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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西歐的擴張：荷蘭、法國、英國階段，1600-1763年
我希望看到亞當的遺囑，他在遺囑中將地球划分給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國王弗蘭西斯一世
1600至1763年期間，西北歐強國荷蘭、法國和英國赶上并超過了西、葡兩國。
這一發展對于整個世界具有首要意義。
它使西北歐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最生气勃勃的地區。
西北歐國家在政治、軍事、經濟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化上控制了世界，直到1914年為止。
它們的實踐和制度成為各地諸民族的典范。
西北歐的世界霸權實際上直到1763年以后才實現。
但是，1600至1763年是為這一霸權奠定基礎的階段。
正是在這些年里，英國人獲得了他們在印度的第一個立足點，荷蘭人把葡萄牙人赶出東印度群島，西北歐各強國在非洲海岸設立貿易站，英國人和法國人成為格蘭德河上游一側北美洲的主人，還控制了格蘭德河以南伊比利亞殖民地的大部分貿易。
本章將分析西北歐居首位的根源以及荷蘭、法國和英國爭奪領導權的斗爭——這一斗爭以1763年英國發展為世界占統治地位的殖民強國而告終。
一、西北歐居首位的根源
西北歐在歐洲大陸的貿易和海外事業中，并非從完全的默默無聞躍居領導地位。
如前章所述，基礎是在中世紀后期隨歐洲經濟中心從地中海盆地向北轉移、主要商船航線也從地中海移到大西洋而打下的。
除經濟优勢外，西北歐還擁有對經濟利益格外敏感的社會結构和文化气氛。
荷蘭、英國甚至法國的貴族決不是輕蔑地看待經商事業，他們總是樂于參加任何有可能獲利的商業冒險。
此外，由于商人和金融家就象紳士參与商業那樣加入貴族行列，北方具有大得多的階級流動性。
1726年，丹尼爾·笛福評論說：“英國的貿易造就著紳士，而且已使紳士布滿這一國家，因為商人的孩子，或至少是他們的孫子，開始与出身最高貴和出身于最古老家族的人一樣，成為地道的紳士、政治家、議員、樞密院官員、法官、主教和貴族。”
這番評述所反映的社會觀念与极大地促成伊比利亞衰微的缺乏辨別力的伊達戈精神恰好相反。
最后，西北歐從物价-工資-地租的差异中得到了幫助。
16、17世紀時，英國的物价上漲256%，而工資僅上漲145%。
西北歐的地租也嚴重地落后于物价，1549年，英國一個鄉紳抱怨說，地主們正窮困起來，因為“這王國大部分田地仍維持過去的地租”。
這就是說，社會的三個主要成分——勞動者、地主和企業主——中，企業主是在通貨膨脹的這些世紀里獲得极高利潤者。
這些利潤再被投資于開礦冒險事業、工業企業和商業經營，結果，西北歐的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發展。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曾將155O至165O年這一時期描述如下：“近代世界編年史上，從未存在過對商人、投机者和暴發戶來說如此持久、如此可貴的一個良机。
在這些黃金般的歲月里，近代資本主義誕生了”。
近代資本主義誕生于西北歐說明了為什么西北歐國家會領先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并在世界事務中取得支配地位——這一地位官們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
二、西北歐早期的擴張
西北歐國家自然妒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這些生利的帝國。
然而，它們長久地忍住不去侵犯這些帝國的活動范圍，這不是出于對教皇訓令的尊重，而是因為害怕伊比利亞的勢力。
因此，英國人和法國人轉向超出伊比利亞活動范圍的北大西洋。
1496年，也就是哥倫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國亨利七世派遣約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發現了一种最終證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銀礦更有价值的資源：他發現了魚。
紐芬蘭島周圍的海洋里盛產魚——魚，大概是15、16世紀歐洲貿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們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齋戒日中規定的食物。
然而，首先開發紐芬蘭淺灘的卻是葡萄牙人，大批鱈魚很快就源源流入葡萄牙。
法國人和英國人不久追隨葡萄牙人之后，到16世紀頭10年，布列塔尼、諾曼底、康沃爾、德文和薩默塞特的漁民們經常前往紐芬蘭淺灘。
隨著漁船的增加，貿易的性質起了變化，由直接出售“鮮”魚改為每隔較長時間后在市場上銷售數量大得多的“干”魚。
夏季几個月里，漁民們為了晒干、修補漁网，為了煙熏、腌制捕獲物，在陸上搭起臨時掩蔽所。
捕魚作業達到很大的規模，因而至少在兩個方面給歐洲以重大影響。
當時，歐洲每年部分時間里有許多人過著近于忍饑挨餓的生活；鱈魚的經常、巨量的供應，對這樣一個大陸來說，相當于一大筆意外收入。
此外，紐芬蘭漁場培育了接連好几代訓練有素、能胜任遠洋航行的海員。
后來探察北极區、尋找一條東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開始拓居北美洲的遠征隊，与西、葡兩國的艦隊作戰的英國和荷蘭的艦隊——所有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紐芬蘭淺灘漁場這所嚴格的學校培養出來的海員。
西北歐沿海各國并不滿足于捕獲鱈魚。
他們仍渴望香料，但是，他們還不准備向葡萄牙對繞好望角航道的控制進行挑戰。
因此，他們為了尋找一條可通達東方的東北或西北航道，開始了長長一系列無效的探險。
他們推想道，既然事實已出人意料地證明熱帶是可通過的，北极也應如此。
1553年，一支由三艘帆船組成的遠征隊怀著取道東北航道駛抵中國的明确目的离開英國。
領隊休·威洛比爵士帶了愛德華六世的一封用拉丁語、希腊語和其他几种語言寫成的公開信，信中聲明道：“發現和貿易為遠征隊的唯一目的”。
這封信是寫給“居住在靠近強大的中國帝國的世界東北地區的國王、君主及其他統治者”。
這三艘船在刮大風期間分散了，其中兩艘船在威洛比的率領下抵達巴倫支海。
船被凍牢在那里過冬，全体船員無一幸存，可能死于坏血病。
第二年夏天，俄國漁民發現了船、尸体和威洛比的日記簿。
日記簿上的最后一段記錄作為歐洲擴張所帶來的犧牲和悲劇的紀念品是值得注意的：
因而，留在這一避難所“巴倫支海”，過上一星期，就如度過一年，而且，天气非常惡劣，嚴寒、大雪和冰雹，使天气仿佛冬季似的（當時正值9月），我們認為最好是在那里過冬。
為此，我們派出三人朝西南南方向走，看看能否找到有人煙處，他們走了三天的旅程，可什么也沒發現；之后，我們又派另外三人向西行了四天的路程，他們也一無所獲地回來了。
接著，我們再派三人往東南方向走三天，他們回來了，同樣沒有找到別的人們或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
在此期間，剩下的一艘船在理查德·錢塞勒的率領下駛抵白海的德維納河河口。
威洛比枉費辛苦地尋找的“聚居地”在這里發現了。
經過与當地人長久的討价還价，錢塞勒和他的一些船員于冬季坐上馬拉的雪橇，開始了從白海到莫斯科的惊人旅行。
這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旅行。
錢塞勒知道了俄國沙皇伊凡四世（雷帝）的勢力和財富。
后者也很高興首次和一個西歐國家建立直接聯系。
1555年，英國商人為利用這新的貿易机會，創辦了莫斯科公司。
其他探尋東北航道的試圖總是面對一道冰牆而告終。
因此，人們的興趣轉移到發現一條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
對西北航道的尋找是從英國人馬丁·弗羅比歇在1576至1578年間的三次航海開始的。
弗羅比歐努力組織這几次航海，因為他認為發現西北航線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成之事，一個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若能做成這件事，就會聞名于世，交上好運”。
他第三次航海返回時，用船滿載了他以為是含金礦石的黑石頭。
當這些石頭被發現毫無价值而拋棄在達特福德港時，他對名聲和財富的希望亦隨之煙消云散。
繼弗羅比歇之后還有長長一連串探險家，其中包括約翰·戴維斯（1585至1587年間探險）、亨利·哈得孫（1607至1611年間探險）、羅伯特·拜洛特和威廉·巴芬（1615至1616年間探險）。
他們都是英國人，因為在早期探險項目中，尋覓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國人自己的事業。
他們誰都沒有成功地航抵太平洋。
過了三個世紀后，才有挪威探險家羅爾德·阿蒙森越過包覆于北美洲大陸北端的、充滿冰塊的海域。
不過，早期探險家的工作确取得了實際成果。
他們發現了相互連接、為進入美洲大陸最盛產毛皮的地區提供一道后門的哈得孫海峽和哈得孫灣。
這一知識后來使英國人能在一個如果他們不了解這情況、本會讓法國人獨占的地區進行競爭。
北歐人尋找前往東方的新航路的失敗，驅使他們侵犯伊比利亞人的勢力范圍。
由于葡萄牙的東方屬地仍受到非常強大的保護，北方人首先攻擊西班牙最薄弱的美洲殖民地。
法國人自從開始他們同哈普斯堡王室的斷斷續續的戰爭（自1516年查理五世即位迄1559年卡托-康布雷齊和約簽訂）以后，一直以拉羅歇爾為基地，從事對南美洲北岸的海盜活動和私掠巡航。
法國襲擊者所造成的損害是相當大的。
1556年，弗朗索斯·勒克萊爾船長——西班牙人管他叫Pie de Palo（“獨腿航海者”）——以10艘船進攻哈瓦那，洗劫了這座城市，并徹底毀坏了港內所有的船舶。
當時正在西屬美洲露面的英國闖入者則試圖在和平的、商業的基礎上進行貿易。
他們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業不能滿足殖民地需求這一點所提供的机會占便宜。
西班牙殖民地最需要的兩种商品是布匹和黑奴，英國人生產了前者，并能在西非購買到后者。
約翰·霍金斯爵士的著名航行前文已提及。
霍金斯作為英國奴隸貿易的創始人贏得了名聲和大量財產，因為他很精明，能意識到這种形勢下可能發生的事情，同時，又大膽得不顧法律上的考究使采取行動。
1562年，他作了第一次航行；他在塞拉利昂覓得奴隸，再運到伊斯帕尼奧拉（海地）換取獸皮和糖。
利潤高得惊人，以致伊麗莎白女王和她的几名樞密院官員也對他的第二次航行進行秘密投資。
他遵循与前次相同的步驟，然后，滿載一船白銀返回，成為英國最富裕的人。
西班牙駐倫敦大使強烈抗議這种非法貿易。
盡管霍金斯以和平方式用奴隸交換殖民地商品，但實情依舊是，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對外國人來說是非法的。
這不是海盜行徑，但肯定是一种侵犯行為。
伊麗莎白希望仍与西班牙保持和平，不准霍金斯再去西印度群島，然而，1567年，霍金斯說服她改變主意，允許進行一次最后的航行。
這次冒險結果是一場災難；由于每年一度的護航隊出乎預料地早數星期自西班牙到達，霍金斯的船隊在西印度群島一港口內遭到伏擊。
船隊五艘船中，有三踱被擊沉或捕獲，其余兩艘分別由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揮，在即將沉沒的狀態下于1569年返抵英國。
第三次航行的厄運標志著英、西兩國關系的一個轉折點——它結束了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平地、合法地通商的希望。
如果貿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經營，必然要用其他手段進行。
獲利的机會對英國人和其他北方人米說太大了，使他們抑制不住自己，也無法忘卻。
在以后數十年中，新教的船長們是作為海盜和私掠船船長。
而不是作為和平但違法的商人前往西屬西印度群島。
此外，當時歐洲的其他一些事件使天主教和新教兩大勢力間的攤牌日漸逼近。
在霍金斯去進行第三次航行時，尼德蘭已起來反抗西班牙統治，并促成一場拖延多年的激烈戰爭。
1570年，教皇開除伊麗莎白女王的教籍，并准許英國臣民解除他們對女王的效忠誓約。
兩年后，數千名法國新故徒于圣巴托羅繆節前夕在巴黎和外地被屠殺。
新教和天主教兩大陣營顯然正在趨向戰爭，戰爭的爆發只是個時間問題。
1588年，西班牙國王腓力派無敵艦隊侵犯英國時，遇到的最可怕的兩個對手是約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
霍金斯和德雷克使無敵艦隊慘遭失敗；這對他們來說，是對他們在西印度群島所蒙受的災難的甜蜜報复。
歐洲的這些發展极度地影響了海外事態的發展。
同西班牙的正式開戰（葡萄牙其時已卷入）消除了可能已限制新教勢力的任何抑制性因素。
他們大膽且公開地闖入伊比利亞帝國范圍——不僅闖入西班牙的美洲，還闖入葡萄牙的東方，而且，他們愈是侵入，愈是受到進一步侵入的鼓勵，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的對手出乎意外地虛弱。
荷蘭人是最先能利用伊比利亞衰落所提供的机會的人。
17世紀對荷蘭來說，將是“黃金世紀”。
三、荷蘭的黃金世紀
17世紀，荷蘭的勢力和繁榮顯著增長，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頗為有利。
斯海爾德河、馬斯河和萊茵河這些大河的入海口皆在荷蘭境內，為荷蘭提供了西朝英國和大西洋的优良港口。
此外，荷蘭背靠巨大的德國內地，面傍歐洲兩條古老的商船航線——一條為北南方向，從卑爾根到直布羅陀；另一條為東西方向，從芬蘭灣到英國——的交通樞紐。
沿這些航線運送的基本貿易商品有：比斯開的鯡魚和鹽，地中海地區的酒，英國和佛蘭德的布匹，瑞典的銅和鐵，以及波羅的海地區的谷物、亞麻、大麻、木材和木制品。
荷蘭人是通過從事這些商品的運輸開始他們的偉大發展。
其商船隊的崛起全靠當地沿海漁業以及較后生利的鯡魚水產業；后者是在大群大群的鯡魚不可思議地從波羅的海回游到北海時才發展起來的。
荷蘭人充分地利用這新的富源。
他們發明了保存、腌制和煙熏的新方法，并向歐洲各地出口他們的捕獲物，以換取谷物、木材和鹽。
隨著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帝國的建立，荷蘭人在塞維利亞和里斯本得到新的殖民地出產的貨物，運銷歐洲各地。
作為回報，他們向伊比利亞國家供應波羅的海的谷物和海軍補給品。
1566年，尼德蘭對西班牙的反抗斗爭的爆發，大大地幫助了荷蘭人。
當時，工業、商業地位重要且為歐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衛普，屢遭西班牙人劫掠，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和銀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逃往阿姆斯特丹。
1585至1622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從30，000增至106，000；促成這一人口增加的安特衛普人還為荷蘭的海外擴張提供自己的金錢和技術。
荷蘭人在其事業中也因他們的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沿海船——一种造价低廉、卻擁有巨大容積的普通運輸船——而得到很大幫助。
以往，典型的商船一向用笨重的木材建造，船尾設炮座平台，可架置火炮，在必要時作軍艦用。
荷蘭人首先冒險建造一种為僅能運送貨物、不可裝置火炮的目的而專門設計的商船。
三桅商船船身寬、船底平、居住艙室有限，因此，具有最大的貨艙空間，而且极其節省建船材料。
這种緩慢、丑陋但便宜、寬敞的大輪船是開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蘭商船隊的主要依靠。
16世紀末葉，各种意外的事相結合，驅使荷蘭人公開地向葡萄牙在東方的霸權挑戰。
一件事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進行了著名的環球航行（1677-1580年）；經這次航行發現，葡萄牙人遠非東方主人，他們樹敵甚多，要防守极長的商船航線和廣為分散的据點。
葡萄牙的東印度群島似乎不再是無懈可擊的，而且，1580年西、葡兩國王權的聯合，使諸新教國家以從前對西班牙的恐懼和仇恨來對待葡萄牙。
葡萄牙這時在歐洲和海外都被視作敵人，因此，它的帝國成為諸新教強國攻擊的對象。
此外，尼德蘭的反抗運動妨礙了殖民地商品在北歐的運銷。
因為荷蘭人不再能從伊比利亞各港口得到貨物。
以往有一段時間，英國人一直是在地中海東部諸港口獲得東方產品，但這一貿易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軍艦封鎖穿越直布羅陀海峽的航道而被抑制。
在這些壓力下，荷蘭人和英國人決定，既然他們不再能從里斯本和亞歷山大得到香料，那就直接到東印度群島去取。
首要的任務是搜集可靠資料，以指導航海者找到繞過好望角的漫長航線。
葡萄牙人為了將這類情報秘而不宣，采取了最有力的預防措施。
1504年，國王曼努埃爾一世頒布法令，嚴禁地圖中包含有關遠于剛果的航線的任何說明。
凡是泄露這類情報的早期地圖均被搜集、銷毀或篡改。
盡管有這一檢查制度，葡萄牙人的航海秘密還是逐漸泄露出去。
對北方人來說，最重要的情報來源是荷蘭人簡·哈伊吉恩·馮·林索登于1595年發表的描繪世界地理情況的《旅行日記》。
林索登曾作為葡屬果阿的大主教的仆人在印度生活7年，所以，他能在書中為取道繞好望角的航線提供詳細的航行指導。
林索登的著作在發表那年即被用來指導第一支荷蘭船隊前往東印度群島。
為期二年半的遠征蒙受了重大損失，原先的289人中只有89人返回。
然而，貿易是如此生利，盡管人力和裝備遭到損失，荷蘭人仍獲得了巨大利潤。
第二支遠征隊更幸運，淨得400%的利潤。
于是，荷蘭人紛紛涌入東方海域；1598年一年中，遠航東方的船隊就不少于5支，有船22艘。
從一開始起，荷蘭人就胜過葡萄牙人。
他們是更好的海員，能夠用他們的三桅商船較便宜地運輸香料，而且，由于他們本國的工業优于伊比利亞國家的工業，他們的貿易商品也較后者价廉物美。
一個出乎意外的复雜情況是，印度尼西亞的統治者和商人往往利用荷蘭人和葡萄牙人之間的競爭提高物价和港務費。
1602年，荷蘭人采取對策，將他們的各种私營貿易公司合并成一家國營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
就荷蘭人而論，根据公司從國會收到的特許狀的條款，公司享有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貿易壟斷權。
公司還被授予開戰或講和、奪取外國船、建立殖民地、修筑城堡和鑄幣的權力。
公司在和土著統治者打交道以及成功地驅逐畏縮的葡萄牙人時，充分利用了這些權力。
早兩年即1600年時，英國人已組織了他們自己的東印度公司，但是，他們故不過荷蘭人。
英國公司的認購資本較荷蘭公司小得多，而且只能定期地得到，因為英國商業股東僅供資金給單獨的航行。
每次航行之后，他們就分配資本和利潤，結束他們的帳戶。
此外，英國公司從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這是可理解的，因為英國大体上仍是農民國家），而荷蘭人則從其注重商業的政府那里獲得強有力的支持。
荷蘭人盡管居于有利地位，最初卻容忍了英國人在東印度群島的競爭。
他們仍在為擺脫西班牙統治的獨立而戰斗，無力再樹敵。
但是，1609年，荷蘭人与西班牙締給安特衛普休戰協定后，便轉身反對英國人。
爭奪壟斷權的斗爭結果是明白無疑的。
荷蘭人有多達五倍于英國的船只，而且在印度尼西亞群島修筑了一系列使他們得以控制形胜要地的城堡。
此外，荷蘭人還有天才的總督簡·皮特斯佐恩·科恩的服務，科恩為其國家做了先前阿爾布克爾克為葡萄牙所做的事。
他在任職期間（1618-1629年）把葡萄牙人從東印度群島赶走，并使其后任們能夠將葡萄牙人逐出馬六甲（1641年）和錫蘭（1658年）。
科恩也騷扰英國人，阻止他們對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滲透，迫使他們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据點。
同樣重要的是，科恩還培養和發展了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使亞洲間的貿易量遠遠大于繞好望角到歐洲的貿易量。
那時以前，葡萄牙人已參与這一貿易，然而，科恩大大深入一步，他在“福摩薩”（台灣）建立一個基地，從那里控制了前往中國、日本和東印度群島的商業航線。
起先，荷蘭東印度公司行意識地試圖避免獲得領土所屬地。
阿姆斯特丹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把葡萄牙勢力在東方的衰落歸因于它將力量和資本消耗在領土征服上，警告荷蘭公司不要犯類似錯誤．但是，公司在努力建立貿易壟斷權的過程中，被逐步導向它所希望避免的領土擴張。
壟斷權只有通過設防据點网才能得到加強。
設立据點需要与當地統治者訂立條約，條約導致聯盟，而聯盟促成保護關系。
到17世紀末，荷蘭人實際管理的地區僅一小塊，然而，已成為荷蘭的保護國的國家卻很多，构成一塊大得多的地區。
接著，18、19世紀期間，荷蘭全部并吞了這些保護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地域帝國。
約170O年以后，出口香料到歐洲的益處減少了，不過，科恩發展起來的亞洲國家間的貿易彌補了這一點。
此外，大約在這同時，荷蘭人通過將咖啡樹引進東印度群島，發展起一种新的經濟資源。
1711年，他們才收獲100磅咖啡，而到1723年，他們卻在銷售1，200万磅咖啡。
因而，隨著歐洲人養成喝咖啡的嗜好，荷蘭人成為這种外來飲料的主要供應者。
荷蘭東印度公司通過這种种手段，在整個17和18世紀中平均每年得股息18%。
然而，荷蘭人的海外活動并不僅限于東印度群島。
在環繞斯匹次卑爾報群島的北极海域，荷蘭人實際上壟斷了捕鯨業。
在俄國，他們遠遠胜過英國莫斯科公司。
他們還控制了繁盛的波羅的海貿易，成為西歐的最重要的海軍補給品——木材、瀝青、焦油、制繩索用的大麻以及制風帆帆布用的亞麻——的主要供應者。
他們的商船隊早在1600年時就擁有10，000艘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隊。
荷蘭的造船厂高度机械化，几乎一天能生產一條船。
此外，船的制造和操作頗經濟合算；荷蘭船主可以削价与競爭者搶生意。
因而，他們充當了西班牙、法國、英國和波羅的海之間的運輸業者。
英國人直到18世紀才能在商船運輸方面与荷蘭人競爭。
在美洲，荷蘭人于1612年在曼哈頓島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
這一殖民地從未擴展起來，到1663年也只有1900人。
然而，對干在歐洲与美洲的西班牙、英國和法國殖民地之間經營生利但違法的運輸業的大量荷蘭船只來說，它起著基地和票据交換所的作用。
實際上，英國人在1664年攻占新阿姆斯特丹，主要是為了堵住他們重商制度上的一個無法容忍的漏洞。
在南北美洲較南面，荷蘭人通過荷蘭西印度公司開展活動。
公司創辦于〕621年，目的是開發西、葡兩國在美洲殖民地的未曾牢固占有的財富。
經過10年打打停停的戰斗，荷蘭人控制了從巴伊亞一直到亞馬孫河的巴西海岸。
但是，公司不愿意、也無力承擔維持足夠的駐軍所需的開支，這段沿海地帶到1654年全部丟失。
荷蘭西印度公司也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加拉加斯、庫拉索島和圭亞那建立殖民地。
他們在這些地方留下了持久的印記，因為他們引進了甘蔗，甘蔗很快成為整個西印度群島的帶來巨大收益的作物。
荷蘭所有殖民地中最持久的是1652年在南非好望角開拓的一小塊殖民地。
這不是一個貿易站，而是為了向去東方的途中的船只提供燃料、水和新鮮食物而建立的一塊真正的殖民地。
公司一名官員得知中國人是所能得到的最廉价的殖民者，希望讓中國人移居好望角。
要是我們推測一下，如果他的建議被采納，后來的事態發展原本會如何不同，那是很有趣的。
但是，東印度群島的荷蘭官員拒絕提供中國苦力，而是勸誘荷蘭的許多布爾人即農民和法國一些胡格諾派教徒一起移居那里。
這塊殖民地很快使證明了它的价值。
它向荷蘭船和其他一些船只提供的鮮肉和新鮮蔬菜幫助制服了坏血病，拯敕了數千名海員的生命。
如今，這些布爾人的后裔占居住南非的300万歐洲人的五分之二。
他們組成了唯一約、持續至今的荷蘭語言和荷蘭文化的海外核心。
這与今天占据地球很大一部分表面的大量操英語的民族形成鮮明對照。
這一對照在某种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荷蘭人不能保持他們在其黃金般的17世紀中享有的首要地位。
四、荷蘭的衰落
18世紀時，荷蘭在經濟發展和海外活動方面落后于英國和法國。
其衰落的一個原因在于，英、法兩國政府通過頒布一系列針對荷蘭人的歧視性法令。
堅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商船隊。
從1651年起批准通過的若干《航海條例》可作為上述立法方面的例子；這些《條例》規定，凡是商品均不許進、出口于任何英國殖民地，除非運送商品的船只是英國船只，即為英國或英國殖民地所制造、擁有并由它們配備至少三分之二的船員的船只。
立法之后，英國商船隊獲得了极其迅速的發展。
這些《條例》的通過和英國航運業的增長有多大程度上的聯系，至今仍是個未解決的問題。
荷蘭人以及對要价較高的英國運貨者頗為不滿的西印度群島种植園主的持久的抗議表明，這兩者間至少有若干聯系。
荷蘭人還為一系列勞民傷財的戰爭——1652至1674年因商業糾紛而与英國交戰，1667至1713年因路易十四的領土野心而与法國交戰——所削弱。
荷蘭人在這些戰爭中特別易受到敵人的傷害。
他們的商船速度緩慢，實際上無人操縱。
他們的正規海軍由于他們專注于商船隊，通常受忽視。
因此，當荷蘭船只從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為駛回本國港口而穿越英吉利海峽時，受到兩面夾攻，而攻掠它們的英國私掠船，尤其是法國私掠船，則得到絕好的收獲。
塞廖爾·佩皮斯敘述道，他在一艘被捕獲的荷蘭的印度貿易船上，發現了一個人在世界上所能見到的處于混亂中的最大量的財富……。
胡椒通過每個漏縫散落出來。
人踩踏在胡椒上，我在沒了膝蓋的丁香和肉豆蔻中行走，整間整間的房艙都堆得滿滿的。
還有大捆大捆的絲綢和一只只銅板箱，我看見其中有只箱子打開著。”
這些劫掠達到很大的規模，使英國人在1652年戰爭開始后的兩年里，從荷蘭人那里奪得大約1700艘商船作為戰利品。
《航海條例》以及与英國和法國的戰爭并不能完全說明荷蘭衰落的原因。
事實上，荷蘭的貿易量在1698至1715年期間達到頂峰，而且，在那些年月里，荷蘭商船隊的規模仍為英國的兩倍，可能等于法國的九倍。
但當時，荷蘭在全部貿易中所占的份額正在下降。
團此，所出現的是一個相對而非絕對的衰落。
荷蘭人并沒有漸漸不行，而是法國人和英國人正在迎頭赶上。
其根本原因在于荷蘭人缺乏保持自己原先的擴張速度所需的資源。
法國人擁有眾多的人口、繁榮的農業和一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均有出海口的富裕的祖國。
英國人也擁有較荷蘭人丰富得多的自然資源，并享有海島位置帶來的巨大裨益；地處海島，使他們無須付出時常遭受入侵的代价。
此外，英國人還有其海外殖民地的迅速增長的財富和力量作后盾，而荷蘭人僅在南非南端有一小塊孤立的殖民地。
因而，我們發現，英國輸出品的价值從1720年的80O万英鎊上升到1763年的1，900万英鎊，法國輸出品的价值由1116年的1200O万里弗爾增長為1789年的50000万里弗爾。
已經達到頂峰的荷蘭人完全不能和如此的增長相匹敵。
歸根到底，18世紀時，荷蘭讓位于英國和法國，其原因与20世紀時英、法兩國讓位于美國和蘇聯的原因正相同。
五、英、法競爭
18世紀的標志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爭奪殖民地霸權的斗爭。
這兩個國家面對面地在全世界——在北美洲、非洲和印度——競爭。
在北美洲，英、法兩國的殖民地有許多共同特點。
它們大約于同一時候极拓居。
它們都位于大西洋沿海地區和西印度群島。
那里土著居民較為稀少、原始，使英國人和法國人不象西班牙人，無法希望靠土著勞動者生活，盡管他們在一些產糖的島上确是依靠黑奴勞動者。
由于英國人和法國人找不到貴金屬，他們只好靠農業、捕魚、伐木、商業和皮毛貿易養活自己。
北美英屬殖民地大致可分成三類：主要生產煙草的弗吉尼亞及其緊挨著的鄰地；從事捕魚、伐木、商業和皮毛貿易的新英格蘭及其小批小批的不信奉國教的居留地。
由于帶來极大利潤的甘蔗种植園而最受高度評价的英屬西印度群島。
總的來說，這些英屬殖民地的一個特點是人口稠密，遠遠多于法屬殖民地人口。
它們的另一主要特點是政治上難駕御。
每個殖民地都有一名總督、一個咨詢會議和一個法院系統，三者都由英國任命。
几乎每個殖民地還有一個民選的立法議會，它通常与委任的官員們不和。
議會是英帝國的一個与眾不同的特征，當時，歐洲其他殖民帝國中均沒有起重大作用的代議制机构。
這是可理解的，因為英國与法國和伊比利亞國家不同，是在代議制政府正在母國獲得力量的時期里開始殖民地拓居的。
總之，英屬殖民地民選的議會狂熱地捍衛他們所認為的是其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東西。
他們与倫敦政府最通常的爭吵的原因在于，后者堅決認為所有殖民地產品都應用英國船只送往英國。
這在皇家官員看來，似乎是個合情合理的要求，因為他們也給了殖民地用自己產品壟斷國內市場的權利。
然而，殖民地的商人和种植園主由于不能使用較便宜的荷蘭船只、不能將產品輸往更有利可圖的非英國市場而強烈抗議。
1677年，即美國革命前一個世紀，馬薩諸塞議會公然致函倫敦樞密院說：
根据法律學者通常的言論，我們恭順地認為，英國的法律僅限于四海之內，不施及美洲……我們在議會里沒有代表，故考慮，我們不該在自己的貿易中受到英國法律的妨礙。
北美法屬殖民地因其戰略位置而非常出色。
最初的法國据點于1605年、1608年及1642年分別在阿卡迪亞（即新斯科會）、魁北克及蒙特利爾建立。
法國人以圣勞倫斯河流域為開拓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利用無与倫比的內陸水系向西推進到蘇必利爾湖，向南推進至俄亥俄河。
1682年，法國貴族拉薩爾划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聲稱整個密西西比河流域為法國所有，并命名為路易斯安那，以紀念路易十四。
因而，法國人在非常短暫的時間里便已侵入北美大陸的中心。
這引起了复雜的情況，因為18世紀英國王室發出的殖民地特許狀大多附文授予“從大海到大海”即從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間的地區。
顯然，每當英國殖民者到達并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時，相競爭的英、法兩國對土地所有權的要求便將經受考驗。
不過，開始時，法國人在土地占有方面占很大优勢。
他們的探險者最先開辟了這些地區，然后，他們的官員沿著從圣勞倫斯河到路易斯安那的路經修筑了許多堡塞。
大西洋沿海的英屬殖民地有效地被從圣勞倫斯灣到墨西哥灣的一條巨大的弧形地帶所包圍。
法國人不僅占有北美洲的制高點，還擁有紀律和團結方面以巨大优勢。
法屬殖民地不存在難駕馭的民選的机构。
負責各殖民地防御的總督和處理財政、經濟事務的地方行政長官皆由巴黎任命。
這种安排較之嘎吱嘎吱響的英國代議制制度更靈敏、更有效。
英屬殖民地的總督只能請求和慫恿他們的議會采取某种行動步驟；他們几乎不能下命令，尤其是從他們的薪水基金由議會投票決定以后。
在法屬殖民地，總督和地方行政長官下命令，而他們的部下則加以執行。
法國人和英國人在西印度群島也是近鄰。
這地區主要的法屬殖民地為馬提尼克島和瓜德羅普島，英屬殖民地則為牙買加、巴巴多斯和巴哈馬群島。
這些殖民地作為同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通商的貿易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們最可貴的東西是它們的熱帶產品——糖、煙草和靛青——這些產品補充了法、英兩國的經濟。
在非洲，到18世紀初，法國人已在馬達加斯加島、戈雷島和塞內加爾河河口安家，英國人則在岡比亞和黃金海岸落戶。
非洲沿海的這些殖民點起了經營黃金、象牙、蜂蜡和奴隸交易的貿易站的作用；其中，奴隸占极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西印度群島產糖殖民地的發展增加了對當地勞動力的需求之后。
不過，非洲很少受到18世紀英、法競爭的影響。
爭奪這塊大陸的真正的斗爭直到19和20世紀才來臨。
相形之下，印度与北美洲的那些殖民地相似，是英、法激烈沖突的地區。
17世紀初，英國人被荷蘭人逐出東印度群島后，便退到印度次大陸。
到這一世紀末，他們已在印度營建了四個較大的据點，東海岸的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西海岸的蘇拉特和孟買；蘇拉特是印度最早的英國貿易站，孟買則是葡萄牙公主于1662年嫁給查理二世時作為嫁妝帶給英國的。
1604年，法國人已組織了他們自己的東印度公司，但它很快就開始不起作用。
它于1664年复興，到這一世紀末，法國人在兩個較大的据點——加爾各答附近的金德訥格爾和馬德拉斯附近的本地治里——安置下來。
17世紀時，凡在印度居住、經商的歐洲人都是經強大的莫臥儿皇帝容許后才這樣做的。
如果他們不是舉止規矩、不是謙卑地請求享有從事商業活動的特權，后者原可能會輕易地把他們赶進大海。
18世紀時，形勢完全顛倒過來了。
歐洲人從被勉強容忍的、限制在少數沿海前哨基地的外國商人變為逐漸控制印度整片整片地區的愛尋釁的入侵者。
這一轉變的原因在于莫臥儿帝國的崩潰。
1605年，杰出、開明的皇帝阿克巴去世后。
他的繼承者們未能信奉其宗教信仰自由和薄賦輕稅的英明政策。
1658年即位的莫臥儿最后一位有名的皇帝奧朗則布尤其如此。
奧朗則布是一個穆斯林狂熱者，他的宗教迫害，特別是其晚年階段的，使印度教臣民和他疏遠；他不得不進行連續的戰爭，而戰爭又導致賦稅更加繁重、人民更為不滿。
1707年，隨著他死去，莫臥儿帝國開始土崩瓦解，由于他沒有固定的繼承人，其儿子們為王位爭奪了兩年。
然后，1712至1719年，五位傀儡皇帝相繼在德里進行統治。
在這些情況下，地方統治者開始宣稱獨立，建立起世襲的地方王朝。
馬拉塔人代表模糊的、早期的意義上的印度民族主義，從他們在西面的孟買以南約100哩處的首都薩達拉擴張到离東面的加爾各答不到200哩的地方。
中央政權的瓦解給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法國東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使它們得以從純粹的商業組織轉變為地區霸王和貢物收集者。
它們修筑堡塞、供養士兵、鑄造貨幣以及与周圍的印度統治者締結條約，因為印度已不存在能拒絕它們行使這种主權權利的中央政權。
六、英國的胜利
當時，相競爭的英、法兩國在印度、非洲和南北美洲控制的一批地區的情況就是如此。
這兩個帝國在17、18世紀中的相互爭斗以英國的壓倒的胜利而告終。
一個原團在于，法國更感興趣的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歐洲霸權。
從16世紀起，法國波旁家族就首先全力以赴地侵犯意大利，与奧地利和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王室作斗爭。
路易十四曾有位大臣叫讓·巴蒂斯特·柯爾貝爾，真正地對發展法國的經濟感興趣，試圖鼓勵貿易和殖民地拓殖。
但是，其有名對手是國防大臣弗朗索斯·盧瓦，他只關心在歐洲大陸的軍事戰役和領土擴張。
最后，盧瓦占上風，并在這种情況下，樹立起一個介入歐洲大陸事務的傳統。
1758年，當勇敢的將軍蒙卡爾姆派使者到巴黎去說明加拿大危急的軍事形勢、要求立即予以援助時，他得到的答复是，一個人在住宅著火的情況下，不會試圖去救馬廄。
直到19世紀波旁王朝被推翻后，法國才又致力于海外事業和海外擴張。
英國胜利的另一原因是，移居殖民地的英國人較法國人多得多。
到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狹窄的山麓地區的英國移民有30万，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廣大地區的法國人僅2万。
這种差別在某种程度上起因于巴黎拒絕讓法國新教徒即胡格諾派教徒移居殖民地，而馬薩諸塞大部分地區卻由因不能遵從圣公會教義而离開英國的不從國教派聚居著。
再一重要因素是，法國土壤較英國土壤肥沃。
法國的農民群眾深深地依戀自己的土地，他們能夠得到足夠的收入，無須求助于移居外國。
但是，在英國，為了替不斷發展的紡織工業生產更多的羊毛、替迅速發展的城市生產更多的糧食，大規模的目地已進行了一些時候。
在聯成一片的、科學經營的土地上，比在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小而分散的條塊式田地上，能更有效地生產羊毛和糧食這些商品。
圈地意味著更高的生產率，然而，也意味著社會混亂和不幸。
這正是托馬斯·莫爾爵士所譴責的，他憤怒地寫道：
其祖國的一种貪婪、不知兄的水老鴉，一种真正的瘟疫，可以繞地一圈，把成千上万英畝土地圖進一道柵欄或樹篱內，農民們被推出他們自己的……他們這些貧窮、單純、不幸的人，男子、婦女、丈夫、妻子、沒有父親的孩子、寡婦、悲哀的母親及其幼小的嬰儿，不得不用种种方法上路。
……在他們到處游蕩、直至精疲力竭時，除了去偷竊，然后被公正地、理所當然地絞死，他們還能做什么別的呢？要不然，去乞討。
然而那時，他們還將被當作無賴而關進監獄，因為他們四處閒逛、不干活。
沒有人愿意給他們一份工作，盡管他們從未象現在這樣樂于貢獻自己。
正是這些被逐出家園的人們提供了從英國移居殖民地的群眾基礎。
此外，還有不少英國紳士動身去美洲。
他們因不斷上漲的物价和固定不變的地租的共同影響而處于困境，于是，去政府部門尋找工作，但是，如果他們恰好是清教徒，尋找工作只能是徒勞無益。
實際上，許多清教徒在查理一世統治期間丟了自己的官職。
薩福克的約翰·溫思羅普就是典型的一例。
他在沃茲法院被撤職后，不再能維持他的庄園、庄園主的住宅、仆人和他已漸漸習慣的生活水平，他便賣掉田產，率領一伙清教徒移民前往馬薩諸塞，在那里，他當選為殖民地的總督。
這些因素共同說明了英、法兩國移民數量上的巨大差別。
對這差別的意義估計再高，也不過分。
美國革命爆發時，英屬殖民地的人口不少于200万，即相當于操英語的世界的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這种大規模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1763年英國對法國的胜利和20年后美利堅共和國對英國的胜利。
英國工業的惊人發展也有助于英國在海外競爭中的成功。
英國在1550至1650年這100年中的工業發展只是在1760年以后的工業革命期間才被超過。
事實上，后來的重工業發展的基礎正是在這較早的時期里打下的。
英國工業最初的急速發展之所以會出現，部分地是由于歐洲大陸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這場戰爭引起了對軍需物資的需求。
英國人響應這一需求，在由法國、德國及佛蘭德的難民和移民引進的許多新技術的幫助下，大大地發展了他們的采礦、冶金和化學工業。
在整個17世紀中，從中世紀就已開始的呢絨制造業仍是英國的主要工業和最寶貴的輸出品來源。
在新工業中，采煤業的發展极其惊人。
煤這時已廣泛地用作燃料并使用于需要高溫的工業如制糖業。
煤的產量從1550年的20万吨左右增長到1700年的300万吨。
這一發展包括了采礦設備和排水机械的改進，這些改進促進了后來蒸汽机的發明。
水力也比以前得到更廣泛的利用，水擊錘已使用于鍛工厂。
當時顯著發展的其他工業還有制造火炮、黑色火藥、硝石、玻璃、紙、明礬和鹽的那些工業。
法國工業在產品數量方面大致和英國不相上下。
但是，應記住，法國人口為英國的三倍以上，而且，法國人与生產布匹和金屬器具的英國人大不相同，傾向于制造奢侈品。
此外，法國的技術進步受到行會系統的妨礙，行會系統在這國家被組織得有條有理，非常強大。
大体上，可以說，工、商業界与其說是在法國受到鼓勵，不如說是在英國，因為法國工、商業界缺乏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工、商業界的政治勢力。
英國繁榮的經濟以各种方式促進了英國的海外事業。
它為殖民地發展提供了更多的資本；這是一個須考慮到的重要事實，因為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地最初需要大量經費。
它們和西班牙殖民地不同，出產不了金銀，提供不了可利用的土著勞動力。
因此，英、法兩國的殖民地化的發起人不得不完全用歐洲人的勞動力來移植整塊整塊的社區。
他們必須為這些人提供運輸、工具、种子和裝備。
所有這一切都包括大量的資本支出；通常，資本從倫敦較之從巴黎更有可能隨時可得。
在英國，按人口平均計算的金錢更多，而且，不是象在法國那樣投資于龐大的常備軍和精心裝飾的宮廷，而是取可得到的、流動的形式。
英國的工業也提供了更便宜、更耐用的商品，使英國殖民者和商人胜過他們的法國競爭者。
例如，在北美洲，英國皮毛商人能向印第安人提供較為价廉物美的毯子、水壺及火器，以換取后者的毛皮。
此外，英國工業對海軍建設有充分准備。
這一事實，加之英國統治集團對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英國海軍在長長一系列英法戰爭中占优勢的原因。
路易十五宣稱，“在法國，除行家維尼特的海軍外，決不會有別的海軍”与這類似的情況，英國歷史上是肯定不存在的。
英國的海軍优勢是個決定因素，因為在布雷斯特附近海面上巡航的一支英國分艦隊能切斷法屬殖民地与其母國的聯系，使它們無依無靠，這种情況曾一再發生。
英、法兩國在殖民地和貿易方面的競爭直到17世紀末葉才導致相互開戰。
那時以前，英國人与荷蘭人的矛盾要多得多，他們之間有遍布全球的沖突點——北大西洋的漁業、東方的商站、美洲的殖民地以及非洲和西印度群島的奴隸貿易。
這些爭端促成1652至1674年的接連三次的英荷戰爭。
其后，當英國人認識到法國人正取代荷蘭人、成為他們最可怕的對手時，形勢改變了。
荷蘭資源有限，且已過了其全盛時期；法國卻是個遠為富饒、人口多得多的國家，而且正在急劇地加緊海外活動。
大不列顛的光榮革命（1688年）也促成了英、法相互間的疏遠：它攆走了在英國复辟專制制度和恢复天主教時依靠路易十四的友好幫助的斯圖亞特王朝。
取代斯圖亞特王朝的是荷蘭的尼德蘭聯省執政、奧蘭治親王威廉三世，他是個堅定的新教徒，也是路易十四的主敵。
因而，威廉三世的繼位使英國和荷蘭聯合反對法國。
1689年，開始了几乎拖延一個世紀、直到1763年英國大獲全胜為止的接連四次的英法戰爭。
所有這些戰爭都有兩個方面：歐洲方面和海外方面。
歐洲方面的戰爭是圍繞王朝野心、尤其是法國路易十四和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的野心進行的。
海外方面的戰爭則起因于各种各樣的問題——印度的勢力均衡、在美洲的相沖突的領土要求、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條件以及對世界商船航線的控制。
由于這些戰爭的歐洲方面和海外方面的區分极其明顯，每次戰爭都是在歐洲以一名字相稱，在美洲以另一名字相稱。
因此，這些戰爭載入歷史的名字為：奧洛斯堡聯盟之戰或威廉王之戰（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或安妮女王之戰（1701－1713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或喬治王之戰（1743一1748年），七年戰爭或法國和印第安人戰爭（1756－1763年）。
前三次戰爭就其海外方面而言，是非決定性的。
在歐洲，它們的确解決了一些重要問題：路易十四被有力地擊敗，腓特烈大帝成功地占領了西里西亞地區，使普魯士迅速躋身于歐洲強國的最前列。
但是，在大部分海外戰事的發生地美洲，只有孤立的、非決定性的戰役。
法國人享有大部分印第安部落的支持，這一方面是由于他們的傳教士比英國傳教士活動力強得多，一方面是由于法國殖民者人數很少，不象無情地向前推進、開始涌滿阿巴拉契亞山脈的英國殖民浪潮那樣，對印第安人构成巨大威脅。
法國人和其印第安盟軍一起，屢次掠奪和燒毀英國人的邊遠村庄。
但是，英國人利用其优勢的人力和海軍力量，進攻易受海路攻擊的今新斯科舍和布雷頓角島境內的法國殖民地。
前三次戰爭的最后結果是，英國人獲得新斯科會、紐芬蘭和哈得孫灣地區。
但是，這些征服留下一個未解決的基本問題：法國人是否會保持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從而把英國人限制在大西洋沿海地區呢？這問題由第四次戰爭作最后答复，第四次戰爭也解決了印度的前途問題。
這場重大的戰爭稱為七年戰爭，因為它在歐洲從1756至1763年進行了七年。
但在美洲，由于占有俄亥俄河流域的競爭愈益加劇，它早兩年就開始了。
1749年，當英國政府向弗吉尼亞和倫敦資本家為拓殖流域地區而組織的俄亥俄公司頒發特許執照時，英屬殖民地居民已開始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絡繹不絕地進入流域地區。
但當時，法國人正在西賓夕法尼亞修筑一系列堡塞——普雷斯克艾爾堡（伊利）、勒伯夫堡（沃特福德）和文南古堡（富蘭克林）。
1754年，俄亥俄公司通過在莫農加希拉河和阿勒格尼河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匯合處設立一城堡，反擊法國人。
法國人迅速攻占這城堡，加以擴建，并為紀念加拿大總督而命名為迪凱納堡。
一個名叫喬治·華盛頓的年青的弗吉尼亞州人赶緊率兵前往那里增援英國駐軍。
不幸的是，他到得太晚了，未能提供任何援助，而且，他本人于1754年7月4日被法國人及其印第安盟軍擊敗，不得不撤回到山脈的另一邊。
第二年，為了奪回迪凱納堡，英國將軍布雷多克率領一支正規軍到達美洲。
但是，他拒絕接受手下殖民地官員關于如何進行新開辟地戰爭的勸告，其部隊遭到慘敗，他本人陣亡，英國人的敗北一直繼續到1756年底。
法軍司令官是馬奎斯·蒙卡爾姆，他是一位在歐洲久經沙場的將軍，不過，他很快就使自己适應新開辟地環境，卓越地領導了法國和印第安軍隊。
1757年，戰爭發生重大轉折，主要是由于威廉·皮特（老）進入英國內閣。
這位后來成為查塔姆伯爵的皮特，是一個有遠見卓識和富有感染力的自信的人。
“我相信我能拯救這個國家”，他說，“別的人都不行。”
他將財力集中于海軍和殖民地，同時資助在歐洲繼續作戰的同盟者、普魯士的腓特列。
他的戰略正如他所說的，是在德意志平原上爭取到一個帝國。
皮特的戰略取得輝煌的成功。
他的得到加強的海軍清除了海洋上的法國人，而美洲殖民者則為他的領導所鼓舞，加入英國正規軍，組成一支大約5万人的軍隊。
按美洲戰爭的標准，這是一支龐大的軍隊，它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法國堡壘。
戰爭的高潮隨圍攻魁北克而到來；魁北克是法屬加拿大的中心，是由厲害的蒙卡爾姆防守的一個天然大堡壘。
直立圣勞倫斯河兩岸的峭壁似乎是攻不破的，疾病又削弱了圍攻的部隊，失敗著來無可避免。
英軍司令官、33歲的將軍詹姆斯·沃爾夫在絕望中決定采取十分冒險的行動。
他派3，60O名士兵在深夜渡河到魁北克城上游一側的某個地點，在那里登陸，然后沿一條險峻的小道爬過灌木叢和石坡，爬上一塊高地即俯瞰魁北克城的著名的亞伯拉罕平民1759年9月13日早晨，決戰打響了。
沃爾夫和蒙卡爾姆均陣亡，但英國老兵們獲胜。
几天后，魁北克投降。
第二年，蒙特利爾也陷于向前推進的英國人手中。
這是美洲法國殖民帝國的結束，因為英國對海洋的控制阻止了巴黎的任何援救。
在印度，英國人亦取得了完滿的成功。
那里的形勢截然不同于美洲，因為英、法兩國政府對印度都沒有領土野心。
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也是如此，他們堅持認為他們在印度的代理人應絕對地專心于商業。
他們僅對利潤感興趣，而且對花費在非商業目標上的每個便士或蘇表示不滿。
然而，与在印度的代理人聯絡要花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時間，后者常利用這一事實獨自行動，使公司卷入印度事務中。
后者這樣做還因為當時莫臥儿帝國正在崩潰，為擴大個人財源和建立帝國提供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机會。
第一個大規模地干涉印度事務的歐洲人是法屬印度總督約瑟·杜布雷。
即便是他，至少開始時，似乎也不是為了領土擴張而對領土擴張感興趣。
相反地，他希望獲得領土，是為了能從稅收和其他政治收益中得到更多的經營商業的資本。
雖然杜布雷減少了由他指揮的法國軍隊，但他通過以歐洲軍事方式操練土著印度人來擴大自己的影響。
這些經過訓練的印度軍隊即印度兵使他能支持對印度各种王位提出要束者，能逐步建立起對他本人感恩圖報的土著統治者的庇護制度。
這种做法十分有效，因為少數歐洲軍隊或印度兵能在對陣戰中戰胜人數多得多的純粹的印度軍隊。
然而，杜布雷于1754年被召回法國，因為公司擔心他的侵略策略將導致同英國的戰爭
隨著英、法之間大規模戰爭的爆發，戰爭破干1756年降臨到印度。
開始時，由于杜布雷的活動，法國人處于較強大的位置。
他們占据較多的領土，擁有大一倍以上的戰斗力量，而且還在土著王公中間施加較廣泛的政治影響。
但最后，英國人贏得壓倒的胜利。
這里，又是海軍优勢為決定性因素。
英國能從歐洲運來軍隊、金錢及供應品，同時阻止法國這樣做。
英國人還得到了羅伯特·克萊武的鼓舞人心的領導。
克萊武是一名多年前當職員出身的公司官員，他具有杰出的軍事才干和領悟印度政治的才能。
1756年，他得知歐洲的戰爭后，立即向孟加拉進軍。
在以往靠与歐洲通商致富的印度商人的支持下，克萊武在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中打敗親法國的穆斯林統治者，他把自己的傀儡安插在王位上，并為自己和公司勒索了巨額賠款。
在戰爭的剩余階段中，英國海軍使克萊武能隨意地將其軍隊從印度的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地區，同時，還切斷了法國各据點之間以及它們与法國之間的聯系。
1761年，隨著法國交出在本地治里的主要根据地，戰爭結束。
七年戰爭的海外方面是由美洲的魁北克和印度的本地治里的陷落決定的。
但是，歐洲的戰爭一直拖延到1763年即交戰國締結巴黎和約時。
美洲法屬殖民地中，法國僅保有南美洲的圭亞那、紐芬蘭沿海的無足輕重的圣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以及包括瓜德羅普島和馬提尼克島在內的西印度群島的少數島嶼。
因此，英國從法國得到了整個圣勞倫斯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全部地區。
這些區域几乎杳無人煙，被認為其价值不及盛產蔗糖的瓜德羅普島和馬提尼克島；這兩個島已歸還法國。
實際上，它們是由于西印度群島的英國种植園主的堅決要求才被歸還的；這些种植園主擔心法國糖島的競爭，如果糖島給包括在英帝國商業結构內的話。
西班牙于戰爭晚期站在法國這一邊參戰，因此，被迫將佛羅里達割讓給英國。
作為補償，法國把路易斯安那西部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給予西班牙。
在印度，法國人保有他們在本地治里和其他城市的商業設施——事務所、貨棧和碼頭。
但是，他們被禁止修筑防御工事或在印度王公中間尋求政治目標。
也就是說，法國人是作為商人而不是作為帝國建立者回到印度的。
巴黎和約簽訂時，英國政治領袖霍勒斯·沃波爾評論道，“燒掉你們的希腊和羅馬書籍——有關微不足道的人們的歷史記載吧。”
這句頗有遠見的評語有力地說明了這一和平解決辦法的長遠的、世界性的涵義。
就歐洲而論，條約允許普魯士仍占有西里西亞、成為奧地利爭奪德意志領導權的對手。
然而，對世界歷史來說，具有遠為重要的意義的是巴黎和約的海外影響。
根据和約條款，法國遭到了甚至比荷蘭在17世紀、西班牙在16世紀所蒙受的更為恥辱、更為徹底的失敗。
西班牙和荷蘭雖然威信掃地，但各自仍保有大量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在美洲和菲律賓群島，荷蘭殖民地在東印度群島，而法國，不僅威信喪盡，還被剝奪了其几乎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誠然，法國在19世紀逐步建立起一個僅次于英殖民帝國的新的殖民帝國。
但是，對世界歷史而言，重要的事實是法國在18世紀丟失了北美洲和印度。
這意味著格蘭德河以北的美洲以后將發展成為操英語的世界的一部分．俾斯麥后來評論說，美國和英國操同种語言這一事實，是近代外交中最重要的一個成分。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事態發展已支持了這個觀點。
法國被逐出印度也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事件，因為它意味著英國人將在那里代替莫臥儿人。
英國人一旦在德里安頓下來，就完全走上通往世界帝國和世界首位的道路。
正是由于范圍廣闊、人口稠密的次大陸所提供的這塊無与倫比的根据地，英國人能在19世紀擴張到南亞其余地區，然后遠遠地擴張到東亞。
英國歷史學家J．R．格林對1763年的和平解決所引起的這些發展的世界性涵義作了很好的概述：
七年戰爭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到現時為止，歐洲國家的相對重要性已從它們在歐洲范圍內的屬地獲得。
但是，從戰爭結束起，英國較其周圍國家重要還是不重要，已無關緊要。
英國不再僅僅是一個歐洲強國，不再僅僅是德國、俄國或法國的對手。
正如英國自己的海上帝國聲稱它是北美洲的霸主和印度未來的霸主那樣，英國突然遠遠胜過那些由于其位置僅在一塊大陸內、注定要在以后的世界歷史中處于較低微的地位的國家。