馬拉巴爾海岸，則在印度教的一些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他們彼此不和。
相形之下，葡萄牙人及其歐洲后繼者有著單一的、持續不變的目的，這种目的綽綽有余地抵消了他們資源方面的低劣狀況。
歐洲人顯然是不團結的；他們之間充滿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紛爭。
但是，有一點他們完全一致——需要向東擴張，以獲取利潤并戰胜伊斯蘭教。
在追求這一目標時，歐洲人所表現出的志在成功的決心比亞洲諸民族進行抵抗的意志更堅定。
整個15世紀中，葡萄牙人不惜花費大量的精力和財富，派出一支又一支遠征隊；這种持續不變的遠征運動是亞洲所沒有的。
當達·伽馬完成歷史性的航海而歸來時，葡萄牙朝廷准備迅速地擴大成果。
它為有組織的貿易制訂了詳細的計划，其中包括在馬拉巴爾諸港口設立商行駐外代理處和每年派出若干持有皇家特許狀的艦隊。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還因為他們的海軍力量占有优勢。
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葡萄牙人具有將艦艇編隊布陣的本領，而不是依靠組成艦隊的艦艇各自單獨作戰。
更重要的則是葡萄牙人的海軍火炮和射擊技術。
西歐人當時正發展起新的、有效的海軍火炮，這种火炮使他們能將艦船用作流動炮台，而不是用作為部隊提供膳宿的運輸船（見第二章第四節）。
火炮而非步兵這時成為海戰的主要工具，火炮是用來攻擊敵艦而不是攻擊艦上人員的。
正是由于這些新的發展，葡萄牙人才能在印度洋上粉碎穆斯林海軍力量，從而控制香料貿易。
當然，由此并不可以得出，葡萄牙人能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其海軍火炮控制范圍以外的陸上地區。
實際上，印度人很快就開始雇用意大利人和其他歐洲人來加強他們原始的大炮。
大約12年后，有個葡萄牙指揮官評論說：“我們与之作戰的民族不再和過去一樣……火炮、槍支和要塞都依照我們的慣例。”
這意味著，葡萄牙人以其非常有限的人力，沒有希望征服一個陸上帝國。
他們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因此，調整了自己的目標和戰略。
他們的目標是壟斷香料貿易，并在可能的地方擊敗穆斯林敵人和傳播自己的宗教信仰。
要達到這些目標，就必須排斥以往一向把香料從產地運送到地中海東部諸港口的阿拉伯中間人。
這并非一個輕而易舉的任務，因為阿拉伯人經營這一貿易已有數百年歷史，在從亞歷山大到馬六甲的整個地區建立了許多殖民地，有著很深的根基。
此外，阿拉伯人是愛好和平、品行端正的居民。
他們在經濟上為自己所定居的地區提供了頗有价值的服務；只要受到當地統治者的公正對待，他們就不企圖奪取政治權力。
因此，隨著每個外僑社團都能享有習俗、宗教和貿易方面的自由，大部分地區呈現著一派互相容忍的景象。
1442年，即葡萄牙人到來前僅半個世紀時，有位波斯旅行者訪問了卡利庫特，之后，他報道了一种理想的、放任主義的統治方式；
安全感和公正原則已穩固地确立，因此，商人們把許多貨物從沿海各國運到那里；他們不會想到有必要檢查帳目或照管貨物，便卸下貨，毫不猶豫地送貨利市場和集市上去。
……每艘船，無論它來自哪里或將開往何方，入港時都會得到和其他船一樣的待遇，不會遇到任何須忍受的麻煩。
根据上述背景，可以理解，要求作為“海洋主人”的貿易壟斷權的葡萄牙人，會被看作是無法容忍的野蠻人和狂妄之徒。
因此，葡萄牙人不僅不得不与阿拉伯商人的敵對行為作斗爭，還不得不和當地印度教的大多數王公的敵對行為作斗爭。
葡萄牙人盡管遭到反對，還是成功地建立起一個范圍廣泛的、在數十年間使他們大發橫財的亞洲帝國。
這一帝國的締造者是杰出的阿方索·德·亞伯奎，他從1509至1515年任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總督。
他的策略是，通過奪取對出入印度洋的狹窄的海上通道的控制，粉碎阿拉伯人的貿易网。
他攻占了索科特拉島和霍爾木茲島，這兩個島是分別通往紅海和波斯灣的關口。
在印度，他企圖占領卡利庫特，但失敗了，遂攻取位于馬拉巴爾海岸中部的果阿城。
他以果阿作為主要的海軍基地和大本營，果阿直到1961年以前一直是葡萄牙的屬地。
在東面，他攻克馬六甲，控制了与遠東通商的必經之地馬六甲海峽。
兩年后，即1513年，第一艘抵達中國口岸的葡萄牙船駛進廣州港。
這是自馬可·波羅時代以來第一次有文字記載的歐洲人對中國的訪問。
葡萄牙人起先同中國政府鬧糾紛，因為馬六甲的統治者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他們逃到北京控告凶暴、野蠻的歐洲人。
但是，葡萄牙人及時地獲得了在廣州下游的澳門設立貨棧和居留地的權利，他們從那里繼續從事在遠東的交易（見第四章第四節）。
亞洲的葡萄牙帝國就其實際范圍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僅包括少數島嶼和沿海据點。
但是，這些屬地据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個地球的商船航線。
每年，葡萄牙船隊沿西非海岸——那里密布著向船只提供糧食和整修的貿易站——南航，繞過好望角后，駛入葡萄牙的另一屬地、東非的莫桑比克港；然后，乘季風越洋航抵科欽和錫蘭，在那里，把從周圍地區收購來的香料裝上船。
再往東去是馬六甲，馬六甲使葡萄牙人得以進入東亞貿易；在東亞貿易中，他們充當了中間人和運輸業者的角色。
因此，葡萄牙人不僅在歐洲和東方之間的貿易中獲利，還從純粹的亞洲貿易——如中國、日本和菲律賓之間的貿易——中牟利。
憑借這張由貿易站和要塞构成的网，亞伯奎實現了他在圍攻馬六甲期間向部下提出的目標。
他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對印度洋的傳統壟斷，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和威尼斯商人爭奪他們以往通常在地中海東部請港口獲得的“香料”。
亞伯奎取得成功的程度可由以下事實中估計出來：在1502－1505年的四年中，威尼斯人在亞歷山大獲得的香料平均每年僅100万英鎊，而在15世紀的最后几年中，他們曾獲得過平均每年為350万英鎊的香料。
与此相反，葡萄牙人的香料進口卻從1501年的22万4千英鎊上升到1503-1506年間平均每年的230万英鎊。
這些統計數字說明了為什么埃及人會在威尼斯人的全力支持下，于1508年派遣一支海軍遠征隊，去幫助印度王公把葡萄牙的侵占他人權利者從印度洋中赶出去。
埃及人的努力失敗了，但是，于1517年征服埃及的土耳其人繼續從事反對葡萄牙人的運動，在以后數十年中派出了好几支艦隊。
他們也沒有成功，香料依舊繞過好望角流向歐洲。
不過，不該因此以為那些經由中東的老路已完全廢而不用。
實際上，它們經過最初的混亂之后，又重新獲得大部分已失去的貿易。
結果表明，并非所有优勢都在外洋航線這一邊。
誠然，葡萄牙人的船比較起往返于紅海、波斯灣与地中海諸港口之間的商隊的有限運輸量，能承運較多的貨物。
此外，若取道繞好望角的航線，只須進行一次長距离運輸，而若取道從香料群島到印度、再到紅海和波斯灣、再到地中海東部諸港口的路線，則須進行多次代价很高的裝貨、卸貨和重新裝貨。
但是，繞好望角長距离航行時，船只常失事，代价高昂，而且，葡萄牙人由于沒有任何商品可用來交換有利可圖的海外貨物，就用船裝運美洲大陸的金銀去收購香料；因而，他們出售香料的价格得高到足以支付往海外和朝國內航行的費用。
結果，葡萄牙人進口的香料在西歐比起由陸路從中東購進的香料，常便宜不了多少。
此外，人們普遍認為，香料在長距离的海上航行期間往往會失去香味。
這也許是威尼斯人散布的流言，但很有可能也有某些事實根据。
葡萄牙人的貨物是裝入口袋，由漏水的船運送，它們得通過有劇烈的气候變動的地域。
還有，葡萄牙人未能對外洋航線建立完全的壟斷，因為葡萄牙的貪官污吏為求報酬，通常樂于讓阿拉伯人的船駛入紅海和波斯灣。
最后結果是，在達·伽馬遠航之后，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遠遠沒有被逐出貿易領域；整個16世紀中，他們成功地与葡萄牙人相競爭。
直到下一世紀印度洋上出現更能干、經濟上更強大的荷蘭人和英國人時，老資格的意大利中間人和阿拉伯中間人才被排擠掉，傳統的中東商隊路線才因外洋航線而黯然失色。
四、世界的分割
哥倫布和達·伽馬的發現引起了關于新發現地區的專有權問題。
這一問題以往從未攪亂過中世紀歐洲，因為同其統治者們有任何真正的關系的整個歐洲地區，已為一些在情感和体制方西相象到足以能開始相互交往的國家所占有。
當歐洲開始擴張時，歐洲各國彼此心照不宣地采用了一种便利的原則，即基督教國家有權把野蠻人和异教徒的土地占為己有而無須顧及有關的諸土著民族。
還有一种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認的原則是，羅馬教皇有權分配任何不為基督教統治者所擁有的地區的世俗專有權。
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下過一道訓令，授權葡萄牙人占有他們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行進時所發現的一些地區。
這篇訓令的措詞和其條款一樣是頗能說明一些問題的：
經過細致的審議，并在考慮了我們所作的審議之后，我們頒發教皇的許可證，授予阿丰索國王以侵入、征服和統治所有尚處于基督的敵人薩拉森人或异教徒統治之下的國家的權利，這种權利是完全而絕對的；我們頒發教皇的許可證，是希望這位阿丰索國王、王子及其所有繼承人以獨有的權利占領和占有上述的島嶼、港口和下述的海洋，因此，所有虔誠的基督教徒未經這位阿丰索國及其繼承人的允許，決不可侵犯他們的專有權。
在已經獲得或有持獲得的征服地中，凡是伸展到巴賈多角、几內亞海岸的諾恩用以及整個東方的征服地，從今以后永遠歸阿丰索國王專有。
當哥倫布從他确信自己已抵達東印度群島的首次遠航中返回時，西班牙朝廷擔心葡萄牙人會提出反要求，遂敦促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承認西班牙的專有權。
1493年5月4日，亞歷山大教皇在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以西100里格處划一分界線，線以西地區授予西班牙，以東則授予葡萄牙。
1494年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議定托爾德西拉斯條約，將分界線再西移270里格。
這一改變的結果是使葡萄牙獲得對美洲巴西的所有權。
當時，西班牙人相信通達東印度群島的路線是向西，以為自己在談判中占了便宜。
實際上，這一分界線使葡萄牙獲得當時前往印度唯一可行的航線。
葡萄牙繼達·伽馬遠航之后在香料貿易中獲得的財富，使其他歐洲國家狂熱地深尋別的通達東印度群島的航線。
哥倫布尋找中國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并沒有毀掉向西航抵亞洲的希望。
從到那時為止發現的种种荒涼地帶之間穿過也許仍是可能的。
西班牙冒險家瓦斯科·努涅斯·德·巴爾博亞在巴拿馬地峽的達連勘探黃金時，看見太平洋；這一偶然發現促進了探航的希望。
兩片汪洋為一狹長陸地所分隔的這一新知識，鼓勵著探險者們去尋找前往東方的無從捉摸的航路。
在這些情況下，一類新的職業探險家于16世紀初出現。
其中多半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們是當時最有知識、最富經驗的探險家），所以，他們忠于本民族的精神不太強，為任何愿意資助他們的君主進行探險。
意大利人中包括為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的阿美利哥·韋斯普奪，為法國航海的約翰·韋拉扎諾和為英國航海的卡伯特父子；葡萄牙人中則有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胡安·費爾南德斯和斐迪南·麥哲倫，他們都為西班牙航海。
只有麥哲倫找到了通往亞洲的航道。
西班牙派遣他，是因為隨著香料貨物經常運至里斯本，西班牙認識到在圍繞香料群島的這場競賽中自己正被打敗。
西班牙聲稱托爾德西拉斯條約中規定的分界線是筆直環繞全球的，遂派麥哲倫去開辟西往亞洲的航道，希望他至少能找到位于分界線的西班牙一邊的香料群島中的一些島嶼。
麥哲倫的遠征是航海事業中一篇偉大的史詩。
他率領一支由五艘均為100吨位的帆船組成的船隊，于1519年9月10日從塞維利亞啟航。
3月，他到達巴塔哥尼亞，在那里發生了一場叛亂，這可能是由葡萄牙奸細煽動起來的，因為葡萄牙激烈反對這种對它在東方的优勢的挑戰。
麥哲倫設法鎮壓了叛亂，處死了反叛首領；至10月，抵達如今刻著他名字的海峽。
大海洶涌澎湃，他足足花了一個多月才越海駛入太平洋。
其間，一艘船失事，另一艘船被遺棄，他率領剩下的三艘船沿智利海岸向上方航行，至南緯15 o處時折向西北。
后面80天中僅見到兩座杳無人跡的荒島。
一名船員生動地敘述了這數月間忍受的苦難。
我們所吃的餅干不再能稱為食物，它們只不過是些粉末和吞噬了餅干的蛆虫，而且，粉末浸透了耗子撒的尿，散發著叫人無法忍受的臭气。
我們不得不喝的水是同樣惡臭、令人作嘔。
為了不餓死，我們甚至被逼得吃一張張皮革，這些皮革是遮蓋大桅下桁、防止其磨損繩索用的。
它們經常受水浸、日晒、風吹，變得非常堅硬，得先在海里泡上四、五天才能變軟；我們將它們泡軟后就煮來吃。
實際上，我們常不得不靠吃木屑過活，就連耗子這种极叫人憎惡的食物，大家都貪婪地尋找，一個耗子能賣得半個達卡金幣。
苦難不止于此，我們最大的不幸是正遭到疾病“坏血病”的侵襲；得病后，牙床腫得老大，把上下領牙齒都包藏起來，使病人無法咀嚼食物。
我們有19個伙伴死于這种疾病。
……除開已死去的人，我們還有25至30個水手患病，他們的胳膊、腿和身体其他部位都遭受著可怕的痛苦。
……
3月6日，他們駛抵一座島嶼，可能是關島，他們在那里得到了糧食。
同月16日，他們到達菲律賓，麥哲倫和手下40名船員在當地一次戰斗中被殺。
殘存的西班牙人靠當地領港員的幫助，航行到婆羅洲，再從那里抵達他們的目的地摩鹿加群島即香料群島，他們最后抵達香料群島的時間是在1520年11月。
葡萄牙人那時已在那里，他們毫不遲疑地進攻剩下的兩艘西班牙船（還有一艘船已被离棄在菲律賓）。
盡管遇到所有的障礙，西班牙人仍能獲得丁香貨物，然后，取道不同的航路啟航回國。
試圖重越太平洋的一艘船因遇逆風而折回，被葡萄牙人捕獲。
另一艘船則成功地完成了一飲令人難以置信的航行；它先穿過望加錫海峽、越過印度洋，然后繞過好望角，沿非洲西岸向上方駛去。
1522年9月3日，這最后一艘幸存的船——船体嚴重漏水、船員已大批死亡的“維多利亞號”，緩慢費力地駛入塞維利亞港。
不過，這一船香料貨物的价值足以支付整個遠征隊的費用。
西班牙人又派出一支遠征隊，它于1524年到達香料群島。
但是，這次遠征是一次慘敗，因為葡萄牙人已在那里站穩腳跟，向他們挑戰已無利可圖。
此外，西班牙國王當時正同法國交戰，亟需金錢作軍費。
因此，1529年，西班牙國王同葡萄牙簽訂薩拉戈薩條約。
通過這一條約，他放棄了對香料群島的全部要求，并接受在香料群島以東15 。
處划定的分界線；作為回報，他得到35万個達卡金幣。
這一條約標志著地理大發現史上一個重要章節的結束。
葡萄牙人對香料群島的控制一直持續到1605年該群島丟失到荷蘭人手中之時，而西班牙人則繼續對菲律賓群島感興趣并最后于1571年征服它們，盡管該群島位于薩拉戈薩條約規定的分界線以東。
不過，在這之前很久，西班牙已將注意力轉向美洲大陸，因為在那里發現了其价值和東方的香料不相上下的大筆財富。
五、征服者時期
1519年是麥哲倫离開塞維利亞、開始著名的環球航行的一年，也是埃爾南多·科爾特斯离開古巴、發動對阿茲特克帝國的同樣著名的遠征的一年。
科爾特斯在遠征中，迎來了所謂的征服者時期。
從1500至1520年這前20年，已是探險者時期；那時，許多航海者打著各种旗幟探查整個南北美洲的東西兩側，以尋找通路。
在隨后的30年代，數千名西班牙冒險家贏得了第一個龐大的歐洲海外帝國。
這些冒險家當為伊比利亞征伐傳統的產物。
他們成群結隊地涌到美洲是希望發財，就象留在歐洲的冒險家受雇于外國統治者或去与穆斯林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作斗爭，也是期待發財一樣。
這樣的人不會成為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島中的屬島的理想移民。
他們太驕傲、太不安定，不适宜做持久的工作。
他們互相爭吵，虐待印第安人，并老想去尋找經常听說到的金礦。
然而，恰恰是這些令他們与定居社會格格不入的品質，使他們能在侵占由美洲印第安人發展起來的兩大文明中心方面立下惊人的功績。
埃爾南多·科爾特斯就是這些運气頗好的戰士中的一個。
他出身于貴族家庭，曾是位學法律而未成功的學生。
1504年，他到達伊斯帕尼奧拉島，5年后，參加了對古巴的征服。
在這場征服戰中，他戰功卓著，遂當選為派往尤卡坦的一支探險隊的總指揮，其任務是調查傳說中生活在內地的文明城市的居民。
1519年3月，科爾特斯在今韋拉克魯斯附近的大陸海岸登陸。
他只有600名部下、几門小炮、13支滑膛槍和16匹馬。
然而，憑借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將贏得巨大的財富，并成為一個异乎尋常、高度先進的帝國的主人。
他能取得這一惊人成就的原因前面已提到過——是西班牙人的勇气、無情和优良武裝，印第安人的不切實際的作戰戰術，以及科爾特斯能巧妙而又果斷地加以利用的印第安人內部的不和。
科爾特斯上岸后先毀坏所有的船只，以向部下表明，如果他們失敗，已無返回古巴的希望。
接著，經過几次戰斗之后，他与仇視阿茲特克霸主的各部落達成協議。
假如沒有這些部落提供的食物、搬運夫和戰斗人員，科爾特斯原不可能贏得他所贏得的一些胜利。
科爾特斯通過利用阿茲特克人的軍事首領蒙提祖馬的迷信，沒有遇到抵擋就進入首都將諾奇蒂特蘭城。
他雖然受到蒙提祖馬的禮遇，卻奸詐地將蒙提祖馬囚禁起來，扣作人質。
這种厚顏無恥的欺騙不可能長久維持。
印第安人在人數上占有巨大优勢，他們的祭司鼓動他們起來反抗。
西班牙人毀坏當地神廟的政策激起了印第安人的一次起義，起義期間，蒙提祖馬被殺。
科爾特斯在黑夜奪路逃出都城，出逃時，失去了三分之一部下和大半輜重。
但是，他的印第安盟友仍保持忠誠，而且，他從古巴得到增援。
數月后，他回來了，以一支由800名西班牙士兵和至少2，50O名印第安人組成的部隊圍攻都城。
戰斗十分激烈，并拖延了四個月。
最后，1521年B月，殘存的守城者交出了他們的城市，城市几乎已完全化為碎磚破瓦。
如今，墨西哥城就坐落在它的位置上，原先的阿茲特克人的首都几乎沒留下一處遺跡。
更為魯莽冒險的是一支有180人、27匹馬和8門火炮的西班牙遠征隊對印加帝國的征服。
遠征隊的總指揮是弗朗西斯科·皮薩羅。
他是一個西班牙軍官的私生子，目不識丁，當過流浪者。
他在經過最初的几次探險、獲悉印加帝國大体的位置后，于1531年同他的4個兄弟一起，動身進行偉大的冒險。
皮薩羅在翻越安第斯山脈時耽擱頗久，之后，于1532年11月15日到達已荒廢了的卡哈馬卡城。
第二天，對這些陌生的“蓄絡腮胡子的男子”感到好奇的印加統治者阿塔瓦爾帕正式訪問了皮薩羅。
皮薩羅仿效科爾特斯，把這位手無寸鐵的、輕信的皇帝監禁起來，并殘殺了他的許多隨從。
皇帝為獲得自由付出了一大筆贖金——占地長22呎、寬17呎、高達7呎的一堆金銀物品。
皮薩羅攫取這筆財物后，卻以慣常的背信棄義和固執向阿塔瓦爾帕提供這樣的選擇机會：或者作為异教徒在火刑柱上被燒死，或者作為基督教徒受洗禮，然后被絞死。
這位不幸的皇帝選擇了后者。
于是，印加帝國處于無領袖的境地，而印加居民已習慣于家長式管轄，所以，他們進行不了什么抵抗。
數星期后，皮薩羅開進首都庫斯科，將它洗劫一空。
第二年，即1535年，他動身去沿海地區，在那里興建利馬城；利馬至今仍是秘魯的首都。
科爾特斯和皮薩羅的成功鼓舞著其他征服者進入南、北美洲大陸的廣大地區，尋找更多的戰利品。
他們沒有找到可与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銀財寶相媲美的東西，但是，在這過程中，他們卻掌握了整個南美洲和很大一部分北美洲的主要地形。
到16世紀中葉，他們已從秘魯沿著亞馬孫河抵達其河口。
至這一世紀末，他們已熟悉了從加利福尼亞灣南達火地島、北至西印度群島的整個南美洲的海岸線。
同樣，在北美洲，弗朗西斯科·科羅納多為了尋找傳說中的錫沃拉的七座黃金城，跋涉數千哩，發現了大峽谷和科羅拉多河。
曾在征服秘魯過程中嶄露頭角的埃爾南多·德索托廣泛探察了后來成為美國的東南地區。
他于1539年在佛羅里達登陸，向北前進到南卡羅來納和北卡羅來納，再往西行進至密西西比河，然后，從密西西比河与阿肯色河的匯合處沿密西西比河抵達其河口。
這些人和其他許多同他們一樣的人為西班牙人開辟美洲大陸的方式，与后來的拉薩爾、劉易斯和克拉克為操法語和英語的諸民族開辟美洲大陸的方式一樣。
六、歐洲的第一個殖民地帝國
到1550年，征服者們已完成他們的工作。
西班牙人繼續發展其海外屬地的道路這時已暢通。
由于美洲大陸的土著居民不象亞、非兩洲的土著居民那樣密集或被高度地組織起來，伊比利亞人有可能大批地在美洲拓居并強行推廣自己的文化。
因此，他們建立起歐洲的第一個真正的殖民地帝國——一個完全不同于非洲和亞洲的純粹商業帝國的國家。
這些恃強凌弱的征服者作為帝國締造者是頗為能干的，但作為帝國行政官員則平庸無能。
他們不能過安定的生活；他們陷于內訌中，在長期的爭斗和目相殘殺的戰爭中使自己的士兵大批死亡。
例如，曾征服秘魯的皮薩羅兄弟5人中，只有一人歷經這些戰爭而幸存，而且，他是在西班牙監獄里給束自己的一生。
這些征服者如果不受干涉，也許本可以逐漸發展起建立在剝削土著勞力基礎上的、分散的、實際上獨立的封建社區。
但是，西班牙王室無意讓這樣的事態得到實現。
它已抑制了西班牙國內的封建傾向，不會容忍出現新的海外封建貴族。
因此，征服者們被強行樹立王權和王室公正原則的官僚所取代。
居于這一帝國行政結构頂端的是西印度事務院，它設置在西班牙，受到君主的嚴密監督。
它負責作出一切重要的任命，并對殖民地事務行使一般管轄權。
美洲的最高權力是委托給分別坐鎮在墨西哥城和利馬的兩名總督。
墨西哥城的總督領導新西班牙總督轄區，它包括北美洲所有的西屬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島、委內瑞拉和菲律賓群島。
利馬的總督負責秘魯總督轄區，它包括南美洲剩下的西屬殖民地。
這兩大總督轄區再分成較小的單位，由檢審法院即地方議會統轄；檢審法院是仿照以往為管理新從穆斯林手中解放的地區而在西班牙設立的机构建立的。
這些檢審法院配備的工作人員是專業律師，他們通常沒有過多的家族自豪感或軍事野心，因而成為理想的王室仆人。
16世紀時，這种檢審法院在美洲有10個。
西班牙在南北美洲的行政管理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如何對待印第安人。
征服者及其后裔要求擁有放手對付印第安人的權力。
他們論證說，土著無能、不可靠、奸詐，唯一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是建立基于強迫勞動的、無拘無束的地方領主統治權。
強大的天主教會強烈反對這种論點。
天主教傳教土——尤其是著名的多明我會修士拉斯·卡薩斯——堅持認為，印第安人是君主的臣民，和西班牙移民一起享有同等的權利。
他們堅決主張，希望居住美洲大陸的歐洲人應撇開印第安人過活，應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
同時，印第安人將生活在他們自己的酋長的治理下，不過，他們得服從于仁慈的王室官員的權力，得接受傳教士給予的幫助。
最后結果如同通常在這种情況下所發生的，是采取有點折衷的解決辦法。
君主准許以“保護者”即大授地主聞名的有功的征服者有權向指定的印第安村庄提取規定的貢物，還有權征集強迫勞動。
作為回報，大授地主必須服兵役并支付教區牧師的薪水。
征集強迫勞動的規定顯然打開了酷待土著的大門。
因而，在16世紀中葉得到修改。
迫使土著勞動的做法仍能實行，但這种強制是來自政府机构而非私人權力，而且，須按官方工資標准向如此征求來的勞動者支付報酬。
毋庸置言，這些保護措施并不總是得到執行。
諸殖民地距馬德里太遠了，它們彼此間也過于隔絕。
然而，事實依舊是，西班牙人嚴肅、認真地討論了一個無先例可援的問題；雖然他們實施了一种肯定是剝削印第安人的制度，但不象西班牙的敵人所聲稱的那么嚴重。
對西班牙殖民地帝國的經濟來說，最重要的事實是金銀源源而來。
首先，存在著以往由世世代代的土著匠人制作的無數金銀物品，征服者們迅速地將它們熔成錠塊。
接著，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玻利維亞發現了丰富的銀礦，派土著勞力大量開采。
他們必須向國王的官員登記自己的所有權，將所有貴金屬運至官署加蓋戳記，并按其价值的五分之一的比率納稅，即繳納五一稅。
從歷貼至1660年，西班牙從美洲得到了總計18，600吨注冊的白銀和200吨注冊的黃金。
未經注冊、私運入西班牙的金銀現被不同地估計為從占總數的10%至50%；較小的百分比可能更接近實情。
除了開礦外，拉丁美洲的主要生產事業是大庄園的農業和牲畜飼養業以及位于熱帶沿海地區的种植場的單一經營。
大庄園雇用印第安勞力生產糧食，以供自己消費和出售給附近的城市及礦區。
种植場則完全不同，主要使用從非洲進口的奴隸，而且僅僅生產一种供應歐洲市場的作物。
最早的种植場是在大西洋諸群島——亞速爾群島、馬德拉群島、佛得角群島和加那利群島——种植甘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以后，這种經營方式又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种植場以及稍后南北美洲的煙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場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七、伊比利亞的衰落：歐洲的背景
16世紀時，伊比利亞國家在歐洲海外事業中遙遙領先，從東方的香料貿易和美洲的銀礦中獲得了巨大財富。
但是，到這一世紀末，它們卻從各自的領先地位急速倒退。
法國、荷蘭和英國正愈益成功地侵犯葡屆東方帝國和西屬美洲殖民地的權益。
要找到伊比利亞國家的這一衰落的根源，就須簡要地考察當時各國的政治和戰爭。
因為正是伊比利亞國家卷入歐洲當時的沖突這一點，可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它們精疲力竭和衰落的原因。
16世紀歐洲政治的顯著特點是王朝的競爭和沖突。
15世紀時，西歐已有一些強大的民族君主國發展起來；16世紀時，這些王朝間的均勢被通過聯姻而惊人地崛起的西班牙王室所破坏。
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將他們的女儿胡安娜嫁給哈普斯堡王室的腓力。
胡安娜和腓力的儿子查理繼承了西班牙聯合王國、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殖民地以及哈普斯堡王室在中歐的世襲領地（奧地利、施蒂里亞、卡林西亞、卡尼奧卡等四個公園和蒂羅爾州）。
另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瑪麗還傳給他勃艮第領地，包括弗朗什孔泰、盧森堡和富裕的尼德蘭。
為了給這座堂皇的大廈作最后點綴，查理不顧分別來自法、英兩國年青的君主弗蘭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的反對，于1519年當選為神圣羅馬帝國皇帝。
因而，查理五世在19歲當上統治者時，領有的地區比從早7世紀查理曼帝國崩潰以來任何一位君主所擁有的地區還要大。
西歐一度看來似乎會再一次以一個龐大的國際組織統一起來。
但是，歐洲其他王朝，尤其是法國的瓦盧瓦王朝，決心阻止哈普斯堡王室的霸權。
結果，爆發了長長一系列的哈普斯堡——瓦盧瓦戰爭；戰爭主要在法國人和西班牙人之間進行。
弗蘭西斯一世极想找到援助，便与穆斯林奧斯曼帝國的蘇丹蘇里曼一世結盟。
這一結盟使當時的基督教徒大為震惊，他們譴責它是“邪惡的聯盟”，是“百合花和新月的瀆圣的給合”。
然而，法國人和土耳其人繼續協力反對哈普斯堡王室，從而反映了中世紀統一的基督教世界的觀念已為王朝利益所取代的程度。
應該記住，查理在進行這些戰爭時，主要耗費的是西班牙人的鮮血和西班牙的財富，特別是在意大利進行的戰爭中。
那時的歐洲不僅為王朝斗爭，也為宗教斗爭所分裂。
正是在1517年，馬丁·路德開始公開反對教會的某些做法，從而導致一場后來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永久地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這兩大陣營的運動。
由于路德拒絕放棄其主張，查理于1521年宣布路德為歹徒。
但當時，土耳其人正向多瑙河上游進逼，在1529年，他們實際上已包圍并几乎攻占地處歐洲中心的維也納城。
查理不得不在土耳其人的猛攻面前首當其沖；這就阻止他迅捷對付新教异教徒。
待到查理能抽身對付時，他們已与中世紀時期的其他各种异教徒運動迅然有別，強大得教人無法把他們消滅。
經過曠日持久的反新教徒斗爭之后，查理被迫于1555年接受奧格斯堡宗教和約；該和約允許德國各諸侯和城鎮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間作選擇。
第二年，查理五世退位，隱居于一家修道院，他失望了。
他已對付不了那些极其巨大、使他無法控制的力量。
他將奧地利及其屬地傳給其弟斐迪南（斐迪南還被選為繼查理之后的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人將帝國余下部分——西班牙、意大利屬地、美洲殖民地以及包括尼德蘭在內的勃艮第領地———傳給其于腓力二世。
腓力同他父親一樣，是個謹慎、勤勉的統治者，但也注定要遭受挫折和失敗。
他不僅從父親那里繼承了同法國的王朝斗爭，還繼承了和新教的宗教斗爭。
奧格斯堡和約僅适用于德國，因此，當新教傳播到北歐其他地區時，新的緊張局勢和沖突發展起來。
尼德蘭的情況尤其如此，腓力試圖強迫那里所有的臣民接受天主教。
1567年，荷蘭人反叛，由此產生的一場劇烈的斗爭到1598年腓力去世之際仍在蔓延。
此外，注意到以下這點是很重要的；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腓力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人力和財富來進行，而且，這場戰爭不僅在陸上進行，也在海上進行，不僅同荷蘭人打，也和英國人打。
除這些王朝勢力和宗教勢力之外，16世紀的歐洲還深深地受到經濟競爭的影響。
整個歐洲貪婪地注視著源源流入葡萄牙的香料和大量流進西班牙的金銀。
法國人、荷蘭人和英國人都渴望打破葡萄牙人在東方的壟斷，都希望同日漸發展的西屬美洲殖民地通商，都想要建立他們自己的殖民地，盡管教皇亞歷山大已將海外世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作了划分。
因此，英國人論證說：“尚未實際占有的權利不起作用”——也就是說，領土要求只有在業已有效占据的地區才會得到尊重。
同樣，法國人堅決認為“在西班牙國王未曾占有的地帶，他們〔法國人」不該受到干扰，他們在海上航行時亦如此，他們也不會同意被剝奪海洋或天空。”
荷蘭人進行叛亂的重要原因在于經濟方面。
腓力向尼德蘭征收繁重的稅，并為了西班牙的商業利益，對荷蘭人的商業實行限制。
同樣，英國人援助荷蘭人，不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慮，也有經濟上的原因。
他們預計，如果西班牙對尼德蘭的控制被打破，西班牙殖民地就會更易受到英國海上力量的攻擊。
這對英國人來說是何等重要，可由以下事實表明：1562年，即荷蘭人開始叛亂的5年前，約翰·霍金斯開始其著名的航行，非法將一船奴隸販運到伊斯帕尼奧拉島，回來時成為普利茅斯最富裕的人。
1564年，他又將另一般奴隸販運到委內瑞拉和巴拿馬地峽，返回時成為英國最富裕的人。
他的第三次遠航因受到西班牙人的伏擊，慘遭失敗。
但是，霍金斯作出了示范，以后數十年間，英國船長們在援助荷蘭人的同時，還劫掠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島。
1588年，腓力為了報复，派遣無敵艦隊遠征英國。
伊麗莎白的富有經驗的船長們擊敗無敵艦隊，從而打破了腓力欲使天主教西班牙統治歐洲的希望。
10年后，腓力和他父親一樣，失望地去世了。
西班牙再也沒能從這一世紀人力物力過度的、無效的浪費中恢复過來。
現回顧起來，西班牙統治者的過分擴張，顯然對他們來說是致命的。
他們試圖不僅在海上，也在陸上扮主要角色。
這与英國后來實行的頗為成功的戰略形成鮮明對照。
英國的戰略是，置身于大陸事務的外圍，只有在勢力均衡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才進行干涉。
這种戰略使英國人能全力以赴地保護、發展自己的殖民地。
而西班牙則和法國一樣，集中注意力于歐洲大陸，并不斷地卷入歐洲戰爭。
最終結果是，英國人能建立起一個世界范圍的龐大帝國，而西班牙人卻先后失去了對自己帝國的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
八、伊比利亞的衰落：起因和征兆
雖然伊比利亞國家無可置疑地為國外糾紛所削弱，但致使它們長期衰落的一個更實質的原因是，它們經濟上一向長期依賴西北歐。
它們在開始海外擴張以前是這樣，在那以后依然如此。
結果，它們不能利用自己新贏得的帝國所提供的經濟良机，相反，這些帝國同母國一樣，作為母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受到西北歐國家的控制。
伊比利亞國家的經濟從屬性同中世紀后期歐洲經濟中心從地中海盆地整個地轉移到北方是有關系的。
這一轉移的原因在于，北歐的生產力不斷加速發展（見第二章第三節），使波羅的海——北海地區新的大宗貿易（谷物、木材、魚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傳統的奢侈品貿易（香料、絲綢、香水和珠寶）。
隨著歐洲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貿易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投合少數富人的奢侈品貿易。
北方的貿易由漢薩同盟控制，漢薩同盟在波羅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熱那亞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
16世紀，荷蘭人建立起一支龐大、有效的商船隊，很快將他們的控制擴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帶，從而逐退了漢薩同盟。
以往，大西洋貿易一向由隨帶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控制，而如今，則由攜帶散裝貨朝南行駛的荷蘭人控制。
在這新的貿易格局中，伊比利亞國家的經濟從屬性在輸出品方面表現得很明顯，它們的輸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鐵礦，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黃金和塞圖巴爾的鹽。
作為回報，它們得到了各种冶金產品、鹽、魚以及它們自己的羊毛——這些羊毛已由外國加工成織物。
這些經濟落后的伊比利亞國家能率先從事海外擴張，僅僅是因為它們幸運地兼備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術和宗教動力。
但是，這一擴張沒有經濟實力和經濟動力作后盾，這就說明了伊比利亞國家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們的新帝國。
它們缺乏從事帝國貿易所必需的航運業以及能向西屬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業。
誠然，有數十年西班牙的工業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場的突然發展而受到促進，然而，約156O年前后，工業的發展停止了，隨即開始了長期的衰落。
似乎頗有停常理的是，一個原因在于大批金銀財寶源源流入國內，引起了急速的通貨膨脹。
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漲為北歐物价的兩倍，西班牙的工資僅略微落后于劇增的物价，而歐洲其余地區的工資則控制得很低。
這使西班牙工業處于嚴重不利地位，因為其產品過于昂貴，無法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至少与物价和工資的膨脹一樣重要的是西班牙貴族即伊達戈對國民經濟和國民准則的破坏性影響。
雖然貴族和高級教士合起來還不到人口的2％，他們卻擁有95一97%的土地。
因此，約占西班牙人總數的95%的農民几乎全都沒有土地。
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專門職業者，其中不少人為猶太人；就任何經濟或社會的意義來說，他們不能算一個中產階級。
比較起享有社會地位和聲望的貴族，他們大大地黯然失色。
因此，由于貴族看不起經營商業或從事工業的職業、認為它們有損于任何紳士的身份，這一偏見便成為國民准則。
這也不僅僅是無謂的虛榮，因為伊達戈确擁有一切好處——榮譽、免稅和地產；地產比商業或工業財富更可靠。
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獲取地產、購買陷入窮困的王室所出賣的爵位，從而拋棄自己的階級，成為伊達戈。
這种伊達戈精神的破坏性影響在經濟的各部門——在對牧羊業而非農業所顯示的偏愛里，在對勤勞的猶太人和穆斯林的驅逐以及議會對商業和工業利益所持的否定態度中——均可感覺到。
因此，16世紀上半世紀中西班牙突然繁榮的經濟最終衰退了。
這一衰退結束了克服伊比利亞傳統的經濟落后和對西北歐的經濟從屬的任何可能性。
它也注定伊比利亞的殖民地陷于相應的落后和從屬地位。
先是荷蘭人，接著是英國人，控制了同西、葡兩國殖民地的大部分運輸業。
西北歐人不久還供應了巴西和西屬美洲所進口的制成品的90％以及伊比利亞半島本身所消費的制成品的大部分。
雖然塞維利亞商會壟斷著与殖民地的全部貿易，并以法律嚴禁外國人參与其間，但是，控制航運業并擁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國人。
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們自己的名義輸出原屬于外國商行、由外國制造的商品。
此外，外國的商人和金融家還煞費苦心地編造一連串謊話，通過代理人來成為塞維利亞商會的成員。
于是，合法成員為外國人經營的巨額代辦交易很快就超過他們自己的合法交易。
最終結果從當時一位西班牙人的以下這番抱怨話中可清楚地看出來：“西班牙人在經過漫長而危險的長期航行之后從西印度群島運來的一切，他們以鮮血和努力獲得的一切，外國人輕易、舒适地奪走了，運回自己的祖國。”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業的最后結果是進一步刺激西北歐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而在伊比利亞半島，它僅僅提供了足夠的財富，以阻擋早該實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壓力。
這就是帝國繁榮數十年后隨即突然地、無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對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魯的剝削，使調整西班牙半封建的、以陸地為基地的、貴族的經濟和社會成為多余之事。
…1600年以后，當歐洲諸維新國家正在對關于特權、“專制國家”、戰斗的教會、公共權力的私人收益享用以及堪稱財富的是金銀而非產品的觀念和做法來示怀疑時，這些慣例和觀念卻在西班牙和西屬美洲扎下新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